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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卢沟桥事变70周年】血洒卢沟桥

张宏志 · 2007-07-07 ·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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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充斥于各大媒体的卢沟桥事变,似乎就是国民党战场抗战比较激烈的一次,是拥蒋反共歪曲历史的一个“确凿论据”。我们沉痛悼念烈士,但不应忘记真实的历史!抗战中国共双方都牺牲了很多将士,但国军将士如何牺牲,是否可以不牺牲,都必须面对真实的历史,决不容许用烈士的鲜血美化给民族造成灾难的罪人!让我们看看张宏志老师笔下真实的历史:血洒卢沟桥的37师为何抵抗如此顽强,致使和谈时日军强烈要求撤换之?战争在即,为何宋哲元将军托病回乡,将重担交于张自忠?事变后整整21天,战火已经引燃,赵登禹、佟麟阁二位将军缘何在南苑毫无防备,白白牺牲?华北局势如此紧张,我们的蒋委员长为何还发出“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放弃”的“抗战”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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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7

日军“七七”寻衅,中国驻军血洒卢沟桥

摘自,张宏志著,《中日血战三部曲》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5-30页。

  (一)日军制造事端,日本政府玩弄骗局

  1937年春,平津形势吃紧,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与妥协之间徘徊观望,一切未置可否。而身负平津要职的宋哲元(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①却于1937年5月11日返回故乡山东乐陵扫墓。入夏,日本中国驻屯军北平、丰台等地驻军频频演习,伺机寻衅,平津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第29军在共产党北平地方组织的帮助下②,在平津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与推动下,抗日爱国思想日益高涨。

  日本中国驻屯军(旅团)丰台驻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于1937年7月7日午后7点30分,在卢沟桥附近的龙王庙——大瓦窑之间进行演习,演习课目为:一、利用黄昏接近敌主阵地;二、黎明冲锋。

  卢沟桥中国驻军第29军冯治安(第37师之何基沣、第109旅吉星文团)的一个营。夜11时许,卫兵忽闻城东(日军演习方向)发枪数响。鉴于此类事件时有发生,中国驻军并未引起特别注意。午夜,日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电话通知国民党冀察当局,称:丰台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忽闻宛平城内发枪数响,致使演习部队一时呈现混乱,结果一名士兵失踪。并要求进入宛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的断然拒绝。片刻,冀察绥署日人顾问缨井又来电话,声称上述条件如国民党方面不允,他们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国民党冀察军政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当与日方商定双方立即派员前往调查。国民党当局所派代表为河北省第4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三人;日方所派代表为缨井、日军辅佐官寺平、秘书斋腾三人。与此同时,日中国驻屯混成旅团司令部于7月8日凌晨,命令驻丰台的第3大队展开于卢沟桥火车站西南方向附近准备战斗,并派出步兵一个中队、机关枪一个小队随谈判代表进入宛平城内。4时许,双方代表进入宛平县署。日方提出:中国军队退至宛平城西,日军进入宛平城东门内数10米,始得谈判。这种在机关枪、大炮威胁下,甩刺刀逼向对方代表的谈判,实为世界外交史上所罕见。然而侵略军的淫威,并未吓倒29军的将士们,中国代表拒绝了日方的蛮横要求。4时30分,日军开始攻击,29军37师吉星文团不顾国民党政策不抵抗的命令,奋起自卫。5时许日军攻击停止,双方代表恢复谈判。日方强令国民党军于午后8时撤退至永定河以西,否则武力解决。这种最后通牒性质的所谓谈判,当为国民党当局代表再次拒绝。5点30分,日军攻击再起,一度夺去国民党方军之龙王庙、五里店、卢沟桥火车站等处阵地,并于6时又大炮猛烈轰击宛平县城。谈判即告终止,双方撤回自己的谈判代表。9时,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下达如下命令:(一)日军要确保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地区;(二)步兵旅团长应解除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于是日军开始向丰台集结兵力,中国驻屯军驻通州的第1联队第1大队奉命向卢沟桥增援。

