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报告：
《当代中国的利益集团和社会主义法治》
（第二部分） 国际经验
（一） 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影响立法
及其治理的历史研究：以美国为例
利益集团参加美国政治活动被认为有宪法根据：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保障“言论自由”和“公民向政府请愿要求伸冤之权”。然而滥用这些权利——集团毫无节制地施加影响的事例以及院外活动人员对当选的政治官员毫不隐讳的行贿——引起了对院外活动进行改革和制订法规的不断呼吁。
我们分阶段回顾美国利益集团影响立法及治理的历史。
虽然“院外活动人员”这个词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才正式出现，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华盛顿已作为贬义词使用。十九世纪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引起腐败贿赂，引起巨大的利害冲突。丹尼尔·韦伯斯待在1833年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时，曾在参院讲坛上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批评过的尼古拉斯·比德尔银行作了有说服力的辩驳。但后来人们发现，此前，韦伯斯特写信给比德尔说：“如果愿意继续保持我和银行的长系，最好给我通常的律师费。”比德尔立即付结韦伯斯特一万美元；韦伯斯特因他在参议院中代表银行作出努力，最后总计得到三万二千美元。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些税务法案在国会中被提出并产生激烈斗争。由于工业化继续进行，华盛顿院外活动和集团卷入大大增加。詹姆斯·布坎南在1852年给富兰克林·皮尔斯的信中说：“一帮承包商、投机家、证券经纪人和经常出入国会大厅的院外集团成员，用一切借口把手伸向国库，足以使他的国家的每一个朋友感到惊讶。这种发展情况必须加以制止。”这两位重要的政治家后来都成为总统。
随着集团卷入和院外活动，贿赂事件增加，规模扩大。一位历史学家曾描述：“在尚未对非法活动严加取缔的口子里，华盛顿到处是各种各样的赌场，它们的老板们和院外活动人员密切合作。一个众议员或参议员如果不幸而负债——他经常是会负债的——赌场的经理们就让这个议员做那些对他们有利的事。他们以进行揭露来威胁这个议员，或者要求偿付欠款，借以强迫这个不幸的立法人员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投票。”
一些大企业家在宾夕法尼亚街建立“行宫”，在国会会议期间的任何时候，华盛顿任何一个“头等”旅馆中，至少都有六名女院外活动人员进行活动，每个人拉拢十二名或十名不稳定的议员，色情手段比金钱可引诱更多的立法人员。
最有名的院外活动家被称为“院外活动大王”的萨姆·沃德，他的格言是“得到一个人的赞成票的办法是通过他的胃。”沃德代表他的许多主顾，包括印第安纳州银行家体·麦克库洛夫(后来任林肯的财政部长)，为国会议员举行豪华宴会。支克库洛夫每年付给沃德一万二干美元的“附加宴会费”，以便讨好、劝说和引诱议员。沃德还与彩票的组织者乔·莫里西有联系，后者打算通过一项对彩票抽税的法案，图谋使那些不如他富有的对手停业。
在领土扩张年代中，铁路院外活动人员十分活跃和有效，一位才智超人的参议员J．S·莫里尔在一次国会会议结束时起立发言，要求人家注意，宾夕法尼亚铁路公问公司的总经理来到外面的会议休息室。他动议指定一个委员会拜访他，了解—一下在休会前他是否还有更多的立法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爆发历史上最大一次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者指责说，“华尔街拥有整个国家。政府已经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不再依赖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而是华尔街的政府，为华尔街服务。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奴隶，而垄断者则成为奴隶主。”应该由政府拥有铁路与金融性企业，要监督并控制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参议院直接选举的影响。迫于社会运动与舆论的压力，1850年国会决定对院外活动进行定期调查。 十九世纪后半叶有两次突出的调查：1875年联邦酒类税收的“威士忌酒集团”丑闻，围绕联合太平洋公司的铁路扩展问题的1872年美国动产信贷公司丑闻。众议院1876年通过决议，要求所有的院外活动人员向众议院的秘书进行登记。许多州的立法机构在1890年马萨诸塞州带动下，通过了院外活动集团登记法。
宽松的院外活动集团登记法并没有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二十世纪初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指责税务方面院外活动集团设法通过大规模的基层院外活动，扼杀政府的税务法案。参议院对威尔逊的指责作出反应，于1913年对院外活动进行调查。发现大量支持威尔逊指责的证据：无数的金钱正用来供养这个院外活动集团，并造成反对税务中某些主要项目的舆论压力，为这项法案已花费50万美元。
特殊利益集团以院外活动干扰立法越来越侵害底层利益，十九世纪中叶民粹主义运动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在参议院，修易·龙作为来自路易斯安娜的民主党中的民粹主义者，倡导穷人起来与富人斗争，谴责富有的统治阶级，这一阶级是由掌握大量资产的摩根、梅隆以及洛克菲勒所控制的。在1934年，龙制定了一项财富重新分配计划，对大的财团和公司征收资产调节税，重新分配货币收入，保证每户人家每年获得5000美元奖励和2500美元收入。龙建立了一个分享社会财富的基金，1935年吸收500万名会员。然而，在这个计划执行之前，龙就被暗杀了。
