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党的领导”的理解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八十六周年
：老田
首发“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网站http://www.jsqg.cn/bbs/ShowForum.asp?forumid=129
一些政治上很成熟的自由派精英，为了实现他们“走台湾道路”的政治目标，聪明地把“党的领导”歪曲成为“主张共产党官员垄断一切权力”，并把这个主张硬扣在毛泽东头上，以便在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名义下进行“合法批判”。毕竟，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间唯一被容许进行公开批判的只有毛泽东这么一个宝贵的靶子，所以，就要高效率地加以运用，要从根本上批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聪明精英，都熟悉“通过歪曲毛泽东的观点”来扩大其批判领域和对象的高招。网络上和主流媒体上，到处都充满了通过批判“毛泽东独裁”来批判“一党专制”的政治智慧，不管这种政治智慧寄托了多少自由派人士的理性策略和“良好愿望”，都不能代替毛泽东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真实观点。
虽然许多人都共同强调“党的领导”，但是理解却是多种多样的，本文试图勾勒毛泽东主席本人对于“党的领导”的理解及其变化。毛泽东视野里的“党的领导”意味着一种体现多数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强调特定的党员群体的领导。毛泽东所主张的“党的领导”的执行方式，并非唯一地通过上级对下级的权力来起领导作用，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含义。
一、作为一种“理想型”的“党的领导”
在三湾改编之后，开始着重党员的发展和连级支部的建设，因此，很多人就把这一改编视为“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解释在建国后尤其容易发生误解。在军队的高强度行政领导之下，并不需要第二套规范的、自上而下的党的领导体系，“多头领导”违反基本的管理规则。显然，党的领导不意味着别种的行政领导，不意味着科层制管理方式的简单叠加。
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出发，能够更好地理解“支部建在连上”的管理价值。奥尔森在他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中间，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象“干革命”这样的事情，要以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为目标以改善被统治阶级的境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中间，显然就构成奥尔森所揭示的、合作最为困难的典型的集体行动。因为，如果革命成功了，无论个人是否在革命中间作出贡献，都将获得革命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一个人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就有选择“搭便车”的强烈冲动，结果带来一种集体行动的困境：没有人愿意为改善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去冒革命的风险。但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并非绝对，只要满足特定条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也是可以突破的，“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是，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百分之一。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百分之三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陈抗：《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载《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2期）要突破集体行动困境，就需要寻找乃至培育那个积极行动的“3%”，这些人勇于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在他们的影响下能够改变整个的氛围。
对于党员这样一种积极分子的特殊，毛泽东是在偶然中间发现的，根据陈士蕖的回忆：“从对战士的广泛接触中，毛泽东察觉到，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不但士气高，而且能够有效地监督干部，部队面貌就不一样。毛泽东当时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集老将军回忆毛泽东》，陈士蕖著；刘恩营整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页）但是毛泽东特别善于从偶然现象中间发现背后的必然，并迅速采取行动把“必然”制度化，在三湾改编中间，要求在连队上建立起作为一种起“战斗堡垒”作用的积极分子团体“党小组”，毛泽东曾经要求党员人数要发展全部战士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个党员群体需要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向其他战士起到“榜样”和“带头作用”，从而鼓舞起一种高昂的士气，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
对于管理者而言，这样的基础党组织及其成员，是应该优先给予政治训练的，再由基础党支部的言行去影响其他人，解决了有限的培训资源的集中和优先分配问题。“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载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
从管理任务和领导者视野看，党的领导意味着超越单纯的直接目标，要把更为宏大的视野作为管理的全局来统一筹划，党的领导意味着超越行政领导人的直接管理目标和狭隘视野，从全局着手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红军时期的“三大任务”中间，党的领导意味着更多地和“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武装群众”这“两大任务”联系在一起，更少与“打仗消灭敌人”相关，这防止出现行政权力过大，狭隘的管理视野统帅一切的错误。
