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毛泽东育人思想介绍
李凯城
---------------------------------------------------------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能否不断提高所属人员素质，已成为影响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
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历来有“大学校”、“大熔炉”的美称，在培养人才方面成效显著，经验丰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解放军历来是英雄辈出，人才济济。特别是建国前后，毛泽东麾下“谋臣如云，战将如雨”，随便拉出几位，就能独挡一面，打出一片天地。八一军旗下，绿色军营中，曾升起过无数颗耀眼的“星”。
企业管理者可以从军队培养人才的做法中借鉴哪些东西呢？
---------------------------------------------------------
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什么因素最重要？人才。
当前企业最需要哪种类型的人才？管理型。
稍有经验的企业家，恐怕都会认同上述答案。因为，管理说到底是人的问题。只要找对了人，用好了人，特别是培养出一批既忠心耿耿、又聪明能干的业务骨干，就不愁没有资源、没有创意、没有市场、没有效益。对企业家来说，企无人则止，有人则兴，掌握的人才队伍有多大，事业就能做多大。
人才重要，也难得。天下能干的人有的是，可往往可遇不可求。而且十全十美的人几乎不存在，越是聪明能干者，往往越有个性。所以，好不容易发现了人才，管理者也得敢用、会用。更多情况下，必须立足于自己培养。
近些年，管理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建立学习型组织。从建立学习型企业到创建学习型社区，再到建设学习型社会；从专家倡导到政府号召，一直到写入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口号越提越响，调门越来越高。这表明，组织学习和终身教育问题开始进入管理学视野，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能否不断提高所属人员素质，已成为影响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有专家说，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
趋势很明显，道理很简单。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培养管理型人才？怎样才能将企业真正建成学习型组织？
近些年，许多企业培养人才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主要办法是选送骨干参加各种MBA或EMBA班。中国的MBA教育已开展了十几年，发展到相当规模，可实际效果如何呢？某著名大学一位专门负责MBA的教授在其新著中这样评价：“我们搞MBA那么多年，一开始就定位于中国企业家的摇篮，摇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出几个企业家。”如果说此言表达的还只是一种遗憾，一种无奈，那么，下面的话简直让人不知该说啥好：“我认为企业家更多是天赋：一个伟大的母亲和一个伟大的父亲一次偶然的结合，这就是企业家。”
著名大学教MBA的教授对目前国内管理教育尚如此评价，企业家们又怎能信赖他们的教学呢？难怪前不久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总裁严介和说，员工中最差的是在大学里一气读下来的博士，其次就是MBA。
一些院校的MBA教育效果不理想，企业只好立足于自己培养。目前不少单位每年都制订员工培训计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一些大中型企业甚至组建了企业大学等机构，专门为本单位及关联企业培养业务骨干。问题是，育人不同于造器，教育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远不是下个决心，舍得投入，办几个班，就能达到目的。如何搞好企业在职培训，有效开发人力资源，不断培养出信得过、用得上、留得住的领导骨干和专业人才，已成为新形势下企业管理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历来有“大学校”、“大熔炉”的美称，在培养人才方面成效显著，经验丰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解放军历来是英雄辈出，人才济济。特别是建国前后，毛泽东麾下那真是“谋臣如云，战将如雨”，随便拉出几位，就能独挡一面，打出一片天地。八一军旗下，緑色军营中，曾升起过无数颗耀眼的“星”。直到今天，许多家长包括一些“大款”,之所以愿意送子女当兵，看重的就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能够培养人、锻炼人。
那么，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在培养人才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和独到之处呢？企业管理者可以从军队培养人才的做法中借鉴哪些东西呢？
一、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视育人为建军之本
毛泽东明确提出将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是开军队建设理论之先河。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近代以来成功治军经验的学习和借鉴。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成为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对毛泽东“把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思想的新发展。
我军一直有“三个舍得”的说法，即舍得拿出最强的干部去办学校，舍得送优秀的干部、战士进学校，舍得将先进的技术装备给学校。
毛泽东多次强调名师出高徒，要办好院校，必须有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都经常为红大、抗大讲课。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合在一起就是思想教育家，即“教父”式的人物。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下，对领导者最有利的，是与部属建立起师生关系，以师生情谊来维系、辅佐领导关系。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创建人民军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从理论到实践，均有不凡建树。
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对教育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大革命时期，他曾在广州、武汉等地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将新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积累了一些育人经验。如严把入学关，由各地党组织选送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压缩学制，根据实际斗争需要设置课程；请有实践经验的农运领袖担任主讲，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军事化管理，突出军事科目，注意学员指挥能力的培养与战斗作风的养成；组织学员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等实际斗争，在战火中经受锻炼，等等。农讲所虽然时间不长，却收到较好效果，所培养的干部，日后大都成为各地农民运动乃至工农红军的骨干。
创建并领导红军后，毛泽东更直接感受到培养人才的重要。因为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环境，使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考验，纷纷离队或叛逃，其中包括少数师、团军事主官。要想巩固和发展红军，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大批得力的领导骨干。所以，毛泽东率领红军1927年10月上井冈山，12月便在宁岗砻市开办了红军教导队。开始只有一个区队、六七十人，朱毛红军会师后发展为3个区队、200多人的规模，并正式纳入编制，由陈毅担任教导队队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亲自任课，直接指导，从挑选培养对象，确定培训目的，到设置教育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毛泽东等人的言传身教和精心培育下，一批忠心耿耿、年轻有为的红军骨干脱颖而出，当时红军队伍中20多岁当军长、师长的比比皆是。过去有人说24岁便任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有为的干部，其实，当时还有更年轻的。如著名战将寻淮洲，15岁上井冈山参加红军，18岁当团长，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1岁就当上了红7军团的军团长。
现在人们都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其实，井冈山也是我党我军领导干部的“摇篮”。据统计，红军时代从井冈山先后走出了38位军长或军政委、24位军团以上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领导人的三分之一，开国后20余年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的三分之一，都经历过井冈山斗争。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外，从井冈山走出了5位军委副主席、7位总参谋长、3位总政治部主任和8 位总后勤部部长。
1931年，红军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后，很快就办起中央红军学校。举办6期后，学校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陆续设立了红大的分校和供给、卫生、通信等学校。瑞金时期的红军大学已具备相当规模，积累了战时培养人才的宝贵经验。即使在环境条件异常艰苦的长征路上，红军仍编有干部团，非到万不得已，不分派战斗任务，以便保留领导骨干。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分析形势，明确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党中央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决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高度重视抗大的建设，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还直接过问抗大的组建工作，经常参加抗大组织的活动，亲自审定抗大的教学大纲和教育计划，多次到抗大讲课。甚至连抗大办学需要的纸张，毛泽东都亲自出面帮助协调。
1937年秋，我党派往苏联学习坦克、炮兵技术的30多位同志回到延安。第二天毛泽东便亲自接见。在关切地询问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大炮，但是有一批懂得技术的干部了。有人，就一定能把特种兵建立起来，坦克和大炮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以这批同志为教学骨干，很快办起了我军第一个培养装甲、航空等特种兵干部的摩托学校。当时，全军仅有几部破旧卡车和两辆小汽车，中央领导舍不得用，全部调给学校作教练车。教员们靠拿汽车作比较，通过画图，帮助学员建立起坦克的概念，了解它的威力、性能及如何配合步兵冲锋。为了学习坦克战术，学员们用被单蒙住汽车，装上假枪假炮，在延安机场摆战斗队形，与抗大组织“步坦协同”演习。在今人看来，这多少有些幼稚可笑。可正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后来组建起我军第一个坦克大队，成为我军特种兵部队的种子。
1939年夏，抗大总校开赴敌后办学，并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和一些随营学校、陆军中学、专业学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连同各分校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20余万干部。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军总人数约120万，其中正规军才60万，不难看出当年抗大在军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抗大培养的干部支撑起迅速发展壮大的人民军队，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沿用抗大的办学模式，在各大战略区组建军政大学和后勤、卫生等学校，源源不断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进而也为建立全国政权做了干部方面的准备。
建国初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军队院校建设，把办好军事院校，培养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视为和平时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主要途径。他亲自审批了刘伯承同志提出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把军事学院的成立称作是我军建军史上重大转折的标志之一。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50年代初，我军先后成立了上百所院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一大批身经百战的将军脱下战袍，走进课堂，补习科学文化知识，总结带兵打仗经验。话剧《虎踞龙蹯》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与此同时，针对当时基层官兵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中不到高小文化程度的占68%，无法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现状，我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将补习文化列入正式的训练科目，要求3年内，一般战士和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要达到高小水平，相当于高小文化程度的干部要达到初中水平。为此，全军调配了5万多名文化教员，成立了近百所各种形式的文化补习学校，遵照“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建立起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等一系列教学制度。包括毛泽东身边的中央警卫团，也办起了文化学校，毛泽东曾亲自给战士们动员、讲课。当时，整个军队就像是一所大学校，许多官兵入伍前是文盲、半文盲，在部队完成了中小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日后的成长进步打下了基础。