罗斯福新政挽救了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立法进程。罗斯福新政最主要的手段是“抑制精英与寡头主义。”通过干预银行业和工业，加强劳工联盟，并改善社会保障。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大资本与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相对于民粹主义者激进的要求，罗斯福更为温和一些。然而杜邦、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支持反罗斯福的自由游说者，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社会保障。许多经理憎恨罗斯福。他们认为他把共产主义带到美国，把他的名字改为斯大林·Delano·罗斯福。在1935年，为阻止一项限制企业权力的法案通过，一些资本家联合起来向国会发25万封信和电报，散布流言说罗斯福是疯子。1946年在二战后特有的氛围中，最后在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辩论或预先通知的情况下院外活动法案悄悄地而且迅速地获得了通过。该法令对于利益集团在战略上和财政上的活动没有作任何限制。相反，它把控制条款几乎全部建立在公开化的原则基础之上，要求所有为了向国会施加压力的目的而从个人或集团得到金钱报酬的人，向众议院秘书和参议院秘书进行登记。对院外活动人员，要求他们确定其雇主并申明他们的一般立法目标。这些“登记的院外活动人员”以及院外活动组织须按季度向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交报告，公布他们的院外活动费用，具体规定了对不法行为给与刑事处分。
1946年法令触犯了一些利益集团，1948年，全国制造商协会提出这项法律涉嫌违反宪法，1952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同意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意见裁定该项法令不符合宪法。八个月之后，最高法院根据技术细节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定，维持1946年法律不变。在1948年，联邦政府多次控告包括有美国储蓄和贷款同盟和北美谷物协会的院外活动家、前众议员罗杰·斯特劳在内的一些个人和组织违反了1946年的院外活动法令。但他们没有被判定有罪。更为重要的是1948年对几个农场院外活动人员提出的其他控诉，最后导致了1954年最高法院关于院外活动法律的关键性判决。
1954年最高法院关于美国对哈里斯起诉一案的判决，涉及到一个纽约的棉花经纪人罗伯特·M·哈里斯。他没有在国会登记据说付就给了各种人物款项(未向有关当局，即向参议院和众议院的秘书报告)，为国会立法进行院外活动。下一级法院曾对这些起诉书和这项法律置之不理，认为1946年的院外活动法不符合宪法，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在这个下级法院看来，进行登记和提交报告的要求违反了宪法第一条修正策，某些处罚条款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向国会请愿的权利。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决定，以五对三票作出决定，确认1946年法令符合宪法。在这个过程中，最高法院大大缩小了该法令的重点和适用范围。最高法院的裁定本身挑起了一场批评的风暴；一些法律评论文章认为这项裁定增加了该法令固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最高法院认为，这项法令只包括那些为了影响立法而募集钱财的集团，用自己的钱进行院外活动的集团或个人则可免于登记。
第二，这项法令规定，由集团或其代表来决定用于院外活动的款项在其全部开支中占多大比例就要进行报告。这样，集团就可以自行决定包括或者略去用于“公共教育”或其他目的的大笔款项，使院外活动的财政情况公开的报告不可靠并且紊乱不堪。
第三，法院对这个法令为集团或个人募集或接受金钱的“主要目的”所下的定义作了狭隘的解释。法院认为，这项法律仅适用于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直接与国会议员接触来影响立法的一些集团或个人。这种解释不仅使若干大的组织(将近三十年来一直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能以它们除了直接进行院外活动外还有很多目的为理由而逃避登记，而且还使一些主要活动方式是鼓励对国会公开施加压力的、即进行基层院外活动的集团免于登记。
第四，这个法令对于与国会进行何种接触算是院外活动这一点是含糊不清的。这项法律特别免除了在国会委员会中作证，但对其他种类的接触，则听任不同的集团作出不同的解释。许多集团把与国会职员进行的接触排除在外，而其他集团则在提供情况或社交性质的接触与院外活动方面的接触之间规定了详细的界限。
第五，这个法令仅包括对国会进行的院外活动，不包括企图影响行政机构、制订规章的委员会或整个行政部门。
第六，这个法令没有指定或授权任何机构来调查或要求集团进行登记或提交报告，或强制集团遵守法令。司法部可以对违反这项法律的人起诉，但自从四十年代后期的最初几个案件之后，只是在向它提出控诉——而这是罕见的——时才采取行动。
正因此，在1954年和1955年马萨诺塞州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倡议对这个法令进行修正。参议院在发生凯斯丑闻案件之后于1956年建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涉及院外活动和竞选运动捐款的行贿行为。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任该委员会主席，1957年提出新的院外活动集团登记法案，在第八十五届国会遭到否决。
