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星火》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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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周六沙龙公告
主题：从《那儿》到《星火》看文艺作品的社会意义
嘉宾：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星火》总编剧）、刘毅然（《星火》导演）、邹小提（《星火》制片人）、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副主编、《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编剧）、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柴卫东（《星火》热心观众）、董昕（《星火》热心观众）
时间：2007年2月10日星期六下午2：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书社（网址：http://www.wyzxsx.com）
协办：左岸文化网（地址：http://www.eduww.com）
内容简介：
2004年春天发表在《当代》上的小说《那儿》在夏天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大讨论的热潮中成为被社会公众关注的文学作品，这在1990年代以来文学被边缘化的背景下有着深刻的意义。2007年新年伊始，电视剧《星火》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创下了很好的收视率，超出同期播出的大片《大明王朝》等，而观众主要是农民和农民工群体。这两部文艺作品所展示的魅力让我们深刻思考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文艺工的社会责任。欢迎关心这个话题的朋友参加本次沙龙活动，一起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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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从左至右：邹小提（《星火》制片人）、刘毅然（《星火》导演）、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星火》总编剧）
主持人：电视剧《星火》是根据1930年代左翼作家叶紫作品改编的，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出人意料地以12.65％的收视率，创下了近10年来收视高峰，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对《星火》的讨论，也由街谈巷议扩展到网络媒体乃至思想界和知识界。今天我们和左岸，很高兴请到了《星火》的总导演刘毅然先生、总编剧韩毓海老师和制片人邹小提女士，我们先请他们谈一下创作体会。
刘毅然：《星火》是我们第七部作品，过去拍过茅盾先生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以后拍了郁达夫先生《春风沉醉的晚上》、徐吁的《江湖行》、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接下来是林语堂的《风声鹤唳》，《风声鹤唳》看的人比较多，当时收视率比较高，《星火》是第七部作品，开始我跟毓海我们准备改的是《二月》，后来我们刚刚要改人家已经拍了，我们就改成《星火》，毓海在北大是讲现当代文学，他建议改编叶紫先生的《星》、《火》、《丰收》，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写了农民运动，写了当年农民受的那种痛苦。中央台审完以后定在一套播出，中间等了大概一年，中间有几次中央台说八套播，我们觉得还是在一套播。拍这个片子在江西，江西的农民尤其是老区农民特别支持我们，一听说拍当年农会运动的片子，很多老乡都自发地来，然后里面有很多戏，比有斗梁冠华演的地主，那些老乡拿菜叶子往他脸上，都是发自内心的，梁冠华脸都打肿了，最后曹立秋为了农民运动牺牲的时候，我们的两个演员往下一跪，几百个群众演员全都跪下了，当时我拍的时候后脊梁一阵发麻，特别震撼，当地百姓对农民运动领袖，对当年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这种感情真让人非常感动。有一个老妈妈八十多岁了，来给我们当群众演员，演狗腿子那个演员一推把她推一个跟头，老大娘摔倒了，头磕在墙上，磕了一个包，我非常紧张，怕老人家出点什么事儿，她说没关系，拍完之后把她送上车，她拉着我的手说孩子这个片子我能看到吗？我说我好好拍争取让你看到。