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文学沙龙
主题：诗人、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嘉宾：陈立红（诗人，著有诗集《文明的呼唤》，“民族魂”、“血铸中华”网站执行主编。）
蔡诗华（诗人，著有诗集《兵之情•毛泽东和我们》《兵之颂•不落的太阳毛泽东》《兵之风•走近毛泽东》《兵之种•民族英雄毛泽东》《兵之龙•亲人毛泽东》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代邮政》编辑部常务副主任）
李云雷（《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
吴可（作家，新著《国器》）
时间：2007年12月22日星期六下午2：30——4：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书社
网站：http://www.wyzxsx.com 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书社
参加范围：感兴趣者皆可参加旁听。
说明：诗人、作家等文艺工身处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对人民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变化，都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乃至痛切的体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应当反映这一切，为社会大众提供出优秀的作品。然而，现实是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诗人和作家太少了，能够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优秀作品太少了。我们举办这次沙龙活动，就是要向文艺工作社呼唤人民性的回归，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诗人和作家要承担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而不能继续“躲避崇高”。诗人和作家应该与人民、国家、民族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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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沙龙“诗人、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活动简讯
“文艺为谁服务”本是一个非常明了的问题。
中华文明的第一部精彩篇章《诗经》，以反映那个时代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采用琅琅上口的民歌形式，流传数千年，经久不衰。
但时间走到今天，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又迷茫了，争论之声四起。
诗人、作家等文艺工身处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对人民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变化，都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乃至痛切的体验。
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应当反映这一切，为社会大众提供出优秀的作品。然而，在这个社会各阶层急剧变化的时代，现实中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诗人和作家太少，能够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优秀作品太少。
基于此，12月22日下午，举办了题为“诗人、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文学沙龙活动。本次活动邀请的几位从事诗歌、文学创作或与之相关工作的嘉宾，就这个主题，各自发表了他们的体会和见解。
“有梦想，就有希望，有理想，就有方向”
上述话出自本次活动的第一位讲话嘉宾陈立红之口。
这是一个冷静文雅之人，讲话之中处处透着谦逊与理性 。亦是一个有着血性和理想之人，身兼“民族魂”、“血铸中华”网站执行主编，以推动“民族复兴”为自我使命，在一个诗人被普遍冷落甚至“嘲笑”的时代，而仍以“诗人”坚守，怀着对底层人民的情怀，二十多年笔耕不辍。
“诗以言志”。 对于诗人来说，诗是其抒发心声的最好载体。
很自然，陈立红的讲话从其新出版的诗集《文明的呼唤》讲起。他介绍说，这本书的出版源于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纪念“新诗诞生90周年”，二是呼唤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这本诗集从历史、现实、未来到乡土、国家、国际的广阔题材，既有对田园、家乡、人生的深情吟唱，也有对社会丑陋现象和世界霸权行径的严厉批判，是一部反思历史、审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抒情诗剧。编此书是要表达一个中国诗人对未来的希望和畅想。