到了60年代，毛泽东又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明确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并且强调，“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关于“五七指示”，研究党史的学者往往从政治角度评论其影响，并有不同看法。这里暂且不论。可毛泽东明确提出将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却是开军队建设理论之先河。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根据形势发展和部队实际需要，明确提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思想。要求干部战士既要学会保卫祖国的本领，又要学会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将文与武、军与民、平时与战时的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成为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对毛泽东把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思想的新发展。
近些年国内外讲管理，都高度评价彼得•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的理念。认为这一理念是现代管理学的重大发展，甚至称《第五项修炼》一书为“管理的圣经”。其实，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毛泽东都远远胜过彼得•圣吉。
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不仅对培养人才工作高度重视，而且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例如，他提出：“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所以，我军一直有“三个舍得”的说法，即舍得拿出最强的干部去办学校，舍得送优秀的干部、战士进学校，舍得将先进的技术装备给学校。战争年代，我军总是选派理论素养高、精通业务、懂得教学规律、具有较强领导能力和开拓精神的得力干部去办院校。毛泽东自己就兼任过“红大”的政治委员。刘伯承、叶剑英、林彪等先后担任过红军大学的校长。建国后，又是刘伯承、罗荣桓这两位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政治工作模范，分别主办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
再如，毛泽东多次强调名师出高徒，要办好院校，必须有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这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办大学不能光有大楼，还要有“大师”。由于战争年代我军院校培养的主要是指挥管理人才，所以，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领袖和军事统帅，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都经常为红大、抗大讲课。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秦邦宪讲《政治经济学》，李维汉讲《党的建设》，林彪讲《战役学》，等等。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也是毛泽东为抗大学员讲课的摘录。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朋友常有疑惑：为什么只经过短期培训的红大、抗大学员，战场上面对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对手，总能胜出一筹？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红大、抗大学员的授业导师水平高，也是其中之一。
总之，我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毛泽东等领导者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分不开的。现在不少企业家时常感叹手下缺少人才，意识到企业发展受到人才匮乏的制约。从我军经验看，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切实提高各级管理者对培养人才重要性的认识。如果企业家能够像毛泽东那样视育人为建军之本，从创建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人才，亲自培养人才，并且舍得投入，长期坚持，又何愁人才之不得呢？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近代以来成功治军经验的学习和借鉴。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儒、法、道、兵等各个学派在管理理论上都自成体系，各有千秋。虽然对许多管理理论问题相互间常有争辩，但在重视培养人才方面，各家各派的观点却出奇地一致。特别是主张“以德治国”的儒家，认为实行德治的前提，是要有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因而特别重视对各级官吏的教化，将培养人才视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儒家的代表人物一向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三大乐趣之一，强调成功的领导人对部属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君主般的权威、父母般的慈爱，还应成为部属的良师益友。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战乱不断，涌现出一批以带兵、用兵见长的著名将领。总结其经验，会育人、会用人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例如，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国藩，原本只是翰林院的一介书生，根本不会打仗。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却阴错阳差地成为清军一方的主帅。曾国藩本人的军事才能十分有限，他亲自指挥的战斗几乎就没打赢过。可他却深知“致天下之治在人才”，治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二曰陶熔造就”；“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因而非常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在他的培育和提携下，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彭玉麟、刘铭传、鲍超、杨载福等军事将领青云直上，郭嵩焘、李元度、李善兰、徐寿等智囊谋士脱颖而出，成为湘军、淮军两大军事集团的骨干。曾国藩后来所以能功成名就，成为清廷的“股肱之臣”，成为“同光中兴”的代表人物，是与他善于育人、用人分不开的。
再如，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非常重视利用师生关系笼络人心，培植势力。他一生大权独揽，曾一度身兼党政军80多个职务，甚至闹出过作为陆军大学校长的蒋介石给作为总统的蒋介石打报告的笑话。所以，属下怎么称呼蒋介石的都有，如总统、总裁、委员长等。可蒋介石本人最看重的头衔却是校长，只有最亲近的人，才有资格称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器重黄埔生，视黄埔生为嫡系，黄埔军校学生对蒋也最忠诚。解放战争后期，眼看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不少原来投靠或归顺蒋介石的高级将领、政治人物，纷纷弃暗投明，起义投诚，唯独一批黄埔出身的军官，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卖命，如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平津战役中的李文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蒋介石育人、用人的成功。
上述现象反映出一个规律：领导与部属之间除正式角色关系外，难免会有其他一些关系，如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伙伴关系，等等。这多重角色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既可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也容易形成掣肘。无数事实表明，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下，对领导者最有利的，是与部属建立起师生关系，以师生情谊来维系、辅佐领导关系。毛泽东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生以导师自诩，高度重视教育，时刻不忘育人。这是其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当今企业家，许多人雄才大略，非常想干出一番事业，在市场、资金、公共关系等各方面都舍得投入，并常有建树。可唯独在人才培养方面缺乏战略眼光，总觉得这不是当务之急，更不愿自己下功夫培养，一心指望靠猎头公司去“挖人”。表面上看，从社会上找现成的人才省时省力，立杆成影，可实际上却犯了中国式管理之大忌。古人早就说过，“天下无现成之人才”。这倒不是说世无贤才，也不是说企业就不能另请高明，而是强调挖人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空降兵”与组织固有文化的融合问题，与老员工特别是创业元老的关系问题，以及前者忠诚度往往不高，随时有可能被其他组织以更高的薪酬再次挖走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能远大于企业自己培养所需的投入。
近些年，不少民营企业在聘用人才方面都走过弯路。常见的情况是：最初和老板一起创业的合作伙伴文化程度都不高，当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批人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发展后劲明显不足。为了公司的长远利益，老板开始考虑引进人才，到大公司“挖墙角”，或招收受过正规教育的MBA。对请来的“神仙”，自然要委以重任，给很高的待遇。希望借助这些人的知识和智慧，提升公司的管理档次。可没想到一些“空降兵”眼高手低，缺乏社会经验，一心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来证实自身价值，并且看不起创业元老，不时与后者发生矛盾。为了留住这些所谓的人才，企业家只好压元老们让步。一些元老被迫离职，留下的心情也不舒畅，积极性明显不高。由于原有业务骨干大批离职或消极怠工，公司业绩明显下滑。企业家开始怀疑引进人才的质量，对“空降兵”的看法渐渐发生变化。对于老板态度上的变化，“空降兵”们大都十分敏感，心知肚明，识趣者纷纷选择离开。就这样，老的业务骨干走了，新的“空降兵”也没留住，鸡飞蛋打，两头落空，企业因此而元气大伤。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有发展顺利的企业都立足于自己培养人才。例如，联想公司的柳传志有一句名言：“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人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大赢家。”《华为基本法》明确规定，“进贤与尽力是领袖与模范的区别。”“高、中级干部任职资格的最重要一条，是能否举荐和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不能培养接班人的领导，在下一轮任期时应该主动引退。仅仅使自己优秀是不够的，还要使自己的接班人更优秀。”王石领导下的万科公司，更是被业内人士誉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摇篮”，许多人都得益于“学习王石好榜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优秀企业是中国企业家真正的“孵化器”，正是靠着它们精心培育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才有了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崛起。
再往前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的崛起，也与松下幸之助等企业家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分不开。松下本人曾一再要求部属牢记：松下公司主要是出人才，只是附带着生产家用电器。从松下分离出去的三洋公司老板说得更绝：三洋公司要想赶上并超过松下，必须树立更先进的人才理念，即不仅出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总经理。柳传志、任正非等中国企业家关于培养人才的表述，与当年松下等人说法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育人在东方文化氛围中意义和地位。
如果说重视人才培养是东方管理学的一贯主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西方管理理论也越来越看重这一点。例如，《基业长青》中专门有一章“自家长成的经理人”，指出长寿企业都非常重视对领导骨干的培养，很少从企业外部去挖人。再如，彼得•圣吉强调，在学习型组织中，领导者的新角色之一就是教师。领导者要帮助部属正确认识和把握真实情况，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促进每个员工的学习。
