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不能全靠外资
杨帆
中国引进外资的前提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引进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其初衷是弥补国内资本与外汇不足，提高经济增长并扩大就业和出口。外资在进入中国的几十年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中国国内外基本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外资流入的方向也必须有相应调整。
我国经济自1993年以后出现了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大于进口的局面，银行存款远远大于贷款，国家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早已是一个资本净外流的国家，完全不存在发展经济学所言的“双缺口”：单纯地从资本和外汇总量上看，中国不再需要外资。相反，外资的大量进入反而造成了国际收支多年双顺差，扩大了中国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加速引进外国设备，使国内出口部门的生产率大大提高，结果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投机资本涌入，成为威胁中国经济稳定的一股祸水。同时，随着我国人口走向老龄化，劳动力由过剩变为不足，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也将向以社会公平为基础的启动内需战略转换。
这些因素都决定，引进外资必须由外国直接投资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将被产业政策所代替，基本方针是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首要标准是引进技术。许多部门和地方仍存在盲目引资冲动，甚至把引进外资指标分配到每一个领导人作为政绩，为纠正引资行为扭曲造成外资的同构化和低度化，有必要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全面总结。
可以说，对于中国来讲，继续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已经不是资本与外汇的双缺口，而是技术与管理的双缺口。然而，目前，外资仍然主要投向技术密集程度不高的一般加工业，其中60％分布在产品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突出的消费品工业。一方面，外资集中的密集型加工装配企业，大量引进生产装配线，而以工艺流程、图纸、专利、专用技术为形式的软件却很少。尽管目前中国汽车的国产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其中附加值高的部件，我们始终不能掌握其关键技术。另一方面，在很多行业，外资企业没有激励国内企业创新，反而吞噬了国内企业的市场空间。
引进外资不是获取外部技术的唯一渠道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从外部获取技术的渠道进一步拓宽，其中包括许可经营、参股、建立合资企业、建立技术联盟、技术开发外包或收购目标企业等。跨国公司依赖外部技术资源比重，从20%迅速上升到了80%，改变了仅在本土从事研发活动的特征。“第三方技术供给”大量涌现，很多企业接受委托从事研发和设计工作。同时，技术升级加速，研发费用上升，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比如，信息技术产业三年即有一轮技术更新，而利润仅来自第一年。集成电路三年更新一代，4年投资翻番，新的生产线需要30亿美元。由于高新技术研发投入高昂，跨国公司只有通过全球化才能分摊巨额研发费用。
从这个角度上看，我国具有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有利条件。科技全球化使获取核心技术的途径增多了，除去技术贸易和吸引外资，还可以收购兼并拥有核心技术的海外企业，在海外科技资源密集的地区建立研发中心，与国外企业建立技术开发联盟，委托第三方专业研发和设计机构进行技术开发和产品设计。浙江万向集团在欧美设立并购参股19家公司，收购系列公司的品牌、技术专利、客户资源及全球市场网络，迅速提升技术和形象平台，正在成为拥有自主开发能力、品牌体系和市场控制能力的全球性系统零部件供应商。华立集团收购获得了飞利浦CDMA无线通信的全部知识产权、研发设备工具和研发人员。2000年华晨、奇瑞、吉利、哈飞推出自主品牌轿车，自主研发汽车制造技术，引进人才、引进关键技术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工艺平台、委托国际著名专业设计公司开发车型、全球采购零部件，集成全球资源开发，都是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成功事例。
此外，我国国内市场扩张和大规模制造能力已经形成。有100项制造业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钢材，数字程控交换机、手机、集装箱、彩电、电冰箱、空调、照相机、微波炉、显示器、日用陶瓷、拖拉机、自行车、摩托车、化肥等，广大的国内市场使国内企业可以承担巨额研发费用。
自主创新而不是开放创新
外国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也有阻碍国内技术进步的一面。著名的“阿罗替代效应”揭示：如新技术与现在技术可互相替代，在相同条件下，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厂商，对于该技术的创新动机较小。因为现有技术越先进，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越高。所以他们倾向于“渐进性创新”，新技术对厂商原有大部分资产是一种累加的、互补的关系。而“革命性创新”则可改变生产方式，为许多公司提供成为新一代市场霸主的机会。对于外国跨国公司来说，他们已有市场优势，革命性创新带来的额外收益小。跨国公司比单国厂商更倾向于风险较小、成本节约、性能改变也小的创新项目，单国厂商创新动机更强，期望对原有技术做较大的改良，做新一代革命性的创新。大厂商研发投资大，但比较保守，倾向于安全，改进较小；小厂商则试图做较大改进，期望把产品升级换代，改变市场结构。
以上理论证明，国内企业的创新动机可能比外国跨国公司更强烈，国家整体科学教育发展水平决定了国内厂商的创新效率。我国应在技术成熟的产业内鼓励国内企业联合，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革命性的技术创新，鼓励国内企业出口和向海外投资，以扩大视野和市场。
总体来说，“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在一定层面上取得了成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大国的科技进步问题，让关键技术和标准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里，中国的技术依赖性将越来越大。与国家经济和军事安全有关的技术领域，以及跨国公司掌握的重要产业技术，比如巨型计算机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与军事相关的尖端技术等，这些技术始终对我国进行进口封锁，即使通过合资也未必能够获得。我国大型民航客机制造业的教训值得吸取，盲目与麦道合资，虽然在技术方面完全成功，终因涉及国家战略利益而被美国单方面终止。当美国策划波音兼并麦道，取消了接近成功的MD品牌时，我们就应觉醒，像航空航天、电子芯片、核工业这样的国家战略产业，只能自力更生，无法依靠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2006年初全国科技大会正式提出“自主创新”，而否定“开放创新”，就说明我们已重新认识到，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依赖于外国资本。科技发展的主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国家战略产业和民族企业手里。发展尖端技术，创造国家市场，制定行业标准，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意志决定，只不过有时通过市场机制实行罢了。在发展基础与尖端科技方面，我们需要强化国家民族观念，防止“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误导。▲（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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