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乱：“基本理论”是破烂──“过期作废腐烂变质”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一说“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们马上拉出了一大堆清单：“市场原则”、“让市场自己调整自己”、“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总而言之一切放任自流，政府什么也别管，最好连政府都取消。如此“市场经济”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曰“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主流经济学家”们画出的美丽蓝图，只要建立起如此“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这根本就是弥天大谎。
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之类理论根本就是“过期变质”的破烂，早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在那之前它的确风光无限。今天“精英”们的“穷是因为懒”、“穷是因为没本事”、“穷是因为素质低”、“你就不配活着”之类口头禅早在那个时代就非常流行了──所以今天的“精英”想宣布版权都没资格。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后美国胡佛政府仍然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不应干预市场”，不折不扣照着张维迎的原则办事：“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结果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许多美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开始讨论是不是该走苏联人的路子。于是有了凯恩斯理论的时髦，有了罗斯福的新政，政府建立社会安全福利制度对个人的基本生存权提供保证，等于把自由竞争的“优胜劣汰”跟人的生存权分离开来，淘汰企业不淘汰人命。也就是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再绝对自由，而是有了限制和条件。它实际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加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有了点“社会资本主义”的味道。虽然罗斯福被不少铁杆“纯资本主义拥护者”斥为“社会主义者”，但事实是从那以后西方国家再也没有中断过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也不再有那种“绝对”的、“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绝对的、无限制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竞争就有胜负。成功者生存，失败者呢？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往社会一推了事，自生自灭去。但“生存权高于一切”的规律在哪儿都要起作用。当大批人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时，社会不管，必生动乱。怎么办？当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解决办法是：侵略别人去。“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污泥干着急”。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把内部的矛盾转嫁给它人，一切代价最后都落实到殖民地人民头上：你失业了？失去土地了？生存权没着落了？好办，到殖民地去，抢他们的土地，抢他们的财宝，抢他们的好东西，剥夺他们的生存权，你的生存权不就保住了？一切不就全解决了？于是皆大欢喜──除了那些被灭绝被掠夺丧失了生存权的殖民地人民。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盛行的关键。翻翻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带有两重性：对内讲法制，对外讲侵略；对内讲民主，对外讲专制。只讲其对内法制民主的一面、隐瞒其对外侵略专制的一面就是歪曲历史。《大国崛起》说“荷兰是靠当‘海上马车夫’发的家”，这是典型的“隐恶扬善”、歪曲历史，故意只展示人家对欧洲“自家人”的那一副面孔，隐瞒了人家对殖民地国家的另一副面孔。当年的荷兰对殖民地国家充当的可不是什么“海上马车夫”，而是不折不扣的“屠夫”。想想郑成功是从谁手里收复的台湾。想想当年是谁在印尼对华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想想历史上是谁为了占有“丁香之国”的产权而把全部居民斩尽杀绝。想想是谁第一个从印地安人手里攫取了纽约曼哈顿岛。想想是谁第一个从土著居民手里抢夺了南非。编写《大国崛起》的“精英”们只告诉中国人人家“海上马车夫”的这一面，隐瞒了到处侵略扩张的“屠夫”的那一面。号称“精英”，人品还不如婊子：婊子会拿了钱陪笑，但不会挨了刀还陪笑。而这些“精英”呢？挨了刀还要恬着脸陪着笑去舔“屠夫”的腚，人品比婊子不知贱了几万倍。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存在着尚未被征服的殖民地可供侵略、内部矛盾能够转嫁出去的条件下才能继续运转。一旦世界被瓜分完毕、不能再毫无阻碍地对外转嫁矛盾，这个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就只能强行把矛盾转嫁给同类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只能造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激化。当有“弱肉”可猎时，狼与狼之间可以大体上相安无事。一旦无“弱肉”可猎，狼吃狼就不可避免。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象征着世界上最后一个主要农业国被资本主义国家征服，象征着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一致对外”共同侵略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国家的时代结束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大打出手的时代到来了，狼跟狼共同吃羊的情况少了，狼吃狼的情况多了。人类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大战。但自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标志世界被瓜分完毕后才14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11年就爆发了前所未有的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德国纳粹党的上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自从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开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新体系后，自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再也没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再也没出现1929年那样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从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就“内外有别”了，对内实际搞的是“社会资本主义”，而对外喊的却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欧洲国家自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便个个如同抽了疯，满世界乱窜搞扩张，急星火燎要把内部社会矛盾转嫁出去。