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五十周年
李 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新中国的童年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创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代表作。在毛泽东的《正处》这本著作里，反映和总结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哪些具有根本性的历史经验呢？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思想界理论界是有分歧和争议的。
一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研读的毛泽东的《正处》这本著作，是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而一个人整理和修改自己将要公开发表的发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自己何尝又不是这样做呢！但是这样一件事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地受到来自我国思想界理论界的指责和批评。
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重编《毛泽东著作选读》，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作了这样一个题解：“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讲话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份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此话一出，注家蜂起，指责和批评《正处》文章多起来，这样的纪实文学更是一本接一本。
1999年《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出版，在注释里依然坚持1986年题解的观点，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还是坚持了1986年题解的观点。
如果说在1986年那个时候，苏联戈尔巴乔夫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刚刚开始，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正是发展时期，我国思想界受这种国内外“大气候”和“小气候”的影响和迷惑，一时还看不清事情的本质，对毛泽东指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发生误解，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国经过1989年“反革命暴乱”——注意，这是邓小平定的性——和1991年苏共亡党亡国，对毛泽东的这段话还持怀疑和指责的态度，就有些不大好理解了。
纵观20年来指责和批评《正处》的地方和内容，几乎都针对《正处》中这样一段人们比较熟悉的文字：“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①]
那么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在公开发表的《正处》里，毛泽东增加了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分析和论断，请注意，毛泽东说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用的是“有时”这两个字，难道历史证明毛泽东说错了吗？特别是毛泽东用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语言提出“谁胜谁负”的问题，这是《正处》这本著作里一段最精彩的文字和最深刻的理论思想，是全文的精髓之一。
有没有这样的一系列修改，是大不一样的。没有这样的话，这篇著作的意义就降低了许多，文章的时效性就大大缩短了。正是这样的修改，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大大提升了文章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使这篇文章的实践方针和理论思想具有了更强烈、更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更广阔、更高远、更深邃的历史纵深，使这篇文章不仅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才成为照耀着当代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认识和开拓社会主义航向的灯塔。
要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到底是什么，无论从《正处》发表之前的历史情况看，还是从《正处》发表之后50年的历史情况来看，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毛泽东在《正处》里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请大家注意，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段意思相同的话：“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②] 毋庸置疑，毛泽东提出的“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和论断，是一个已经被当代世界史证明了的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
远的不说，我国发生的八九政治风波和苏共亡党亡国的事情，难道不是一览无余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做出的这样一种理论分析、政治判断和事实描述，在经历了国内外几十年来一波又一波惊心动魄的历史风浪后，和平演变从一种思想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难道我们对“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存有任何一点怀疑、犹豫、侥幸和幻想吗？
毛泽东提出的“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涵盖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诸方面，是共产党人正确观察和认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切入点，是制定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和政策策略的出发点。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它是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③] “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提问，就是这样一个反映时代声音的问题。——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它以最鲜明、最直白的语言表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关于社会主义，难道还有比无产阶级要保卫政权和资产阶级要复辟更为重要的问题吗？苏东剧变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阐明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期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特征，是我们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的灯塔。
社会主义不仅是个国内问题，更是个国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谈论社会主义往往也是从国际范围讲的。毛泽东观察和研究社会主义，写出《正处》一书，不仅研究了我国的情况，也深入研究了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在写《正处》之前，1956年，毛泽东亲自组织并动手修改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两篇文章，所以在《正处》一文中提出“谁胜谁负”的问题，不仅是针对我国的，也是针对那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只是那时不便于公开说透。
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分析和总结德国工人运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他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④] 无疑，主动地认识和科学地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经常锻炼的基本功。毛泽东就经常不断地演练这样的基本功。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匈牙利事件“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⑤]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不但善于科学地鉴别正反历史经验，而且善于运用正反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思想家、战略家。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是一位严肃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所以他说“谁胜谁负”、“谁战胜谁”这番话，决非一时之兴，空穴来风。有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和波兰匈牙利动乱，我们党变得警觉了。
后来，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告诫全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⑥] 每当笔者读到这段话是，总是感慨良多。苏联的历史，苏联的风风雨雨，简直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一面镜子。自十月革命以来，难道还有比苏联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更真实、更深刻、更生动的社会主义教科书吗？
经过近七年的观察，毛泽东分析国内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在1964年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⑦] 看来，毛泽东确实从五十年代的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中接受了教育，增长了才干，而那些事件的当事人（政党、国家）已经作为失败者被赶出了历史的舞台。
1964年中苏论战，毛泽东修改“九评”这篇文章，增加了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⑧] ——这才是一个战略家说的话，也体现出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和作为。为了防范风险，取得经验，必要的时候就得勒紧裤腰带，付出一笔学费。北京八九反革命暴乱和苏东剧变，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所具有的视穿千秋的历史眼光和时代精神，折射出毛泽东——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所具有的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的科学勇气和战斗品格。
毛泽东根据那时共产主义运动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针这样一个特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⑨]“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的口号。[⑩] 思想上理论上的科学预见和实践上工作中的积极主动，是毛泽东的一个特点，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过人之处。毛泽东的一些想法、提法和做法，往往使人感到具有某种巨大的前瞻性，又一时难于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在毛泽东的工作中，你看不到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救火队式的应急行为，看不到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临渴掘井，疲于应付的忙乱现象，而是将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由于毛泽东有这种见微知著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所以他总是能在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把工作主动地做在前面，主动地开拓工作的局面。无疑，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和行为能力，列宁不能成就十月革命，毛泽东也不能成就中国革命，不会开辟出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战略家。
三
毛泽东防修反修的实践和理论，也是在历史的曲折中进行和发展起来的，有的时候，有的方面，甚至是通过某种看似扭曲的方式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我们剥离开毛泽东阶级斗争实践上的扩大化病灶后，就显露出了它强健的肌体。毛泽东做出的防修反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许多实际行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开创性的，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增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内容，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思想，并取得了十分宝贵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常常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和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历史上，许多革命的、先进的、科学的、正确的东西，有的时候是通过某种间接的、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发展起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形式与内容的背离，现象和本质的冲突，原因与结果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需要人们仔细地加以辨认和区分。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的那样：“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1] 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科学，只有经过长期地、艰苦地学习和实践，才能逐步理解和掌握。不经过长期深入的观察、研究和实践，以急功近利的眼光和立竿见影的要求，是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
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前车之鉴，已经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无疑，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能把我国六七十年代实践中的扩大化错误与非扩大化的正确的理论和实践严肃地科学地区别开来，如果我们不能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遗产，我们可能会犯绝大的错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这方面，无论是毛泽东的理论思想、斗争实践，还是经验与教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特别丰厚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今后继续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斗争的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和伟大力量。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树立起这样一种坚定不移的思想认识，科学地总结和运用毛泽东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思想界一项必须经常进行的思想任务和工作任务。
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全党的理论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12] 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人们，他在经济问题上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他把“发展经济”确定为“一个政治目标”。[13] 邓小平的论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道理，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各种形式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是在这样或那样的阶级关系和阶级交往中进行的，不存在脱离了阶级关系的单纯的独立的经济建设和文化生活，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发展更是离不可国内外的阶级斗争。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对我们理解毛泽东是怎样进行理论创新的，对我们理解毛泽东是怎样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我们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提供了答案。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③] 马克思：《集权问题》(1842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④]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9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974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⑤]《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8页。
[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⑦]《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1964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⑧]《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稿的修改》(1964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⑨]《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页。
[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
[1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13]《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