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把穷人的蛋糕切给富人》是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卫建林同志于2004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西方全球化中的拉丁美洲——一个调查报告》第五章内容，2007年被收入《卫建林自选集》由学习出版社出版。我们组织了录入，将陆续发表，以飨读者。因为文章篇幅比较长，为方便阅读，我们分段连载。特此说明。2007年10月25日
危机袭向“世界肉库粮仓”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阿根廷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自己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量出口农牧业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按照1990年美元币值计算），曾经是世界十大富国之一。其人均收入高于同期的法国和德国。直到1950年，还领先于日本和意大利，和德国、澳大利亚排在同列。其后主要由于初级产品的出口受到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制约而越来越无利可图，经济渐次下降。从20世纪30年代表70年代中期，它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着手建立自己的制造业。这一时期，阿根廷民族工业得到很大发展，获得自己制造喷气飞机和建造核电站的能力，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也进入拉美国家前列。这使它的经济再次快速增长，而且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工业体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按照1990年美元币值计算）。70年代的阿根廷，大体接近西班牙的发展水平。
在西方全球化的急剧推行过程中，阿根廷1976年军政府通过政变上台，开始引进新自由主义改革。表面繁荣掩盖着的是民族工业萎缩，国内生产能力削弱，在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踉踉跄跄，国内危机连续不断。但是它总还算有比较丰厚的家底，仍然是世界第二牛肉出口国和五大粮食出口国之一，仍然有资格被称为世界肉库粮仓，属于拉丁美洲最富庶的国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共和国花园”。居住在这里的人们，80%在统计数字里被列入中产阶级，衣食无忧，令人羡慕。
1989年出任总统的梅内姆，在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方面远比军政府更为全面和彻底。他削减开支，开放市场，私有化，1991年开始实行比索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外资大量进入，本币升值，股市和金融市场热热闹闹，产生了一轮消费繁荣。金碧辉煌的大型购物中心建起来了，摆满闪闪发亮、价格昂贵的外国货。从1991年到1999年，经济总量增长60%，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8%，汽车生产从7万辆增加到40万辆。连续几年出现8%的经济增长率。尽管新自由主义下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没有带给阿根廷人民实实在在的利益，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使世界面对着阿根廷看来真算了不起的经济奇迹瞠目结舌。
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金融危机，终于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从危机的孕育、形成到爆发，为着谁来承担责任，为着谁得到权柄和利益，不同政党的政治家们、同一个政党内部的政治家们吵得天昏地暗。但是历来没有发言权或者说了也白说的人民，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却挺身站到了第一线。大规模的集会、罢工和游行，以敲击锅碗瓢盆为特征的群众性示威，显示出创造历史的底层的、最浓厚的力量。它掀翻了不止一位总统。在总危机发生最初的半个月里，阿根廷不得不五易总统，经济体系和政府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一切灾难，都集中地倾泼到老百姓的头上。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美丽的城市，一夜之前成为阿根廷国家灾难的象征。政府冻结居民的银行存款，引发大规模骚乱，还不断出现纵火和抢劫商店。过去在城市安详地飞来飞去觅食的鸽子，也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往日最繁华的佛罗里达街，寸土寸金的店铺门窗紧闭，挂着“出租”、“出售”、“停止”之类的牌子。外汇兑换所门前排起长队。人们呼喊着“换钱”、“换钱”。由于失业人口急剧增加，有30%以上的家庭要靠妇女养活。在这个城市的马坦萨平民区，汽车撞死一匹马，饥饿的居民居然一拥而上，就地分尸，临到警察赶来，连一根骨头也没有剩下。