1965年博比·贝克丑闻， 参议院高级助手被控告接受贿赂以影响参议员投票而坐牢。1967年参议院法案扩大了院外活动集团登记条件，提出严格而完整的院外活动公开准则，但在众议院被否决。几个州于1974－1975年在内外压力下通过院外活动法令。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对公开院外活动集团作了严格的规定。
国会支持公开院外活动立法，反映了公众对院外活动的不安，这种不安由于卡特总统和其他重要官员对“特殊利益”集团提出各种批评而加深，1975年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72%的美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即“国会仍然过分地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
水门事件丑闻之后1976年，“1976年院外活动集团公开法令”在参议院以八十二票对九票通过。该法令对1946年法令作了重大的修改，只涉及对国会进行的院外活动，将院外活动的开支和活动公开，并不制止院外活动本身。提交的报告比1946年法令更加详细，包括组织成员多寡，如何决定对问题的立场，以及关于基层拉拢工作的详细材料。法案在1978年最终被众议院通过。
控制院外活动的法律不限于院外活动法案。还包括了有关竞选资金的法律，对总统竞选公开提供资金。贯穿19世纪，公司都是从其财产中直接捐助给候选人。1907年特尔曼法案禁止银行和公司直接捐赠候选人，但公司有许多向竞选注入金钱的间接方法，包括给经理提供薪水津贴作为活动经费；贷款给候选人然后豁免债务；为政党小册子的广告付费；给竞选活动出借职员，提供飞机旅行租用汽车。个人捐助不受特尔曼法限制，富有的个人很多是公司经理, 可以合法地捐献数目不限的金钱。
国会在1971年通过联邦竞选活动法，要求完全公布竞选活动得到的捐助和开支。但1972年一个保险公司经理向尼克松竞选班子捐助了200万美元。为反击这一非法行为和用大额捐助款购买影响力，国会在1974年修改联邦竞选活动法，试图通过捐助限额条款，限制富有捐助人向联邦职位的候选人(总统、副总统、参议员利众议员)捐助。每次选举中，个人向每个候选人的捐助不越过1000美元，每年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助不超过5000美元，每年向全国政党委员会捐助不超过20000美元，每年各种捐助总和不超过25000美元。公司直接捐助不合法。国会也为总统候选人建立公共融资，成立联邦选举委员会。总统竞选受到美国财政部的有力支助，融资的形式是联邦收入税。在预选中，总统候选人可接受法律界限以内的、个人的、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和党派的捐助。这些捐助与财政部的达到法律最高界限的联金相配合。在一般大选中，接受公共捐助的总统候选人就不能再接受来自任何来源的其他捐助。
在美国与立法相配合，有众多专门的民间监督机构密切注视政府政党和政客的一举一动。如社会廉政中心和“司法观察”等，以监督政府政策,特别是选举而著称。为了防止“收买总统”,长期监视总统候选人政治献金来源,向选民公开捐款情况。公民可随意查询政治捐款情况;但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查。为了便于人民周知,这些监督团体就将资料分析向民众公开,并分析捐献大户在支持政纲方面得到了什么好处。 1996 年,“社会廉政中心”出版了一本名为《购买总统》的报告,警示民众:“大亨们”正在用钱收买美国总统。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院外活动都处于他们监督之下。
二 美国烟草业利益集团
香烟是世界上征税最重的消费品，美国政府可以从烟草业中征收巨额税款。政府领导人不仅不愿意放弃这项税收，而且也不愿意放弃吸烟者及其既得利益者的选票。面对日益强烈的烟草危害健康的指责，美国的烟草公司毫不犹豫地从口袋中掏出大笔金钱，通过金钱操纵政治，试图阻止社会潮流。由于烟草业利益集团具有如此强大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美国政坛上很少出现真正的烟草管制者，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反对吸烟的总统仅仅出现在14年前——1993年当选的总统比尔·克林顿。
烟草利益集团对立法产生的影响
烟草业对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一再证实了这个论断。
19世纪末，大多数州都通过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卷烟的法律，卷烟业的巨头们努力阻止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各州以及卷烟消费量很大的南部各州通过类似的法律，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为了促使正在下滑的卷烟销售利润能有所回升，烟草行业的代理人们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该委员会的3名成员都有烟草股票，不难推测这个重要委员会的政治取向。会议的结果是取消了战时对卷烟的高税率。借此烟草巨头们的资产总额又增加了2％—3％。
20世纪里，烟草制品的添加料及加工等问题，一直游离于美国政府的严控范围之外。例如，烟草却出人意料地不被包括在《食品与药品法》的管辖之内，人们认为，豁免主要源自经济和政治的势力。