四十多岁的陈立红谈起二十多年前他上初中时就立志当一个诗人，前些年接手“民族魂”、“血铸中华”网站之后，进一步深切体会到诗人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同时，更要勇于承担历史使命。
陈立红悲愤惋惜地谈到，在物欲化、商品化、利己化泛滥的今天，本来“神圣”的诗歌、文学成为了不少脱离民众的文人吟风弄月、无病呻吟、追名逐利的手段，只要文章好卖、只要能吸引眼球，便抛弃立场、抛弃社会责任、抛弃伦理道德。“下半身文学”、“情色文学”充斥今天文坛。
在这些人的作用下，诗歌在今天社会进一步被冷落、被边缘化，“诗人”渐成为被一些人嘲笑的符号。
针对当今文坛种种不良现象，陈立红坚决地提出作家要勇于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是因为，首先，承担社会责任是由作家的社会性所决定，作品的社会性也决定着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同时，从更为深远的意义讲，一个优秀的作家应是中国几千年优秀文明的传承者，文艺作品应是中华优秀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人民生活的写实。
相较于其它几大古老文明和当今非洲等地的土著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大一统局面，源于中华文化的巨大凝聚力和传承性。在这里面，诗歌和文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载体的作用。陈立红进一步谈到，西方文明是一种攻击性文明，而中华文明是守势的、自在的文明。西方文明、工业化文明对今天社会带来的一些弊端。中华文明对其是一种反思，对于人类的前途命运，中华文明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陈立红坚信，好的东西是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的文艺作品终究能够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有良知、有理想的作家要用自己的坚守和努力去承担起社会责任，并主动担当起更高层次的历史使命。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着二十多年军队经历的诗人蔡诗华，以一个标准的军礼开始了他的谈话。
蔡诗华首先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谈到了他对同为诗人的陈立红的解读，他说，陈虽身在北京，但这本新诗集中饱含着的是对故土的眷恋，饱含着对底层群众、对人民的情怀。
接着，蔡诗华以其军人特有的血性和直率，畅谈了他对今天这个研讨会主题的思考。
他说，新诗90周年应是有巨大成功的。
我们要做人民的诗人、做底层人民的诗人。
诗人也是人，天生就要有社会责任感，没有社会责任感不要写诗。
同时，诗人也应有尊严。
诗仙李白，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情怀，“唤高力士脱靴，使杨贵妃研墨”，吟唱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放白鹿于青崖之间。
诗圣杜甫，忧国忧民，嫉恶如仇，针砭时弊，对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给予尖锐地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但在今天社会，诗人的地位很卑微，被社会异化了，一些诗人、作家成为了附庸风雅、依附权贵之徒。
真正的诗人，就应该有着李白、杜甫这样的尊严和人民情怀。
同时，蔡诗华谈到，今天社会中一些人把“阿庆嫂”、“杨子荣”等等形象扭曲、改变，这不是最重要的，人们不应把主要的目光和批判的声音集中于此，现实中最为恶搞的是一些人在贪污腐败的同时还在口口声声地说着要“为人民服务”。
最后，蔡诗华站起来以一首七言诗结束了他的讲话。
亲民酝酿文曲星
——有感“诗人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研讨会
寒冬腊月梦雪花，
使命责任及其他，
亲民酝酿文曲星，
闭门浸泡孤魂茶。
和谐社会和谐泪，
声声入耳缀繁华。
人间正道谁沧桑，
底层百姓笑天涯。
接下来，在国资委工作的吴可，以一个作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谈了他投身于创作事业的心路。
因在国资委工作的机缘，吴可赶上并目睹了国企改革前前后后的过程，种种事情触发着他的灵魂和思考，自身的亲历改变着他旧有的认识，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渐渐增强，“一定要把国企从有到没的历史记录下来”。
由此，一部反映国企改制历程的长篇小说《国器》诞生了。
说起这部小说名字的由来，吴可讲，他费了很大的心血，也倾注着他对国有企业的感情和国企改制的忧思。
“国企者，国器也。”
“国器，取‘国企’谐音，同时意为国之重器，是国家的重要基石。”
“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障”。
吴可谈到，为思考清楚国企改制这些问题，后来也是为写这部小说，几年来他先后从网上下载了上千万字的文章资料。对大量文章的阅读和他现实工作的经历、思考，改变着他对国企改制的态度、思考。
起初之时，看到由工人们几十年来辛苦建立、积累起来的国有企业，在一步步被一些国企老总腐蚀、掏空、搞垮，处于半死不活，成为吸取人民劳动的“社会毒瘤”，还不如将其改制、私有化、“减员增效”，实行主流经济学家所指导的方案。
但多年以来改制的现实、工人的遭遇和理论的思考，改变了他的这些想法。
“没有国有企业，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公有制，解决不了14亿中国人的生存问题，私有化的道路解决不了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