夜幕降临，昏暗的街灯下，排开成片的小贩，出售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已经有人感慨：“小贩们占领了佛罗里达街。”夜深的时候，又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拾荒者和流浪者，争抢着打开附近住户的垃圾袋，收集能够多多少少卖钱的报纸、纸板、瓶子、罐子，慌慌张张地把它们塞进尼龙袋里，偶尔还要吃掉拣来的饭盒里的剩余物。这成为失业者们的新的“就业门路”。这条大街连接着五月广场和圣马丁广场。街道边上、广场的座椅和塑像下面，蜷缩着一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盖着几张报纸或者废旧塑料袋的露宿者。一些广场、公司、大街的纪念品甚至教堂的神像不翼而飞，因数有人试图靠出卖那上面的金属涂料混几天日子。在如此黑暗而艰难的岁月，顾不得体面，也顾不得上帝了。
地处布宜诺斯艾利斯北边的胡宁市，连警察局，也穷得要向市民借汽车、借汽油外出执行公务了。
没有储蓄，没有工作，没有希望。收拾垃圾的拾荒者一个月可以换回大约300比索生活。毫无收入的人只能依靠政府发放的每月150比索生活。整个国家瘟疫一般蔓延贫困、疾病、饥饿和死亡。恰恰在昔日有“世界肉库粮仓”美称的首都，出现了饿死儿童的悲惨事件。纺织、建筑行业的企业大量倒闭，工人们几乎要靠猫肉、鼠肉、青蛙或蛤蟆肉充饥。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基尔梅斯一所学校的校长说：我们这里已经没有猫了。有人把马杀死喂养孩子，而马正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现在是孩子们在拉车。
阿根廷危机的最直接的表现和结果，是国家主权的削弱，经济的全面崩溃，以及实际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贫困化扩大，国内工商业大批亏损、破产、倒闭，激烈发生和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
新自由主义不是要求自由、培育自由、创造自由，而是要求、培育、创造着资本的独裁和劳动者的顺从。阿根廷开始大幅度减少劳工权利。同时，越是具有活力和产生利润的部门，也越是资本密集，越是被外资控制。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工作岗位却更加不稳定，收入要么被冻结、要么更加减少。经济的迅速增长，完全不意味着会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阿根廷历史上是一个劳动力短缺、低失业的国家。1991年以来，失业率高于12%，到危机爆发前夕增加到18%。2002年5月，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5%。仅仅在工商业发达、占国民经济总量2/3以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和罗萨里奥三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一年间新增加的失业人口就有12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失业率已经达到30%以上。所谓就业，只是集中于非正规的经济领域。阿根廷大约900万劳动力中，400万人在这个领域。他们的权利几乎被完全剥夺，为了一口饭被迫接受低工资、长工时的肮脏劳累的工作。其中相当一些人。还属于昨天的所谓中产阶级。
阿根廷国家统计局2002年6月公布一份报告。按照这个报告确定的标准，一个普通家庭（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的月收入低于626比索（179美元）为贫困，低于266比索（76美元）为严重贫困。当时阿根廷平均工资450比索（129美元），已经在贫困线以下，比满足国家规定的家庭基本需要的支出，还要低25%。
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10年，是阿根廷贫困化加速发展、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都大量增加的10年。大约3000万人从原来所谓中产阶级的队伍中跌落下来。全国实际平均工资1998年比1990年下降20个百分点。1994年以来贫困人口逐年增加。1999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较10年前增加一倍以上。贫困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影响很大。大约数百名儿童被饿死，官方统计的儿童贫困率为67%，青少年中贫困者的总人数在800万以上。
贫困人口在总人口所占的比重，1998年10月为32%，2001年10月到2002年6月新增加上百万人，为42.6%，2002年10月为57%，2003年1月达到60%。严重贫困人口增加得还要快些，其在贫困人口所占的比重，从1998年的28.9%，猛烈攀升到2002年的42.6%。
自阿根廷国家统计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社会贫富差距进行调查并且定期公布统计结果以来，阿根廷最富与最穷的两端的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70年代前期差距为6倍，80年代为20倍，90年初略有缩小，1993年起又明显扩大，2001年为34倍，2002年将近47倍。
