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可持续性观点客观评价我国计划经济
中国政法大学
杨 帆
是谁要把我国计划经济
定义为“历史最坏时期”？
对我国28年计划经济，长期存在着妖魔化倾向，许多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报刊传媒，教科书，学术著作，只谈“改革开放28年以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中国历史最好时期。在各种场合，丑化和否定计划经济的言论不计其数。经济学家说计划经济没有效率，预算软约束，平均主义大锅饭，人民极其贫穷，依靠票证生活；说计划经济违背比较利益搞赶超战略完全失败，要开放创新依靠外资进行技术升级，说国有企业是产权虚置，应分给私人，或者干脆就分给有权力的人；政治学家说计划经济下没有人权，以权力消灭社会和个人自由，不让农民出村子；社会学家说毛泽东不计划生育，误增四亿人口；大家一致批评这28年不搞经济只搞政治运动，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边缘，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说，建国以来只有两个时期经济好，一是1957年以前，二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是公开学术和政治语言。还有不计其数的私下漫骂，说毛泽东是专制大暴君，什么好事也没干，除了左倾就是左倾，称为“中共左祸”；说农民相当于国家农奴，最近山西揭露出来的奴工事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普遍现象；说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国家还集中财力搞原子弹；说志愿军对抗美国不值得纪念；说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历史上所有革命都是以暴易暴，越搞越糟，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近代中国人的两个病灶；说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完全是历史错误；等等。
总之，否定计划经济28年，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所谓“精英铁三角”的共识，是他们新自由主义和民族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其认识论根源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经历了长期激烈的思想政治文化斗争，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否则似乎就没有合法性。 其理论误导之一就是：把计划经济与大跃进文化革命混为一谈。其实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不仅否定市场经济，也破坏了计划经济，它们的错误来源于毛泽东同志本人的一些特殊想法，与计划经济体制无关。其利益背景则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毛泽东时期和计划经济定位于历史最黑暗时期，把改革开放以后定义为历史最好时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禁止中国人民对近年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反思，用一位“著名主流经济学家”的话就是：现在无论出什么问题，也比计划经济时期好。 这样的“标准和规则”建立起来了，谁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谁主张调整利益格局，谁就是要复辟计划经济，宁要腐败和分裂，不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他们的既得利益就有了合法性。这样下去，目前中国各种问题都无法真正解决，直至出现社会分裂和经济崩溃为止。因此，目前我们重新评价计划经济，不仅具有科学和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计划经济的真实意义与成就
说计划经济时期就真正是工人农民当家作主，说国有制度就真正是全民拥有了生产资料，能够超越商品货币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或者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系统。 如果把信仰与科学混同，强制推行理想主义，就必然要犯“左”倾错误。 我国计划经济在推行过程中有很多失误，再加上毛泽东同志特殊的理想主义与实践，“左”倾就更加厉害，这在 1978年底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有结论，承认计划经济积累太高，国强民穷，国家对老百姓的消费有历史欠帐，要补欠帐，集中精力搞经济；承认计划经济时期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而文化革命则是一场历史浩劫。 这样的结论成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全盘否定计划经济。 如果开始新阶段就必须彻底否定旧阶段，那么以后改革开放也会被否定。 这恰恰就是一种“革命”思想，而不是改良思想；改革之所以不同于革命，就是由于它不是否定与割断历史，而是尊重传统，按照历史延续性的逻辑发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在一个国家内，一个政党和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难道就没有延续性？这与十七大确立的科学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实际上，计划经济时期的积累率高达 30%，在排除了经济波动因素以后，有效年经济增长率至少10% 以上，7年扩大一倍，28年GDP 扩大8倍以上。更加主要的经济成就不在总量而在结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并不能使中国富强。自洋务派以来中国致力于工业化与现代化，从官办商办到官督商办都试过，百年来结果如何？到1949年中国工农业产值的比重是1：9，工业只占10%。制度学派解释为官商结合的腐败所致，实际上根本原因是没有强大的国防，1840---1945年105年中国没打过胜仗，帝国主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关键的经济条款是5% 低关税，美国却长期实行46%高关税，相差40个百分点，无论什么样的产权和所有制，都不能与外国竞争。
计划经济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资本原始积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侵略和掠夺，后发国家则有依附型和独立型之分。自由贸易不能强国，依附型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实际结果是不发展，帝国主义也不让我们发展。在共产党武装斗争取得政权以后，必然依靠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
在生产力非常落后，与帝国主义交战被封锁禁运的条件下，中国毅然拒绝依附型道路，决定依靠国家力量实行内部积累，创造动态比较利益。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工业化一种原始积累方式，比侵略型道路道德水平高，比依附型道路速度快。计划经济的实质是依靠政权力量强行压低消费，把积累率提高到30% 以上，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源泉，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两代人的牺牲，在28年内走完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200年的道路，完全没有对外掠夺，无论道德评价还是历史评价都是站得住的。
集中力量做大事，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当年趁美苏争霸之机，我们牺牲洋房汽车首先拥有原子弹，等到现在政府税收充裕了，美国霸主还能让我们干吗？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利用国家的组织力量，比较彻底地消灭了传染病，修建了基本的水利工程和基础设施。
