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圣人立言”辨伪
史 前 进
“有恒产者有恒心”说是“亚圣”说的；“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说是“洋什么圣”首相说的。言之者凿凿，辩之者昏昏，“代圣人立言”，天下当然信以为真。这两条圣训，前几年热闹了一阵子，今年“两会”审议物权法过后又活跃了。先是领导干部、人大代表，大讲“有恒产者有恒心，物权法就是要保护私有财产”，报纸竟相转载，谬种流传。这些天，官员、学者、律师也者纷纷跑出来，解说物权法，凡所言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权的场合，总是有恒产者有恒心、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颠来倒去，没完没了。看来，现在仍有必要读一读原著，将“圣言”与“代圣人立言”加以对照，以深入体会代言者之用心。
《孟子》梁惠王上讲过“无恒产因无恒心”，腾文公上讲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两处语境大致相同。《孟子•梁惠王上》是这样说的：
孟子别了梁襄王后到齐国，见齐宣王 ，还是讲“治国”之道。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据杨伯峻先生的解释，这句活的意思是说：“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人，如果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便也没有一点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去加以处罚，这等于陷害。哪有仁爱的人坐在朝廷去做出陷害老百姓的事情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人们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瞻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再诱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地听从了”。
综观《孟子》原文可以认为，那些代圣人所立之言，尽为假言：
其一，将孟子的“恒产”说成“私有财产”，把“恒心”说成“不变之心”，阉割了孟子的原意。根据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恒产”为“固定的产业收入”，“恒心”为“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台湾《国学基本丛书》之《孟子》，将“恒”解释为“常也”，“产”解释为“产业 ”，“恒心”解释为“恒久之善心”。关于“产业 ”，今人通常解释为财产、生产和生产经营活动，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说成“私有财产”即不见经传，又不见学人著述；杨说和丛书说对“恒心”的解释，是准确的，有说服力的。把“有恒产者有恒心”，说成“有私有财产就有不变之心”，显然是任心杜撰。
其二，孟子讲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是建言齐宣王施仁政，每家授给他五亩宅地、一百亩田地，显然是从使民有事业可做的角度讲的。齐时一亩有多大面积？我未及考证。史有“百步为一亩”、“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记载。也有依“以纵横五尺为方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计算之记载。综合诸说，似100亩相当于现在大约20亩。如若让齐宣王通过全国每家每户授给五亩宅地、一百亩田地的办法，实行私有化及所谓平等保护私人财产权，是办不到的。
其三，孟子主张“法先王”，恢复井田制度，使“黎民不饥不寒”，反对土地私有制度，以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为此，孟子提出了具体的土地管理制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说，将土地分成九块井字形田地，每块100亩，中间最好的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分给八户，这八户先做好公田事，后做私事。“同养公田”，说的是公字当头，共同耕护公田。孟子主张恢复的井田制度，是公田制，在井田制里，禁止买卖土地，找不到“恒产”就是私有土地的根据。
其四，早在齐桓公时期，齐国即实行“案田”制度。当时齐国井田制已遭破坏，私田增多。“案田而税”制度，就是凡公田（井田）和私人开垦的私田，一律登记、纳税。“案田而税”，实际上是承认了私人开垦的私田的合法性。与私田不同，其“租田者”和“受田者”，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当时国有土地仍占很大比重，使用国有土地采用的是租佃和受田等形式。孟子所言“明君制民之产”，“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显然指的不是私人开垦的私田，不是国有土地的所有权而是经营权。经营权是不能称为“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权”的。
