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飞机项目倡议人高梁：从改革走向反思
本报记者 马国川 北京报道
他是顾准的儿子。他是国家发改委大飞机项目协调小组负责人。他是吴敬琏先生的研究生。他曾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起为中国改革出谋献策，但是独有的经历使他对改革产生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开始与原来的同道们分道扬镳。他呼吁、鼓动大飞机项目，因为他认为要争人民富裕，国家强盛，就要争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他的身世浮沉与观念递嬗，在一代人中颇为独特。有人批评他的思想与父亲顾准走得越来越远了，他激动地站起来，大声地问：“怎么远，为什么远？”
一
自从大飞机项目重启以来，高梁的名字就不时地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中。
“80年代在一个会上，主持人说今天来了两个高梁。”坐在记者对面，年近花甲的高梁回忆起曾经发生的趣事，一脸灿烂，“一个高梁是新华社的记者，另外一个就是我”。做记者的高梁比研究经济学的高梁年长许多，他们还握了握手。
“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许多人都以为是笔名呢。”我知道两个“高梁”其实都不是笔名，也知道面前的高梁先生不愿意多谈自己的身世——— 几天前电话约访时他就说过，不想谈论自己的家庭身世，“很复杂”——— 但仍试探着这个话题。
“这个名字已经用了30多年了。”高梁只简单地解释了一句。他不想继续这个“很复杂”的话题。
这个名字与大飞机联系起来，过程同样“很复杂”，尽管在8年前，它最初的发生非常偶然。
“那时我在搞工业论坛，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给我讲述了‘运10’飞机的故事。打电话的是老航空部的一个专家，姓胡，我们此前根本不认识。”高梁说。
此前，高梁接触过一个名叫彼德诺兰的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这位教授正在中国做大企业调研。在帮助这位教授整理材料的过程中，高梁发现了中国在80年代制造大飞机的史实。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意外的机会，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高梁根本不可能和大飞机这样一个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发生关系。
那个航空部专家的电话让高梁产生了了解真相的冲动。现在看来，这更多是出于一个记者的好奇———当时高梁担任《经济管理文摘》的记者。
高梁来到上海飞机制造厂，寻找“中国人遥远的自豪的回忆”。他看见，“在一个角落里，孤零零地停着一架外形独特的大型喷气式客机。”那是仅存的一架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运10”飞机。想到“波音”、“空中客车”在中国的上空满天飞，高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没有裤子穿”的年代里，我们就自己研制出了弹道火箭，成为国威军威的象征；现在，中国自己造的飞行器都把人送上太空了，怎么还造不出自己的大飞机？中国的航空工业怎么走到了今天这样尴尬的地步？
他奋笔写下了24000字的长文———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从“运10”的夭折谈起》，发表在《经济管理文摘》上。“没想到在航空界引起很大的震动。”高梁承认，他把一个技术话题搞成了一个新闻话题。后来，作为产业论坛的主持人，他邀请参加过“运10”飞机设计的技术人员作了一次讲座，反响也非常大。“因为有这个基础，航天行业内有人组织研讨会经常邀请我参加。2003年航空诞生一百年，办了一个很大的国际研讨会，还专门让我去讲中国飞机的问题。”
就在这一年，88岁的“两弹一星”元勋、两院院士王大珩向前去看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议，“中国非搞大飞机项目不可”。半年后，科技部受国务院委派组建“运10”下马20年后的第一个大飞机项目论证组。重启“大飞机”项目的呼声越来越高。
2007年3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关于大型飞机方案论证工作汇报，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高梁参与了大型飞机方案论证工作，他的身份是国家发改委大飞机项目协调小组负责人。
一般认为，上马大飞机原因有二：一，中国将是大飞机的最大市场之一，这一利润丰厚的巨大市场怎能拱手让给别人？二，大飞机是战略性极强的产业，中国要遏制欧美在这一领域里的垄断。乐观主义者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在这一市场中分一杯羹。
高梁十分低调，他对记者表示：“有关部门有规定，凡是参加大飞机论证者，都不能接受记者采访。”他更愿意把大飞机问题作为一个代表民族产业的个案来看待。
而对于“民族产业”问题，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民用航空等产业已经高度全球化、市场化，与军工业完全不同，只要付钱基本上就能买到具有一流技术水准的产品。不管大飞机也好，还是什么别的也好，如果没有技术和市场上的现实根据，只凭爱国主义豪情壮志，不仅经济上不划算，到头来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
可是在高梁看来，民族产业必须向高技术化发展，“要不现在就干，要不永远别干”，他激动地说，“有人指责我们是要搞闭关锁国不开放，说搞高技术是陷阱。其实，殖民化的资本主义陷阱是最可怕的，这就是拉美的现状。拉美两三千万人，搞得连粮食都没了。如果我们也像他们那样，中国13亿人，你看看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二