1978年工农业的实际比重大约是5：5，一个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在军事工业和高技术方面，与国际水平迅速接近， 1970----1980年10年奋斗，大型喷气式飞机已经成功，至今说起来无人相信。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美圆，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 计划经济体制适于积累不适于经营，转向市场经济也是历史必然，只不过历史规律不能自动实现，而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人的活动就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因为文革后期政策极端左倾，思想极端僵化，因此激烈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斗争难以避免，这样的斗争伤害了人的感情，造成了一代人的绝对对立，理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至今各执一词，互相否定，丧失了中国人“维大英雄能够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与胸怀，或许只有新一代人才能够完全这一“超越左右翼”的思想整合。
误增4亿还是人口红利？
笔墨官司并没有打完
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理论成果解放思想，批判文化革命和计划经济，其中对毛泽东的人口政策进行彻底否定，说毛泽东“错批一个马寅初，人口误增四亿”。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市场经济均衡论，制度学派的改革论，都无法解释近年以来中国经济超过10% 的增长和大牛市，窃据中国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丧失了解释力和预测力，已经失语。我们需要以历史观点解释的是；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市场经济确立以后，仍旧高速增长，积累率仍旧超过30%甚至更高，两种不同的体制却有相同的结果，说明在体制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增长动力，按照这个逻辑思考，我们吃惊地发现，原来却是最简单的因素：人口！ 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完全成正比例！
1840---1949年，中国人口停滞于45000万左右，经济也不增长。计划经济28年经济增加8倍，人口增加4亿；改革开放28年经济又增加8倍，人口又增加4亿；再过12年到2019年左右，我国经济按年增 7% 计算，还可再翻一番，人口则到达16。5亿的最高峰。 人口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是：人口增长快则年轻人多，年轻人多则储蓄率高，储蓄等于投资，所以投资与经济增长率就高。2019年后中国人口老化，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 我们就只能依靠技术的力量了。
国际主流经济学终于承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但他们不愿意承认其根源，这会否定他们的“市场万能论”教条。是我们国家的独立与强大并实行社会主义民生政策，才使人口猛增，在计划经济时期把他们养大成人，形成农村庞大的过剩人口大约4亿。 以后才有可能在国际资本进行结构调整的新历史条件下，通过开放政策，使他们与外资结合，出现出口和就业的猛增。 中国以家庭为中心已进行30年教育投资，下一阶段实现技术升级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说明，有比制度改革更加深刻和根本的东西，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不是体制改革，而是国家的强大和人口的庞大与快速增长。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是工业化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机制，都有积极作用，在同一时期也可互相补充。两者并不代表历史的不同方向，不代表根本对立的两条道路，而是同一历史方向，同一历史任务的不同历史阶段，或者是不同发展形式。只要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就可以看出其相互否定与激烈斗争，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暂时现象，那种冤冤相报的非理性态度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发展奠基
如果一个70岁的人功成名就，说自己前30年活得没有意义，我们会怀疑他有老年痴呆症。计划经济完成的是资本积累的任务，单个企业的成本收益和经济效益不能反映计划经济的贡献，造原子弹的国家安全收益，造大飞机的产业拉动效益，都不计入企业收益。而油矿勘探，科技发明的沉没成本是由国家承担的，也无法计入企业成本。
按照国际通行的指标比如GDP，必然低估计划经济而高估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的特殊增长因素是体制转轨，转轨是把在计划经济下积累的财富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转换成现实的GDP，因此转轨或者说改革，是综合体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方面贡献，绝非市场经济一方。把肯定计划经济积累的贡献说成是反对改革，是无知和偏见，或者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必须予以纠正。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许多在计划经济下不计算价格的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计价了，如土地，资源和家务劳动；许多财政补贴取消了，相应地必须提高企业成本价格；物价提高要求工资增加并进一步涨价。 绝大部分统计只要不是实物指标而是价值指标，都是以价格为基础的，价格提高了，投资，消费，收入，物价，成本，出口，税收，GNP，GDP，企业收益，分红，都会提高，货币也会超额发行。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则是把未来收益，通过贴现的方法变成现实货币财富，于是有股票和房地产的增殖。近年以来房地产业的大发展及其暴利，主要是由于国家让渡了地租。马克思指出的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在计划经济下基本为零，而在转轨过程中逐步具有了价格，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和购买者都有利益，其来源是计划经济积累的地租的让渡，是政府帮助拆迁的造成的低成本，主要不是房地产商的贡献，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
改革初期大量实物经济和生产力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 把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业发展全归功于分地是不公平的，计划经济时期培植的良种也起到关键作用。80年代初期的消费热潮是军转民的产物。 至于计划经济时期生育大量人口并且由国家负责医疗和教育，是不可忽视，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大量国有企业的人才下海，兼职和技术外溢，给乡镇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本。在所有人都没有财产做抵押品的时候，
是各级政府和国营单位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无偿的担保，成为他们“第一桶金”的来源，现在都是应该算产权的。
如此说法，并不排除改革与市场的作用。没有改革，计划经济积累的财富就不能在市场经济中转变成为现实的财富。 我们肯定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也不是反对改革开放，恢复计划经济，而是要反思改革，保障下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历史是螺旋型发展的，发展具有“隔代“特征。第三阶段可能在形势上要否定第二阶段一些东西，并恢复第一阶段某些特点，这是更高水平的整合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倒退。 社会基础已经变化，计划经济只能成为历史，但是我们希望留给我们后代的，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一段全体人民付出巨大牺牲但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我们需要继承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而不是计划经济的做法，这是一种精神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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