“国企改制说到根上就是改变这会主义的公有制。公有制没了，共产党的性质也就变了，何搞社会主义？”
对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吴可谈起他单位的领导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作为领导，我认为你写小说不务正业；作为朋友，我支持你，要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
吴可最后说，一个作家的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同时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
的老朋友，《文艺理论与批评》、《左岸》网站的编辑李云雷简明扼要的谈了他对这个话题的思考。
他说，作家的社会责任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艺术层面，这是众多文化工所注重的层面。
二是思想文化层面，文艺作品要有深度，要参与到社会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三是社会立场层面，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文艺作品理应为人民大众服务。
这三个层面不应被割裂开来，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应把这三个层面良好的结合起来。
的另一位老朋友、自由时评家郭松民，谈到他昨天参加了博客中国所举办的一个聚会。其中活动的主持人特别介绍了同时到场的风云诗人——赵丽华。
赵拥有着“国家级诗人”的头衔，以其特有的“梨花体”诗歌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其中，“一根黄瓜，又一根黄瓜，是俩黄瓜”是赵丽华所做的一首现代诗。
另一首，《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
我坚决不能容忍
那些
在公共场所
的卫生间
大便后
不冲刷
便池
的人
上面这首“诗”即为赵丽华轰动诗坛、名闻天下的“大作”。
“赵丽华现象”是当今文学界的一个缩影。越脱离生活，越会受到众人的追捧和鼓励。
由赵丽华，郭松民想到了另外一位网名叫“浪淘沙”的女诗人，这位女诗人的作品有着深刻的底层情怀，其一首《脚手架》将爬上脚手架讨薪民工的形象与把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士兵联想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脚手架
是什么力量驱使你
十有八九拿不到工钱的手
攀上城市的悬崖
把饥饿插在
这繁华的最高点上
可正是这力量敦促我们
九死一生的劳动者
攀上一个世纪的塔尖
把红旗插在
南京总统府的
琉璃瓦顶
呵，这夜
正在颤栗的力量
紧裹着寒冷和悲苦的风衣
他攀上了世界的顶峰
看，神把自己的头颅
插在了黑暗之中
这首诗歌穿越时空，将两个极为相似又截然相反的形象非常有深意的放在了一起，给人以刻骨铭心的猛醒。
但是，以浪淘沙为代表，这样有着人民情怀和社会思考和深度的诗人在今天是默默无闻的，是被边缘化的群体。
由此，郭松民进一步谈到了由《色戒》引发的对“张爱玲现象”的热论。
他讲，“张爱玲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近三十年来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缩影。
自七十年代末起，革命退潮。社会上渐起“躲避政治”、“躲避崇高”的思潮。“从广场到厨房”这句口号是反映那个时代的很好写照。
人们追求所谓的“个人自由”与“解放”，希冀抛弃以往观念的束缚。
而张爱玲的作品最擅长的就是用性欲反抗传统道德观念，逐渐成为了“欲望”的符号。
许多年青人喜欢张爱玲。大家都认为张爱玲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人。
但郭松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前段时间有杂志社约他写了一篇文章，查资料的时候他发现，张爱玲跟政治是结合得很紧密的。对于这个话题，在网站“理想之旅”栏目中，《郭松民：政治的张爱玲——在《色·戒》影评沙龙上的发言》一文有着详细的阐述。
在民众，特别是文艺界追捧张爱玲的过程中，便逐渐放弃了作家的社会责任。也无怪乎在今天这个时代，近年评选最优秀的文学大师时，张爱玲硬是把把鲁迅、茅盾“挤到了”台下。
在后面的自由讨论中，有两三位在场听众朋友也热情洋溢的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主题的看法，并与前面几位嘉宾进行了互动交流。
最后，本次沙龙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人范景刚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
他讲，举办这次沙龙活动，就是要向文艺工作着呼唤人民性的回归，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诗人和作家要承担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而不能继续“躲避崇高”。诗人和作家应该与人民、国家、民族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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