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与张文木对话：地缘政治中的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景
文/玛 雅
内容提要：1. 美国进入新世纪后其国家战略能力严重下降。2. 中东是国际政治的“百慕大三角”，入侵的结果基本都是有去无回。3. “尼克松主义”将在中东出现，中东由此会出现巨大的地缘政治真空和中亚及其周边大国为填补真空而产生的新竞争。4. 中国原先估计的“战略机遇期”将会延长；但美国稳定后，对中国的压力又会加大。中国应该把握时机，早做准备，但准备应是积极和具有攻势的。5.中国的地缘政治位势有利于中国承接新的文明形态。
35年前，理查德•尼克松成功完成了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实现了中美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性转变。随后，华盛顿借中国之力遏制苏联，施压越南，缓解美国在东亚实行地区性控制的压力，最终摆脱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困局。
尼克松寻求与中国缓和，透过地区和世界战略均势的调整为美国争得喘息之机，从而更加有力地遏制苏联并最终打败对手。这一外交战略上的精彩之笔，即是国际政治理论中著名的“尼克松主义”。
时过境迁，中国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地区性大国，并正大步迈向世界大国之列。而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却呈衰落之势，且出现似曾相识的情景——至2007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已持续4年。美军深陷中东沙漠的困境，让人自然而然回忆起越南的丛林泥沼，以至于连驻伊美军指挥官都无奈承认：我们面临越南式崩溃。
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在中东重蹈越南战争覆辙？“尼克松主义”会否在中东出现？中国应当以怎样的姿态应对世界政治变局？而在这一切中，地缘政治特点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就此，笔者与国家安全战略问题学者张文木进行了对话。
小布什陷中东，美国国家战略能力下落
玛 雅：今年是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破冰”之旅35周年。1972年2月，尼克松政府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难以自拔的情况下，果断地打出了“中国牌”，通过转变美、中、苏战略格局，使美国摆脱困境，重整旗鼓，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今天，美国在其单极世界的绝对优势下却再度陷入战争困局。伊拉克战争大大消耗了美国的军事力量，削弱了它的政治意志，使美国治理世界的能力明显下落——从老布什时代留下的外交资源，经过克林顿时代的平稳过渡，到小布什时代出人意料地大幅透支。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近年来国家战略能力衰落的主要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张文木：美国国家战略能力衰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家战略文化、国家战略思维和国家战略管理。
先看国家战略文化。现在的美国人跟古罗马人相似，有大量的外来资源供其挥霍，自己不用劳动。不劳动就没有了智慧，尤其没有政治智慧。美国现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热闹犹如联欢晚会，整个过程重表现而非重实绩，选出来的多是政治表演家而非政治战略家。这说明美国的国家战略文化衰落。
再看国家战略思维。兰德公司作为美国的智库，是美国战略思维发育水平的标志，其能力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已不可比。那时的兰德公司有一批打过仗、有经验有理论的军人参与，研究成果颇有份量。现在兰德公司的报告大而无当，不着边际放大炮，因为研究人员严重脱离实际，仅仅凭在学校学到的逻辑来推论“战略目标”，所以好看但不中用。而且目标之大，以至于不可能有相应国家资源去支持。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不匹配，是战略研究的大忌。小布什上任后将伊朗、叙利亚、朝鲜等“七个邪恶轴心”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几年下来将美国政治折腾得疲惫不堪。这说明美国的国家战略思维衰落。