转嫁不出去，结果就是内部社会危机、社会动乱。也就是说“不伤人，必自伤”。当世界还没被瓜分完毕、还有地方可侵略扩张时这个体系还能顺利运转；一旦世界瓜分完毕、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对外转嫁矛盾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立刻全面激化，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于是如下主张得到了普遍认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游戏规则要改一改了。如果不能保证自由竞争失败者的生存权，整个社会都要遭殃。所以政府必须干预，税富济贫，建立起码的生存权保障体系，让整个社会得以安宁。这样做不是从单纯的资本赢利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整个社会的生存角度看问题，故名之曰“社会主义”。从此“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去的是新的世界大战和1929年那样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正反两面的事例无不说明了一条：“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害无穷。就是它导致了无数殖民地国家的灭亡，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无数社会动乱。一旦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一切就没有再重演。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编写《大国崛起》的“精英”们号称“历史权威”，但面对五千年的中国史，却总结不出“人民的生存权高于一切”；面对三百多年的殖民史、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那么多的杀戮、那么多的灭绝、那么多的动乱，那么多的苦难，却总结不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破坏性无穷”。他们“总结”出了什么“历史规律”？靠“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鱼肠子的方法”之类雕虫小技，在加上混个“海上马车夫”，便可以“大国崛起”。再就是弄一堆外国风景、名人雕塑、著名建筑的影像之类剪剪贴贴，加上几句解说词，再来点电脑合成图象，向对外国风光感到好奇的人们卖弄“历史花絮”。真正关键的历史规律他们一个也总结不出来。直是要多浅薄有多浅薄，要多低能有多低能。就这还恬着脸自称“精英”，而且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精英”。真令人怀疑他们的脸皮是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刀枪不入，水火兼防，否则何以如此无耻？
至于张维迎之类的“主流经济学家”，其问题就不仅仅是浅薄低能兼无耻了。张维迎英国牛津留学生活了好几年，又是专门研究经济的。他不可能不了解西方资本家国家的真实情况，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早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不可能不知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掺点社会主义因素的混合制度；不可能不知道西方国家政府经济的管制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严格、严密，没有一个国家在“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有多大，连世界大战都造得出来，更不用说在中国一国之内造出社会动乱了；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绝不可能靠对外侵略扩张来转移内部矛盾，一旦在中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矛盾必将全部在内部积累、内部爆发，最终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大动乱。他明明知道这一切，但仍然不遗余力把“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早已在西方国家“过期作废”的毒性极其强烈的“经济理论”强加给中国，仍然拼命鼓吹“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蓄意利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社会动乱”这一铁的规律，在中国制造出社会动乱来。
这顺便解释了“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那么积极消灭中国现存的社会福利制度：惟恐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得不够快不够深不够彻底。所以厉以宁说：“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所以张五常说：“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这个总目标。
这也同时让人理解了“精英”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借口“全球化”、“国际接轨”，千方百计帮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从中国榨取惊人的利润──向中国转嫁外国社会的矛盾，进一步加速中国社会矛盾激化。
简单打个比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象个化工厂，一运转起来就产生大量产品──利润，同时也大量产生有毒垃圾──社会矛盾。一个国家采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如同在自己家里安了座毒工厂，得到了产品的同时也必然得到毒垃圾。如果任凭毒垃圾在家里积累，那就是把自己家变成了毒气室，自己消灭自己。起先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从别处找块地方──殖民地，好把毒垃圾堆到那里去。产品归自己，毒品送别人；利润留给自己，社会矛盾转嫁它人。只要世界上还找得到新的地方把毒垃圾甩出去，这套体系就还能运转自如。但到后来可供堆放毒垃圾的地方都被占满了（殖民地都被占完了，没地方转移内部矛盾了），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再照旧运转就毒着自己了。于是化工厂的主人们就要求别人的化工厂停产，把自己生产的毒垃圾倾倒到人家的地盘去。别人当然不干。大家都想“以邻为壑”，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结果大打出手。打到后来参与打斗的方方面面总算都打明白了：打不是办法，根本的出路是改革工艺，考虑如何避免产生有毒垃圾，而不是如何抢夺垃圾场。这就需要政府干预，不再“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而是对工艺流程实行管制，控制污染排放，即控制社会矛盾的积累激化。世界便这样磕磕碰碰地混到了今天。
而“主流经济学家”们呢？硬逼着中国采取人家已经淘汰的旧工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照老样子制造毒垃圾。他们明明知道这种做法早已被证明是自取灭亡，别人早已认识到，早已淘汰了；明明知道中国连象别人那样对外堆放毒垃圾的场地都没有（无法靠向殖民地转移内部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却仍然告诉中国人说这是唯一取得产品（利润）的办法，而且宣布毒垃圾在家内积累不要紧，不过是“改革代价”。他们一方面把别人不要的有毒工艺硬塞给中国，一方面要消灭中国仅有的一切减缓毒剂的设施（福利制度），同时还想方设法把别人产生的毒垃圾引到中国这所屋子来（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的理论误导，预谋的战略下毒，存心要用“看不见的动乱”制造“看得见的动乱”，毁灭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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