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科层制内部关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绝对分工，特别是他对红军战士提出“三大任务”作为要求，在根本上是要求一个普通的战士也必须象“总经理”那样关注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全部环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军队才有了可能成为“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而且，也正是因为强调处于科层制底部的被管理者也有作为“管理者”角色的必要，他们才被恰当地要求参与“三大民主”同时分担“监督成本”，而不是把监督职责保留给少数管理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作为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从管理的运作方向看，通常的管理总是在一个科层制的金字塔权力体系中间运作，有着“专业化、职能分开、上级指导并监督下级、关系非个人化”四大特点。而党的领导，则构成一种对于科层制的根本修正，红军时期党的领导不仅与基础的积极分子团体结合在一起，还是“士兵委员会”的实现组织者和领导者，透过这样的形式来实现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和批评，借以实现红军内部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结果是削弱了科层制内部上级对于下级的权力落差，实现了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更为均衡的权力分配，同时，监督成本不再由上级单独承担，同级和下级都同时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担监督成本。
党的领导还意味着透过党组织内部的积极的思想斗争，形成并提炼出代表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公意”的过程，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间，毛泽东讲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存在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在先进分子的组织内部，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这样一种积极的思想斗争，去芜存菁，把个人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内容“抵消掉”，逐步上升到整个阶级的利益水平上。在这个意义上，党组织及其内部的积极思想斗争，是形成公意超越众意特别是消除长官意志的唯一制度化依托。
通常状况下，群众的当前利益并不能自动地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一致，在群众的日常视野里，有着大量的只体现局部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内容无法与管理目标一致，这就需要进行教育和提高，党组织就担负有形成公意并以此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使命，所以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毛泽东决不相信透过选举和票决的方式，那样一来，候选人往往就群众的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要求进行投机，不可能承担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职能，这个工作只能是由党来承担；而且，教育群众超越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局限达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可能在不做工作的情况下实现，所以一个强大的联系群众的党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有很多人以巴黎公社为榜样，毛泽东对张春桥他们说：“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五卷》
综合起来，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党的作用意味着对于科层制的根本性修正，避免单纯的下级依赖上级的“雇佣思想”，赋予下级和同级更多的管理参与机会和监督责任；同时，党组织还是形成公意并推广公意的唯一依托，从井冈山时期的“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任务”到后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形成公意并用以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职能是由一个“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党组织”作为中介来实现。
但是，毛泽东对于党的领导的定位，意味着一种韦伯式的“理想型”，在现实中间难以达到。特别是当党员数量极为巨大的时候，党组织本身有着向科层制“蜕变”的自发动力，毕竟一切大的管理系统都无法超越科层制的“窠臼”，这是毛泽东毕生要努力面对的问题。大体而言，毛泽东对建国前的共产党领导是肯定多于否定，即使有问题也是当作临时性的消极现象和内部问题来看待，没有作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和外部矛盾来对待。在建国后虽然他也强调“党的领导”肯定“党领导一切”，但是他却逐步把重点转移到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方面，在文革时期则转而强调其消极方面并寻求一种新的“整党建党”标准，这具体体现在“建党五十字方针”上――“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泽东：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和中央复电稿的修改，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
二、科层制内部的蜕变趋势与“毛刘分歧”