  在这种情况下,何基沣旅长亲率主力于午后8时开始反击,逐次恢复失去的阵地,并将侵占卢沟桥火车站的日军歼灭殆尽。

  日军7月8日的进攻均告失败,夺占卢沟桥的阴谋宣告破产。当日晚,日方松井和国民党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北平进行交涉;同时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和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进行会谈。9月2时,松井和秦德纯达成了如下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退至永定河右岸;(三)卢沟桥的守备由冀北保安队担任。9日晨,中国军队开始按协议实行,但日军却不撤兵,诡称:日军有权监视中国军队的撤退。在日本军阀看来,他们可以在中国领土上驻兵,进行军事演习,占领中国地方,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主权,这都是“合法的”,是《辛丑条约》、《塘沽协定》所赋予的“权利”。而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自己却是“非法的”。总而言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根据这个强盗逻辑,事变后,日本将事变发生的原因,完全添于中国方面。7月8日,日关东军发表声明,称“因暴戾的第29军挑衅而在华北引起事端”;接着日本朝鲜军声明:称“此事件之原因由来已久”;日本政府9日声明:“倘事件因华方拒绝反省,而愈益扩大,日方决取断然行动”;首相近卫声明,称“此事件之原因实由于中国历史以来之抗日情绪所致”。就是这样,7月10日,日本撕毁了9日的协定,重提三条:(一)第29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道歉,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地区,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鉴于本事件孕育于兰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各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冀察军政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下,竟于7月11日20时在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了字(《秦德纯、松井协定》)。

  从事变爆发后的翌日起,日本军阀策划于密室,周旋于各界,从陆军部、海军部、首相、内阁诸大臣直至日皇,很快地拿出了方案。7月11日这一天,日本法西斯为着发动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如疯似狂地拨动着战争机器的发条,使之急速地转动起来。11日11时半至14时,首、外、陆、海、藏五相会议,在首相官邸召开,决定“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个师,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15时20分,又召开了内阁会议,阁议完全采纳了五相会议的议案。16时,首相近卫到叶山皇邸见驾,上奏向华派兵,天皇照准。16时20分,参谋长及陆相,进宫参驾,请求派兵;17时5分,伏见宫军令部总长也来上奏海军用兵事宜,天皇均予照准。18时24分,发表了《关于向华增兵的政府声明》。18时35分,参谋总长发出临参命第56号,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将管辖的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及空军集团之一部(侦察、战斗、轰炸机各两个中队),火速派往华北,接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20时40分,又以临参命第57号下达第20师团,令该师团务须迅速到达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序列。

  所有这些疯狂的战争准备,都是在“不扩大方针”、“现地解决”的烟幕下进行的。日本政府在它的官方文书上,在对外声明中,不惜笔墨,不厌其烦的奢谈“不扩大方针”、“现地解决”,而暗地里却一步一步的谋获中国领土的侵略目的。然而这一阴谋,竟得到了中国当局某些人的响应。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总参议张维蕃、师长冯治安、张自忠,曾致电宋哲元,要求他即返前线。宋在接到秦等电报后,回电说: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随后29军又派邓哲熙前往乐陵请宋速归。末对邓表示,事态不至扩大,只要我们做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这时,国民党政府又提出宋先回保定,视情况发展再决定是否回平。宋则抱着局部解决的希望决定回平。7月17日,宋哲元首先到了天津。这时日中国驻屯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因病去职(15日死去),香月清司于11日接任。宋哲元先派张自忠偕邓哲熙往见香月。18日午后1时,宋哲元借张自忠再访香月。宋此行原为试探日方动向,结果只是把自己“和平解决”的愿望亮给了香月,至于日本要干些什么,宋什么也没有摸到。19日午前,宋哲元回到北平。

  (二)愿者上钩,中国政府上当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志安部的英勇抵抗。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即动员全部第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29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同日发出的还有《7月8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日,内称:“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的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国土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登庐山会见蒋介石,会商抗战救国大计。

  中国共产党的平津地方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前线人民的抗日运动,给予卢沟桥抗战的第29军以莫大的精神鼓舞和实际的战斗支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长辛店工人,迅速地行动起来,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他们就搜集了大批铁轨、枕木、麻袋,冒着枪林弹雨,赶赴宛平前线修筑防御工事。战地和长辛店农民踊跃的出粮、出草、出柴、出工,帮助军队修路,做饭,送情报,抬伤兵,运送弹药、物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先队、北平学联、华北各界救国会等20多个团体,进行了广泛的抗战活动,组织了募捐团、慰劳团、看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民先队组织的义勇队还参加了作战。北平市民也自动组织起来,三户五户结在一起,把馒头、稀饭、开水、鞋袜、毛巾……送到前线官兵的手中。人民的爱国热忱,民族的愤发精神,随着卢沟桥抗战的枪声而迸发出来!

