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非正规军事力量”的格外重视和党内分歧――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
：老田
许多自以为是的高人，常常拿着书本教条和相当然的正规化理论，去蔑视新的制度创新。毛泽东始终是例外，因为即便是在革命队伍中间，象毛泽东这样的例外也是太少，所以，党内分歧就往往围绕着毛泽东的各种主张展开。
一般的军事指挥员，很容易把那些训练有素、装备正规的战斗部队作为唯一与对手进行对抗的力量，为此，就相应地把内部控制权分配集中到军事指挥人员手里，整个行军作战和部队管理都围绕着正规化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毛泽东恰恰相反，他坚持军事指挥人员的领导地位低于党务工作人员的地位，把直接的战斗目标扩张为全局性的生存条件建设并提出“三大任务”；他反对把战斗员仅仅作为战士看待，要求实现“政治化”。
最为奇特的是，毛泽东永远不满足于正规军队力量的积累和上升，而且反过来要求“非正规军队力量”的扩张优先，甚至，他还坚定不移地反对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扩军路线，要求在着力建设地方部队的基础上，逐步逐级地实现正规化，从乡村赤卫队开始、经过区中队、县大队等等逐步发展和逐步正规化的“漫长过程”，最后实现扩大正规军的力量。作为这一规划的通常表现，在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中间，地方部队的数量总是远远多于正规军数量。
从正规部队的日常管理看，毛泽东也总是坚持部队在成为“战斗队”之外，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担当“工作队”“宣传队”的工作，何长工回忆说，在江西根据地时期繁忙的作战任务之外，还常常得很累赘地带着一个“石灰桶子”，时刻预备去刷宣传标语。在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大量地参与“大生产”运动，正规军战士如果从时间分配上看，也显得太不正规――毕竟更多的时间是用在作战和训练之外的“无关事务”上了。
在古田会议期间，一个重要的争论是：有人从正规军力量和给养方面考虑，认为不宜长期局限在一个地方活动，而是应该实现流动作战，不停地走州过府，这样可以通过“打土豪”还方便地解决给养并改善生活。毛泽东偏偏反过来，力排众议，要求实现有根据地的斗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政权，从农民中间稳定地获得经济支持和人力支持。因此，他坚定反对招兵买马的简单路线，要求在武装农民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红军力量的扩大。
在后来的“反围剿”作战期间，那些高度重视正规化的人群，一到苏区之后就嫌根据地政权不够正规，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权建设和行军作战方面，要实现全盘正规化。只要是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战争，毫无疑问，军队就当然应该在边境上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问题在于，红军的武器装备不容许打这样的正规战争，特别是与敌人力量的过分悬殊的对比，无法支持这样的战争样式，所以，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了。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那些迷信正规化的老爷们在反围剿失败之后，不得不依靠一双脚长驱两万五千里，这个时候才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很正当很常见的正规化有什么不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就是从“非常规力量”方面的党内共识开始的，再延伸到正规力量的“非常规运用”方式上。第一代共产党人经过艰难困苦的探索，经过失败的惨痛教训，最终走出了书本教条和想当然的正规化迷信，中国革命从此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内分歧沿着“正规化”问题展开，从前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现在被一些人贬低为“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但是，毛泽东坚定不移地要把战争年代的经验，在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过程中，再次制度化。在经过两次争论和反复之后，终于在１９５８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共识，提出“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这就是“大跃进”运动的起源。“大跃进”作为一个快速工业化战略，说白了，就是要充分发挥正规化发展的潜力之外，继续追求“非正规发展潜力”。这个非正规的发展潜力，与战争年代的支撑力量一样，都是来源于人民大众之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或者按照今天的经济学术语：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资源的活劳动投入，来最小化农业和公共工程等方面对于资源投入的需要，以利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寻求非正规的福利生产最大化，从低水平开始建设全民福利网络。说到底，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共产党人都面对着一个数量庞大的民众群体，在这个群体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中间，正规化的动员方式仅仅只能利用这一力量的一个小部分，所以迫切需要在正规化的方式之外，开辟非正规化的路径，毛泽东思想的针对性，绝大部分都在于此。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间，集体化之后可以实现“向生产的深度和高度进军”，在实现“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常常会超越一般劳动者的经验水平，要求一种现代技术进入和配合。在福利事业的生产中间，在以活劳动密集投入去寻求农业增产中间，都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和技术配合，而且，考虑到覆盖全民的福利生产和集体化努力的巨大规模，仅仅依靠从前的经验积累是不够的，迫切需要“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扩张，以实现劳动者广泛地与现代技术进行结合，提高活劳动投入的效率，最低限度是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为此，毛泽东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目的就是在这样的全民努力过程中间，在经验积累的不足之处，实现劳动者经验和技术的提升，同时，知识分子也只有在深入第一线的情况下，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于生产过程中间的技术问题和瓶颈做出最快的反应。我们今天知道，大跃进期间很多过分的浮夸和搞笑宣传，说到底，这是未能从现代技术的可能性的准确发展方向上，提出目标和努力方向。大跃进期间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去看，是在有了“领导”和“劳动者”的高度结合之后，技术的缺位表现得十分严重。
应该说，毛泽东所重视的“非正规力量”的成长并长期主张“正规力量”的“非正规运用”，是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的决敌制胜过程中所形成了的共识，在新中国工业化事业的起步阶段，再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写入了决议。但是，这一战略的实施，实际上要求教育系统从根本上要进行变革，转而适应从现有水平出发，去帮助工人农民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一积累方向必须第一时间响应生产中间的迫切需要。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各个大学根据中央的要求，开始招收以工农之间的优秀分子作为“调干生”，但是，这个有限的招生数量，远远不能与现实中间的需要吻合。文革期间，毛泽东于1968年作出“721批示”，要求把整个的教育系统招生制度改为面向生产第一线，1974年周总理决定要辽宁召开现场会，推广朝阳农学院经验。这些在教育上的重大设想，都是配合工业化的“非正规发展潜力”的发挥的，由于在教育改革方面的失败和后来的逆转，新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和潜力都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二○○七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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