她说要看到的话只有在一套播出，因为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还没有有线，收不到八套，当时我们答应了老妈妈，我都不知道她还健不健在，看没看到这个片子，对她有这个承诺，我就在想一定要坚持在一套播，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参考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每个人在这里都有代表，很丰富。我们非常认真地看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过去看老三篇比较多，这篇著作看得比较少。看了以后发现毛主席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家，他在著作里有很多细节，比如说把表现好的放在政策里，表现不好放在另册里，还有毛主席说放手放脚，女人要把小脚布解开很生动，我们把一些情节放在戏里头，使它很有意思。我没想到播出之后会引起很强的反响，当时我还在担心，我那天跟制片人开玩笑，我们就像红军长征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面是《大明王朝》，六七千万造价，陈宝国领衔的，还有八套在播陈道明的《卧薪尝胆》，他们也是造价几千万，而且宣传攻势极其强大，我们从来没有宣传过，临播出之前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很小的新闻发布会，告诉各报纸有这么一个片子播，所以当时演员说，怎么跟这两个大片撞在一块，我说没关系，该好看老百姓会看，不好看再吹也不好看。
结果第一周，给我们报来收视率9%，在中央电视台所有电视剧播出首周收视率第一，远远超过《乔家大院》、《亮剑》、《京华烟云》，到我们这个片子播出结束的时候，收视率高达百分之十二点几，占全国电视剧剧场份额是百分之二十八点几。再一个就是收到很多江西农民，湖南农村亲戚朋友的电话，他们都在看，农村很多朋友都在看，这样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是给农民兄弟拍的。同时这部片子又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强的反响，这我没有想到，在人民网和新华网，甚至于像百度、新浪这样通俗的网站上都有很多论争，尤其是人民网，人民网有几百篇文章之多，有很多文章上万字、几千字，写得非常深刻，有一篇文章我晚上12：50打开网站看，讲的是“《星火》中的一段台词叫我痛彻心肺”，写得非常好，他写男主人公说我们要建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穷人不会再因为饥饿去乞讨，女人不会因为金钱去卖身，孩子不会因为贫穷而辍学，很朴实的话，这个说看完以后他就泪流满面。我早上九点一刻我又打开了，一共有1300多个点击，那真是让我想不到，这么多人下半夜看这篇文章。
再有就是新华网有一个讨论，叫做《星火》论坛，题目是“中国共产党不能重蹈国民党的覆辙”，这是毛主席著名的一句话。他就想不能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今天虽然依靠精英、依靠知识分子、依靠高科技，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农民，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农民不富裕起来，农民没有真正的觉醒，农民没有参加到现代化建设里，我们依然是一个穷国，这个片子本来是一个文学系列电视剧的延续，引起这么多反响，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没有大腕演员，制作也不大，这可以说明点问题吧，我这两天也一直在想为什么。当然这个片子还有很多问题，看看朋友们有什么批评意见，我接受以后慢慢改进，谢谢大家！
韩毓海：毅然刚才讲了电视剧的制作过程，电视剧是一个集体的工作，毅然也说过还不够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批评。离开电视剧我说两个问题，可能诸位刚才一直看我在翻这个书，这叫《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这个书我看了以后还是很有触动。因为《星火》这个戏从某种意义上也牵扯到重上井冈山的过程，毛主席为什么在1965年走很长时间，经过蚌埠、合肥、南宁、广州到井冈上去？在中央文献的《毛泽东传》当中，毛泽东说，为了新中国死了多少人，谁想过这个问题，我是经常想这个问题的。有一句是很有意思，我现在还活着呢，怎么有人就这样，我不能让他们这样。因为我没有私心，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受苦受难，所以要依靠群众，这就大概是“前奏”。我们今天再回头看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到1964年左右这段时间，他看到1927年所遭受的挫折和1942年以后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他在1965年又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帝国主义，再一个就是国内依靠谁。