1965年，一个非常有利于烟草业的标签法案由美国众议院商业委员会通过了。该委员会的33名成员中有11人来自南部，4个来自边境州。据称，该法案可谓一箭双雕，它通过在烟盒上加贴警告标签让公众知道吸烟可能有害健康及可能带来的危险，但又不准在广告中附加警告说明。这种做法不太可能损害香烟的销售，倒可能帮助制造商摆脱损害赔偿的要求。国民经济将不会被纷繁各异、互相冲突的有关吸烟与健康的种种标签、广告条例所影响。为了确保后一个目标，该法案永远禁止联邦或各州的有关部门(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该领域行使权力，从而把最软弱无力的警告标签作为全国范围内惟一准许的模式。但是，烟草界如果过早地做出让步则是愚蠢的。因此，烟草界的代言人们还是继续抱怨说，诋毁自己生产的产品有失公平，加贴标签是不必要的。他们把表面上的决不妥协作为谈判的筹码以换取其他形式的法律保护。于是1965年通过的标签法被广泛认为完全是为了保护私人企业免受政府的管制。伊丽莎白·迪露在1965年9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称该项法律是“香烟院外活动者静悄悄的胜利”。联邦贸易委员会最活跃的委员菲利普·埃尔曼说，新法律是“立法史上最肮脏的交易”。犹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富兰克·摩斯说：“为了在烟盒一边印上几个无关痛痒的警告性字样，国会就把烟草业排除到政府正常的管制程序之外。”麦克尔·伯特楚克称：“这是一个可笑而充满讽刺意味的议案。”
1969年标签法法案更是给烟草业利益集团提供了保护伞，该法案的5部分(b)作了如下规定：“对于该项法律条款所涉及的香烟的有文广告及促销活动，均不得在健康和吸烟问题上运用州法律做出任何规定或禁令。”也就是说，如果依州法律提出产品责任诉讼是规避国会指示的(即不得依照州法律提出任何其他的规定和禁令)，那么在联邦警告标签法生效后，致病的烟民提出的损害赔偿按新法案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大量有关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案都不包括香烟。联邦危险品法案执行当局由于担心同烟草业发生冲突而得罪捏着它钱袋的那些政治势力，因而多次坚持说危险物品法案并不针对烟草业。1963年的《清洁空气法》责令对空气中的污染物实施联邦一级的监督，但只限于户外，而香烟烟雾在户外很容易散开。虽然后来联邦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24小时暴露于空气污染物的工作场所及香烟烟雾实行限制，其中包括一氧化碳及丙烯醛，但是该管理局却拒绝对使用香烟实行管理，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被动吸烟对健康有害。未经解释，烟制品便从《公平标签法及包装法》、《消费品安全法》及《有毒物品法》中删除了。
1984年标签法法案中列入了关于烟草公司递交香烟添加剂清单的规定。最后的执行情况证明，迫使烟草业向联邦政府的规定屈服经历了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整整10年，添加剂清单被锁在吸烟与健康办公室的保险箱里。这期间国会仅制订了一项实质性的控制吸烟措施，即分两步在所有的国内航班上禁止吸烟。吸烟与健康办公室这个小小的机构严重缺乏资金，几乎不能完成卫生局长报告和最小规模的反对吸烟教育计划，它从来就没能得到足够资金雇用优秀的科学家对这些添加剂进行研究。终于，1994年，在克林顿的支持下，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官员声明，香烟制造商在添加剂的帮助下篡改了香烟中尼古丁的标准以使吸烟者继续依赖它。
烟草业如何做到操纵立法机构的呢？事实上，烟草业的权力和影响与他们的金钱相始终。烟草业通过院外游说对立法者施加政治影响，这仅是一种最广为人知的策略。其实还有其他途径影响决策者，其中包括宴请、咨询费、演讲酬金和慈善捐款。在烟草业付出的大量金钱中也许最少的花费是捐赠的选举资金；其目的是确保院外活动者的游说对象在国会投赞成票或者听取意见。据报道，政治行动委员会在1991—1992年的选举期间捐献了250万美元给国会议员。同一时期，菲利普·莫瑞斯集团（美国大烟草公司）单独向在华府活动的院外活动者捐赠了大约125万美元，烟草协会总部的75名工作人员和另外125名有联系的各州院外人士，每年花费大约500万—1000万美元。在加利福尼亚1989—1990年的州议会选举期间，烟草公司据称向那些在萨克拉门托州议会大楼里活动的24名院外人士提供了400万美元的竞选礼物和经费。巨大的活动资金也被用于应付所面临的紧急挑战。比如，1994年为避免在密执安州将烟草税增加两倍花费了330万美元。
由于提供了可供利用的资源，烟草业的院外活动者可以奢侈享受历时约3—4天、耗资近3000—5000美元的免费度假，例如每年在加利福尼亚棕榈泉的豪华高尔夫球场的“立法会议”，其中只有1—2小时用于研究政治问题。众议院政策委员会1993年收到烟草业的15．5万美元；拉美政策委员会和参议院雇用儿童看护中心收到大量礼物。烟草界也把目标对准政府等地方立法部门的朋友和敌人，并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奖赏和惩罚。随如，他们为加利福尼亚议会议长和烟草盟友威廉·布朗支付飞机和汽车旅行的费用。同时，他们发动了一场罢免一位阿尔布开克市议员的运动，因为这位议员在新墨西哥最大城市发起通过了一项限制吸烟的法律。
在争取公职人员支持的同时，烟草界竭力拉拢自己在政治、文化和思想界的盟友，这些盟友包括反政府的自由主义者、工会、堕胎权利的倡导者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称，尽管该组织在1987—1992年间接受了烟草公司50万美元的捐款，但它没有受到烟草公司的影响。不过，这个被认为最讲原则的组织曾派代表去国会委员会游说，旨在反对一项拟议中的关于禁止香烟广告的法案。他们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广告会鼓励吸烟，而禁止广告就会减少吸烟。