西方一些优秀企业家在育人方面更是可圈可点。如杰克•韦尔奇就非常重视对员工的培养，多次谈到培养人才是他最愿意做的工作之一。他在《赢》一书中写道：“除了对提升团队素质的巨大影响外，利用这种日常的会面帮助员工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它本身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休无止的会议会让人感到麻木呆滞，走马观花的工厂参观只能让你看到一大堆不明所以的新设备，相反，如果把每天都看成培养人的过程，那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实际上，请把自己当作一名园丁好了，一手提着洒水壶，一手提着肥料桶。偶尔，你需要去除一些杂草，但是大多数时候，只要浇水施肥、细心呵护就可以了。随后，你就能看到满园花开。”
杰克•韦尔奇还有一句名言：“在你成为领导以前，成功只同自己的成长有关。在你成为领导以后，成功都同别人的成长有关。”在自传中他说：“讲课是我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的活动。”“我很容易陷在克罗顿维尔（通用公司管理开发中心所在地——注），我的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那儿度过的。我每个月都要去克罗顿维尔一两次，每次都要待上4个小时。在过去21年的课程里，我有机会与将近18000名GE经理进行了直接的沟通。来到克罗顿维尔总是使自己感到年轻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内容之一。”
总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合在一起就是思想教育家，即“教父”式的人物。首先是企业家本人要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企业家，不可能成就大事业。可如果只是企业家本人有思想，却无法通过教育让部属接受，那就会出现如《华为真相》一书所说的“任正非矛盾”：“毫无疑问，任正非是一个思想家。其思想的深刻程度和系统性，企业界无可比拟。但是思想家与企业家是有区别的，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思想，就无法掌握方向。但一个思想家过于相信自己的思想，并且要求后来者完全继承，不得违背，就不符合事物与时俱进的规律。”该书指出了矛盾，却没有给出答案，似乎这一矛盾根本无法解决。其实，这个问题是有解的，那就是：通过教育让多数员工接受企业家的理念，并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发扬光大。
二、始终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育人工作的首位
毛泽东领导下我军的育人工作更注重对官兵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始终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育人工作的首位。
我军院校历来强调，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着育人，所有工作人员都应以育人为己任。教师要教书育人，管理人员要管理育人，后勤服务人员也要服务育人。
当年抗大的学生来自天南地北，各种出身、各种成份的青年都有，包括一些社会名流、军阀、阔商的子女，甚至还有个别国民党的县长、团长，其思想基础可想而知。可通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多数毕业学员都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八路军的干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思想品德教育日渐削弱，学生的思想素质明显下降。许多年轻人没有理想信念，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思想混乱，感情脆弱，直接影响到他们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表现。
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指导思想，决定了不同的育人模式。以抗大为代表的毛泽东的育人模式，给学员的不仅仅是知识、能力、品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升品质，层次固然有所不同，可说到底都属于造器，即造就一个能理解领导意图，坚决完成任务，比较听话、好用的工具；而传授精神和信仰，才是真正的育人。
合格人才需要具备多种素质，概括起来无非德与才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毛泽东领导下我军的育人工作更注重对官兵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始终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育人工作的首位。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根据这一培养目标，毛泽东在对抗大的指示中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因此，抗大“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抗大要“战斗化、军事化、八路军化”，办得比黄埔军校更革命、更进步。抗大“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在毛泽东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历史上我军开展的培训活动，大都是政治与业务并重，围绕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合理安排军政教学比例，很少有“单打一”的专业技术培训。不仅在训练时间安排上，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占相当比重，被视为育人的“主课堂”、“主渠道”，而且特别重视通过访贫问苦，参加生产劳动，加强党性修养，开展思想互助等方式，帮助学员进行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我军院校历来强调，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着育人，所有工作人员都应以育人为己任。教师要教书育人，管理人员要管理育人，后勤服务人员也要服务育人。
毛泽东为抗大制订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其着眼点也是学员思想作风和道德人格的培养。用今天的话说，讲团结就是强调学员要有团队精神，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与他人的关系，善于合作共事。讲紧张是强调学员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不能拖拖拉拉、疲疲沓沓。讲严肃是强调学员做任何事情都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并严格遵守纪律和规定。讲活泼则是主张年轻人应性格开朗，富有生气，像个年轻人的样子，不要未老先衰，老气横秋。这些有利于年轻人事业发展的好作风、好个性，都不是天生的，需要领导者有意识地加以培养。
历史上，我军还特别强调将政治思想渗透到各项军事训练工作中去。战争年代部队训练有一句老话，“斗志与斗法相结合”。意思是说，培养干部既要讲技术和战术，又要讲政治觉悟、勇敢精神和战斗作风。我军的军事训练，从来不主张就技术练技术，就战术练战术，而是强调将练技术、练战术与练思想、练作风统一起来，做到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双进步、双丰收。
我军注重思想教育的做法在实践中收到明显效果。以抗大为例。当年抗大的学生来自天南地北，各种出身、各种成份的青年都有，包括一些社会名流、军阀、阔商的子女，如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儿子、冯玉祥的侄子、傅作义的弟弟等。甚至还有个别国民党的县长、团长，其思想基础可想而知。可通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多数毕业学员都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八路军的干部。正如抗大总校政治部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无论是怎样幼稚的青年，无论是曾被歪曲理论和欺骗宣传所迷惑所蒙蔽的青年，只要在抗大学习过几个月（仅仅是几个月），接触了马列主义的真理，经过了斗争生活的锻炼，就会觉醒过来，就会老练起来，而成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坚强的革命志士。”短短几个月的教育即彻底转变学员的政治态度，以致根本改变他们的人生，这在人类教育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奇迹。
近些年，管理教育领域中一些人十分推崇西点军校的育人模式。国内甚至有人开始着手引进或模仿西点军校的培训课程，号称由此可以打造未来的商界精英。可笔者发现，一些人虽然仰慕西点，但对西点军校教育模式的精华何在，为什么西点能培养出一大批军界乃至政界、商界的精英，并没有真正琢磨透。记得一位研究西点军校的西方学者说过，一般学校传授给学员的是知识，哈佛等MBA着眼于培养学员的能力，而西点军校给学员的是品质。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指导思想，决定了不同的育人模式。如果上述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以抗大为代表的毛泽东的育人模式，比西点又高一筹，因为它给学员的不仅仅是知识、能力、品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升品质，层次固然有所不同，可说到底都属于造器，即造就一个能理解领导意图，坚决完成任务，比较听话、好用的工具，而传授精神和信仰，才是真正的育人。
近两年，也有部分企业家对解放军的育人模式产生兴趣，尝试着将员工特别是新员工分期分批送到军营参加军训。据说，对提高员工素质有一定效果，但似乎还不十分理想。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解放军培养人是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以政治教育为主，着眼于转变学员的思想。而目前一些地方单位组织的军训，通常只是安排一些队列训练，外加学几套军体拳，很少有思想教育方面的内容。这种军训把解放军育人模式的灵魂和精华丢了，自然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关于毛泽东的育人思想，军校还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即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员，相当于出精品；其他方面还不错，只是专业成绩差一点，只能算是次品；如果思想品德与专业成绩尚好，可身体素质不行，毕业后无法适应紧张艰苦的军营生活，便是出了废品；可如果毕业学员的思想不过硬，政治上不能令人放心，那可就成了危险品。企业家们应该想想，企业培养人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当然，对毛泽东着重从政治上育人的观点，也不宜作绝对化理解。不能以为有了政治觉悟，其他方面的培训便可以忽略或放松。“文革”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倾向。当时流行过一句很有名的口号，“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是第一条”。似乎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不用学习军事指挥和业务技术了。这种错误认识对军队教育训练破坏极大。这样理解毛泽东的育人思想，势必走向反面，不仅无法培养出合格人才，还将败坏毛泽东育人思想的声誉。
必须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一直在喊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可实际上思想品德教育日渐削弱，学生的思想素质明显下降。许多年轻人没有理想信念，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思想混乱，情感脆弱，直接影响到他们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表现。这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包括国内一些著名大学，也不得不承认近些年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成功，可又苦于没有改进的办法。
更为严重的是，近来一些所谓新潮教育学家，对该不该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教育工该不该为人师表等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也一一提出质疑。例如，按照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教育，三分在教，七分靠育，教是指传授知识，育是指培养人品。而有些“教育学家”却主张，教育应该完全市场化，现代学校就是一所买卖知识和文凭的市场，学生花钱听课，教师为钱教书，只要双方都货真价实，就算公平合理。至于学校的道德教育，也和其他课程一样，主要是告诉学生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至于他们接受不接受，那是个人的选择，与教育者无关。有学者甚至提出，教师自己是否按所教的道德规范去做，也不应该有所期求。包括教师业余时间逛逛红灯区，也属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按照这种思路培养出来的学生，其思想道德素质可想而知。
教育指导思想失误所带来的后果，用人单位感觉最明显。近年来不少用人单位反映，大学毕业生的整体素质在下降，甚至一茬不如一茬。而且最令人头痛的，主要还不是学生知识单薄，动手能力差，做不了什么事，而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低下，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人。而用人单位特别是跨国公司选拔和聘用员工，最看重的恰恰是应聘者的价值观和工作态度。因为根据调查，在大学本科所学的东西，真正能用于工作的，只有5%到10%，决定员工在企业发展前途的，说到底还是其价值观与工作态度。
