社会价值观的破和立
黄纪苏
1840年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其后一百年内忧外患，这就好像身上挨了一刀，血流不止。社会的肌体随即出现应激反应，仁人毁家纾难，烈士奋身赴死，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深受尊崇，广为流传。这套社会价值在中华民族的解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很难设想一帮身陷绝境的半亡国奴，可以像经济学家为我们指定的“理性人”那样冷静地盘算利益，计较得失。世俗化的萨达姆政权隔三差五向将士们发放红包，怀揣美元的将士见了美军都跑得无影无踪——如今“沙漠的雄鹰”老萨虎皮鹦鹉似地呆在鸟笼一样的地方喋喋不休。而阿克萨烈士旅的人弹源源不绝，炸得以色列吊车推土机日夜轰鸣，不知是在为自己打隔断，还是在替巴勒斯坦国修长城。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在国贫民瘠、虎狼环伺的内外环境下快速发展经济，这套社会价值非但不能休息还得加班加点，把“大河没水小河干”的道理唱得家喻户晓。后来，随着文革把中国革命推向高峰又推下深谷，这套价值观被狠狠挥霍了一次之后元气大伤，从此无精打采。于是个人利己的价值观吊儿郎当过来，吹着口哨等接班。记得到了文革后期，不少革命歌曲都被少男少女重新填了词。例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头两句“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被改成“大海航行全靠我，雷锋开车我坐车”。大英雄毛泽东靠边站了不算，小英雄雷锋成了的哥，拉着“小我”们重新上路。
社会价值转型的轨迹，首先是林彪事件。集体主义、利他精神还有其对立面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也属于集体行为，大家互相盯着比着：你利他，那我也利他；他都不利他了，咱还不赶紧利己！这情形有点像股市，大家忽而争先恐后地买，忽而你追我赶着抛。林彪事件后，中央下发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云云，所造成的普遍读后感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核心集体已经抛出理想主义了，这可是人家二把手的亲儿子透露的，咱小老百姓就别攥着那玩意儿不撒手了！那种幻灭，其力度和速度不亚于滑坡或雪崩。接下来是恢复高考，它明明白白告诉大家：社会竞争场上比赛的标准从今往后是“才”是“智”了，以往危难时期所格外倚重的“德”从此退居二线了。其影响是弥漫的，绝不限于莘莘学子。记得后来有个亲戚，说起年轻时投笔从戎，没去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报到而是去了延安，颇有悔色。还有一位朴实忠厚的知识女性，因为毛时代时兴谦让她谦让成了，到后来评定职称没人说她舍己为人,都说她级别这么低可见能力特别差，她抚今思昔怪凄然的。我们最近排了出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讲述近三十年世道人心的变迁，其中有位右派平反后这样感叹：
如今没人说我当右派不好，儿女们都嫌我右派当得太小――折腾一辈子才折腾了个公费医疗。
接下来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兴起，“才能”的重心开始由能读书善考试向会赚钱敢折腾转移，当时有“T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说法。工具理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往好里说，“才”的标准更多元、社会更平等了；往坏里说，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成为人生指南，社会将更会一元更不平等。《大路上》有这样的台词：
管它正义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
管它红砂掌黑砂掌――只练那致命的
管它奶妈奶粉――只喝那营养价值高的
管它名医名妓――只当那红得不得了的
说你“老实”可不是夸你
说你“邪性”可不是骂你
说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举你
说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数落你