让我们来看一个烟草业院外活动扼杀联邦有关香烟立法的具体例证之一。1974年犹他州参议员弗兰克·摩斯是参议院有关消费者事务的小组委员会主席，他试图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来要求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禁止销售每支产生21毫克以上焦油的香烟，这种属于危险品的香烟总量占市场的20％。
摩斯声称，联邦危险品管理局不能有效地对烟草业实施控制，但未能阻止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以32票对2票否决这一指控要求。摩斯又找了一位友好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奥利弗·加斯奇。加斯奇在1975年4月认为，消费品委员会有权对烟草进行管理，烟草业马不停蹄地要消除这种威胁。烟草集团并没有冒着全盘失败的危险对加斯奇的裁决提出上诉，而是到国会山去求助于他们的最新盟友——肯塔基州的民主党新参议员温戴尔·福特，福特是一个烟草州的州长。一到华盛顿，他便要求在有权势的参议院商业委员会拥有职位，而由于该委员会有较大权力，本该由15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已经超员2名。还未完全退休的烟草业院外活动家厄尔·克莱蒙特找到商业委员会主席伯特楚克，说福特任州长时便竭力保护消费者利益，并要求给福特在商业委员会安排一个职位。伯特楚克回答说，他确信这位肯塔基州新参议员是一位正直的人，但实在没有办法让他再挤进委员会来。
然而，当参议院人员组成时，福特却被分派到了已经严重膨胀了的商业委员会，这是烟草业在国会大厅里力量的证明。委员会所负责的问题有：对消费品安全法进行修订，把枪支、弹药及杀虫剂排除出该委员会的权限之外。直到加斯奇法官的裁决下达之前，在该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涉及摩斯上诉时所发现的法律漏洞。然而，在几个星期内，由于福特的作用，这个漏洞被堵住了。1975年7月，以76票对8票，参议院同意对1960年的危险品法令作出修正，将烟制品排除出该法案之外，因此也最终决定了烟制品不再受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管辖。
在这10年行将结束时，烟草业在华盛顿拥有的势力得到于进一步的体现。当约翰·班采夫领导的顽强的信息交流中心向联邦危险品管理局又一次请求将烟草列为药品进行管理时，管理局固执地认为，除非烟草公司声明它的产品有利健康，才应将它列为药品，而烟草业则故意避免作出这样明确的表示。当1979年国会复会时，摩斯参议员离开了，接替他担任消费者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职务，行使对烟草制品监督的是温特尔·福特。
烟草公司与烟草种植者
烟草公司所表现出的全国性的政治能量，很大一部分源于烟草种植者的实力。虽然美国国会435个选区中，种植烟草的仅有12％，但是在其中6个州的24个选区中，烟草业却占据首位。在北卡罗莱纳，47％的农产品现金收入来自烟草，在肯塔基，相应的数字是40％，南卡罗莱纳是25％，弗吉尼亚是19％。这些数字足以引起该州的国会议员们的重视。在美国最高立法部门中，众议院常设委员会主席中的1／3、参议院委员会主席中的1／4都来自这6个主要的烟草州，这进一步增强了烟草业的实力。在这些州，除新政时期外，保守的民主党人控制州政治机器达一个多世纪。烟草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还与关心自身地区利益的南方议员及倾向企业、反对政府干预的国会共和党人联合起来，只有在为保护(实为资助)共和党占支配地位的中西部农场主时例外。北部州那些赞成政府采取措施减轻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易于同烟草州的议员们在投票时相互支持。烟草州本来一般是反对北部自由主义者支持的议案的，如城市改建计划，但烟草州议员此时给以支持以换取政府官员不干预烟草州的事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大多数情况下未曾得到农技方面指导的烟农，已经落到快要以劳动力偿债的地步。由于烟价被压低，手中缺少现钱，他们被迫预付一年的利息来取得贷款，虽然他们只需要半年甚至不到半年的借款。结果是高得要命的利率，买化肥的贷款利率达37％，其他生产用品的贷款利率是27％。而且烟农一直处在无穷的困境中，弄不清到底该种多少以及种什么等级的烟——例如，是多施肥从而高产低质呢?还是少施肥以达到低产高质呢?当然，如果能从生产商那里获得一些其生产需求大概情况的线索，那可就帮了农民们的大忙了。然而公司虽然掌握着巨大的集中购买力，却并不想放弃自己讨价还价的有利条件。这样，种烟人就长期地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市场状态的控制下，不知道他们的收成在拍卖市场上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卷烟工业变幻莫测的需求无情地折磨着农民们。真实情况是，生产商们维持着二至三年的存货，从而使自己不会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使农民们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到1933年初，这种强硬政策已经把农民们逼到了绝境。在作为烟草主产区的北卡罗莱纳，25％的家庭都在吃救济；信用机构捉襟见肘，面临崩溃的危机，农民们向当地政府和州政府要求救济，并威胁说，如果他们最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统一行动，拒售烟叶。