我觉得毛主席思考第一是帝国主义不可靠，第二从陈独秀到洛甫，我们党“五朝总书记”好的不多，他们共同缺点是一到关键时刻就依靠帝国主义，依靠靠国内精英，毛泽东认为每一次都吃了大亏占了小便宜，最后都把中国革命引向了失败。1965年毛主席想的这两个问题今天有没有意义，为什么要重上井冈山，1949年胜利的经验就是不能听他们，这也是《星火》启示我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正视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那些问题，我们今天不能说没有问题，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哪里，这太大了，我们小人物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来考虑去中国是大家的，社会主义、中国革命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社会主义不能搞得清一色。就是“中央文革”几个人，你比我革命，我比你更革命，这样下去回家老婆孩子不能活了，所以很多人说《星火》是奇怪的组合，《星火》创作队伍当中真正主持人就是邹小提，她默默无闻地做了全面组织工作。《星火》里面有一些好人，有一些坏人，创作的队伍当中有一些跟着瞎混，说句不好听的话，反革命成功要拉一部分革命者，革命要成功要拉反革命就是这样的，否则搞得清一色，什么事也搞不成，文革是教训，搞得清一色，你比我革命，我比你更革命，不能光在这儿喊，看到了问题要一点一滴的做，不是几个人坐在咖啡厅里高谈阔论，这革命也失败，反革命也失败，所以《星火》最大成绩我觉得就是。再一个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胸怀宽阔去做具体事情，一步一步去做。我就说两个点是感想，请批评，谢谢！
邹小提：我最想讲的话就是，很感谢大家能在周末到这里来跟我们讨论《星火》，大家很关注让我很感动，我是做幕后工作的人。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制片人，因为我的合作伙伴都思想深刻、敏锐，而且有正义感，有社会责任心。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制片人，因为我们的选题不市场化，好像是受众面比较窄，制片人是经营者的角色，有商业运作考虑在里边。但是我们这个集体很一致，观点都很一致，我们也是在坚持这样，说是一种事业心也好，说是一种理想也高，我们一直在做。《星火》是我们文学名著系列的一个延续，我跟导演和编剧的感想一样，我们希望它有意义，但是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从这点上我感觉很欣慰。导演讲我没有给他一个大制作，我实在是不敢，因为这样一个题材现在这样一个中等制作，我觉得我已经承担了非常大的风险和压力。这样一个题材实际上非常不适合做，我们只能打中央电视台，全国实际上90%几的电视剧进不了中央电视台，要进到一套更是少之又少，在一套能够播出，要有耐心，因为这个耐心要顶住资金的压力，中央台曾经有过退片，有过协议，甚至是签了协议，他觉得压的片子太久了，不适合今年播也退片了，如果这个退片情况面临到《星火》，我可能就去跳楼了，就有这么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不是压得最长的，希望在中央台播就要承受这些。所以我们承受这些的时候很难受。到最后的时候，中央台希望干脆八套播，因为八套认为我们的戏情节性很强，可是没有强大阵容，也许八套播对他们来讲他们更有信心。我们要等，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每天在家里想播还是不播，然后导演就说，导演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包括毓海，他们就讲我们做了一个好东西，我们因为坚信跟我们有共同愿望的人，应该坚信关注会喜欢，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坚信，让我们等到比较好的结果。我就讲这么多，宝贵时间给大家来讨论，然后给我们提一些意见我们在不断地改进。
主持人：我们先请热心观众柴卫东讲一下。
柴卫东：我是搞理工科的，在这块谈这个问题也是班门弄斧，我大概从几方面讲《星火》带给我的思索。第一，为什么说《星火》引来这么多的关注？我觉得第一点从根本上讲它回答了中国革命道义合法性的问题，应该说是触动了大家内心深处关注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要和谐，是应该杨白劳退一步大家和谐，还是说黄世仁你退一步大家和谐，还是说经过斗争才能和谐？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星火》给出了真正共产党人应该考虑的回答。我认为这是工人和农民工观众，他能够坚持坐在电视剧前头看《星火》的根本原因。