谈到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部分企业家抱有某种幻想，以为可以通过加强人员甄选，把好进人关来加以解决。理论上说，有这种可能，可实际上却很难做到。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能够快速识别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方式方法。心理测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迅速辨别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却很难真实、准确、有效地识别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由于越是管理规范的企业，越不宜随意解雇员工。所以，社会教育畸性发展所带来的苦果，企业只有先行吞下，然后通过加强教育来慢慢化解。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育人思想对当前企业培养人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于在职教育的作用及内容，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误解，好象只有院校教育需要强调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而在职培训只需解决知识更新和技能提高问题。受这一思想影响，目前不少企业的内训几乎没有思想教育方面的内容，对员工的培养大都集中在知识、技能层次。其结果，培训越多，跳槽越快。管理者从企业长远建设考虑，非常想通过培训来提高员工的素质，也很舍得投入，可常常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面对如此局面，一些企业左右为难，重视培训不是，不重视也不成，不知该如何是好。这已成为当前企业管理中一个带普遍性的难题。
对此难题,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所做的一次对话节目中，某著名大学教授给出的建议是：通过高度专业化的培训，将员工培养成离开企业就无法生存的“职业残废”，让他们想走也走不了。姑且不论这一建议实现的可行性，从道义上说，就明显不可取。难怪参加对话的企业家对此“高论”也一再摇头，说“我的心可没有教授那么狠”。
关于培训与留人的关系，最近一期《哈佛商业评论》展开专题讨论，有5位世界一流的管理学家发表了意见。可拜读之后，仍令人有些失望，似乎专家们并没有说出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建议。面对企业家的困惑和学者的一筹莫展，再来想想毛泽东的育人思想及其效果，也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相比之下，倒是一些著名企业管理者的认识比较清醒。任正非就曾多次强调，对公司的高层干部要重德。一个领导者要建立强大的组织就必须牺牲自己。一个人如果过于看重自己，就不会建立起组织。华为的各级主管都应有主动牺牲和培养接班人的胸怀。《华为基本法》明确提出，公司“人力资源建设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支宏大的高素质、高境界和高度团结的队伍”。要求高层领导者做到：“1、保持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对公司的未来和重大经营决策承担个人风险。2、坚持公司利益高于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3、倾听不同意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4、加强政治品格的训练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廉洁自律。5、不断学习。”不难看出， 华为关于高层管理者行为准则的5条规定，不但内容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非常相似，就连一些语言也来自毛泽东，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近些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十分重视员工的职业生涯设计。与单纯考虑企业发展相比，注意员工个人的职业发展，强调员工发展与企业发展相一致，无疑是管理理论的一大进步。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竞争加剧、环境多变的必然要求。可人生是一个整体，职业发展只是其中一部分。领导者若真正关心员工，仅仅帮助他们设计职业生涯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其整个人生的设计。而这正是毛泽东育人思想的高明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从注重对员工专业技能的培养，到注重员工全面素质特别是思想素质的提高，也是国外管理培训的大趋势。例如，美国安然公司出事后，管理学界从多方面进行了总结，许多专家都谈到以往MBA教育的局限。美国的MBA教育一向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主，对学生的品格教育则重视不够，这不能不对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安然公司几位出事的高管，都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所以，近些年，美国各商学院普遍将伦理道德教育列为学员的必修课。哈佛等著名院校MBA培训的头一课，就是商业道德和伦理。不过，意识到了并不等于问题就能解决。实事求是地说，西方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包括MBA在内，至今没有摸索出切实有效的教育模式。
再如，近年来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在倡导建立学习型组织。管理学界对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书评价甚高，以致该书中文版序言的题目竞是“为人类找出一条新路”。彼得•圣吉提出，管理者要进行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显然，按传统教育归类方法，这些大都属于“红”的范畴。彼得•圣吉强调修炼而不是讲学习，也很耐人寻味。因为知识、技能可以学习，而共同愿景之类的东西，则非简单读记所能解决，必须通过长期的修养和自觉的磨练。不过，仔细阅读全书后读者会发现，究竟怎样修炼，似乎并没有谈出点名堂，更不用说在教育实践中做出成绩了。相比之下，毛泽东关于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既有成熟理论，又有成功实践，更值得重视和效仿。
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改进教育方法
毛泽东及其战友自创建军队起，就开始探索一条快速、有效地培养实用型军事人才的新路。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育人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在抗大的教学中，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用就需抓住重点，学得少而精；教员不能光讲概念，要指导学员运用理论去分析具体问题，实行“教、学、做”合一；现实斗争中哪些问题最重要，就应优先研究和解决；概念体系正确与否都是相对的，博采众长后加以比较，才能判别优劣；学生的文化基础和生活阅历不同，接受理论概念的最佳方式自然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充分调动被教育者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总之，要学得活，用得活，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有用的人才。
毛泽东亲手打造的抗大教学模式在教育理论上是一创新，实现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方法的超越。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两个奇迹，都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是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二是抗大，培养出大批军政兼优的领导骨干，成为日后共产党打天下、治天下的主要依靠。比较两所院校的办学思想，会发现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西南联大的教育模式继承的是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教育思想，而抗大则有些像斯巴达人的教育模式。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管理教育方面的最新理念，竟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一些教育主张，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吻合。
我军培养干部是从战争年代起步的。残酷的战争对指挥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战时环境决定了军事教育不能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因此，毛泽东及其战友自创建军队起，就开始探索一条快速、有效地培养实用型军事人才的新路。
毛泽东本人的教育实践是从举办工人夜校开始的。大革命时期，他主办了多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早期的教育实践，为毛泽东日后培养军队干部打下了基础。经过井冈山时期、瑞金时期的进一步摸索，毛泽东的育人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其标志就是毛泽东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校训及办学模式。从教学方式方法看，抗大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育人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办教育，从来不搞单纯的知识灌输，总是强调学理论、学知识本身不是目的，关键是要提高学员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一思想，抗大的政治理论教学，从不安排长篇大论地学马列原著，而是讲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然后引导学员运用所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实际斗争中的具体问题。抗大的军事理论教学，也不讲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类的东西，而是以直接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毛泽东军事著作为主要内容，辅之以必要的战役战术知识。毛泽东在给抗大的讲课中，结合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反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强调要把握指导战争的规律，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谓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不固守某一作战模式，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都能想出一套办法来对付。只有这样才能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以较少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二是强调教学内容 “少而精”。战争环境下办教育，时间不能长。以抗大为例，学制最长的十个月，短的不到半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培养军政兼优的指挥干部，教学内容上势必要突出应用，强调少而精。首先是少。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筛选教学内容。实际工作最需要什么，抗大就教什么，学员缺什么，就补什么。急用的便先学，“不急之务”则后学或暂时不学。其次求精。在每一门课教学中都力求突出重点，画龙点睛，讲清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即可，不刻意追求教学内容的系统完整，不搞繁琐哲学和反复论证。后来，毛泽东又将这一教学思想进一步引申，明确提出不仅战时培养干部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正规院校教育也应注意这一点。“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毛泽东还谈到，“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三是强调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抗大前后办了10年，各个时期学员的特点明显不同。前两期主要培训红军骨干，第3、4、5期主要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第6期以后，知识青年的数量减少，抗大的培训对象即以八路军基层干部为主。针对这一情况，每期开课前，抗大都要召开教育准备会，对学员的出身成分、斗争经验，文化水准、理论基础等，逐项进行分析，进而明确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例如，对文化程度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工农干部，首先要安排文化补习，教学中强调少讲多做，“先讲必要的前提，然后才来发问，把大问题分成若干小问题，每个问题中有着一定的联系，使得听课者能在教员诱导之下，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到问题的全部。”对于知识青年，则以问答式教学为主，组织学员展开自学和讨论，充分发挥其善于思考的优长。而对于有丰富经验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则强调以自学为主，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利用难得的学习机会，组织来自全军各部队的领导干部相互交流，认真总结带兵、作战经验，不断充实抗大的教学内容。