罗斯福新内阁很有同情心，而大公司也不情愿地意识到，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了的价格策略，使他们的公众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生气勃勃的新任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扬言，如果制造商们不对农民们的困窘状况予以重视，他就将把卷烟的价格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清查公司的账目以抵制牟取暴利的行为。大公司们选举格雷·威廉姆斯为他们的代言人，并做了他们能够从容负担的事——同意在即将来临的拍卖季节，以每磅不低于17美分的价格收购烟叶，而头一年的价格是10美分。由这一制约开始，形成了《农业补偿法》管辖下的联邦烟草价格支持体制，该项目的实质在于，种植者同意按配额限制种植面积(后来限制重量)——违令者如果将超过限额的烟叶输入市场，就要受到33％的惩罚税——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同意将农民们在拍卖会上卖不掉的烟叶，以他们在20年代做生意时占主导的平均成本价格买下。至于那些制造商们，除了表示愿意支付较为公平的价格以外，还同意在种植季节开始之前，向农业部提供他们对烟叶的需求的大概情况，从而使政府的管理者能够更好地确定保障扶持水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烟草种植者们面临了同样的困境，烟草业内部造成巨大的裂痕。香烟制造商利益及烟草种植业者的代理人们，于1985年在国会共同推进达成一项政治交易，阻止在该行业的巨头们同意永久性地将香烟的联邦消费税提高一倍——其实，按国会的意见，本来要将税率提得更高——制造商们同时做出让步，答应通过分担种植业者的损失来减轻他们的困境。他们还同意在未来的五年内以新烟叶10％，陈旧烟叶高达90％的折扣买下种植业合作社内部的库存烟叶以帮助政府摆脱困境。这样就使制造商们获得了过量的价格较便宜的烟叶从而减少了他们对新上市烟叶的需求。为了不再进一步对种植业者造成损害，制造商们同意向农业部忠实地汇报第二年他们的需求量，这样可以相应地调查种植业者的总体生产定额。烟草公司保证说，他们会买下宣称所需的烟叶的90％。时任菲利普·莫瑞斯美国公司总裁的弗兰克·罗斯尼克回忆说：“我们发现自己的政治基础正在动摇，所以就做出了一个耗费大量金钱的决定。”但是相对而言，烟草公司的让步是为了表示其善意和争取政治生存的不算过分的投资，只占其香烟生产与销售总值的8％。
烟草集团的利益代表——烟草协会
烟草协会是烟草界维护自己利益的急先锋，是各烟草公司联合阵线的中心，是监视美国反吸烟思想及其立法活动的情报站。
协会主席考身边有能用钱买来的最好的律师、说客、评论家和科学顾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将不利于香烟的科学证据一概淡化处理，极尽贬低之能事。他们还想让公众相信，著名的权威人士正对吸烟的危害展开争论，好像双方都有理。烟草协会解释说，他们并不是为了劝大家吸烟，而是公平的要求公众也听一听烟草业一方对健康问题的说法：“我们正在促进自由的市场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人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某一产品。”
1978年，烟草协会人员增至70人，扩大了一倍，又在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得克萨斯、马萨诸塞和新泽西州设立了地面卫星收发站。雇用了4名全职的演说员周游全国各地，对一切可以进入的商业协会、同业会和市民组织发表演讲。他们还制作了许多反驳性的出版物。这些攻击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两月一期的《烟草观察家》杂志。它把那些反对吸烟的人形容为“一群令人难以容忍的禁止主义者组成了一个毫无快乐的团体，企图控制别人的生活，或许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该如何生活。”新闻快讯栏目则充斥着辩护，像1980年2月发表的由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一个退休教授起草的文章，题为“妇女和癌症”。这个教授说妇女中肺癌发生率的上升是由于工业污染物质和暴露于有害环境的职业造成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工作。协会1979年出版的名为“谈谈香烟”的小册子把一氧化碳说成是一种普通的气体，吸烟向空气中排放的一氧化碳量“据报告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竟然将一氧化碳对吸入香烟者的血液可能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说成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1979年评价烟草协会说：“他们靠大把大把的票子成了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说客。”奈德的副手，健康研究小组的悉尼·沃尔夫说：“他们已经使华盛顿彻底丧失了对烟草实施管制的能力。”
烟草利益集团活动的重要工具——广告
