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文学沙龙活动
主题：点评曹征路中篇小说《豆选事件》
时间：10月7日下午2：30——4：30
地点：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书社
主办：网站（http://www.wyzxsx.com） 左岸网站（http://www.eduww.com）
下面是《小说选刊》副主编冯敏先生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冯敏在《豆选事件》研讨会上的发言
冯敏：因为我是做选刊工作的，我更愿意听一听我们的专家学者，我们的读者对作品的反映，这有利于我们把刊物办得更好，更受社会的关注和读者的喜爱。因为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我最早牢记曹征路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一篇作品《那儿》。这个篇作品发表在2004年，说老实话，开始时并没有引起我充分的重视，因为看的东西比较多，同时这个小说刚发表的时候呢，整个文学界对它的重视也是很不够的。我本人对这个作品也还有一个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那么《那儿》发表至今已经三年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容忽视，今天我们谈曹征路的创作，就不能回避他的这篇作品。有一种说法叫做“诗人是历史的预言家”，我想作家也是广义上的诗人，那么曹征路这篇小说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我们当下文学新的可能性，有一种预知，有一种超前的意识。我们当下文坛中有两种作品：一种作品它可以进入排行榜，因为这个排行榜比较重视的是时尚元素；另一种作品可能进不了排行榜，但是它却要进入文学史。曹征路的小说《那儿》是可以进入文学史的----进入当代文学史。因为在谈到当下“底层文学”时，我们就不能忽视《那儿》这篇作品，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底层文学”并不是文学界和作家们主观臆想和杜撰出来，“底层文学”的出现与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密切相关。与市场化相生相伴的“国企问题”﹑“三农问题”是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党和政府下大力量要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就被大家称为所谓的“底层写作”，它关注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些国企的下岗职工和那些破产的农民。
“三农问题”的出现，我个人认为也是改革过程当中必然要出现的，这不可避免。因为农村的分田和单干在经历短暂的能量施放之后，实际上它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大幅度提升。而此时中国的城市又进入了工业化，那么农村必然会出现农民破产的问题。我们的工业产品由于一家一户式的自耕农不能增产增收，他就买不起，只好外销。“三农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作家既然是搞当代文学的，他就不能回避这些。曹征路的《那儿》也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豆选事件》也好，都直面了这些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当然，对于文学创作，它对现实的反映不可能像新闻报道那样直接，而要典型化地反映，艺术化地表现。所以我觉得当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时，出现这样一些作品足以让文学界感到欣慰。也就是说，在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性的历史阶段，中国作家没有放弃自己的思考；面对着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作家的声音没有缺席。我想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欣慰之处。
第二个问题就是谈一谈关于苦难描写。因为这个问题近来在文学圈内诟病较多，就是说你们写工人农民总是写得苦哈哈的。我还那是句话，工人农民的处境不好，并不是作家主观想象出来的，它的确存在。再说了，描写苦难并不是“底层文学”的专利。我们想一想，在“底层文学”出现之前，描写苦难的作品比比皆是。只不过那些作品﹑那些控诉“文革”控诉极权专制的作品，更多的是描写知识分子的苦难，对吧？那么我想问的是：知识分子的苦难是苦难，工人农民的苦难就不是苦难吗？文学如果还要把人分成高低贵贱，还叫文学吗？为什么大家对那些描写知识分子苦难的作品很少质疑，反而大加称赞；而“底层文学”刚刚触及一些工人农民的苦难，就说写得太多了太苦了，并有种种的微辞呢？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写穷人要关心他的生存，写富人要关心他的精神。这种说法至少在逻辑上缺乏周延：富人有他的精神世界，难道穷人就只有欲望没有心灵？苦难不只是一个“穷”的问题，贫困也不是一个“穷”字可以概括的，贫困更是一种生命状态。有钱人就一定幸福吗？未见得。幸福的指数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划分没有多少道理。庸俗唯物主义之所以庸俗，就在于它让心灵匍匐于物质的欲望上面，总以为物质满足就是人生幸福。
俄罗斯文学有描写苦难的伟大传统，问题不是在于能不能写苦难，而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写苦难。我觉得在这方面曹征路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比较成功的艺术经验，他们的小说不是一味地客观地展示苦难本身，而是把重点放在人对苦难的抗争方面。我觉得这样写，作品就有了意义。我不赞成那种描写苦难的作品要以损害人的尊严作为代价。真正好的描写苦难的作品，都是在苦难描写中写出人性的光辉，写出人的尊严，在这方面我觉得曹征路也是做了认真的实践的。
第三点我觉得曹征路的小说具有思想性的锋芒，他能够占领思想制高点。正所谓不能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能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这几年多了起来。但是呢，应该说曹征路写的是比较有个性的，也比较成功。他为什么写得和别人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性的作家，也是一个思想性的作家，他不仅看到了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包括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些他都看到了，但他不是写到这儿就为止了，而是深入进行分析和寻找造成这种分化的成因，我觉得这就使他的作品有一种思想穿透力，也有了思想者的风采，我先说到这儿。
补充发言
冯敏：刚才听了何教授的发言，我很受启发。文学不是社会学，也不是经济学。文学面临的任务与上述学科有不同的侧重。《豆选事件》仅仅是讲乡村选举过程中的一个故事，作家没有责任和义务为社会改革开药方。《豆选事件》把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精神状况尽可能形象地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目的作家已经达到了，至于为什么选，选得出选不出，这不是作家考虑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篇小说菊子的死让我一直思考：本来选谁不选谁，农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又不能够完全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是是因为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是一盘散沙的状况，所以他犹豫彷徨胆小。这跟五﹑六十年代的选举有差别。农民要选谁呢？按理说肯定要把坏人选掉。但他又选不掉，为什么呢？因为在选举的过程中，多种力量扭曲了农民的意志。怎么才把坏人选掉？最后是菊子用自己的死唤醒了人心中仅有的一点做人的良知，于是才会出现农民的抬棺游行。读到这里我非常难受，仿佛重返时间的隧道，回到了鲁迅写《药》的那个年代，就是人血馒头。这是非常沉重的，这就是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文学写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不一样。
但是，我的阅读又有不满足的地方。从专业的角度讲，菊子这个人物很有个性，又用她一个弱女子的死来唤醒民众，这本身就有一种悲剧的力量在里面，这样写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作家在操作上，似乎让她死的理由不充足，或者说对她死的理由展示的不充分。如果把这一点写够写得更从容的话，就更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了，就达到新的艺术高度了，我就补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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