  7月7日的事变,唤起了全国人民,风起云涌地抗日运动迅速推向各地。上海日本工厂的工人、洋行的职员、日轮上的中国海员、日人家庭的佣工,纷纷罢工或离职。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地的工人相继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全国的文化、学术、新闻、宗教及其他团体,都派代表到前线慰劳。许多大学教授纷纷发表抗战谈话,支持第29军的卢沟桥抗战,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动陆、海、空军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各地报刊广开抗战救亡言论,要求南京当局立即对日作战,大声疾呼:“‘现在和平已经绝望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现在除了抵抗,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有些报刊还提出了应向全国军队下紧急动员令;开放救国言论,积极组织民众,释放全国政治犯等抗日主张。

  但这时的南京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红军将领和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漠然处之;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制造的事变,缄口无言;对第29军的抵抗未置可否;对全国军队不作任何部署。南京政府的军、政大略,一切都无着落,徬徨观望,不言战也不言和。7月中旬,蒋介石邀集了一些名士进行庐山“茗叙”。会上众说纷纭,政学系巨头、亲日派张群重弹“战必败”的老调,他说,“和必大乱,战必大败;战而后和,和而后安”。张群的这所谓“十四字真言”,是国民党中部分人的先战而后和的代表作。他们内心极为矛盾,战没有胜利的信心,和又恐为全国人民唾弃。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极大地热忱希望国民党当权者们坚定抗日的立场。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前往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会谈,并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希望他们在民族危急日益加深的情势下,珍重两党合作。

  历史在敦促蒋介石集团从速抉择;人民号唤国民党当权者赶快站到抗日阵线中来;他们自身的利益也迫使其不能再犹豫不定了。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称: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并阐述了解决卢事一案的四条原则:“一,任何解决,不能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同时指出:“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系,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幸侥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

  蒋介石发表谈话后,随即派副总参谋长熊斌前往北平见宋哲元,传达他的意图。随后又召戈定远传达命令给宋,内容仍是蒋介石的庐山谈话。

  (三)平津陷落,华北在劫

  7月13日,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作出了如下部置:军将第一次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第29军。7月20日前完成准备。7月15日增订上述计划:第一期作战攻占平津;第二期作战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在增加兵力以后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为了准备好第一期作战,7月20日以前各兵团完成集中,按下列地区展开: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在高丽营,一部在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怀柔;第20师团在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

  7月17日,日本参谋本部作出决定:在19、20日之间紧急动员,以国内3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于华北集中,预定8月下旬集中完毕。并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方案”:以占领华北为目标,预定时间为两个月;全面战争,灭亡全中国,预定时间为3至4个月;倘陷入持久,预定时间为一年。20日晨,参谋本部召开部长会议,确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兵力;立即着手国内师团动员。同日10时召开内阁会议,午会又进行了第二次阁议,晚7时30分召开第三次阁议,作出了急速派出国内3个师团的决定。

  这时,日本第一次动员兵力已陆续到达华北: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7月13日从公主岭出发,17日进抵预定地区;独立混成第11旅团,7月2日从古北口出发,19日进抵预定地区;朝鲜军第20师团,17日从朝鲜龙山出发,18日进抵预定地区;至此,日寇进攻平津的兵力已经集结就绪。随着第二次动员国内3个师团的派出,其向战略纵深发展,攻占全华北的战略二梯队亦已着手准备,日军发动进攻的条件接近成熟。这时,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竟以18日日本侦察飞机在河北省南部顺德地区上空遭到中国军队射击为借口,于19日22时发表声明:“从二十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于是,中国29军代表于当夜急访日军参谋长桥本,并在敌人的淫威下于23时在下列条款上签字:

  “为实现7月11日签定的协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

  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予以罢免。

  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四、撤去冀察的兰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

  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国民26年7月19日

  第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张允荣。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三十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以上协定双方约定对外不发表。

  宋哲元按上述秘密协定,于20日5时下达命令:第37师自令20日开始在西苑集结,21日集结完毕,22日撤退;第132师接替第37师原防。该两师遵命于20日开始行动。不料日军竟于20日突然炮击苑平县及长辛店中国军队驻地,致使其遭受重大伤亡,苑平驻军吉星文团长负伤。日本军阀大规模进攻前的一条毒计,就是压迫中方撤走坚决抵抗的37师,夺取北平的战略要点卢沟桥,完成对第29军的战役包围。