广告一直是烟草集团进行宣传的重要工具，这其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的是电视广告。196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注意到，拥有电视机的美国家庭每年会看到大约800个烟草广告，遂大胆要求完全禁止在广播媒体中播出烟草广告。1969年2月，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在其7名委员中，有6名均赞成取消烟草电视广告。除非国会干预此事，则这项措施将在4个月后联邦标签法到期时实施。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项禁令的法律层面的压力来自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保护了公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因此该委员会力图最大限度地缓解该压力。他们说：“香烟、酒电视广告与公众利益相抵触，它提倡一种对健康极其危险的产品，……它带来死亡与伤残等不幸。”在这种大趋势之下，烟草界做出了让步，他们承诺在1970年9月30日起停止所有香烟电视广告，作为对烟草制造商让步的奖赏，国会将禁止香烟电视广告时间推迟到1971年的1月1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议员提出全面禁止香烟广告的法案，为了防止其被通过，烟草利益集团在1986年发起了一场保护宪法第一修正案，反对任何侵犯它的行动的征文比赛。奖金总额定在8万美元，其中全国的获胜者奖励15000美元。为了扩大知名度，每个州的获胜者奖励1000美元。在烟草业的各种活动之下，该法案没有被国会通过。
随着烟草的电视广告被禁，烟草公司采取其他各种措施进行宣传。 最能说明烟草工业毫不妥协政策的，是由烟草协会发行的反驳每一份卫生局长报告的小册子（该报告往往介绍了研究吸烟对健康的损害的最新成果）。比如说，在烟草协会反驳1982年卫生局长报告的小册子中，重弹30年来的老调说，也许并不存在肺癌发病率上升的情况，既使有，其数字也是过于夸大了。在针对1983年报告的小册子中，他们认为“吸烟可能会导致心脏病的过程尚不为人所知”，……在针对1984年报告的小册子中提出导致慢性阻碍性肺病的原因“很复杂，人类对此所知甚少”，然而事实是导致这两种疾病的原因和过程都比过去清楚多了。
另外，1990年菲利普·莫瑞斯烟草公司还打着赞助人权法案二百周年纪念的旗帜继续为香烟做广告。在这项活动中该公司耗资3000万—5000万美元的，同时有400万仍写有菲利普·莫瑞斯公司函头的信件连同人权法案的副本一起发送出去。
烟草业利益集团对行政机构的影响
烟草业对白宫的影响非同小可，例如，1982年3月，时任健康与卫生部部长助理的爱德华·勃兰特博士出席众议院的一个分委员会，考虑支持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的扩大对吸烟的警告范围，在会议上他证实里根政府对该项措施给予高度的重视。次日，烟草行业游说议员者就开始指责白宫，提醒说他们已得到总统的许诺去放手干。6天后，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议论相同的反吸烟法案时，勃兰特从他原本就模糊不清的赞同立场上后退了。白宫对此项新的警告标志法案没有表示正式的态度，这一搁置就是好几年的时间。
除此之外，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好几位洁身自好的、坚决反对吸烟的政府官员在与烟草集团的斗争中败下阵来，遭受了被免职和被迫辞职的命运。
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的卫生局长斯坦费尔德是一位烟草的坚决反对者。他对烟草业络绎不绝的来访者避而不见。他说，我不愿见到烟草协会的游说家们。虽然他们急于请他喝酒、吃饭，让他看他们带来的材料。然而他总在尼克松政府的集会及斯坦费尔德的上司——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艾略特·理查森的办公室里碰见烟草界的这些代表。每逢这种场合，烟草界的人便会给斯坦费尔德颜色看。实际上是说，看，我们不需要害怕你这个卫生局长，我们能经常面见部长等高官。斯坦费尔德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蹊跷。果然，在1971-1972年的预算中连吸烟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反对吸烟的政府组织）都没有提到，斯坦费尔德找到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之后才加上。然而，这位卫生局长并没有减轻他对烟草业的攻击，他在1972年的报告中说：“我们一致认为：吸烟是致命的。”
斯坦费尔德的这种直言不讳的强硬态度招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在尼克松的第二个任期，他没有重新得到任命。这个行动得到了烟草公司的赞同，其中至少有一家公司还提请白宫注意它在此次行动中的；“功劳”’并敦促立即赶走这位卫生局长。斯坦费尔德被调离政府机构。直到4年之后，白宫才重新任命卫生局长。
卡特总统任上的卫生局长克利夫南也是一位反对吸烟的斗争者，他是率先将吸烟问题公之于众的联邦政府官员，他写信给全国最大的500家公司的总经理，呼吁他们对吸烟问题采取措施，可得到的回应却只是在一些公司的咖啡间里设立了独立的无烟区。在没有总统和正式的预算拨款支持下，一个内阁官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是无可奈何的，终究他所要对付的是一个庞大的工业，能花费超过他数百倍的时间和金钱来说服公众不要放弃这个可爱的社会习惯的强大的利益集团。
1979年4月，克利夫南的朋友、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告诉他必须在1980年大选前从内阁中辞职，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卡特就无法赢得北卡罗莱纳州（美国最大的烟草种植州）或许还有其他许多南部州的支持。克利夫南虽然没能使在吸烟的公共政策上相互争论的任何一方满意，但他为卡特赢得了持中间立场的无数群众。而这位不知感恩的总统却在反吸烟运动发起几个月之后迫使克利夫南辞职，只说了些赞扬他工作充满热情的话。烟草界为此欢呼雀跃。而卡特总统在北卡罗莱纳州拉选票的时候，保证将继续补贴联邦政府对该行业的价格支持计划和使吸烟更加安全的政府研究项目，而且他还对该州的烟草质量赞不绝口。
烟草业利益集团与反烟组织的博弈
