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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
——在“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孙瑞林
《中流》杂志常务副主编
（有那么一些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完全没有同帝国主义斗争、同资产阶级斗争这个观念了，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还有那么一些共产党人，他们自己不信马克思主义，也不允许别人信，反对帝国主义不行，反对霸权主义也不行，非要把美国当作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才行，说这话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永图先生。美国帝国主义真的“立地成佛”了？真的像龙先生说的演化成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了？屁话！）
刘国光同志《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以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经济学界、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篇谈话切中时弊，是一篇捍卫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好文章。
刘国光同志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问题。他开宗明义，首先揭示了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严重削弱的社会病态。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江西某高校，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对此他感叹：“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他说：“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 这样一些听起来既振聋发聩，也令人心情沉重的话语出自于一位曾经担任过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在知识界很有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之口，其分量，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我对刘国光同志这个“谈话”中的许多正确观点是赞同并支持的，理由有三：
首先，我认为刘国光同志指出的这些问题，是符合我国经济学界、教育界现实状况的，并且可以说，在某些地方其严重程度比刘国光同志指出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某些人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地位的错误倾向，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有感觉的，是不赞同的。20多年来，许多同志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对这种错误倾向，一直没有停止过揭露、批判和斗争。正如刘国光同志所说，在这个问题上，“别人也讲过”，“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如今，主张打倒马克思主义，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类：第一类是公开的帝国主义走狗，如“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第二类是新老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类人有的在党内，有的在党外，有的在上层，有的在基层；第三类是那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叛徒和修正主义分子。第一、第二类比较好识别，例如刘再复、李慎之、方厉之、曹思源、余杰、高文谦、李志绥、马立诚、王若水、魏京生、刘晓波、焦国标、鲍彤、李洪志等，这些人的面目已经被广大群众所识破，他们在国内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第三类人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一个时期以来，这些人被帝国主义拉出去，打进来，或打进来，拉出去，企图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颜色。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招降纳叛，里应外合，似乎天下已是他们的天下。于是乎，“翻案风”、“抹黑风”、“私化风”刮个不停。他们放肆地为帝国主义翻案，为资本主义翻案，为历史上一切反动派翻案，颠倒是非，误导舆论，把水搅浑；他们全面抹黑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的指导地位；他们恶毒攻击和丑化歪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否定公有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国家“殖民化”，一句话，他们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的光明中国重新拉回到黑暗的旧中国去。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怪现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滋生出来的。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不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行了，如果允许这种反动思潮继续下去，必定要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可想象。
现实还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我们正在同新自由主义推行“颜色革命”的斗争，就是新形势下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警示我们，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某些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反而对这种现实采取不承认主义，竭力散布什么“无阶级论”和“超阶级论”，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欺骗，目的是解除中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精神武装。对此，我们不能不分析、不能不清醒，不能不警惕，不能不斗争。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过：“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479—480页）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如果想存在下去，那么，在它存亡的问题上是不能容许有丝毫动摇的，不能容许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作任何妥协。大家都要像刘国光同志那样，行动起来，揭露他们的复辟阴谋，制止他们的复辟行动。
其次，我认为刘国光同志所分析的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基本是正确的。刘国光同志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对于这条原因，是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认识到了呢？我认为，不是的。有那么一些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完全没有同帝国主义斗争、同资产阶级斗争这个观念了，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还有那么一些共产党人，他们自己不信马克思主义，也不允许别人信，反对帝国主义不行，反对霸权主义也不行，非要把美国当作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才行，说这话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永图先生。美国帝国主义真的“立地成佛”了？真的像龙先生说的演化成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了？屁话！远的先不说，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就很值得引我们注意。第一件事，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纽约发表的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演讲，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多方面敦促中国加速向资本主义转变。说什么“封闭的共产主义政治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永久的特征，它甚至无法支撑下去”，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制度转变”。佐利克是当着我们外交官员和企业家的面讲这番话的，明目张胆地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挑衅，而我国某些媒体却麻木到好赖不分、真伪不分、善恶不分、敌我不分的程度，还大讲什么佐利克的讲话是个“利好的信号”，似乎美国真的在为中国的“崛起”“保驾护航”呢！第二件事，10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道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公然煽动：“中国的繁荣，以及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很可能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事件”，“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贵国下一代领导人的决定。”请看，这不是赤裸裸地煽动“政变”与“颜色革命”么？！第三件事，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20国财长会议（G20）上美国财长斯诺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对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指手画脚，进一步施压，他们对我国已经升值2%不满意，无理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要求中国在金融领域进一步向他们开放，并假惺惺地宣称“美国愿意帮助中国解决现有的问题。”这三件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美国“亡我”的步伐加快了。日本《朝日新闻》2005年10月20日在一篇题为《美国的亚洲战略是在包围中国中促其民主化》的文章，说得直截了当。——美国战略与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员德温·斯图尔特在文章指出：“经过今年夏天的激烈辩论，美国对华政策落到‘使其打消念头’和‘说服’两点上，即国防部要让中国打消扩大地区军事势力的想法，而国务院要说服中国建设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民主制度”；“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实行集体压力。”这些情况完全证实了刘国光同志所说的外部原因。