在国家战略管理方面，以小布什为代表的这一代政治领袖人物，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的，不但政治经验缺乏，而且眼高手低，一付舍我其谁的富家子弟习气。小布什的个性争强好胜，表现在国际事务中，使得他有勇无谋，有战无略，就像西班牙斗牛，见红布就冲。他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铺天盖地，且远远超出美国资源可承受的底线。前国务卿鲍威尔是小布什内阁中最有谋略的人，但是对小布什的霸蛮无可奈何，黯然离去。这种逆向淘汰战略人才的现象，是国家战略管理能力下降的重要标志。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为了自卫，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交战，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胜利，继而深入俄国，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初与英国作对，赢得西欧后，得意之际进攻俄国，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一开始侵略中国，初期取胜，1941年又对美国开战，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三年便败；60年代美国又在越南战场上与中国和苏联交手，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小布什上台后，指名道姓向七个“邪恶轴心”国家叫板，但凡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他这是老虎吃天。所以说，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谁扩张，谁失败，失败的速度与扩张的广度成正比。纵观历史，盖莫能外。
毛主席曾说，美国就那几个人，东边出点事儿调兵，西边出点事儿又调兵，调得过来吗？世界出现一百多个国家，就是因为谁都管不过来。各国的能量都是有限的，美国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在太平洋地区，美国的有效力量边界最远就到关岛，关岛以西，它就是一只“纸老虎”，真打仗，就失败。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的结果就是明证。
玛 雅：我们理解国际政治，通常分析国际、国家和领袖个人三个层次的原因。美国在小布什当政后国力大幅衰减，这与小布什个人因素有什么直接联系？
张文木：联系非常密切。有人说小布什外交是“保守现实主义”，其实他既不“保守”也不“现实”，他颇像11世纪发动“十字军东侵”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宗教狂热加上极不现实的理想主义。
小布什的个性争强好胜，这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明显。2002年小布什访问中国，登长城时问导游，尼克松当年登长城走到哪儿。当上到北侧760米高处时，导游告诉他，尼克松当年就到了这儿。小布什又往前走了几步，超过尼克松当年的高度。这种好胜的性格表现在国际事务中，使得小布什有勇无谋，有战无略，就像西班牙斗牛，见了红布就往上冲。
小布什这代人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战争，用不着为衣食发愁，受的教育也多是快餐文化。没有磨砺，哪来智慧？不像从二战过来的美国政治家。他的父亲老布什，海湾战争打得多漂亮，但他打败了萨达姆又保留了萨达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要用萨达姆南面牵制科威特，东面制衡伊朗。反观小布什的表现，毫无政治智慧，活脱一个现代版的堂吉诃德。
玛 雅：塔利班日前称，基地组织的自杀式爆炸志愿者多达数千人。美军在中东身陷囫囵，凶多吉少。而在这种显性的危险之外，还有没有隐性的危险？中东在地缘结构上的特殊性对美国战略能力的衰败有什么影响？
张文木：中亚地缘政治特征有点像中国黄河的地质特征，是松散的泥沙状，人不能往里跳。跳一个，下去一个，跳多少都是有来无回。中亚不是现代化的地方，整个经济细胞都是由松散的部落群构成，建立其上的政治结构也呈蜂窝状，打坏一个局部，不仅不影响它的整体，它自身还会迅速繁衍弥补。所以我把中东政治称作国际政治的“百慕大三角”，谁进去都是有去无还。美国人现在还没意识到这点，还要增加两万兵力。两万人在海上拿炮打还起作用，要想深入进去，再加十倍兵力都没用。
美国今天在中东的困局是它自己折腾的，它要“跳黄河”，别人劝不住。普金当时还告诫小布什，有很多帝国都消失了，希望美国不要步它们的后尘，但是他不听。没有一个国家去跟美国战斗，是美国打到人家家里，还指望人家不反抗？这就是孟夫子说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美国目前在中东最大的危险不是塔利班，也不是伊朗的“核问题”，而是中亚的社会结构：蜂窝似的，你往哪个钻？蜂窝结构像一块大海绵，有多少外来资源都能被吸干。所以，中东尽管内部有很多落后的东西，但这个地方是入侵者的“百慕大三角”，根本就不是西方国家进去的地方。英国19世纪后期曾经三次进入阿富汗，都败了。败在哪儿？就在这种社会结构上。你总不能一个山洞、一个山洞找啊。找完山洞，还有无数多的部落，都用精确导弹打，你有多少导弹？这种蜂窝状社会结构就是中亚社会的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东西。他们不靠现代化的商品生存，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战斗，一把铁铲、一些种子就能生长出粮食。这种被马克思称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也是整个东方国家的基础。英国人在海上打败中国，可在中国“三元里”却是败得一塌糊涂。如今小布什进了中亚，就仿佛来到“黄河”岸边，跳得越欢，陷得就越快越深。美国人想救他，让他撤军，他还不愿意，还要跳，那还有救？