四是强调启发式教学，废止“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毛泽东是教员出身，知识渊博，语言幽默，擅长讲课，对教学法很有研究。早在古田会议时期，他就开始倡导启发式教学，并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解释）；（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些教学方法符合成人学习规律，完全不同于旧式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毛泽东多次给抗大讲课，深受学员欢迎，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示范。许多聆听过毛泽东讲课的抗大学员，几十年后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抗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课堂教学方法，至今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五是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现代高等教育理论特别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将大学办成研究型的。当年抗大在这方面就非常成功。抗大刚成立时，军事课讲的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战法。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军战争环境和作战对象都发生变化，八路军的作战形式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平原游击战等新的战法。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学员适应实战的需要，抗大专门成立了军事研究室，及时搜集和整理部队最新的战例、战法，经过认真研究，编写成新的教材。抗大还组织教员轮流下部队代职，体验部队生活，亲自参加战斗，帮助一线指挥员总结作战经验，直接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同时将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带回课堂。例如，历史上我军长期依托山区作战，对平原上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缺乏经验。抗大便组织教员、学员参战团，直接开赴冀中平原，利用青纱帐和村落与敌周旋，边打仗，边总结，边教学，很快就摸索出一套平原游击战争的战法。既充实了教学内容，又培养出一批熟悉平原游击战术的干部。
六是强调博采众长，兼收并用。抗大虽然是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各项工作的指导作用，但在教学与研究方面却一点不保守。无论是苏联红军的军政教材，还是国民党军队乃至日本、德国军队的条令教范，只要有价值，一概采取“拿来主义”，作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参考。强调知己知彼，重视对作战对手的剖析，是抗大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是强调“教、学、做”合一，精讲多练。抗大衡量教学质量，不仅看教员讲了什么，讲得怎样，更主要的是看学员掌握了多少，会不会用。因此，特别强调“教、学、做”合一，精讲多练。以军事科目的教学为例，一般分讲授原则、分组实习、综合演习、教员讲评和课后复习5个阶段。在讲授时，要求教员讲得精炼、简明，让学员一听就懂。讲完课后马上组织实际操练，以巩固所学内容。学员操练时，要求教员和行政干部亲临现场，示范指导。要求学员对所学知识不仅理解，而且通过反复演练达到熟练掌握。每期军事科目基本结束时，抗大都要根据情况组织一到两次行军、野营和战斗演习，包括夜行军、急行军、强行军，各种复杂条件下的宿营、设岗、侦察，营连规模的进攻或防御战斗演习等。在敌后办学时，一些分校还结合实战来安排课后练习，使学员既掌握了所学的知识，又不断加深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方针的理解。
以上是抗大教学方面的主要特点。看上去有些散，可实际上相互间有内在联系，其精髓就是一个“活”字，既要活学，又要活用。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理论知识，说白了就是一套概念体系。好的概念体系有助于人们整理生活感受，解释日常经验，指导实际斗争，因而确有系统学习的必要。但如果学习方法不对，把实际生活与概念体系的关系搞颠倒了，学习理论后，不是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而是将概念体系生搬硬套，盲目地照书中的道理去做，就有可能弄巧成拙，越学越蠢，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毛泽东在抗大的教学中，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用就需抓住重点，学得少而精；教员不能光讲概念，要指导学员运用理论去分析具体问题，实行“教、学、做”合一；现实斗争中哪些问题最重要，就应优先研究和解决；概念体系正确与否都是相对的，博采众长后加以比较，才能判别优劣；学生的文化基础和生活阅历不同，接受理论概念的最佳方式自然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充分调动被教育者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总之，要学得活，用得活，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有用的人才。
提到活学活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革”中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即 “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当年，这几句话被吹嘘为最符合毛泽东思想，最实际有效的学习方法。林彪垮台后，这一方针连带受到批判，又被说成是林彪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行之一，不利于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其实，抛开政治上的是非功过，平心静气来分析，林彪倡导的这套学习方法并非他个人的发现或发明，而是对战争年代我军培养干部成功经验的一种提炼。除了立竿见影的要求有些过分外，其他几条作为教学方法都有一定道理，历史上也确实收到了较好效果。只不过，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把战争年代军队培训干部的经验绝对化、普遍化，再有道理的东西也会走向反面。
毛泽东亲手打造的抗大教学模式在教育理论上是一创新，实现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方法的超越。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尊师重教，教育思想源远流长，有许多成功的东西，但亦有糟粕。例如，古代治学乃至练兵，大都主张少而精。曾国藩就曾提出，“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可得者，必不能文者也。”这与抗大的教学思路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再如，旧式教育大都将青年囚于书斋，提倡闭门潜修，沉思静虑，“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的目的不是经世致用，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修心养性，提高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按照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容易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空谈家。为什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常常是“平日坐谈心与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直接相关。而抗大的教育明显与之不同，强调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与斗争相结合，因而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对不会是书呆子。
毛泽东倡导的教学方法与国外经典教育理论也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教育理论特别强调“三基四性”，即院校教育要传授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注意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严密性，以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打牢理论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教学就是教师讲、学生听，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实行“满堂灌”，越讲越多，越讲越深，总怕学生吃不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就用考试、排名来刺激。这套教育方法对那些毕业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生，或许有些好处。可对于培养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干部，则绝对不可取。为什么从管理实践中走过来的领导者，如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林彪等，谈起理论学习来总是强调“少而精”，坚决反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管理教育方面的最新理念，竟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一些教育主张，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吻合。例如，毛泽东一向主张缩短学制，减少课程，改进考试方法。曾提出，教师可以先出一些题目，由学生去研究，通过自己看书来解决，教师在一旁加以指导。所出的20个题目，如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有创见，便可以给100分。如果20题都答了，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则只能给五、六十分。毛泽东还主张教师不必处处强于学生，对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能答出50%就不错了，其他的说不知道，不要装样子吓唬人。教师讲得不好，应该允许学生不听课，在课堂上打瞌睡或看小说。毛泽东还回忆说，当年他在抗大讲课时，常常将讲稿事先发给学员，上课时先用半个小时，提纲挈领地讲讲重点，然后就组织学员展开讨论。这些不正是目前国外高等院校极力倡导、国内教学改革一直向往的教学方法吗？
再如，现代管理教育十分推崇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其实，这种教学方法并不新鲜，抗大在教学中已有运用，而且用得更自如，更有创意。抗日战争的基本样式是“扫荡”与“反扫荡”，如何在大兵压境时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是当时八路军部队普遍遇到的问题。抗大通过对前线大量战例的研究，及时总结出一个“利害变换线”，即以敌合击目标地的一日行程划线，当敌人进至这一线时，我军应及时起跳，从两路敌军中间穿插出去。跳早了，敌人很快就会追上来。跳晚了，就会被敌人围住。用这个办法，抗大总校成功地挫败了1942年5月华北日军的四路合击。学员从课堂上学习这一战法，然后直接参加实战，战后再加以总结，不难想象其印象会有多深。
前不久，著名管理学家明茨伯格发表了新著《管理者非MBA》，在业内引起较大反响。有专家认为，“这本书在将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有广泛的影响，任何人以后再评论管理教育，很难躲得开这本书。”明茨伯格在书中对目前通行的MBA教学模式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这种教学模式将管理问题简化为决策，又将决策简化为分析，然后交给学生一些现成的分析工具，让他们比葫芦画瓢，去解决实际的管理问题。结果，这些自视甚高，自以为得到“九阴真经”的MBA，走上工作岗位后，就像不懂事的小男孩拿到一把锤子，会把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当作钉子，砸它个一塌糊涂。在分析现有MBA教学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8条改进建议，论述文字很长，但核心论点就是一个，即管理教育应以开发学员自身的管理经验为主，而不应只是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原则或管理工具。其实，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多次强调，学管理一定要先取得实践经验，一点实际知识都没有，理论怎么能听得懂。如在战术教学中，最好是让学员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然后安排学生展开讨论，相互批判，相互争辩，最后由教员加以概括和总结。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两个奇迹，都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是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据统计，上个世纪50年代，海峡两岸的院士中，都有三分之一左右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二是抗大，培养出大批军政兼优的领导骨干，成为日后共产党打天下、治天下的主要依靠。比较两所院校的办学思想，会发现许多很有意思的现象。如这两所院校都很重视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都处在十分艰苦的环境条件之中，都有国内一流的教师队伍，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等。这是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如西南联大特别强调民主管理、学术自由，强调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强调学习的系统性、扎实性。而抗大则突出军事化管理，突出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学内容上主张“少而精”，等等。笔者认为，这大概就是培养学者、科学家与培养指挥管理干部的区别。西南联大的教育模式继承的是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教育思想，而抗大则有些像斯巴达人的教育模式。比较而言，前者更适合于和平时期正规高等院校理工科的教学，而后者则比较适合企业内部管理干部的培训。