在巨大的科层制系统中间，会自动地产生分化，越是到了金字塔顶尖部分，就与基层的距离越远，而且高层管理者会形成大大不同于基层群众的利益结构和想法，从而会自动地引发“脱离群众”的问题。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发言中间，毛泽东就指责过上级脱离群众的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这种“上级机关不革命”的情况，毛泽东似乎不止一次地再三遭遇，在1955年他指责干部群体比农民对待合作化问题更“右”，上级机关比下级机关具有更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空气；1962年他再一次看到，“黑暗风”和“单干风”越是到中央机关越猛。
在毛泽东“党的领导”思想中间，从不许诺共产党中间某些人的具体领导“天然正确”，从不在共产党领导的名义下绝对肯定某些特定个人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区别于其他人的显著特点。在他七十三岁生日那天的讲话中间，他说：“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P322-329）
由于科层制内部对于上下级之间的赋权不同，上级总是握有臧否下级工作成绩、提拔下级的权力，由此，上下级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对称的博弈关系，妨碍下情上达。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发展出唐斯所描述的官僚的“结构性”（无论在何处都会复制出来的）偏见。毛泽东从1950年代就开始号召共产党人要有“五不怕”或者“六不怕”精神，就是看到了在科层制内部上下级的不对称博弈关系中间，隐含有严重的“阻断言路”的危险。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间说：“发言中表现神气不足，下级对上级关系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灵魂被吃掉了似的，有许多话不敢讲。各省也有此问题，民主不够，但劳动模范讲话有神气。我们财经会议与四中全会有副作用，因为有几条规定，大家有话不敢说。财经会议有些同志发言不恰当，有些同志不敢说。”（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显然构成指导文革的那个“极左认识”的一部分。
毛泽东认为是有了四中全会决议（指高饶事件之后中央通过的《关于增进党的团结的决议》），过分强调了党的团结，强化了上级对下级的优势之后才有了党内消极现象，这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美国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权威唐斯认为，科层制内部的官员们有五种自己的“纯”个人利益目标，主要表现为：权力（包括官僚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权力）、金钱收入、声望、便利（这表示要求增加个人努力的变化的抵制，以及接受减少个人努力的意愿）和安全（未来丧失权力、收入、声望或便利的概率比较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89-90页）。官员们还会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选择，总会呈现出四种偏见：“所有官员都倾向于夸张地反映对其有利的信息，掩盖对其不利的信息。”“支持有利于增强其自身利益的政策和他所提倡的项目，反对那些损害或者不能增进其利益的政策或项目。”“每一个官员在执行上级指示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取决于那些指示是不是有利于自身的利益。”“他愿意从事对自己的目标比较有利的工作，而不是对他的目标没有影响的工作。”（同上书，第82-83页）
文革期间猛烈批判过刘少奇的“黑六论”，说什么：“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党员所以一度站错了队，就是受了中国赫鲁晓夫‘六论’的毒害。”（《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红旗》杂志编辑部，1968.10.14）这一批判，在隐含层面上是把共产党内部的消极现象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间的主张作一种“因果逻辑”来看待，似乎没有刘少奇的文章，共产党内部的消极现象就不存在，共产党干部队伍乃是刘少奇“教坏”的。
这个批判论调，显然有失偏颇，刘少奇一个人和他的主张不可能为整个共产党干部队伍的蜕化过程负责，对照一下曼德尔的看法是有价值的，他认为：“只要经济基本上仍然是货币经济，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满足决定于各人手里货币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资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还是按照钱包里钱的多少来决定分配东西多少，那么，大家为了多取得些货币而互相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担任了某些社会公职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对稀少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向上爬、用人唯亲、贪污、对‘上级’卑躬屈膝、对‘下级’专制横行，这些现象仍然会大量流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没有这些人对行政官员和领袖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自由的监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组织的集体抗拒而撤换这些行政官员和领袖，所有这一切缺点只能加剧金钱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蚀作用。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残余本身就意味着必然会残存着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钱购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在村社自然经济中出现时就已产生了的。如果在过渡经济时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制度规定的，而不是用钱直接买卖的，那么，一切都可用金钱购买这种作用就变成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作用就不大了。关于这一点，苏联就千方百计钻营当大学生而产生的流弊所进行的公开讨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十七章《社会主义经济》，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