玛 雅：美国新防长盖茨将伊拉克战争描述为一个错综复杂的冲突的集合体，实际上存在四场战争：一是什叶派内部的战争，二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战争，三是当地逊尼派的反美战争，四是美国与“基地”组织的战争。
张文木：这正说明中东社会的复杂性和小布什有战无略的性格特征。美国打阿富汗就是一个错误，这是鲍威尔都已经意识到的一个错误：美国在阿富汗压根就没得到什么，不过充当了伊朗和俄国的战略清道夫。美国进入阿富汗，把曾经帮助它的塔利班给干掉了，等于左手打了右手。打完以后不得已，只能让亲俄的北方联盟接管，俄国人当然高兴。美国接着又南下，打掉过去的盟友萨达姆，结果上来一个什叶派政权，又当了伊朗的战略清道夫。一旦美国撤兵，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就会和伊朗、科威特改善关系，美国战略利益就失去了。
老布什当年打下的结果是什么？是“鹬蚌相争”——科威特跟伊拉克是作对的，伊拉克跟伊朗是作对的；沙特、巴基斯坦、塔利班顶着俄国，构成了相互抵顶的有利于美国利益的积木式结构。小布什上来三下五除二，把这个结构全打掉。中东本来是部分反美，现在全部反美，小布什为俄国和伊朗打出了一个伊斯兰反美新世界。
来中国谈哲学，“尼克松主义”救了美国
玛 雅：当年美国在越南战场骑虎难下，尼克松政府推行“尼克松主义”，使美国摆脱了战争困局。尼克松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倚仗基辛格，人称“基辛格外交”。小布什眼下缺的就是这样的“高人”。
张文木：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比较有战略思维的政治家，还有老罗斯福、小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等，都是治理世界的高手。他们明白，美国是海洋国家，必须通过大陆制衡才能治理世界，美国才能从中渔利。美国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战略家，才有今天主导世界政治的局面。35年前尼克松来中国，说是来和毛泽东谈哲学，这话很有味道，因为顺利时的美国人在得到财富的同时却失去了哲学，所以他到中国来谈哲学。哲学讲的是有限性，讲理性边界。尼克松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再次进入巅峰期，大量财富涌入美国，美国人再次失去哲学，满脑子都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子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小布什这届班子基本算不上政治家，只是一班巴顿式的军人，所以小布什使用国力的范围远远越过了美国可以承受的边界并不奇怪。小布什和拉氏、赖斯三个人的名字也很有意思。Bush，丛林；Romsfield，田野；Rice，稻米。三个加一起，构成一个“丛林状态”——state of bush。鲍威尔跟他们走不到一起，只好离去，并承认他曾在联合国发言中提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玛 雅：美国近期向海湾增调航空母舰，引发舆论对美国是否会攻打伊朗的推测和分析。你对此有何评估？
张文木：美国为什么动伊朗？是因为解决不了伊拉克的问题。正如美国当年遏制中国是因为解决不了朝鲜、越南的问题一样。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知道，动朝鲜可以，动越南可以，但是动中国不行。小布不懂这些，他解决不了伊拉克问题，就要动后边的伊朗。这样就陷入一个逻辑悖论：伊朗还解决不了，难道还要打俄罗斯？真要跟俄国打，那只有用原子弹了。对俄国用原子弹？那不是真疯了就是真傻了。现在从美国国内政治看，增兵是在“暗渡陈仓”；但从小布什的性格分析，他还真想“明修栈道”，到伊朗穷兵黩武。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小布什外交基本如此。他这人确实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愣劲。
战略是要有哲学的。前面说的那个登长城的例子，尼克松“登长城”思考的是美国必须向中国妥协的边界，小布什找的是“舍我其谁”的豪气和满足感。尼克松说到中国来与毛泽东谈哲学，今天的小布什不谈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哲学是设计力量边界的学问。航空母舰可以在海上开，却不能在沙漠开。伊拉克离海还不远，伊朗则是在中亚腹地。小布什得读读书，读读英国在阿富汗三次失败的教训。
玛 雅：美国最新民调显示，56％的民众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错误的选择，要求从伊拉克撤军。驻伊美军指挥官近日也承认，美国面临越南式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小布什非但不撤军，反而增兵。他这种一意孤行，是典型的美国人说的“富家子弟病”。
张文木：要不是国会制约，小布什真敢打伊朗。现在总的趋势是，别人都不想打了，就小布什想打，拉姆斯费尔德也换掉了。这让人想起美国在朝鲜战场撤换麦克阿瑟、在越南战场上麦克纳马拉辞职的结果。中途换帅是转折的标志。拉氏下台和2006年12月美国跨党派组织“伊拉克研究小组”都具有风向标意义，意味着美国的中东政策可能做“尼克松式”的调整。但从根本上讲，美国目前这届政府还未真正意识到它对外战略的失误所在，还可能有一个“回光返照”，战略性的调整可能要靠下一届政府来推动。