实际上，现在一些成功企业安排内部培训时，教学方面强调的也就是毛泽东当年倡导的那几点。例如，海尔公司提出的培训原则是：“选准母本、清楚目标、找出差距、需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在培训形式上，强调“现场、案例、即时、互动”。海尔大学的校训是“创新、求是、创新”，即要求每位学员都带着创新的动机和现有的创新成果入学，通过互动、学习，寻求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并将其总结为管理模块，然后再运用到实践中，在新的创新模块平台上进行更高水平的创新，形成一个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毛泽东育人思想应领会精神，把握要点，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晚年毛泽东自己就犯了将战争年代成功经验绝对化的错误。例如，1965年他在给卫生部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显然，这一观点过于偏颇了。用这种认识去指导教育革命，直接导致了“文革”中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和破坏。包括军队院校， “文革”时也从125所减至43所。用偏激观点指导教育革命的必然结果，就是旧的教育模式的强烈反弹。近十几年来“应试教育”及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比“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应该说，整个教育改革至今还没有真正走上坦途。
四、坚持在残酷的战斗和艰苦的环境中摔打锻炼
意志品质不是课堂上能培养出来的，必须靠环境的熏陶和实践的摔打。
在抗大的一次演讲中，毛泽东提到，有一位学员给他写信，说到抗大后什么都没学到，只学了爬山。毛泽东说，这位同学看问题有片面性，不知道爬山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之一部。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光说不做的，要做就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谓爬山也者，就是吃苦耐劳的锻炼之一。毛泽东的这一教育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军的育人思路。
抗大各分校常常是三天两头地打仗、转移。学员天天背着背包行军，坐着背包上课，一天到晚背包不离身，成为名副其实的“背包大学”。学员们经常将要学习的内容写成学习牌，行军时挂在背包上，让身后的学员边走路，边练习、演算。教员在队伍中来回穿插，布置作业，解答问题。行军小休息时，学员们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大休息时，教员就地组织上课或讨论。按当时的说法，这叫“识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对军官的培养不仅是传授知识，提高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管理部队、指挥作战所必需的意志品质。而意志品质却不是课堂上能培养出来的，必须靠环境的熏陶和实践的摔打。
关于艰苦环境对人才成长的影响，二千多年前孟子就有精辟论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应该说，孟子的这一教育思想揭示出所有人才成长的一条共同规律，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毛泽东是师范出身，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甚深。因而从青少年时代，就特别看重艰苦环境对人才成长的影响，强调青年学生必须“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且身体力行，通过各种方式磨练自己的意志，有切身感受和深刻领悟。组建并领导红军后，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环境，客观上为毛泽东实践其教育理念创造了条件。无论是组织红军教导队，还是开办红大、抗大，毛泽东都将艰苦奋斗作为学员必修的内容，反复强调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是磨练革命意志的“砺石”，学校要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年轻人一定要学会吃苦，不吃苦难成大事。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开始并没有为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因为在许多受过旧式教育的学生看来，学校的根本职能就是传播知识，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听课读书。在抗大的一次演讲中，毛泽东提到，有一位学员给他写信，说到抗大后什么都没学到，只学了爬山。毛泽东说，这位同学看问题有片面性，不知道爬山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之一部。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光说不做的，要做就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谓爬山也者，就是吃苦耐劳的锻炼之一。毛泽东的这一教育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军的育人思路。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的生存环境和物质条件一直很差，作为军队组成部分的教育培训机构，自然也无例外。就拿抗大来说，其生活之艰苦，条件之恶劣，恐怕在人类教育史上绝无仅有。毛泽东曾经将抗大的办学条件概括为“四个没有”：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办？毛泽东给出的办法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抗大的领导、教员和学员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没有校舍，就自己动手挖窑洞；吃的、穿的严重不足，就开荒种地、自己生产；没有教科书，学员就动手抄讲义；没有笔记本，就到处找旧线装书，翻出背面钉成本子；没有钢笔，就用笔尖、高粱秆插进子弹壳，自制“自来水笔”；没有墨水，就用桑葚汁或锅灰泡水来代替。对于物质极大丰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现代青年，这种学习生活已很难想象。可当年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锻炼，使许多入校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青年学生，包括一些向来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小姐，迅速成长为“立场坚定斗志强”的八路军干部。
延安时期抗大总校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毕竟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在敌后各根据地开办的一些抗大分校，则始终处于敌人的包围和进攻之中。由于抗大是共产党、八路军干部的主要摇篮，当时的名气和影响很大，日军在多次“扫荡”中都把“消灭抗大”作为重点目标。冈村宁次甚至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所以，抗大各分校常常是三天两头地打仗、转移。学员每天起床后都要打好背包，天天背着背包行军，坐着背包上课，一天到晚背包不离身，成为名副其实的“背包大学”。为了不影响学习、训练，学员们经常将要学习的内容写成学习牌，行军时挂在背包上，让身后的学员边走路，边练习、演算。教员在队伍中来回穿插，布置作业，解答问题。行军小休息时，学员们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大休息时，教员就地组织上课或讨论。按当时的说法，这叫“识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建国以后，我军的物质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军事院校也越建越正规。军校的教学和生活条件虽然不断改善，可重视学员吃苦精神的培养，将青年学员放到艰苦环境中锻炼，却一直作为光荣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培养生长型军官的初级指挥院校，更是将学员吃苦精神的培养列为重要课目。其训练项目之艰苦，淘汰率之高，常人难以想象。以致人们将这种培训称之为“魔鬼训练”，将初级指挥院校称之为“兽营”。重视艰苦奋斗精神的培养，是军队院校不同于地方大学的明显之处，也是我军培养人才的重要法宝。为什么军队院校培养出的学生比较受用人单位欢迎，吃过苦、能吃苦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魔鬼训练并不是我军的独创。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军队都非常重视对军校学生吃苦精神的培养，强调这是军人品质形成的必要条件。如美国西点军校每年新生入学后，首先要经过八周的“兽营”。在这段时间，每天安排12课时以上的野外训练，包括翻越障碍、刺杀射击、徒手格斗、长途行军、野外宿营、战术演习等。其难度之大，强度之高，直逼人的生理极限。“兽营”快结束时，还有模拟的“被俘”考验，让学员经受真正的拷打、挨饿和人身污辱。除了身体训练外，新学员还要忍受高年级学员的污辱，被强迫去做一些卑下的、毫无意义的事情，稍有不从，就会被命令去做更为激烈的运动。两个月的兽营生活，新学员就像在地狱中走了一圈，一个个被折磨得憔悴不堪，不成人形，像是被关了很久的战俘。西点的新学员训练，类似于电影《冲出亚马逊》所反映的外军特种兵集训，只是强度上有所不同。而设计这些科目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从肉体上、精神上将那些意志不坚定者摧垮，以淘汰不适合从事军人职业的学员。据统计，每年都有30%左右的新学员会中途退学。可经受住“兽营”锻炼的西点学员，却对这套训练办法赞不绝口，认为“兽营”对学员军人素质的形成和今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西点军校的这套教育理念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中国古代一些高僧带徒弟，其办法便与之相似。即收下徒弟后，根本不讲什么道理，整天就是让徒弟担水砍柴，去做各种杂务。徒弟辛辛苦苦忙了一天，不但得不到表扬和肯定，师傅连个好脸色都没有，整天不是打就是骂。许多徒弟受不了这个罪，纷纷选择离开。能坚持几年下来的，大都对苦累和屈辱已无动于衷。这时师傅才正式认下这个徒弟，开始给他们讲经。更有甚者，认下徒弟后仍什么都不教，直接对徒弟说，你已经毕业了。徒弟们感到很纳闷，师傅什么都没讲呢，自己怎么就毕业了？师傅解释说，有了这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好品行，今后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做出一番成绩来。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现代教育已经很少强调对学生吃苦精神的培养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加上城市青年大都是独生子女，年轻人吃不了苦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娇、骄”二气越来越严重，直接影响了他们日后的发展，并成为用人单位最不满意的地方之一。一些家长意识到这一问题，纷纷送“小皇帝”们参加什么“吃苦夏令营”，据说效果还不错。可实际上，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吃不了苦，是现代青年的通病。所以，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日、韩一些大企业便有意识地加强了对新员工吃苦精神的培养。如三星集团，每年都要组织新员工集训，所用方法类似于军校，也是集中住宿，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大运动量训练，着眼于磨练新员工的意志品质。培训结束时，还要组织野外生存训练。据说，这种训练可以淘汰一些意志薄弱者，而所有经过这种培训的新员工都感到收获很大、终身难忘。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一些大企业也开始研究、借鉴军校的育人模式。如华为公司新员工上岗前的培训，就被称之为“魔鬼训练”。一是时间长，多达5个月，二是内容多，包括军事训练、企业文化、车间实习、技术培训、市场演习五个部分。有人形容这5个月的生活就像是炼狱，能够生存下来的人，都有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以往教育所传授的许多东西被抛在脑后，“华为人”三个字开始渗入血液。
五、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
毛泽东育人思想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培养革命者，确实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普通劳动者当中，也有一批人很有潜质。他们未能接受高等教育，只是因为命运没有给机会。
真正成功的领导者，无一不出身“行伍”。没有普通一兵的意识，没有眼睛向下的态度，没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是不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际上成为一种精英教育，培养目标直指专家、大师，很少再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似乎普通劳动者都是低层次的，不需要也不值得培养，衡量教育机构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培养出多少“人尖”。实践表明，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培养出的学生，特别是管理专业的学生，其事业发展并不理想。