第二点，我注意到《星火》里面关于教育的情节，就是曹立秋回来以后办文化班，识字班，给农民普及文化，要不要教农民老百姓，劳动人民学文化我想这是一个根本的事情，曹立秋办学校这个事情确实是第一代共产党人觉悟的事情，这是真实的背景。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大人物，大专家，牢牢垄断住法律的解释，排斥“你看不懂”，看不懂来讨论什么，只有从这个角度才可以解释失学现象根本根源，也是从这个高度才可以理解毛泽东把教育和教育革命放到那么高的一个位置。
第三点，关于对决策的思考，我特别欣赏的是余启蒙这个演员，从读了书以后意气风发一个女学生，到最后被农民苦难所震撼，最后一直到都身于农民运动，背叛她自己所出身的阶级，这个角色非常感人。我再说一下陈灯笼，这个角色真值得重视，他出身于一个败落小康之家，他很有意思，吃喝嫖赌抽他都占全了，当然因为有了这种追求，高瓜子就可以去操纵他，这个角色不光是没有文化的陈灯笼会这样，即使到我们今天恐怕有相当文化的一批人也是这样，咱们有相当一批知识精英不是美国人，不也梦想着做一个美国人？
最后一点，小时候我们学的英语课文里面有一篇很有意思的课文，说的是在一个小岛上实行最完美的民主，一有什么事儿全岛居民大家集中起来，甲方意见大家怎么办？吹喇叭，乙方意见也吹喇嘛，最后哪边声音大哪边对。后来典型场景：一边人很多，但是喇叭声非常小，另一边人很少，但是喇叭非常声非常大。后来一问这个喇叭是黄金做的，花钱买的，所以人多的这边有人但是没钱买不到喇叭，按照这个民主的程序，很完美，大家程序上非常完美，谁声音大听谁的，结果就造成所谓沉默的大多数，英语里面的词Voiceless，叫没有声音，汉语里面叫弱势群体。为什么说《星火》有将近13%的收视率，就是因为《星火》给了那些Voiceless发不出声音的人，让他们听到了想听到的声音。 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批评文艺战线没有执行无产阶级的路线，这曾经被一些人说是老人家的晚年错误，成为高等华人抨击的笑柄，那么对照今天我们屏幕，我们银幕我们报刊杂志上，我们有没有无产阶级的声音，还好《星火》的存在回答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欢迎《星火》横空出世，只有把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当做艺术和学术根本问题，中国艺术和学术才有出路，才会有出息，再一次感谢《星火》，谢谢大家！
主持人：柴先生讲得很精彩，看得很细，想得很深远，我们接下来请黄纪苏先生给我们讲讲。
黄纪苏：我的小孩已经上大学二年级，他跟我说一个挺有趣的事儿，他说今年高三历史题有那么一道题，就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时候，毛泽东跟什么人进行了斗争，然后挽救了红军，最后抵达陕北。在底下有一个选择，第一个是张国焘，第二个是张国立，第三个是张国荣（众笑）。
我就觉得这件事说明，对于中国革命我们今天这种无知这种茫然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上一次在《星火》播之前，在网上朋友发来一些读物，其中有南方广州的袁伟时先生，他在《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就叫“我的秘密书架”，写他自己的读书经历，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袁伟时先生今年大概有七十多岁，他成长的年龄大概在中国革命成功1949年的前后，他那时候读的书都是中国近代史，还有什么帝国主义这一类的东西。他说第一拨书看的都是这样的，然后跟着共产党一个心眼不带一点怀疑干革命。他第二拨书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像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什么“开放社会的敌人”，我们看到这么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中国革命成功了，然后我们对这些知识分子开始跟着一块起哄，比如到了七十度可以到八十度甚至到九十度，然后给你变本加厉，到文革失败以后就迅速滑向另外的极端。他自己对这件事情还有一个说法，他的精神导师教导他，应该“凡事要疑而后信”，所以我就想到，袁伟时这个人以及他所代表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恰恰做到的不是“疑而后信”，而是“信而后疑”，他一上来就相信了，他看农民革命特别好，帝国主义侵略特别坏，这是百分之百的，我们知识分子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今天，我觉得最好是半信半疑，最好是将信将疑，这个东西红得发紫的时候，不要跟着起哄。当时在革命走向高潮的时候，应该对他的一些失误，对他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对他可能产生的一些弊端甚至罪恶，你要警醒。