高梁其实是一个乳名，他的真名叫顾南九，他是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改革市场化方向的第一人”（吴敬琏语）、顾准的次子。
据 《拆下肋骨当火把——— 顾准全传》（高建国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记载，“文革”前，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顾准与妻子汪璧议定，让子女把他作为一个“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文革”开始，顾准劳动改造，更不可能和子女交流思想感情，关系不免疏远。
在母亲不堪忍受残酷批斗而服毒自杀的那一年，20岁的高中生高梁告别了北京，来到内蒙古兴安盟的农村下乡插队。前不久，高梁还曾回乡走访，发现那里的生存状态和四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电灯、电话，硬化路面修到了乡里。
“我们去的时候靠山吃饭，现在很多人打井。问题随之而来，那个地方过去是草原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地下水位下降，化肥过多，土壤就发生沙化现象，沙化速度很快，现在还能过得下去，以后恐怕会有问题。”高梁忧虑地说。这一代在困境中挣扎过的人，对当年“改造”他们的那些地方，也是非常有感情的，心中往往泛起涟漪。
1973年，高梁到兴安盟的首府乌兰浩特柴油机厂当工人，一干就是6年，“所有的车间全都干过，最大的官是当过班组长”。
兴安盟位于内蒙古东部，与吉林省交界，属高寒地带，最冷的时候零下30摄氏度，冬季平均气温也在零下20摄氏度。4年农民，6年工人，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就这样消磨过去了。
高梁似乎并不觉得有多么苦，他说：“第一精神上不是太压抑。没有太多的感觉。人能够适应生活环境，只要适应了就没什么。”
高梁在柴油机厂当工人的第二年，父亲顾准含冤去世。临终前，这个“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学者，没有能够见到五个子女。高建国在《顾准全传》中记载：“原因十分简单，坚持‘革命路线’的青年人说：怕受爸爸的影响。”他希望孩子们回北京见最后一面，他的长子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1978年冬天，回到北京的高梁参加高考，第一次没考上，然后因为“忙家里的事”耽搁了数年。1982年他直接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成为他父亲的弟子吴敬琏先生的研究生，专业方向是比较经济制度。这时他已经34岁了。
1984年，高梁参加了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莫干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张维迎初露锋芒。第二年，高梁毕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这是一家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著称的研究机构。几乎同时，张维迎也进入该机构。后来许多名噪一时、甚至至今仍然活跃的改革人物，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在这里，高梁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满怀热情地研究中国的改革问题。“那是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时代。”高梁说。
他认为，当时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现在那些呼吁改革的人没什么两样，总的方向都是市场化改革。“当时计划体制还是一个整体，大家的主要兴奋点在于怎么冲破这个体系，在这点上大家没有什么分歧。改革就是撬动一点、再撬动一点。80年代讲市场与计划的时候，还没有牵扯到所有制的问题，只是说把计划变成市场导向。但是走了半截有点不同意见，因为现实中碰到很多问题，在于行政体制造成的分割，如何才能破这个东西？当然彻底实现私有化、和政府彻底脱离是最容易、摩擦最小的一种制度。另一方面，中国毕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一套供应体系，我们应该稳妥地、公私兼顾地改革。”
分歧在80年代末就出现了，只是当时还基本处于理论讨论的阶段，还没有实际操作，而且没有条件做。但是在高梁看来，这种分歧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争论埋下了伏笔，十多年后，这条“草灰蛇线”在所谓“第三次大争论”中终于显露无遗。
三
1992年春天，高梁去了海南。
“现在想起来，那时对改革前途究竟如何，我们还能干什么事，心里没底。”高梁坦率地说，“尽管过去有十年在底层的经历，觉得书本说的不行，还是应该下去。当时我们也穷，月工资才二百块钱。”
高梁不知道，当他踏上南下之路时，邓小平正在南方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那年夏天，在听到这个谈话的传达时，高梁已经担任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
洋浦经济开发区号称“特区中的特区”，位于海南岛的西北角，当时一片荒滩，30平方公里，52个自然村，1万多农民。高梁主管开发区内政府所属的七八家国有企业，有搞金融投资的，有搞贸易的，有搞房地产的，都是小企业。“我根据自己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解，制定新的管理办法，按照资产管理的方式来管。”