说你“人挺可靠”是说发家致富靠不上你
说你“混蛋一个”是说将来混得好的可能还就是你
这次社会价值的变迁让经济精英如坐春风：
钱跟灯丝似的，咱跟灯泡似的，少女少妇跟扑楞蛾子弃暗投明似的！
同时导致了知识精英的失落不满，他们当时嘴里老嚼个词儿叫作“失范”。
想当年写俩繁体字她就晕，来段朦胧诗她就跟。到如今一说春秋公羊她就翻，一提五德终始她就窜，文化大讨论的报导她看也不看，还让我注意点社会观瞻，“别老吐沫星子乱溅”！社会结构可以混沌，咱家里头必须“反熵”――为人妻子不能“失范”。说来我也一肚子中国经典、几书柜西方文化，怎么就敌不过胡同口三长两短汽车喇叭！瞧她掏出小镜子那个照啊，扔下亲儿子那个跑啊，不就一乡镇企业老冒嘛！改革刚斯斯文文走到魁星阁，怎么一扭身，抄起别人老婆吭吭吃吃又进了高粱地？
追原祸始，八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阶层的普遍不满。而八九的一个重要结果，则是官僚阶层的普遍恐慌。记得有个做处长的朋友苏东解体之际对我说，“想想怪别扭的，你说职务到那儿了被人民群众拉出去枪毙也认了，咱这九品芝麻官顶多也就是被单位同事吐口吐沫扇俩耳光，还不够臊的呢！”这恐慌，有的朋友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仰，怕不大准确。其实早在举国呼吸吐纳闹气功热的时候，那信仰就烟消云散了。与其说官僚阶层对主义失去信仰，不如说他们对政权失去信心，不知那儿的工资还能领到哪年哪月，就别提退休费了。凄惶的眼神旋即化作忙乱的脚步，那等不及的，套了救生圈即外国护照就从左舷往水里跳；沉着点的，弃船之前拆走了不少值钱的器材。这种沉船心态、弃船运动持续了很久，直到近几年外国人都要偷渡中国,船的左舷才稍稍清静一点。不过右舷却一直消停不下来：局长主任们喊着改制的号子把货物从那儿放入黑压压的民营化登陆艇。那些个头不显但吞吐能力超强的载体穿过半明半暗的天色，兴冲冲驶往各家各户的码头。
这样草草看下来就会明白, 常言所谓“旧的不在，新的没有”并非以往三十年社会价值观的实况。个人的、利己的、竞争的社会价值早已接过喇叭指挥我们走了很长的路。这套价值观的问题，是造成了普遍的“没有”：没有信义，没有尺度，没有德性，没心没肺。原来的那套价值观不能说没有这些“没有”，但要少得多。
那么如何看待并解决这个问题呢？还要回顾一百六十年的大历史，这段历史有一脉相承之处，那就是中国走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跑道，至今也没跑到尽头。跑道意味着优胜劣汰，优胜劣汰意味着泰森牌价值观还得要。泰森牌价值观在传统儒家、法家以及自由主义那里都有一些，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的含量最高。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依然是霍布斯、达尔文他们说了算。这个事实，如果对美国只是动情还没到痴情，应该不难明白。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应不应该弘扬社会达尔文的原则——其实，根本不用三部四委下文件总动员，只要一甩手放任自流，社会三步并作两步就变成野生动物园。按照一类观点，对外竞争是对内竞争的自然延伸：对内不能断其喉，对外如何能食其肉？这个理，我想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深信不疑。结果明白着，群体性突发事件一年多似一年，一个中国差不多变了两个。受到严重伤害的内部关系，不可能不影响到对外竞争力。因此，历史的轮盘似乎已转到补偏救弊的阶段。这个阶段应该更多地强调互利利他的精神，提倡怜贫济困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过，也要特别留心不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要能在动态中把握竞争与合作，利己与利他间的平衡。一个内部长期缺乏竞争缺乏张力的社会，的确无法适应外部丛林的严酷环境。不少昼夜唱歌跳舞的原著文化就是这样把生存的机会跳没了。
社会价值观事关灵魂心性，风气的转变属于文化上的慢工细活儿，手术刀对它都嫌粗鲁，别说大砍刀了。依靠国家权力强行禁什么纠什么树什么的办法，在秦始皇时代都不算好办法。建构适应和谐社会的价值观，会是是一个既能动又自然的过程。无论学者还是政府，都要留心有为与无为之间那漂移不定的边界。
原载《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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