上次聊天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说这很像什么？这很像谈恋爱的，谈恋爱就是一惊一诈的，今天一看这男的觉得特好，他简直有一个金子一般的心，明天一发现人家有问题就是坏蛋就是骗子。先是大冷，然后大热，然后大暑，大寒，我觉得作为普通人谈恋爱这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得到同情，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你也这样，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你还不够格，你就缺了一根筋，缺了真正的独立性，鲁迅先生说一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是有独立思想的。所以我就想我们对中国革命应该有这么一个态度，应该有独立思考的态度。当年对中国革命我们应该有一分为二的态度，今天我们对改革开放，我们要跟英美主流接轨，我们应该也同样持一种反思的态度。我就觉得在今天能够出这么一部作品，我觉得它在这方面反映出了我们知识界、文艺界的一种反思声音。
我有一个朋友他跟王朔好像是朋友，他说王朔在私下里为人不错，一个挺正派的人，怎么大家看了他的东西，都跟着学坏啊。我想王朔他也是大时代的一个产物，他也是整个中国革命失败，随着文革走向高峰，随着文革中国革命被“文革”拖下深谷，这是一次。1990年苏东解体也是一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己怎么合适怎么占便宜，怎么把别人PK了，现在都是这样一套东西。这些东西深入人心，我小孩两三岁的时候读的读物，他就问我山中之王厉害还是森林之王厉害还是百兽之王厉害，他说的都是厉害没有是非。上至七十岁下至十几岁的孩子，这些人的世界观空前一致，别吃亏，要占便宜。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竞争场，不是你把人家打倒，就是人家把你打倒。我们今天谈《星火》，第一天我跟同事在单位里面看，他说这跟五六十年代革命题材有点差不多。但是我越往后看，我真有点放不下。每天琢磨这事，等我回家再把盘接着往下看。现在打开电视难得碰到一个正派人，在大街上都是红男绿女，难得看到一个神色安静的，眼光澄澈的，穿着衣服都很干干净净的，这是我这次看《星火》一点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作品，我建议大家都能一块看看。
最后我再稍微提一点意见。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看历史，我们毕竟经过三十年，这三十年对后三十年有反思，反思有走得太过，但是也有合理的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记得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茅盾对于当年大革命他们都有一些反思，当然他们也是把文革作为一个参照系，他们的结论也有可疑之处，但是我想作为过来人，作为很真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考是值得今天的人作为参考，当时大革命的确有搞得很过火的东西。整个中国革命完成了最基本整合社会，然后发展社会的任务，但是也是一路犯错误过来的。所以我们改革开放对这些东西进行反思，一些人又跳到另外的极端，但是即便是这样，这种反思也有理论性。虽说我们把叶紫这个改编了，但是我们三十几年回首来看，跟六十年代反映这种革命题材应该是有所区别的。但我的感觉这种新的东西还没有太加进来，还应该有更多反思的内容。另外对文艺我是门外汉，我坦率来说有些人物显得比较单薄，比较简单，比如说像曹立秋，我觉得演得特别单薄，高瓜子是坏分子，他比较漫画式的，我觉得冠华演得非常好，层次非常多。邹女士刚才也提到，不断地要做现代文学名著改编的，我非常希望他们以后在工作中能够把历史往前走一步，要把三十年对历史审视合理的东西吸收进来。
杨帆：我刚回来，我没看这个电视剧，看了一个尾巴，看了最后几分钟是一个革命烈士的事。文艺界我是一直支持韩毓海的片子。最近我跟我的学生又生气了，我的学生应该是好学生，但不知道基本的中国革命史，共产党几个总书记背不下来，不知道聂荣臻是谁，我说林彪是谁知道不知道，他说好像有这个人。这样的学生我能让你毕业吗？很多历史情况我们都可以重新评价。但是首先得知道历史，要熟悉历史，知道之后自然就会有结论，所以文艺方面就很重要。这三十年对我们倒无所谓，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对于后三十年代这些人实在是影响太坏，我就不知道现在这年轻人他琢磨什么，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他们还挺忙。我想起小时候毛主席看我们也是这样，毛主席看我跟我看我儿子孙子差不多，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能够到第三代，我们属于第三代，到第四代就快不行了。
韩毓海：毛主席说你们这一代不行，下一代起来就行。