刘国光同志说的第二条原因，即“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苏东为什么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处于低潮？对于这个严肃的问题，有那么一些人不仅没有认真去总结教训，反而散布许多莫名其妙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什么“因为经济没有稿上去”。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就以苏联为例吧，有资料介绍，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1938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7倍半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6.9％，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以上。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次载人飞船上天，都发生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而不是美国。所谓“经济没有稿上去”，是无稽之谈。另一种说法是什么“僵化的经济体制问题”。这一条也难以成立。苏联经济发展的本身就说明，苏联的生产关系尽管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基本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不然，他们的经济怎么会大发展呢？
刘国光同志说的第三条原因，“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一条就涉及到我们的改革目的和方向问题了。我以为，“改革”的本来意义，应当是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制度，以达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不是与此相反。现在的确存在着“与此相反”的趋势，存在着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把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记得改革之初，有位已经过世的领导人就曾说过（大概意思），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出现百万富翁，出现两极分化，那我们就真的走到斜路上去了，真的搞了资本主义了。近日，有报道说，有一个富翁，去年一年就赚了20多个亿人民币！它相当于2000个百万富翁，相当于200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贫苦农民的收入！最近媒体披露，已经登记的官煤勾结的干部，就达4578名，撤资4.73亿元，人均14万，实际数字可能不止这些。两极分化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基尼系数已窜至0.45以上，早已超过警戒线。刘国光同志指出的“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刘国光同志的“忧虑”难道没有道理吗？
再其次，刘国光同志所指出的“政策掌握失误”的问题，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毛主席说过，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在20多年前也就这个问题开展过大讨论。这个“标准”问题也应适应于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了，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应当回过头来认真“检验”一下。如果政策上发生了问题，比如医疗改革，就应当做必要的调整。至于刘国光同志提出的某些单位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捍卫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抵制和平演变，就是一张空头支票。
下面，再谈几点刘国光同志的“谈话”对我的启示。
第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地位和指导地位是丝毫不能动摇的，动摇了就要亡党亡国。《共产党宣言》说：“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我国的统治阶级是工人阶级，我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主流思想，或者叫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要求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主流思想的旗帜，高高举起，绝不能淡化它、篡改它，更不能抛弃它。那位号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李慎之说过，他“早已不信马克思主义”，他是坚决“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指导”的，他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支流”、“逆流”，自由主义才是“主流”。李慎之在给他的自由派同伙的一封信中袒露：“我晚年做‘学术工作’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破’，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末流；一是‘立’，立民主、法治、人权理性科学的思想。”像他这样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在中国还是大有人在的。毛主席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说过，世界上许多共产党已经不信马克思主义了。但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被谁打倒过，更没有消失。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世界进步，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分不开的。世界人民正是通过实践，通过斗争，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0—51页）今日之世界格局与发展趋势，尽管有某些新情况和新特点，但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所概括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关于揭露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这些基本理论能打倒得了吗？不可能。一百多年的革命实践检验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不可替代的纲领和法宝。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综观人类历史，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影响。这样一种强大的科学理论，李慎之们怎么可能打得倒呢？
第二点，只有理论的彻底性才能占有统治思想的地位。理论的彻底性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的坚持与继承上。现在有些人，只讲创新，不讲坚持与继承，这样的“创新”怎能不偏离、不“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呢？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他们窃居苏联共产党领导权的35年中就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的偏离与“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导致瓦解了党的组织，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时间过去越久，我们看得越清楚。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就不要怕当左派。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左派”两个字，似乎成了贬义词。丁玲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就比较清醒。丁玲的晚年，有人说她左，甚至以她左而刁难她。对此，她不得不公开申明自己的态度。1984年3月6日，丁玲同志在文讲所同青年作家谈创作时义正词严地说：“有人过去说我是右派，后来说错了；现在有人说我是左派，还有人说我是正统派。正统派有什么不好?有的人说正统派是讽刺人的。所谓正统是党的正统嘛。如果党的正统也成了讽刺对象，这个国家就不要共产党了。”丁玲同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绝不糊涂的。一次她讲了这样一件事情：“我到一个老同志家里，看到他的墙上贴了个横条，‘难得糊涂’四个大字，我就奇怪了。我想一个共产党员还应该糊涂?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难道是糊里糊涂的?而且还‘难得糊涂’，要往糊涂里钻?我很难理解。”她说：“我看，我们要聪明些，要有智慧，什么都要看得通，看得透，看得彻底。干吗要糊里糊涂?”