毛泽东育人思想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这也是当年叫得最响，影响了几代人的一句口号。改革开放后，很少有人提及了。现在提起它，恐怕会引起一些学者的不快。可抛开个人情感因素，还历史本来面目，不可否认，当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培养革命者，确实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干部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实际战斗中涌现出来的部队战斗骨干，二是自愿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这两部分人各有优长和局限。前者大都出身工农，革命立场坚定，能吃苦，不怕死，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影响了他们对革命理论的掌握和斗争艺术的提高；后者文化程度高，接受能力强，有革命热情，可以充当革命事业的先锋和桥梁，可大都缺乏实际斗争锻炼，常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容易偏激和动摇。正是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针对两部分干部不同的特点，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口号。
为了实现“两化”的目标， 毛泽东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培养目标和教育办法。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求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不断地改造世界观；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解决对工农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到工农群众中间去，与工农做朋友，同工农打成一片；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从最基层的工作干起，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注意克服“娇、骄”二气，在艰苦生活中磨练革命意志，等等。对于工农干部，毛泽东要求他们，端正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把知识分子看作军队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克服狭隘思想，认识自身不足，不以大老粗为荣；努力学文化，学理论，学业务，学技术，最终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当年毛泽东的这一育人思想在实践中获得极大成功，从加入革命队伍的两部分人中，都培养造就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方面的事例非常多，杨得志和穆青的成长过程就比较典型。
杨得志是解放军中公认的最能打仗的高级将领之一。长征路上，他是著名的红1团团长，该团作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直接参与了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等重要战斗；抗战初期，杨得志曾任八路军115师685团团长，该团集中了朱毛红军的精华，是首战平型关参战部队的绝对主力；解放战争期间，杨得志就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直接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抗美援朝时，他率19兵团入朝参战，打了许多漂亮仗，后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对我军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会为杨得志将军的卓越战功所折服。可有谁知道，杨得志是一个雇农的儿子，从小家贫如洗，参加革命前没有上过学，只是跟老人学过几天《三字经》、《百家姓》。由于家里穷，他14岁便跟着哥哥外出打工，在安源挖过煤、在湘南修过路，受了很多苦。后来因为工头克扣工钱，一气之下，杨得志和哥哥一起参加了红军。到部队后，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开始学文化，渐渐地学会了读书识字。杨得志自己说，他一生上过两次学，一次是在抗大，一次是建国初期的南京军事学院。杨得志可以算是典型的部队培养出来的工农干部。
杨得志的成长经历充分说明，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普通劳动者当中，也有一批人很有潜质。他们未能接受高等教育，只是因为命运没有给机会。作为管理者，千万不要忽略了这部分人，将眼光只盯着名牌院校的博士生、硕士生。要看到，实践出真知，普通岗位上的普通员工中不乏可造之材，只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照样可以培育出栋梁之才。战争年代的军队是这样，和平时期其他战线同样如此。李瑞环、郝建秀等由劳动模范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也充分证明“工农干部知识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企业家的成长同样存在这一规律。松下幸之助、李嘉诚、王永庆等著名企业家均出身寒门，都是因无钱上学。不得不先参加工作，然后靠在工作岗位上刻苦自学而成才的。据说，麦当劳现任总裁也是从清洁工岗位起步的。事实说明，管理者的选拔和培养，并非学历越高越好。所以，高明的管理者应注意发现和培养普通员工中的佼佼者，努力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使普通员工中的优秀人才不至于被埋没。
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是当代中国新闻界一位旗舰式人物，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新闻界的脊梁和良心。他一生写下无数感人至深的作品，其中社会反响最大的要数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代表的“十个共产党员”。这10位党员大都是普通干部或工人农民，如石油工人王进喜、棉农吴吉昌、种树的潘从正等。可通过穆青的笔，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英雄，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现代新闻学一直在研究，为什么穆青能够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挖掘出如此丰富的精神财富。结论其实很简单，穆青熟悉这些普通的劳动者，爱他们，他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儿子。穆青一生写得最多的题字是“勿忘人民”。据秘书介绍，到了晚年，老人隔一段时间就会浑身不自在，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但只要去农村转上一圈，心情马上就好了，各种毛病都没有了。正如《穆青传》的卷首所说：“他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一生有爱；他一生有爱，所以他一生喷涌。”对劳动人民深厚的情感，成为穆青新闻创作的不竭源泉。
穆青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可恐怕许多人不了解，他并非工农出身，而是一个有着宗教背景的大户人家的长子长孙，属于典型的小知识分子。穆青16岁离家参加八路军，先是在贺龙领导的120师搞宣传，后来到延安学习，是延河的水哺育了穆青成长，是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为他指引了前进的方向。《穆青传》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解放战争中穆青在东北当随军记者，有一次外出执行任务，走了一天路，晚上借宿老乡家中，发现鞋袜被冻在脚上。是房东老大爷打来井水，帮助穆青泡开鞋袜，然后把他冻僵的双脚抱在怀里，慢慢揉搓，使穆青的双脚得以保全。正是这些亲身经历，使穆青懂得了什么是人民，为什么共产党人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晚年的穆青曾深情地写道：“多少年过去了，这个雪原上的小屋，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告诫自己，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今生今世，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
穆青的经历对当代青年的成长仍有重要启发。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教育，培养目标直指专家、大师，很少再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似乎普通劳动者都是低层次的，不需要也不值得培养，衡量教育机构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培养出多少“人尖”、多少“人上人”。对这种精英教育应如何评价，不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可20多年的实践表明，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培养出的学生，特别是管理专业的学生，其事业发展并不理想。原因其实很简单，管理者必须与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如果总是高高在上，以社会精英自诩，以高级白领自居，恐怕就很难理解普通员工、普通顾客的思想和感情，更不用说与他们打成一片了。而真正成功的领导者，无一不出身“行伍”。没有普通一兵的意识，没有眼睛向下的态度，没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是不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
有意思的是，近些年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培养子女接班时，倒是注意了这一问题。不管子女有多高的学历，不管他们过去多么成功，都不让他们直接进入本企业的领导层，而是安排他们下到基层，从工人、推销员和机关普通办事员做起，从给老同志倒茶抹桌子干起，充分感受基层工作的不易和基层员工的艰辛。有了基层工作经验，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成绩后，再安排他们进入管理层，一步一步地往上升，直到升任本公司的最高领导。据说，凡是这样安排的，公司新老班子的接替都比较成功。
总之，企业管理干部无非两个来源，一是高等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二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普通员工。这与当年我军干部的来源差不多。因此，毛泽东分别针对这两部分人提出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及其相应的培养模式，至今仍有价值。
六、在实践中摔打锻炼，认真搞好传帮带
历史上我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无后方作战状态，环境、时间和物质条件均不允许办正规院校，因而更看重在职培养，视部队为学校，视战场为课堂，着眼于在实践中摔打锻炼干部。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看重总结经验，一再申明“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认为这是在职干部提高水平最主要的方法，要求部属养成总结的习惯，提高总结的能力，争取打一仗，进一步。
总结实践经验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善于总结的组织就是学习型组织。
部队传、帮、带强调一级带一级。每一级领导都有培养部属的义务，都要成为部属的表率和师傅。这已成为我军的一个传统。
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不可能通过课堂教学批量产生。如同过去的武林高手，一定得靠名师真传亲授。
强将手下无弱兵。企业家要想在实践中培养部属，首先就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院校培养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提高干部的一种途径。对管理者来说，更经常也更重要的是抓好干部的在职培养。历史上我军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无后方作战状态，环境、时间和物质条件均不允许办正规院校，因而更看重在职培养，视部队为学校，视战场为课堂，着眼于在实践中摔打锻炼干部。在这方面，毛泽东亦有深刻见解和成熟经验。毛泽东有一段名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
怎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如何抓好在职培养？毛泽东的招法主要有：
一是强调总结经验，特别是失败的教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主要靠不断总结。毛泽东一生都十分看重总结经验，一再申明“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认为这是在职干部提高水平最主要的方法，要求部属养成总结的习惯，提高总结的能力，争取打一仗，进一步。在这方面，毛泽东本人也做出了榜样。晚年他在回顾自己的军旅生涯时多次谈到，自己原来不会打仗，也没有读过什么兵书，所以建军初期打了一些败仗。只是因为善于总结，才变得比较聪明起来，胜仗也就越打越多了。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军高级指挥员亦十分重视总结经验。例如，刘伯承元帅有个工作习惯，每次作战结束后，都要专门召开一定规模的总结讲评会，进行战术总结和政治思想总结，而且总是将两个总结放在一起搞，既肯定成绩和进步，又找出缺点和不足，进而明确今后打仗应继续发扬什么，注意克服什么。使部队每打一仗，不仅指挥方法上有进步，思想作风等方面也能得到提高。许多当年刘邓的老部下事后回忆，这样的总结会就是最好的课堂，每次都能学到许多管用的东西。
总结工作时应特别注意失败的教训。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会更多。毛泽东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生中打过无数胜仗，其中包括四渡赤水、三大战役这样的经典战例。可建国后，毛泽东常如数家珍地向别人谈起他指挥过的几场败仗，介绍其中的教训，可见后者留给他的印象之深。