杨帆：整体来说我们这一代不行，因为我们都是非主流，主流确实不行。你是不是也是非主流？恐怕你们也不是主流。所以毛主席说我们不行我们就行了。因为他让我们下去，毛主席看出来一个问题，这些精英脱离群众，你上大学当然不应该停学，但是学社会科学要当工人，当农民当解放军，社会科学就是学社会，这个意思是好的，但是事儿搞得太过分了，所以造成一个反弹，有些人说全都是毁掉，其实我没觉得被毁。怎么被毁了？我看是现在这代人被毁了。我们这些人虽然数学外语都没学好，当不了主流，但熟悉和了解中国大多数人，这确实是中国革命和毛主席培养出来的，这一点东西确实和后来这些大不一样，究竟谁的培养更深刻更好，这是需要反思的东西。
主持人：我们请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老师讲一讲。
邵燕君：我是搞当代文学的，也搞文化研究，一般来讲热门电视剧对我来讲是一个观赏的对象，应该也是一个研究对象。刚才谈到收视率这么高，我想一个关于历史的影片收视率高绝对是有当下的原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什么有这段历史，表达了当下人们什么样的境遇和思想，这是收视率最基本的要素。
刚才说这个电视剧在中央一套来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联想到是2003年的时候，中央一套放的电视剧叫《走向共和》，那是一个事件，中央台也是前所未有，那是59集长篇电视剧，投资巨大，当时要打造央视宣传航空母舰，要在一套播完八套重播，接下来是其他电视台重播，我算了算大概要在两三个月时间全面覆盖，非常有趣的是《走向共和》这个片子就是革命最初发生的历史。首先这个电视剧卖点是一种完全颠覆以往教科书的历史观，我们以往首先最反对的是清政府，然后比较好的是唯新派就是洋务派，更先进的是戊戌变法，接着是孙中山革命，接着是共产党革命，我们教科书是这样系列，那个电视剧完全颠覆这样，维新比革命要好，洋务比唯新要好，最后保守和洋务派是最稳健，最对中国历史负责，而且有能力负责的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重述革命的观念基础，就是我们当下这些年来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求稳，安定一切，用这种意识形态重述历史，其实是完全重新解释革命发生，完全否定革命发生合理性这样一部大型电视剧，能在中央一套黄金时间，而且以这样方式播出，其实在反映一种讯号，最后禁播也是反映各种矛盾，这非常有趣。
刚才几位老师谈到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历史，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如此巨大传播力的话，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第一个刻入心中的孙中山就是这个形象，这个形象下一次很难让人对革命对孙中山有好感，而那个李鸿章和袁世凯形象那也是难以磨灭，文艺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这个电视剧做得很漂亮，而且艺术全都达到，怎么过得关，其实说明当时政策宽容度在哪里，其实它反的是表面上的教科书，顺应的是这个社会真主流，是政府和广大社会上下一致真正认同的那个价值观，所以它才能出，收视率也是非常好，流传很广。后来为什么停播，我觉得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网民出现了，网民在网上拼命地说话。其实编导在打擦边球，审查这些人也在玩擦边球，这个剧在大家心照不宣游戏规则中出台的，网民最终把这个游戏观念捅破，《走向共和》是这些年来我们学术界、民间各方面都有的历史观，背后保守主义倾向非常明显，这样的体现在文学里也有。比如说莫言的《生死疲劳》，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还包括余华的《兄弟》。
在这个意义上，《星火》是另外一种文学观念，借助大众传媒在这里出现，这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这样一种观念在文学上，在艺术上有一种生动的表达。
主持人：最后我们请董昕老师讲一下。
董昕：大家好！我看了中央台播出《星火》这个电视剧当时我特别激动，我第一件事我赶紧给范老师打电话，我说这个电视剧播得特别好，我看了以后特别激动，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现在电视剧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戏说乾隆，皇上都是好皇上，随着工农地位的下降，这种歌颂工农的电视剧很边缘，或者根本看不见。后来我就想，先说公共汽车票价打折，然后又是火车票春节不涨价，然后中央一套播出打土豪分田地电视剧，这几件事儿连起来看，我很激动。这么多天我跟朋友还有几个老师打听，他说这个电视剧没有改天换地的那种能量，但是能有一部出气的电视剧，我代表我的工友，代表工人和农民受压迫的农民，我给这几位老师鞠个躬，向他们表示感谢。