  7月23日,中共发表《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宣言大声疾呼:“万万火急!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武装部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据各方面消息已证实冀察当局宋哲元已接受日方所提出下列三个条件,即(一)冀察当局向日军道歉;(二)二十九军从平津卢沟桥以东撤退;(三)镇压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这些条件已开始实行,此外有否秘密协定,尚不得而知。

  全国同胞们!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同全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的要求完全相反,同蒋介石先生7月17日对于卢沟桥事件之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中略,详前)亦完全相反。我们的政府与人民万万不能接受这种投降屈辱的条件!我们坚持反对冀察当局宋哲元接受这类亡国灭种的条约!我们要求为保卫平津,保卫冀察的每寸土地而战斗到底!”宣言还向南京中央政府提出,立即命令冀察当局宋哲元拒绝执行日本所提的三条件,率领29军实行武装抵抗……等八项措施。中共中央这个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阴谋,指明了抗战的航向,提醒了全国人民对于一切妥协活动的警觉,也帮助了宋哲元等人。

  25日夜,日军第20师团77联队11中队,以修理军用电话线为名,袭击中国廊坊驻军(第38师113旅226团),中国军队被迫自卫。26日拂晓,日第20师团77联队全部,在大批空军掩护下赶来增援。中国廊坊驻军,只有平时的警戒线,并无战时防御设施。日空军向中国军队营地狂轰滥炸,中国军队官兵死伤惨重,被迫退向通州地区。同日,日本中国驻屯混成旅团第2联队第3大队,袭击中国北平广安门守军。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是日午后3时,向中国军队发出最后通牒,令第29军全部撤出平津地区,限于27日11时30分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转取抵抗方针,一面将此报告南京,一面进行军事部署:第37师停止撤退,并恢复西苑至卢沟桥一线阵地;正在接防的第132师,全军迅速在南苑集结完毕;并抽调132师两个团组成北平警卫队,由张维藩指挥;军部移驻北平城内。28日晨发出自卫守土通电:

  “自哲元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的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北平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7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11日协议双方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21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25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26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27日早3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推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乞赐教,是为至祷。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叩感。”

  7月26日时20分,日中国驻屯军下达攻占平津的作战命令:

  一、军明(7月27日)日正午开始攻击。

  二、在廊坊及天津的第20师团主力在团河村(北平南约15公里)附近集结,与位于马驹桥(北平东南约15公里)的一部部队协同攻击南苑。

  三、中国驻屯步兵旅团主力从丰台向南苑兵营西北端方向攻击,在通州的该部步兵第2联队向南苑兵营东北方向攻击,至11时进入北平——马驹桥一线,听从旅团长指挥。

  四、北平警备队保护北平侨民。

  五、独立混成第11旅团从瓦窑(北平北约60公里)附近攻击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

  六、独立混成第1旅团从沙河镇方向向永定河一线攻击。

  七、军预备队(第20师团的步兵3个大队)位于天津。

  八、集大成飞行团主力拂晓攻击西苑兵营。

  九、临时航空兵团一部在承德,主力跃进于天津,协助地面各兵团的扫荡战,并随时准备与中国空军作战。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正在加紧谋划占领平津后,迅即向战略纵深发展,攻占全华北的战略部署。7月27日晨,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协商,紧急动员国内3个师团增援华北。8时40分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阁议,批准陆军实行动员,9时30分,陆相杉山进宫启奏,天皇照准。11时50分,下令依次动员,正在召开的(7月23日至8月8日)第七十届特别会议听取了政府的说明后,贵、众两院也于当日(27日)各自作出决定,一致拥护政府之决策。陆军早已作好了动员派兵准备,其动员计划为10个师团,人数约20万9千,马约5万4千匹,并为动员15个师团而积极准备。首批动员为3个师团;第5、6师团为紧急动员,第10师团为下令动员。7月29日为动员第一日,8月1日至3日,运送第5、第6师团战斗部队,以后至23日运送其附属部队。8月10日至14日,将第10师团从神户运至塘沽。当日下达将第5、第6国第10师团派至华北的动员令,并以临参命第65号下达给中国驻屯军。参谋本部依据这一命令制定了《对华作战大纲》,指明第一期作战为保定至独流镇一线以北地区;同时准备进行青岛、上海地区作战,参谋总长还特别指令于适当时机使用毒气弹。

  28日晨,日军对北平的进攻,按照预定计划全线开始,大战首在南苑爆发:南苑中国驻军为第132师及38师一部共计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约70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132师师长赵登禹。赵于27日傍晚奉命到达南苑,师主力尚在开进中,赵原拟待主力到达后变更部署,不料28日拂晓敌即从南、北、东三面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被迫仓促应战。由于冀察当局7月11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争准备,部队没有预设的作战阵地,更没有构筑工事。及至战事爆发,全军被敌人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官兵们凭借营地围墙拚死抵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向中国驻军狂轰滥炸,敌步兵向没有展开队形的中国部队施以波浪式集团冲锋。中国7000名官兵以血肉之躯而御强敌,在4个多小时的惨烈搏斗中,约5000余人战死,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也殉难前线。南苑遂告失守!