玛 雅：英国有分析认为，由于美国领导能力削弱和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单极时代已经过去，但多极体系的形态和发展动力还不明显，造成了国际格局出现“真空”状态。你对这个分析是否认同？
张文木：现在已有“西风”压不倒“东风”的感觉。小布什无法在军事上解决中东问题，便造成一种可能，就是在四五年之内，尼克松主义将在中东出现。如此，就会造成中东的巨大真空，这反会刺激中亚及其周边大国的竞争。“尼克松主义”是“美国势力真空状态”的另一种说法。单极霸权的过度扩张容易造成地区性反霸力量的高度联合，而霸权撤出后留下的真空则容易出现地区性冲突——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主义出现之后，亚洲地区就出现冲突，比如越柬冲突、中越战争等。苏联解体后，东欧和中亚地区更是发生动荡。未来几年，如果尼克松主义在中东出现，美国对其消化期大概有10年时间，这对中国来说，原先估计的“战略机遇期”就延长了；但美国稳定后，对中国的压力又会加大。所以，中国应该把握时机，早做准备，多做准备，并且中国的准备不能是消极的，而应是积极和具有攻势的。
当前可谓“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古语云：“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前一句是送给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的，后一句则是送给小布什的。
运来天地皆同力，中华民族能否承接世界文明？
玛 雅：说到中国的运势，你在《论正在崛起的中国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一文中谈到，面对美国的衰败，中国应该作好治理世界能力的预备。从世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将要承接世界文明的根据是什么？
张文木：历史是一个文明轮回的过程。如果我们把文明比作天鸟，它总要有个地方落脚歇息。世界上能落脚文明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些特征呢？最关键是它要有一个洲际主体地理板块。如果它的板块是破碎的，主体文明就很难扎根。历史上，古典文明最早是在东方扎根，这就是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其中巴比伦主体板块条件较差，所以衰落得比较早。其次是埃及衰落。印度大约是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衰落的。中国是最后一个衰落的，但仍有余威。
四大文明中，中华文明的主导作用持续最久，就得益于它是一个洲际主体板块。它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别人不容易进入。中国同时还有一个在当时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即小农业经济，因此它能最快地汲取地区资源，最大限度地容纳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国家最开始是保护人的。国家起来后，就异化成生命体了，也得“吃饭”。这时人便成了为国家找“粮”的人。土地是较早的国家资源。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人当兵打仗，能打仗就有人贡赋。越打仗贡赋越多，贡赋越多越能打仗，结果国家就成为一个帝国。四大文明古国都具有这个特征。
历史上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不少，但并不是都能形成主体文明。世界是多元的，但主体是少数的。五千年智慧积淀下来的东西，只要国家主体板块不解体，就有希望。中国承载了当时的文明，在四大古国中最后一个衰落，说明它的持续力是非常强的——即使在西方文明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时，西方人还憧憬着东方中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是非常落后的，和中国没法比。正因此，拿破仑说，中国如睡狮，让它睡着吧，别去把它惹醒。
玛 雅：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延续千年至今，且疆域辽阔，但它所承载的东方文明还是衰落了。而西方文明为什么是在英国兴起，却不是在欧洲大陆？
张文木：这是由于世界汲取资源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工业出现后，支撑国家的资源需求不一样了，土地不那么重要了，市场、矿产成为支撑国家的主要资源。基于此，不列颠岛上率先出现了新文明。