第三点，当前我们在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反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等进行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我举个例子。2003年4月22日，《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死了。李死后，在京城黑市书摊上兜售着一本名为《怀念李慎之》的书，分上下两册。阵容相当可观，据统计，全书共收入178位和7个社会团体以及某些机构的133篇纪念文章，他们毫不隐晦地攻击、歪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史，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科学性和先进性。胡说：“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二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五十年“历史剩下的只是谎言。”“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有一个参照，这个参照就是世界历史，说得直接点，就是美国历史。”“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该书透露，李慎之死前向他的弟子们交代的十分清楚：如果“和平演变”不成，共产党不能向“宪政政府和平交班”，“就是暴力革命了。”（以上引自《怀念李慎之》）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呢？应当说，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是我们建国以来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再往前追根溯源，也可以说，是我们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继续。这个斗争，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第四点，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决彻底地粉碎帝国主义对我和平演变的图谋。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由来已久，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现在，杜勒斯当年提出的“和平演变”所谓“铁幕国家”的目标，确实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现在杜勒斯的继承者们正在集中力量来对付我们党和国家了。苏联和东欧的党和国家，不是被拿枪的敌人打倒的，而是被和平演变这个不拿枪的敌人打倒的。同样，我们党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也不是那些拿枪的敌人，而是拿着和平演变的新式武器——新自由主义的敌人。如果我们现在对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抵制不力，如果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得逞，我们将愧对13亿中国人民。到那时，我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可能要比苏联和东欧各国要严重的多。苏联解体后的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我就不谈了。最近一个时期，我研究了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三个国家的所谓“颜色革命”的资料，真的触目惊心啊！格鲁吉亚下台的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任外交部长和苏联对外政策协会会长期间， 就是一个投降派，美国的走狗。1991年5月14日，他在访美巡回讲演时，大骂“社会主义是个错误”，苏联解体后的1995年，他当上了格鲁吉亚总统，他和新生资本家一起疯狂地鱼肉人民，搞得该国经济萧条、两极分化、民不聊生。谢瓦尔德纳泽的家族以及其他官僚家族势力操纵、控制着格国的经济命脉和大部分财富。一项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格鲁吉亚1.5%的人控制着60%多的国家财富。与此相反，普通的格鲁吉亚人仅靠每月7美元的工资收入来勉强维持生活，甚至连这点可怜的工资和退休金国家也没钱发。目前格鲁吉亚6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全国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5%。由于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促使100多万、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格鲁吉亚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国外谋生。然而，就在普通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痛苦呻吟的时候，格鲁吉亚“暴发户”们却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严重的两极分化、尖锐的阶级斗争，已经使统治者无法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无法再继续忍受下去。在这种局面下，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不过是格国的资产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中途换马而已。再看乌克兰的情况。据报道，在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控制下，乌克兰的经济急转直下，失业者达数百万之多，占工人总量近一半的人出国打工谋生，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低下，66.7%的职工收入低于100美元/月，农业工人不足70美元/月，并且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已成为普遍现象。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与上述两国是大同小异。有报道说，在阿卡耶夫长达15年的总统生涯中，他的家族个个鸡犬升天，想当官的当官，想发财的发财，长子和长女都是经营大型超市和加油站的大企业家。在这次议会选举中，阿卡耶夫的两个子女和其他一些亲戚一起挤进议会。吉国人均工资只有每月53美元，而南部贫困地区的人均月工资只有20美元左右，有的小学教师月薪不足15美元，许多人根本无法养活家人，不少人家吃不起肉，许多贫困人口连温饱都成问题。然而，那些大权在握的贪官污吏、钵满肠肥的“暴发户”和形形色色的新贵们，却贪婪地掠夺财产，剥削人民。在如此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时时在积累矛盾，处处布满干柴，到了点火就着的程度，由此，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就势在必然了。诚然，美国帝国主义为称霸世界，竭力推行它的所谓“民主政治”是造成这三个国家政治震荡的重要原因，然而，从哲学上讲，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俗话说“苍蝇不盯无缝鸡蛋”，也是这个道理。这些国家的政府如此软弱，不堪一击，说明它们已经脱离了人民，失去人心，政权的肌体已经严重腐烂了。一个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政权，怎么能稳定呢？绝对不可能。
200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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