反过来，在“非毛化”时期，一些精英来大肆宣扬毛泽东破坏“党内民主”，言下之意是毛泽东给干部强加了很大的政治风险，这一风险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没有哪个干部愿意承担，结果使得党内言路断绝，所以，是毛泽东而不是刘少奇要为党内消极现象负责。这两个说法，有共同的部分――都认定共产党干部群体原本不错，其蜕变过程完全是源自“外来因素”的影响。
文革期间很多高官都做了有相当深度的自我解剖，他们的说法可以证明文革时期对于刘少奇的“批判”和“非毛化”时期对于毛泽东的“责难”都是站不住脚的。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说：“特别是一九五九年以后，由于我头脑里‘私’字恶性膨胀，我虽然有所察觉王任重的问题……，不敢公开斗争，怕搞坏了关系不好工作，怕戴‘地方主义’分子的帽子，怕王任重给‘小鞋穿’，就是不怕国家变颜色。”“在组织路线上，我没有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来选拔使用干部，而是按照‘奴隶主义’、‘党的驯服工具论’去要求使用干部，不讲政治，用人唯‘才’。”（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的《张体学同志的检讨书》，张体学，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于北京，武汉群众组织翻印）如果张体学还只是把问题的起源追溯到1959年的话，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则更为彻底，直接把问题追溯到了解放前：“由于我是怀着一个找个人出路的丑恶动机入党的，在旧社会，为了混一口饭吃，不得不仰人鼻息，观察主子的颜色行事。入党后，为了取得领导信用，保官升官，就把这一套用来观察领导意图，看眼色行事……，把党内关系看成是拉拉扯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宗派关系。”“发展的结果，不仅在认为他们所谓正确的时候是这样，明知他们不对时也是这样，拿原则做交易，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和革命的利益都置脑后，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员的气息，发展的信条就是，求得不犯所谓错误，保护自己第一。从奴隶主义发展成奴才主义，原则是非可以不问，领导人不能得罪，在政治上搞投机的罪恶活动。”“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在党内，居高位，掌大权，可是，却是‘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许家屯1968年的“亮相”检讨：《向毛主席请罪》）从高官们的自我解剖看，唐斯和曼德尔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这些问题在任何科层制的管理系统中间都同样存在，而且是一个结构性的顽症。
很显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非前后一致，他做出“结构性”的判断，也是针对建国后的党内高层消极现象而言的。革命时代，党组织也是越来越大，已经有明显的科层制“蜕变”迹象，但是经过延安整风之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此，毛泽东倾向于把这些不利的“蜕变”看作是临时性的现象和可以经过内部组织程序解决的“小”问题，定性为“党风学风和文风”问题这样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建国后，叠经累次整风，党内消极现象有增无已，似乎一切组织持程序和办法都已经失灵了，因此，毛泽东就改变了看法，认为问题不再是临时性的消极现象，而是反映了一种结构性的顽固症状，解决的方式就只能是在体制外支持群众“造反”。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内部消极现象的“结构化”，是因为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缘故，他在九大的讲话中间说：“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近似的认识，邓小平在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就曾经提到过：“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是用“好”和“不好”来分析，这是一种“定性分析”，是在“质变”的临界点附近观察问题；而邓小平则是用增加和减少这种典型的“量变”词句来分析问题；共同的部分是都肯定执政党地位助长了党内消极现象。
毛泽东不再把党内消极现象看作是临时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看法转变，这样一来，在解放前强调组织纪律性的刘少奇《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不无积极意义，建国后，其消极意义就远远超过了积极意义。在国际共运史中间，卢森堡的“自发性”主张和列宁的“先锋队”主张，曾经进行过有益的争论，毛泽东的观点是同时肯定他们两位的意见并要求在一个不断“循环”和“提高”的实践过程中间，把两者同时结合起来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毛泽东肯定“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的同时也强调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要求民主集中制，最终还是肯定要通过“平民阶层的政治领导权”去纠正“权力精英群体”从涵盖利益走向狭隘利益的蜕变过程。毛泽东肯定平民阶层政治领导权的作用和程度，恰恰是与他对共产党官员群体的判断相对应，他认定共产党官员的问题尚处于“人民内部矛盾”阶段时期，就强调组织程序和体制内解决方面，在他认定共产党官员群体有走向狭隘利益的巨大危险时，就支持体制外的群众造反和组织化过程。
文革时期对于刘少奇的高调批判，实际上就是着眼于纠正科层制内部上下级关系上的消极现象；在文革特定的场景中间，又带有肯定造反派“造反有理”的政治含义。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后来写了一本书《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为他辩护，说刘少奇的这个文章历史上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肯定，至少是不反对，这可能是真的。关键问题是共产党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解放前具有积极意义或者消极意义不明显的主张，建国后变成是消极意义成为主要的了，对于这个根本性的转变，邓力群在分析时则完全忽略了。
二○○七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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