为什么不是在欧洲大陆呢？这是因为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而言，还是一个比较大主体的板块。欧洲曾得益于罗马帝国的大一统帝国。欧洲人今天特别怀念罗马时期，原因是欧洲现在深受破碎型地缘政治之苦。公元800年查理大帝时代又出现统一，但被他的三个孙子在843年时给分裂了。这一分，就像是一个孩子被摔成了粉碎性骨折，一劈三块：一块是法兰西，一块是德意志，一块是意大利。从此这三块就打个没完没了，英国由此大获其利。英国崛起就与欧洲破碎型地缘政治条件有关，使它成为一个“矢量和”最小而“标量和”最大的板块。这也是西方文明“天鸟”落户于不列颠岛的基本原因。西方文明崛起后，东方财富先从非洲和拉美，后从亚洲，被西方暴力掠到欧洲。在巨大财富的支撑下，欧洲才出现了19世纪70年代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也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欧洲的地缘政治特点，使它没有能力长期承载工业文明，只是由于北美洲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即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才将欧洲工业文明承接过去。美国吸取了欧洲的经验，坚决不允许国内出现多板块分裂状况。从华盛顿到林肯完成了国家建立到统一的任务，后来又不断扩张，最终成为一个绝对完整的文明板块，这为西方文明“天鸟”落脚北美打下了基础。
玛 雅：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板块在地缘政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势？
张文木：美国地缘政治有其不利的地方，绝对主体板块的特点，使美国版图无遮无掩，有些“光膀子”的味道。两边的大洋不能起到遮掩美国“身体”的作用，这更使美国处于“裸奔”状态。为了不让别人看到，它必须将对手逼得远远的，为此它也得把兵派得远远的。但能越洋的都是大国，所以美国天定必须永远和大国作对。这就加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
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处于最佳状态，呈“螃蟹”状，东北这边有个朝鲜半岛抗护着，东南有个印支半岛挡着。新中国诞生时，朝战和越战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东北东南“两个胳膊”北南开弓，跟美国打了十几年，大陆“身体”没有受到损伤，坚持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周边国家为中国的“减震”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
中国西部地区有两个大国，俄国和印度。印度的攻击力弱；且中国的西部空旷，这使中印俄有广阔的缓冲空间，其“减震”条件较充分。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位势，使它伸缩自如，这个条件在未来的世界政治中，将继续产生优势作用。所以说，不要忽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西方一直都想分裂中国，但都没能得逞。仅此一点就可知中国必然是有天命的国家，是新文明“天鸟”将再次落脚歇息的国家。
美国现在打中东，是“柿子捡软的捏”，与大国作对它尚无力量。从美国二战后的历史看，它的亚太政策都在回避与大国直接作对。朝鲜战争是这样，越南战争也是这样。中国一出兵它就想退兵，只不过是想怎样体面地退兵而已。最后没招了，在文件中说要用原子弹，实际上不敢用。美国不跟大国作对，就找小的，到中间地带去。上世纪找朝鲜和越南，现在又跑到中东去了。
玛 雅：如此分析，美国为了台湾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陈水扁前不久抛出“四要一没有”，美国明确提出反对。
张文木：美国可给“台独”之实，但不会给台湾“独立”之名，因为美国不愿意让台湾回归祖国，更不愿意把台湾放在日本人手里。美国人不傻：台湾如果独立于中国，那它更会独立于美国而转向日本。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既不能回到中国，也不能独立于美国，更不能滑向日本。台湾是块肉，美国跟中国交换时可以一点点地割，不断地割，让台湾在不死不活、不强不大中对美国俯首听命。等将来有一天中国真正强大了，它会把已被榨得皮包骨头的台湾整个甩给大陆，以换取中国对其某种战略目标的支持。看看战后史，美国从来没有把台湾当成盟友，因为台湾对美国并不是必需的，台湾东面美国还有关岛拦着中国东进。台湾对日本是致命需求，而“台独”要想形成合力只有倒向日本。美国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也救不了近火，这使“台独分子”对美国的承诺并不信任。所以说“台湾独立”根本没戏，只要我们内部不搞所谓与“台独”立场合污的“新思维”，台湾回归祖国是必然的。因此，我们不能像当年戈尔巴乔夫那样，真的被各式各样的“新思维”忽悠晕了。
美国目前对台湾摆的“防御”态势是太平天国用过的“守险不守陴”的策略，也就是守住城四周的险地，自可保住城郭安全。美国是通过在冲绳、关岛及菲律宾的驻军而不是在台湾驻军，从北、东、南三面反制中国的。台湾其实只是座军事“空城”。毛泽东不占金门马祖，而是将其与台湾作为一个整体收回的方式应当对我们有所启示，台湾问题也应与中国对西太的格局需求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一道解决。美国对台湾所需要的并不是台湾的所谓“民主样板”，美国对台湾的希望在于阻挡中国改变西太战略格局。所以说，台湾问题是地区格局问题，格局问题又是台湾周边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台湾周边的“社会关系”，就是美国、日本及其他企图从中谋利的国家，周边的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迎刃而解。陆游有话，“功夫在诗外”。这话这话在思考“台湾问题”上改用一下，那就是“功夫在岛外”。
