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发言：陶行知乡村教育活动的特色及其当代价值

       2004年3月28日，和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陶行知研究会、北京信息工程学院陶行知研究会合作举办首次乡村教育论坛，探讨陶行知关于乡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及其对当前的启示。会上北京师范大学的储朝晖做了主题发言，内容如下：

    今天我们在这里以陶行知与乡村教育为主题举办学术沙龙，是因为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实践与理论当今仍有重要价值。这种价值是由其特色决定的，这里就此谈点我的看法。

首先，陶行知是以乡村当事人的身份参与乡村教育活动。陶行知脱下长袍马褂，穿上布衣草鞋，始终以一个乡村教育当事人的身份参与乡村教育，这是他与当时及现今众多乡村教育运动者或乡村教育研究者的重大区别，也是它所办的乡村教育充满活力、效力极高的重要原因。他对当时七种置身乡村之外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批评：一是天使派，“好比是天使到地狱里来救苦救难”；二是夫子派，“以为乡下人不懂事，要来教训他们”；三是模范派，“到乡村来建一个新村，希望农人也照他的样子改一改”；四是桃花源派，将乡村与都市、与世界隔离开来，“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只顾在乡村里工作，对于都市的生活，已是懒得与闻”；五是绅士派，“拥护原有的绅士做乡村的主体，……结果是伸张绅权，摧残民权”；六是济富派，“想用金钱救济农村破产”；七是养猪派，他们也“提倡科学农业，也要改善农民生活。但他们的目的，是在多收点租”[1]。当前农村问题也成为热点，事实上也存在看待乡村问题不同的出发点，但唯有以乡村当事人的角度才能把乡村的问题看真、看准、看深，从而彻底加以解决。

其次，陶行知将乡村社会的民主建设与乡村教育当成一件事来办。陶行知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经历过美国民主生活，而又立志改造中国乡村，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为农民“烧心香”，要把中国的农村变成“福国天堂”的一位杰出的具有“农民甘苦化”内心世界的知识先驱。在他改造乡村的活动中，乡村民主建设是他一直关注的问题，他认为教育“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使村政成为“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活动”[2]，在办晓庄时就曾以村民对水井的管理来开展民主试验，并在设法施行中形成了一套理论。这种理论既借鉴了人类文明中相对先进的民主成果，又扎根于中国的实际，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乡村民主建设有着独特的价值。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至今对陶行知在这方面的理论还缺乏正确解读。他曾用实践批驳了农民愚昧无知不能进行民主，乡村太穷不能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点。

再者，陶行知在城乡二元的社会背景下坚持乡村自主而非他主。他主张村民要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而不只是被动接受改造；他主张“小的村庄，要与大的世界沟通。”[3]乡村教育在于“培养农人和农人的小孩子，把乡村创造成一个合理的人间”[4]。乡村教育必须是农人和农人的小孩自主的，它的目的在于农人及其小孩的成长与发展，而不在于使乡村为城市服务，也不在于将乡下人简单地转化为城里人；因此乡村教育应有自主确定的标准。城乡之间是自主沟通的关系，而不是主次、中心边缘、目标与工具之间的关系。

最后，陶行知将创造和提升乡村生活力当成乡村教育的中心任务。他反对使乡村越来越贫困的“分利”而不能“生利”的教育，主张乡村教育要让“荒山成林，叫瘠地长出五谷”，“看学校的标准……乃是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5]。从晓庄学校到山海工学团都贯彻了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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