顺便我再说说，这么多年我在维权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是通州天运出租汽车公司职工大会主席团主席，我这个主席不是冒牌，不是说上面指派或者暗箱操作，是我们自发租了礼堂，印的会标，通过无记名投票按照程序选举出来的，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经验，票箱是找一个包方便面的纸盒子，写上票箱两字，大伙郑重地投票，我以最高票当选职工大会主席团主席。我们想干什么，是因为我们出租公司都是自己出钱买的车，实际上执照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按照我们国务院颁布的集体企业条例规定，集体企业条例属劳动群众所有，你投资不光是车，包括公司都是我们大伙的。这个时候开始有什么收车，公司要转卖，老板把公司给卖了，那时候我读了条例，觉得没有职工大会那就是贪污，那送法律制裁。在这个背景下，我组织召开职工大会，形成职工大会决议，我觉得票箱子的票还不牢靠，职工大会决议找了一个A3的纸，大伙签名，这就牢靠了。所以我们公司到现在没有改制成，要不然变成老板股了，但是就因为我们这一届职工大会，引起了很大的政治上的风波，我们区工会当时觉得不得了，这几个人组织职工大会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现在又有好多法规，没有必须在共产党组织下职工大会才合法，他们突然发现法律出现空缺，让我们钻了空子，你说不合法我有全体职工的选票，还有职工大会的决议，《工人日报》特别坚定支持我们，在2000年2月29号一篇专访，然后3月1号到10号出现了五期专家学者大讨论，就为这届职工大会到底合法不合法，工人自己当家作主对不对，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发表署名文章，支持我们这届职工大会。当时正在全国两会期间，3月1号到10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手一份工人日报，当时这个政治风波是不小，然后有政协委员提议修改工会法，就是有我们这件事儿作为起因。当时那种轰轰烈烈，和《星火》电视剧农民运动很相似。
那时候我们局领导年终开会，职工把我拥到台上，你跟他们说我们要自治，我把职工大会决议宣布一遍，当时局长必须答应我们自治，把你们管理人员撤走，我们要自己当家作主。当时局长在台上僵上了，那时候司机把礼堂大门堵上了，就是把管理人员撤走，我们自治自己选经理，局长也耍了滑头，他说行行行全都答应，但是在这儿乱哄哄不成，你们派代表，然后咱们协商具体怎么办，大家让局长先走，咱们有时间再聊，再操作这事儿，当时台下有司机，说你要当宋江你要招安不行，闹得特别乱。我当时想，不行咱们刻一个职工大会公章，然后把财务封了，把人赶走，我们现在自治了。可是将来验车，验公司的执照，然后有好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僵在这儿最后执照废了，返过来这些司机都埋怨你，把公司都给弄黄了。可是局长一走就是放虎归山，接着把十几个局长副局长，分批地五个人一找，要退出董昕召开的职工大会，然后你们去开车，要不然走人，一拨一拨，当时司机给我打电话，我赶紧到会场，她们根本不让我进。当时有几个党员非常坚定支持我，当然里面也有很激烈的争吵，后来被老板开了。那时候我心情特别难受，我在会场外面不让我进，我觉得一批工人社员都倒下，最后让区工会的行政领导把我们一批批司机全都解雇，我在公司待了十年，在法规上说工作十年如果企业继续录用，应该签不定期合同，我把签合同做了录音，我又有十年工作的发票，我钻了一个空子，不得不跟我签无定期合同，所以现在拿我没办法，但是不给我车。我到公司就是宣传工会，组织职工开职工大会，现在让我待岗，不让我上公司去，给我一个最低工资回家养老就完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星火》给我感觉是我梦寐以求，我就想工农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公司是我们出的钱，还不是说地主原来有的土地，本来是我们出的钱，怎么我们出的土地还要交他租子，最后都变成他的，我觉得他比《星火》里面老财主还恶劣，我们能不盼着清算那一天嘛，我们能不盼着变天那天嘛，我今天借着这个话题向几位老师表示感谢，也叨唠我的事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各位老师和朋友都对《星火》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部片子不仅是电视剧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了很多思想、文化界的重要话题，比如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如何认识中国农民，如何认识“左翼文学”等等，我们希望这次座谈只是深入研讨的一个开端，也希望能有更多类似《星火》这样的优秀作品出现，谢谢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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