玛 雅：印度也是古老东方文明，也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人自信“21世纪将属于印度。”为什么有可能承接新的世界文明的国度不是印度？
张文木：印度版图很大，现在也是个大国，但它的版图是英国人留下的，几乎是个空壳，“内脏”虽没掏空，却已被破碎。如果说欧洲地缘政治好比“踝骨粉碎性骨折”，那印度则就是“盆骨粉碎性骨折”。印度国家政治没有主体性，它的民族心理是分裂的，所有制是分裂的，各邦之间的权力是分裂的，国内政治矢量繁多，各政治矢量间的“夹角”大，由此形成的合力要比中国小得多。到印度去旅游，它给人的感觉是国内的“长城”多，这说明它的政治单位在古代是破碎的。中国的特点是，长期以来只有边界盈缩，没有内部器质性裂变。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底盘尚在，能够复苏、再生。印度不同，不仅边界有盈缩，内部更有器质性裂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印度承接一个新文明的社会条件远不如中国充分。
玛 雅：地缘板块是外在条件，中国文明的内在优势是什么？
张文木：看看中国近百年的变化，会发现从19世纪末的衰落到新中国的复兴，速度在世界史上是非常快的。中国在1940年前后分了五六块：东北、华北、华东、西南、西北、新疆，都是有实在权力板块。可十年后即1949年，成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权。更令人惊讶的是，三年后，中国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到了1964年，中国有了原子弹！
很多人可能都没细想过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国完成从分到合，从奴隶到将军的过程的深层原因。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日本胜于中国在于力，而五年后败于中国在于智。中国人思维中有着浓厚的辩证法积淀，善候天时，善守力量边界，准确地把握“翻牌”的时机。用现在这话说就是中国人“讲政治”的能力比较强。比如，1941年6月，德国人向苏联宣战，1942年7月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10月12日，毛泽东说：“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结果，1945年日本人和德国人均因“事尚彻底”和“不懂政治”（蒋介石语）而遭灭顶之灾；而当时“不堪一击”的中国顺势而为反成了后来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并于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打服了曾在太平洋战场上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到1953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其间只有16年的光景。究其因，不外乎中国人有那种基于大哲学和大历史且充满辩证思维的文化素养。由此而论，中国和谐辩证的世界观及祖国统一高于一切的思想，是保证未来中国崛起的文化原因。
中国现在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科学发展观，其宗旨就是在发展的同时减少两极分化。这对中国来说是绝对有利的。中国要崛起，它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极大。西方对资源的需求主要是靠对外战争和殖民地，中国做不到这些。那靠什么？就得靠人心。今天讲和谐，首先得跟自己家里的大多数人讲和谐。一个国家，主体不支持你，就会陷入永无休止地内乱。家里不和外人欺；自己不乱，就没人敢动你。毛泽东看明白了，他紧紧抓住工农。中国当时能打败美国，关键是在国内有工农联盟政策的支持。今天也是这样，没有外边的资源来弥补，又要得到人人满意，既要资本效率，又要国内公平，惟一的方法就是优先多数人的利益，获得多数的政治支持，不然就出现格瓦拉。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是比地缘政治条件更具决定性且能保证中国崛起的政治基础。
玛 雅：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七一讲话”中说，民心向背是检验党的先进性的试金石。温家宝总理近日重申“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要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体现了中央高层对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注重。
张文木：得人心者得天下，其实人心才是最核心的生产力，因为人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但人心不能靠“好施小惠，言不及义”来赢得，而是靠切切实实地从所有制上保证人民手上的生产资料，能够在现有体制中获得可让人民共享的利益。现在中国农民虽有土地，但土地不能赢利，农民还是会陷入贫困。国家要保证农民的土地产品可以持续赢利，这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是要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中国还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中国？今天拯救中国的是科学发展观，是以人民优先公平为目标的和谐政策。坚持这个，行稳致远，中国的前途就是伟大的。