效果如何呢？“情况很复杂”。高梁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手下有一个管开发区拆迁的公司，有一大笔钱来运作。高梁自任总经理，后来上面不让他干了，换了一个人。虽然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可是上头压下来了，限期完成移交，让他管，管了不到半年，就出了很多问题。查出来以后，就撤了。撤了他，我也站不住了。”
仅两年，高梁就离开了这个曾经被视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样板开发区。
“当了两年官，一个基本体会是：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有优有劣，更重要的是人怎么执行这个制度，最后还是落实到管理。”可是高梁又看到，管理只能落实到管钱和管事，管不了人。他认为，这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多了。
高梁没有回北京，而是到地方上的私人公司打工。他发现“管理问题”同样存在于私人企业。由此他开始反思，并不是因为行政管理多了才出问题，“因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人碰到陌生领域都是信息不对称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碰到垄断，垄断是打不破的，关键仍然是人怎么产生，根据什么标准产生。”
他感慨，简单地用制度或者法律是管不住人的，而需要法律、管理制度、道德三者俱备，道德是最重要的。高梁非常流畅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其实很简单，毛主席早就讲过，关键是用人唯贤还是用人唯亲。”他解释说，贤就是有道德。一旦道德底线被市场冲破，一切都无可救药。他以医疗问题为例，“别以为设一亿个医院就解决问题了，不可能。同样，职业道德的下降才造成国有企业逐渐滑落。”
高梁在“海”里度过了6年，与他在机械厂的日子一样长。但是与前一个社会板结、思想僵化的6年截然不同，后一个6年正是中国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狂飙突进的时期，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变化非常大，与80年代也已大不相同。“80年代老的信仰还存在，对社会制度基本认同。到了90年代这段时期，人们找不到方向，人生苦短，‘何不潇洒走一回’倒是很好地表达了这种迷失感。‘不捞白不捞’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
在这个阶段，高梁基本和学术界、思想界脱离了关系，甚至与他的导师吴敬琏6年间也仅见过两次面。高梁当年的许多同事，都已经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他承认，这几年他浪费了很多时间，思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对改革也产生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四
1998年，高梁浮出海面，重返北京，先在报纸杂志待了几年，包括担任《经济管理文摘》的记者。
他的一个老朋友、一家民营咨询公司的老总请他做产业论坛。讲坛均在北京举行，极盛时期一月一次。演讲嘉宾都是各个工业行业的人，听众主要来自学术界，也包括一些搞经济研究的老朋友。高梁直接组织策划所有活动，亲自担任主持人。论坛从1998年持续到2003年，5年间搞了50多场，机械、电子、汽车、机床、造船、银行、股市、财政情况、石油石化等等，巨细混杂，“基本把我国重要的行业都做了。”
论坛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三个人听，而人数最多、场面最大的是大飞机研讨，那是在2000年，到会至少有一百人。
高梁很高兴能够做产业论坛。他认为这样就把重要的行业了解了一遍，对行业里面的企业发展状况、体制变迁状况、技术水平与国外的落差等等，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些资料是许多经济学家很少接触到的，是这些近距离的观察促使了高梁的思考。
“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差得很远。私营企业再能耐，有了市场体制就产生生产力？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我们过去企业管理的底子就薄，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而且技术进步慢，出不来新东西、新产品。如果单打独斗进行竞争，结局是没有悬念的。在开放的条件下，你是一个幼儿，人家是一个拳王，就是这个水平。”
也就在此前后，一些自命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者提出了保护“战略产业”的问题。高梁很认同这个概念。他认为，从9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国家原有的工业体系受到挑战，有些（命脉）企业成了外商控制的企业。如果这个势头没有节制地持续下去的话，对国家关键产业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都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需要国家出手，支持“战略产业”的发展。
就如同鲁迅比喻一只飞虫“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2003年，高梁离开媒体，回到了经济研究部门，担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产业论坛也随之停止。他坦承，这五年论坛产生的新认识，使他与“主流经济学家”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思想的接近和共鸣，让高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渐行渐近，而与80年代的同道们逐渐地疏远了。