其五，这里，孟子讲的是如何“治理” 国家，如何“施仁政”，不是讲私有制、私有化，不是从私有制、私有化找出路。孟子向梁惠王、齐宣王讲到“五亩之宅”、“百亩之地”，都开宗明义地指出，作为明君要止战、鼓励农耕、使子民教化、刁民归服。实际上，表现了“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几千年历代统治者兴国安邦的信条。对此，把孟子的“治国之道”纳入当代的私有制、私有化轨道上来，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其六，孟子反对“为富不仁”，主张国家应整治“仗富欺人”，解决日益严重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孟子最后说：“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塗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弄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这是说，现在的情况是，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检查和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曾想到应该打开粮仓加以赈救。大王你如果不去归罪于年景收成，而是从政治上考虑得失，那么天下百姓就都会纷纷归顺了。孟子见梁惠王时说：“王亦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劝告梁惠王讲仁义，不要总讲利。我们的“代圣人立言”者只讲保护私有财产，“要善待富人”，站在富人一边，只讲“利”而不讲“仁义”，与孟子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明确指出：孟子根本没有讲过“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有私有财产就有不变之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就是“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不变之心”；孟子根本没有讲过他要废除公田制，而其国家向百姓“授田”、向接受封地的诸侯“受田”就是搞私有制、私有化；孟子根本没有讲过国家可以任其富人“为富不仁”、“仗富欺人”。《论语》10卷、20篇、512条，《孟子》7卷、14篇、258条，就那么一些文字，可多少年来，注家蜂起，“代圣人立言”，虚应故事，演绎了何止几千本、几万本《论语》、《孟子》。
还有，据说外国有个“洋什么圣”的人，说过“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如果翻译没有问题的话，这里的“进”，指进入，包括公然、秘密或者以欺诈手段进入他人住宅。这话并不错，可我国一些“代圣人立言”者，听风就是雨，出于某种需要，即刻演绎成“国王也不能侵犯他人的房屋财产权”。洋圣人明明说的是“进入”，是“居住自由权”，其主体是“他人”，可到这些人那里，就变成了“房屋财产权”，而“风”、“雨”也变成了主体，也能侵犯他人的“房屋财产权”。
非法闯入他人住宅或经要求退出仍拒不退出的，是犯罪行为，罪名为“非法侵入住宅罪”。住宅是公民休息、生活或工作的场所，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侵犯了公民的居住自由权。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行为。外国亦有类似的规定，称“妨害居住自由罪”，或“扰乱家庭安宁罪”。把没有任何理由而进入他人家宅屋室定为犯罪，我国由来已久。西周时规定：“若今时无故人入室宅庐仓，其时格杀之无罪”（《周礼•秋官》郑玄注）。《汉律》也作了相同的规定。唐宋时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唐律疏议•贼盗律》、《宋刑统•贼盗律》）。唐宋后，元、明、清均设此规定。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法律，都规定了类似我们现在称之为的“居住自由权”。
新中国建立以来，立法从来都有效地保护着公民的居住自由权。公民的住宅，包括私有住宅、公有住宅、常居住宅、不常居住宅、家庭住宅、经营性居住场所等。司法人员进入公民住宅，必须出示搜查证或紧急情况下出示工作证，否则，属于非法侵入；虽有法律依据但不依法定程序而强行进入，亦属于非法侵入。对于出租的住宅，未经承租人允许，出租人也不得擅自进入，否则，属于非法侵入。
原来，“代圣人立言”，是把“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就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篡改为“有私有财产就有不变之心”，把公民“居住自由权”篡改为私人“房屋财产权”。中华文化向以严谨著称，篡改之事不为正派学人所为。犬门而入，是盗窃罪；去掉一点，变成大门而入，就是抢劫罪了。再进一步，大丢人（大字丢掉人字），就剩下一了，老子天下第一。这实在是不得了的事情。
市井坊间，以讹传讹，几乎人人都要经历。儿童连环画《咕咚来了》说的是，在大森林里，木瓜坠地，咕咚一声，把小白兔吓坏了。小白兔急忙跑开，遇到了猴子。小白兔说：“有妖怪了，咕咚来了”！猴子听了，赶快去告诉长颈鹿，长颈鹿定了定神，粗声粗气地边跑边喊：“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大森林里的老老少少都嚷着咕咚来了。于是，山羊公公带着大家走到一棵树下，看见一个木瓜，问小白兔说就是它吗？小白兔点头不语。小白兔聪明过人，把咕咚说成怪物，是把“声音”当成了“物”。什么都是物，动物世界也被物化了。
咕咚来了，不过小儿时节，童话故事，而“代圣人立言”，“铜铁炉中翻火焰”，炼就的不是童言而是妖言。如妖言若烟花烂漫，山河尽染，然铅华洗却，风流又奈几何？
2007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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