玛 雅：这说的是中国自己家里的事。走出家门承接新的世界文明，中国文明的内在优势又是什么？
张文木：今天全球化出现这么多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承载的文明模式的弊端可能要用东方传统文明来矫正，这与过去东方传统文明的弊端也受到西方文明模式的合理矫正的道理一样。西方文明的思维形式是形而上学的，是用成本量的增加来解决问题。这种模式曾推动过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解决了人类的机械思维劳动问题。电脑的出现，是这种思维模式达到了极致的物质化成果。但是这个模式的最大缺点是解决不了包括经验在内的综合性问题。在辩证法上，欧洲有大家，但不成为主流。欧洲基本上是形而上学思维统治。一切要讲究精确，要量化细化，要标准化，其结果社会为这些形式付出的成本无限增大。
比如打仗，尽管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具有辩证特征，但他那种打仗方式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是用量增加和“决战”取得胜利。跟医学上化疗相似，有红细胞有白细胞，全部杀死，活过来的一方就是决定结果的一方。东方文化不这样，讲究的是釜底抽薪，是使用成本的有效性。你这儿发炎，我在那儿给你败火，身体就平衡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治感冒，中国人号脉，五六块钱一副药病就好了；西医先动用一大堆机器化验，好几百块钱。中国改革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医“号脉”是一个道理，隔几天号号脉，及时对症下药。戈尔巴乔夫是“西医”式改革，上来就拿刀子往心脏捅，结果将本来可医的苏联硬给捅死了。
现在这个世界在发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发炎。这病西医已不灵了。西方人着急，动辄动粗打人。打了阿富汗、伊拉克，现在又嚷着要打伊朗。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民不畏死，小民从来不可轻”，美国这下真没辙了。没辙，就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模式已走到尽头。当今世界出现小布什这种人，并不是小布什个人的问题，而是治理世界的“西医”出了问题。反之，近百年来东方人为了翻身，积极学习和掌握了西方文明优秀成果，同时也结合东方文明的优点形成新时代的东方文明，这对未来的世界治理当会做出大的贡献。
玛 雅：如果说，中华文明的复兴已有天时地利，那么从“人和”的因素来看，是否存在着不定数？
张文木：中国社会病重，其中部分病因不在于病本身，而在于治病方式，为治病而滥用“西药”药方。中国社会病主要是“脾胃不合”、“腹寒上燥”，也就是两极分化。这样的病持续用“西药”是很危险的。好在我们现在有科学发展观，可以调过来，最终可能渡过这个难关。现在构建和谐世界，特别是建设新农村，就是在用“中医”调理中国。“炎症”发在城里，可用药“消炎”在农村；“炎症”在局部，“消炎”在总体。房地产泡沫正在被挑破；局部腐败重灾区反腐部门强力介入，用“西医外科手术”迅速解决问题。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双管齐下，中国就会调理过来，恢复健康的状态。再加上我们太平洋东岸的那个“建设性战略伙伴”，现在智商急速下降。他们治理世界不信“中医”，那就无可救药了，就得让贤中国，让中医和谐辩证的方式来试试世界治理。
但中国也存在着潜在的顷刻倒塌的危险。危险不是来自外敌，而是来自内心。苏联解体时，军事上照样可以向美国“亮剑”，可思想之剑，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里，早已锈迹斑斑。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认为，西方能够用以打败中国的不是炮弹而是糖衣。那时的共产党人经受住了考验。21世纪前半叶，西方能用以打败中国的也不是导弹，而是西洋墨水和中国一些人食洋不化的口水。现在一些人有意妖魔化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虚化中国民族英雄人物。什么“岳飞不是英雄”，雷锋也不是宣传的那种榜样人物，黄继光其实也是为了自己才去堵枪眼，等等。这些话说多了，中国人的脊梁骨就会被蚀断，灵魂被蚀裂，我们民族的存在就没有道德价值和历史意义了，知识分子就不能进行思考了。这是要命的，是会亡国的。好在现在这些人的洋人主子不争气，他们也是日薄西山。
今天的中国人能否经得住这“生命难以承受之轻”的考验？我认为，人生如攀岩，有人起步抓的藤枝是绿的，却中途跌入深渊，这是由于藤根已腐烂；有人起步抓的藤枝是枯的，最终却登上山顶，这是由于藤根已泛绿，因而越拉越坚实。国家也是这样。现在春天到了，祖国的树根已经发绿了，所以爱国主义将越来越有生命力。
玛雅，凤凰周刊副主编
全文刊于：《决策与信息》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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