2004年8月，郎咸平挑起“郎顾之争”，从而掀起了所谓“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高梁和其他“非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公开支持郎咸平，加入了“反思改革者”的行列。“表态之后，他们知道我是谁了，有事也不找我了。”高梁很无所谓地说。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 “他们”是谁，但很显然，“他们”就是曾经与高梁有很深渊源的“主流经济学家”们。
而在高梁公开支持郎咸平之前，被视为“非主流经济学家”领军人物的杨帆就已经把高梁列入 “非主流经济学家”之列。高梁和杨帆2001年认识，“谈过一些东西，在一些问题上看法比较接近”。
在高梁看来，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闭眼不看，文过饰非。至于改革出现问题的原因，他认为，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指导改革，以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都不管，退出竞争领域，“引进外资，吃掉我们的民族工业”，“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我们的发展目标”。
说到这里，高梁再次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毛主席在1965年说过一段话，说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因为中国底子薄、经济落后、技术落后，如果放开的话，私人资本早晚成为外国人的，中国将来就是依附型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
针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所说“中国人要有给洋人再打20年工的思想准备”的说法，高梁义愤填膺：“他是卖国贼！我深信他拿了外国人的钱，才这么讲话。自己能够当老板，为什么要让人家当？”
五
顾准已经逝世33年了，中国改革也将迎来而立之年。
大江流日夜，改革浪淘沙。曾经潜伏的分歧，在新世纪里一一凸显出来。80年代曾经一起为改革出谋献策的人们，似乎彻底分道扬镳了，虽然两边不断有人（包括高梁在内）呼吁，“希望大家有时间坐下来，当面讨论一下”，但是他们已经坐不到一起了。
“这一点不奇怪，历史上这种事太多了。过去的同志到后来又重新组合，这算什么，如果永远铁板一块那才怪呢。”高梁倒是很淡然。
近年来，在一些人群中，民族主义情绪似乎越来越高涨。有人说，高梁也成了民族主义的“愤青”，成了民粹主义者。59岁的高梁说：“‘青’谈不上了。中国人不讲民族主义，讲世界主义，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中国要摆脱帝国主义压迫，才有中国革命。这些东西今天怎么忘掉了，不应该革命吗？是不是认为清朝最好啊？我们要跟强国平等相处，争取和谐相处。如果和谐不了，也不能屈服，这是国格问题，这是不是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是应该赞成还是反对？第二，民粹主义是什么？如果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这个立场被称为民粹主义，那我坚持这个民粹主义，我觉得没错。今天在有些人眼中民粹主义是骂人，他们只为少数富人服务，只有少数富人才是他应该服务的对象。这是立场问题，我的立场跟他们的立场不一样，他们愿意怎么戴帽子就怎么戴帽子。有人骂‘爱国贼’，卖国反而有功，这简直是黑白颠倒，连起码的道理都不讲。那就对不起了，碰到法律问题就是法律解决，碰到革命的时候那就是枪杆子解决，那没办法。”
有人批评说，高梁的思想与他的父亲顾准已经走得很远了。当记者转述这个说法时，身材高大的高梁激动地站起来，大声地问：“怎么远，为什么远？”
他说，有些人自称继承了顾准的思想，但是并没有理解顾准思想的精髓。他这样解释父亲的思想：“第一，实事求是；第二，为中国利益、为国家利益、为大多数人利益着想，没有这个思想不会起来抗日参加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剖析自己的事业。”
记者：“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反思呢？”
高梁：“反思是针对计划经济，对国家的‘极左’方针的反思，这是反潮流。”
至于针对“顾准倡导市场，而他的儿子反市场”的说法，高梁嗤之以鼻，“再怎么着，我对父亲的了解，对他的做派为人，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一些。一句话，守住实事求是、为多数人服务这两条，就可以所向披靡。管别人怎么看我说我，家破人亡都不怕，死都不怕，怕什么？没有这样的劲头还搞为国家服务？搞什么经济学研究？那叫蛀虫，名利场的蛀虫！”
“什么道理都不能走极端，现在的人就是走极端了，过去‘极左’，现在‘极右’。好像越极端越革命，才能得到桂冠。这叫哗众取宠，这叫做右的僵化。”高梁如是说。
对于“民族产业”问题，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民用航空等产业已经高度全球化、市场化，与军工业完全不同，只要付钱基本上就能买到具有一流技术水准的产品。不管大飞机也好，还是什么别的也好，如果没有技术和市场上的现实根据，只凭爱国主义豪情壮志，不仅经济上不划算，到头来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可是在高梁看来，民族产业必须向高技术化发展，“要不现在就干，要不永远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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