阿根廷危机直接导致几家邻居如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和智利等南美国家出口贸易锐减，旅游业低迷，国家风险指数增加。反映最敏锐的是股市的普遍暴跌。到2002年6月，阿根廷股市主要股指梅尔瓦指数下跌2.39%；拉美最大的股市巴西圣保罗的主要股指博维斯帕指数下跌4.68%，为2001年10月9日以来的最低点，墨西哥股市主要股指下跌3.23%；委内瑞拉股市主要股指下跌3.66%；智利圣地亚哥商业交易所的股票综合指数下降1.28%。任何一处股指的上下波动都是经常的。但是像这次阿根廷及周边国家股指在一定时间里普遍下降，不能不说出于同样的原因。
智利算是受到阿根廷危机影响比较小的国家。即便如此，智利向自己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阿根廷的出口，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月的3个月里，下降了几乎50%。由于阿根廷对提取银行存款采取管制措施，阿根廷方面拖欠智利的外贸借款增加了。智利对阿根廷的投资和企业参股高达41.68亿美元，因后者危机而损失19亿美元，占参股总数的45%。智利旅游部门统计，自南半球入夏以来，取道阿根廷来度假的旅客也比往年减少45%。
阿根廷和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同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彼此之间贸易依存，经济联系千丝万缕，自不免兴衰相系。阿根廷危机及其影响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传递。贸易方式，就是其他国家的产品在阿根廷失去竞争力，对阿出口不得不大幅下降。投资方式，我们已经谈到智利的例子。特别是乌拉圭。由于阿根廷限制提款，乌拉圭银行的储户包括阿根廷储户担心美元存款遭到冻结，也纷纷提现，出现银行挤兑。还有心理方式。一向被看好，特别是在美国媒体被吹得很高的阿根廷金融市场发生那样严重的危机，当然会造成拉美的人心慌乱，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
乌拉圭近一半出口在南共市内部进行，出现危机属于在劫难逃。2002年1月至7月的半年里，它的外汇储备流失76%，从31亿美元下降到6.31亿美元，银行个人外币存款下降近40%，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0.1%。7月以后危机更加严重，仅17日至19日这3天，外汇储备就暴跌近5.7%。7月30日，因数无法抵挡挤兑狂潮，银行宣布破产，国有银行冻结所有的定期存款。然后是本国货币暴跌，物价暴涨，国家风险指数骤然上升，出现数千人哄抢超市和商店的社会骚乱，以至于发不出足球运动员的工资，运动员们也在集会抗议了。乌拉圭中央银行盘点2002年乌拉圭经济，说连续4年累积下降17.5%，四家银行破产，工商业一片萧条，全年经济比2001年下降10.8%，为20年来下降最多，国内生产总值122.76亿美元，仅相当于10年前的水平。
乌拉圭是一个300多万人的小国，一向有“南美瑞士”之称，被认为政局稳定，生活安逸，人民富足，还是“拉美金融避风港”。但是它没有生活在真空里。尽管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曾经出手援助，然而在西方全球化的潮流和领导危机不断的情况下，它已经风光不再，从此国无宁日，进入多事之秋了。
巴西是拉美最大的经济实体，曾在1999年爆发金融危机，旧伤未愈，现在又面临阿根廷的危机。2002年5月以来，局势日渐动荡。外资大量出逃。2002年7个月中雷亚尔贬值50%，为墨西哥危机以来最大跌幅。股市和外汇市场激烈波动。6月17日至21日一周内，股市下跌11%。国家风险指数也接着增长9.03%，攀升到1738点，接近1999年金融危机时候1770点的最高水平。因为10月大选，劳工党领袖卢拉看好，美国和西方疑虑重重，外资明显减少。这使巴西政府不得不寅支卯粮，用长期国债来填补财政亏空，金融形势面临更大的麻烦。
甚至还在阿根廷总危机爆发以前，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步入险境的情况就已经十分相似。从1998年到2001年，这三个国家所欠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大口大口地吞噬着国内生产总值。截至2001年7月，巴西外债总额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3%上升到71.9%，乌拉圭从34.2%上升到55.6%，阿根廷从42%上升到61.2%。另一组可以说明问题的，是三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其中巴西占81.5%，阿根廷占17.1%，乌拉圭占1.4%。不仅如此，在最近的一年里，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贸易额几乎下降一半，2001年1月到6月为62.60亿美元，而2002年的同一时期减少到只有34.19亿美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阿根廷、巴西、乌拉圭遇到的金融危机的共同特点，是资本市场出现不稳定局面。阿根廷的问题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它们共同地被拖进一种资本市场的“歇斯底里症”。一些阿根廷经济学家的共同看法是，这几个国家之间总是把萧条出口到对方。
这种情况，加上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提供的拙劣的治国方略和货币方法，加上轻信“少壮派经济学家”通过计算机程序提供的不负责任的、低质量的咨询和预测，决定性崩溃的日子就一天一天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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