总结实践经验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善于总结的组织就是学习型组织。据资料介绍，美军从70年代便开始实行一种事后回顾制度，即每次重要军事活动结束后，将所有参与者聚集在一起，回顾完成任务的过程，分析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研究怎样才能将事情做得更好。这样的讨论一般集中在四个问题：一是我们本打算做什么，二是实际发生了什么，三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四是下次我们将怎么办。近些年美军的指挥能力所以能不断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总结制度。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企业家学习借鉴。
二是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提倡向最有实践经验的基层官兵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谁最有资格当老师？毛泽东认为，“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在一线工作的基层官兵是最好的老师。因此，他一再要求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拜有实践经验的基层官兵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毛泽东曾说：“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直接组织下，我军历史上曾开展过多次群众性练兵运动。例如，1944年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全军利用抗日战场处于胶着状态，日军暂无力向我发动大规模“扫荡”的有利时机，从政治、军事两方面进行整训。根据这一指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木作业五大技术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军事训练。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教学相长的练兵方法，就是在这次整训中提出来的。据当年参加过整训的老同志回忆，这种群众性的练兵方法效果明显，不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技战术水平，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抗战后期，我军之所以能够由分散的地方部队，迅速组建起主力兵团，顺利地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开展大规模攻势作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及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次整军功不可没。
再如，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军大规模地推广过“郭兴福教学法”。郭兴福当时是南京军区某部一位副连长，他总结出的一套练兵方法，得到了从军区、总部到军委领导的高度认可。叶剑英元帅曾亲自概括出“郭兴福教学法”的5个特点，其中第一条就是：在教学中抓活的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毛泽东看到叶帅的专题报告后很感兴趣，指出“郭兴福教学法”对解放军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全军专门召开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会后掀起了以“比、学、赶、帮”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练兵热潮。著名的大比武运动，就是这一练兵热潮的直接产物。笔者入伍时，部队中还有一些参加过大比武的老兵，谈起当年的训练情景及所达到的技战术水平，个个眉飞色舞，可见获益匪浅，印象极深。
我军经验表明，在职培训要想取得好的效果，一定要加强组织领导，采取必要的形式，而不能放任自流。广泛开展官兵互教、教学相长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就是最好的组织形式之一。这一点，值得有志于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管理者学习、借鉴。
三是敢于压担子，搞好传、帮、带。在职培养干部有多种方式，如坚持经常性学习制度、短期轮训、经验交流、示范辅导、以会代训，组织竞赛等。但毛泽东最重视的还是压担子，传、帮、带，多次强调作为领导和老同志，要主动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多给他们压担子，有针对性地讲传统、教方法。并且不仅要传技能、传经验，更重要的是传思想、传作风。要经常了解年轻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帮助他们熟悉我军管理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开展工作的基本套路，学会用优良传统去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工作能力。毛泽东本人就十分善于传帮带。凡是与他有过工作接触的同志，都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包括像周恩来、陈云、黄克诚等高级领导人，晚年都表示自己在毛泽东面前是小学生，谈起毛泽东，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之情。
部队的传、帮、带特别强调一级带一级。每一级领导都有培养部属的义务，都要成为部属的表率和师傅。这已成为我军的一个传统。笔者入伍后，经常听老同志讲一个观点：什么是培养？领导用你，敢把急难险重任务交给你，就是最好的培养！这既是信任，也是栽培。因为如果你的工作没做好，领导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往后缩，也不要怕苦、怕累、怕挨批。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成长经历，深感此言不虚。
对年轻干部应特别注意培养其独立工作能力。这也是我军培养干部方面的一条重要经验。从我军历史看，干部成长进步最快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部队高度分散，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经常以营连为单位，独立执行任务。这就要求干部全面领会上级精神，增加政策观念，学会处理复杂矛盾。许多干部就是这样逼出来了。等到部队再次集中，实行大兵团作战时，这种全面锻炼的机会就少多了。
压担子并不是放任不管，需要做大量工作。如满腔热忱地给年轻同志介绍情况，帮助他们分析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增强做好工作的信心；当因经验不足，他们工作中出现差错时，要主动承担责任，帮助他们正确总结；当他们受到闲言碎语、排斥打击时，领导要挺身而出，为他们主持公道；当他们工作中取得明显成绩时，又要及时提醒，要求他们正确认识个人作用与组织培养、与群众支持的关系，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等等。在许多情况下，指导一个年轻干部完成任务所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可能远大于老同志自己去做。但如果不肯付出代价，年轻干部就培养不出来。
优秀领导者自觉地、系统地进行传、帮、带，是培养干部最好的方法。因为，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不可能通过课堂教学批量产生。如同过去的武林高手，一定得靠名师真传亲授。领导艺术的诀窍在于运用原则解决矛盾时能把握好度，这种把握度的能力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只有通过对优秀领导者言行的长期观察和仔细揣摩，才有可能真正领悟。
重视言传身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我国古代教育特别强调言传身教。有两个形象的说法。一是从游说，即老师或长者像一条大鱼，学生就像跟在其身后的一群小鱼，大鱼在前面游，小鱼跟在后面，跟着跟着就学会游水了。一是泡菜说，即优秀人才周围会形成一个良好氛围，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学习生活，潜移默化地受到多方面影响，时间久了，学识、气质便会发生明显变化，就像泡菜坛子里的泡菜一样。这两个比喻讲的实际上是同一道理。
近些年一些优秀企业家培养在职干部，实际上用的也是毛泽东的这套办法。如四通公司提出的“垫子文化”，“你能翻多大的跟头，就给你铺多大的垫子”，其深层含意就是在实践中培养干部。柳传志就经常说：“最好的认识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方法就是让他去做事。”任正非再三表示，“我们提倡自觉地学习，特别是在实践中学习。您自觉地归纳和总结，就会很快地提升自己。”
管理者言传身教的作用不难理解。这对领导者本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问题是，经常有一些企业家对部属的要求很高，而对自身要求却不高，由此形成明显反差。这可能是现在一些企业培养干部方面遇到的主要困难。许多企业家都意识到了，可苦于没有解决办法。说实在的，确实没有捷径可走。强将手下无弱兵。企业家要想在实践中培养部属，首先就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四是建立严格的筛选、提拔和淘汰机制。这也是毛泽东育人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进入这所学校，也并非每个入学者都能顺利毕业。要确保育人质量，需要严把入学关和出口关。
近代中国社会，“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大小小的军阀都非常注重实力，千方百计地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其补充兵员主要有两招，一是骗，许诺种种优厚待遇，从社会上直接招募，二是抓，通过强制方法征兵。只有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军队与众不同，实行的是志愿兵制，主要靠思想教育和组织动员。向志愿参军者讲清，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普天下老百姓打仗的，对个人来说，当兵可能没有什么好处。因此，要想升官发财请另谋高就。考虑到我军进行的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招兵时通常还要考查其家庭出身和政治立场，以确保官兵的政治素质。
建国以后，我军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明确将服兵役列为公民的一项义务。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广大适龄青年对当兵的热情一直不减，而部队接兵所要做的主要是搞好政审，严格把关。不仅认真考察应征者本人的一贯表现，而且要了解其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严格的政审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在保证兵员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近些年地方用人单位对退伍官兵比较感兴趣，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经过政审把关和部队培养，基本素质比较有保证。
现代企业也需要不断地补充新人，招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目前多数企业的办法是专业考核加领导面试，而且主要看其业务能力。这与旧军队的招兵买马十分相像。因而新员工加入组织后所出现的问题，也与旧军队类同。如一心谋求个人事业的发展，稍不如意就开始跳槽等。正是因为看到这套招聘办法的不足，近年来一些大企业有所改变，也开始通过各种方法搞内查外调，多方面地了解应聘者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光听他们自我介绍。
组织成员的有序分流也是人事管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不解决好出的问题，员工只进不出，组织势必一潭死水，毫无生气。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除正常战斗减员外，主要是靠激烈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来淘汰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如当年进入抗大学习的学员中，就有少数人因吃不了苦而不辞而别。对军队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去掉了铁砂、木屑，留下的才是真金。
进入和平时期后，我军人员筛选主要靠正常的复退制度。战士服兵役两至三年，表现优秀的可以报考军校，特别优秀者还可直接提干，这既是激励措施，也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和保留。军官队伍也不搞终身制，正常情况下每年都安排一定比例的军官退出现役。这种竞争淘汰机制，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也有利于军官队伍的新老更替。
企业员工退出方面虽不如军队方便，但也需解决这一问题。凡是搞得好的大企业，几乎都有强制性的末位淘汰制度。这虽然略显无情，但却是防治“大企业病”最好的办法。杰克•韦尔奇为什么升任GE总裁后很快就能打开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了末位淘汰。现在许多管理者不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么抹不开情面，不愿安排，要么简单生硬，导致矛盾激化。军队组织转业工作的经验，对企业家或许有些帮助。
------------------------------------
注：该文系李凯城老师新著《领军之道——毛泽东军事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第十部分，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定价：39元，书社有售
相关讲座：
主题：毛泽东的育人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主讲人：李凯城（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研究专家，著有《领军之道：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一书）
时间：2007年7月7日星期六下午3：0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书社（010-62760856）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