  在日寇突袭南苑的同时,中国第37师何基沣旅进行反击。吉星文团将卢沟桥附近五里店、大井村之敌全部驱逐。第38师一部在董升堂指挥下,也将丰台之敌包围起来。这些胜利的战斗虽不能挽回平津危局,但却为第29军的撤退争取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卢沟桥——八宝山一线阵地的保存,为全军西撤留住了退路。

  28日午后3时,张自忠往见宋哲元,他抱着以妥协而谋和平的侥幸心理对宋说:如果委员长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宋完全明白张的意图,于是派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宋于当日夜偕秦德纯、冯治安等退往保定。全军亦于是日夜向门头沟方向撤退。何基沣旅担任掩护,完成任务后即于30日退往涿州。北平遂沦入敌手!

  29日张自忠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

  在天津方面,38师副师长李文田、天津警备司令刘鸾、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肿于28日午前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后,一面通电响应,一面由副师长李玉田、旅长黄维纲组成临时指挥部,集中师的驻津部队及保安队部署战斗。28日午夜分别向日军驻地北宁铁路天津站、天津东站、东机局和海光寺兵营发起攻击。各处战斗打响后不久,忽接张自忠电话,谓和平有望。于是指挥部即分别向各部传达,29日晨各处战斗停止,并纷纷撤退,至30日各部退尽,天津即告失陷。

  日军因主力集中于北平方面,天津兵力空虚。30日,日驻屯军司令官首先从第20师团第39旅团抽出3个步兵大队,由旅团长高木义仁带领增援天津,并要求关东军紧急派兵增援。关东军司令官首将使用于察东正在开进中的堤支队(关东军独立第3守备队编成,约千余人,支队长堤不夹贵)派往天津,随即由关东军第1师团编成独立混成第2旅团增援华北。上述两部日军分别于7月31日、8月1日到达天津。平津沦陷后,前冀察政务委员会即沦为汉奸组织,继续留在这个组织中的头目,统统变成了日本的鹰犬,张自忠察觉平津形势已全局皆非,旋即化装逃回第29军③。

  日寇占领平津以后,8月2日,日参谋本部对中国驻屯军下达了如下命令:在第二次动员兵力国内3个师团未到达现地之前,一面扫荡平津地区,一面准备与陆续到达的增加兵团向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地面推进,以待国内援军完成集中后,断然进行华北会战。命令还指明第二次动员兵力的3个师团大致于8月底在平津集结完毕,8月10日前后到达两个师团,20日后到了1个师团。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根据上述命令作了兵力部署:第20师团进至长辛后,随着新增加兵力的集中,逐步向涿州方面扩大阵地;中国驻屯军保护北平;独立混成第1旅团位于通州,作为军的预备队;独立混成第11旅团位于西苑,向南口方面警戒。独立混成第2旅团占领独流镇,向天津南方警戒。第20师团第77联队保护天津及天津至北平间北宁铁路路。

  平津的失陷表明,日本的亡华野心已昭然若揭。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军在军事部署上存在着严重失当之弊病。万福麟、孙连仲两军位于保定地区,距前线较远;津浦路方面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势力;与日关东军对峙于察北、察东的第29军第29师孤立无援;山东军阀韩复榘观望徘徊;山西军阀阎锡山坐观以待。这一有重要战略意义时期的事态既已如此,终必铸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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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宋哲元为旧西北军冯玉祥部下,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将领。1933年3月率部在长城抗战。“七七”事变中犯了妥协错误引恨终生,抑郁成疾,1940年死于四川绵县。

  ②第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旅长何基沣是两位爱国将领,他们与共产党北平地方组织建立了工作关系。共产党一方面通过他们作上层工作,一方面以各种方式对部队进行爱国抗日的宣传教育,从而激发了官兵的抗日热忱。

  ③张自忠在“七七”事变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但在后来的抗战中立功自赎: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中与敌大战于临沂获胜。1940年5月鄂北豫南战役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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