1978年，加州的环保组织发起了全民投票的做法，试图通过反烟法规《清洁室内空气法案》的第5号提案。烟草业的六大公司中的5家一起筹集了“战争经费”，每个公司的出资数目与其其市场份额相一致。在最好的律师、评论家和政治咨询家的帮助下，烟草业意识到，尽管吸烟对环境的危害性在科学上仍无法清楚证明，但是在健康问题上他们还是不能获胜。于是香烟制造业者们转而讥讽清洁空气的倡议者是一群侵犯公众个人自由的鼓噪者。同时，他们借口反吸烟限制将允许在个人办公室吸烟而禁止在秘书、办事员和其他社会下层所处的公共工作场合吸烟，而把它形容成为“精英们”设计的法律，从而获得工人、少数民族和女权主义者的支持。烟草业还求助于共和党的反政府情绪，声称《清洁空气法案》的付诸实行和监督管理将会花大笔的钱，他们还根据自己的需要开了价码：第一年私人企业为了按规定建立无烟区就要花费2．5亿美元，外加4300万美元的政府开支，法律的执行还要再花超过半数的钱。这一说法赢得了共和党人的支持。烟草业还得到了圣地亚哥市的警察总监的支持，因为烟草公司鼓动说新法律将会分散一部分需要用来与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危险做斗争的警力。
在这场斗争结束的时候。烟草工业已注入了大量的广告费用。他们花费了600万美元击败了第5提案。这个数目比反对烟污染组织领导的联合运动的花费多20多倍，超出了两位州长候选人的竞选费用。最后，这一反吸烟提案以54％的公民反对，46％的赞成而未获通过。
烟草利益集团在诉讼中的行为
这里的诉讼是指烟民因吸烟导致健康受损，因此起诉烟草公司。辩护律师注意到对公司不利的一项裁决可能导致大规模诉讼案的发生，葬送烟草这一行业，就像石棉公司所遭受的情况一样，所以准备竭尽全力以免失败。他们的策略是早在案件送达陪审团之前，设法把原告吓跑或把他们搞得精疲力竭，并恐吓原告他们有一大批随时上阵的科学和医学专家和研究人员，不惜使用残酷的攻击手段来揭露原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习惯到婚姻幸福程度。原告的宣誓证词可能令人烦恼，但辩护律师已经适应了堆积如山的法律障碍——无穷无尽的程序动议和反对意见，从而使原告律师不胜负荷、耐心殆尽，并使原告家庭无心继续这场战斗，在心灵和财富受到双重打击后撤诉。
美国烟草利益集团与中国
在美国国内反烟运动高涨的时候，烟草利益集团把眼光放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恶劣的是，这种做法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老布什任上的副总统丹·奎尔向北卡罗莱纳州一群听众说，“烟草出口应获得积极的拓展，因为美国人吸烟越来越少……我们不会从公共卫生官员们和一些研究报告所公布的立场上后退。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因为这种政策而拒绝某个国家从我们国家进口某种商品。”实际上，菲利普·莫瑞斯国际公司年利润率已经达到10％，远远超过美国市场所受损失。2000年之前，菲利普·莫瑞斯国际公司的净利润已超过国内卷烟利润。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美国烟草利益集团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行径。
起初，台湾的香烟市场对外国香烟很封闭，外国香烟占台湾香烟贸易额不足1％，且以政府垄断性香烟3倍的价格出售。台湾市场被打开后，外国烟草公司瞄准的目标是台湾青少年。外国香烟的商标标签、标记和广告牌被张贴在许多商店的前脸和小商亭上，在台北市最大的高中学校附近的墙壁上可以数出17份香烟招贴广告，在电子游艺厅、迪斯科夜总会和时装表演会等场合向青少年提供试销品的做法风靡一时。在台湾开放国内市场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其国内称作“长寿牌”的主要香烟从占国内市场分额的90％降至72％。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高中学校学生的吸烟率增长了50％。
日益觉醒的台湾卫生官员强制性地处罚美国香烟出口商在台湾的促销经营，要求其终止推行试销品，禁止在杂志上刊登目标瞄准年轻读者的广告，更大的警告标签应印在烟盒的正面而不是两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贸易代表坚持认为这样的建议是为了限制外国竞争者进入台湾市场，是对美国官员摘引的贸易条约所做的不能令人接受的修改。美国贸易代表尤特的继任者卡拉·希尔斯给台北当局写了一封信，告诫说，“在台湾积极地寻求对其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支持的时候”，他们应明智地终止其限制美国烟草业的促销活动；他还指出，他们还应当清醒地意识到，“香烟出口已为缩减美国全球贸易赤字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种依稀可见的含沙射影的威胁背后，是来自美国烟草公司的连续不断的压力。例如，菲利普·莫瑞斯烟草公司国际贸易关系部主任唐纳德·纳尔逊就指出，台湾人反对美国促销“不是因为他们的产品低劣而是因为我们在制造隐患。这绝不是事实。”
西方烟草公司对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充满了希望。正如国际烟争中的老战士，菲利普·莫瑞斯公司的杰弗里·柏伯满怀信心的指出，“名牌产品在中国已家喻户晓，而且无论在哪儿，人们追求高档的品味。”正如《烟草的命运》一书所指出的，通往世界上最大卷烟市场的大门正在打开，剩下的路程只需以毫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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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转型国家利益集团院外影响及其治理的历
史：以俄罗斯为例
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各种利益集团浮出水面，并逐渐发挥其在俄罗斯社会经济政治中的影响作用。转型简单地概括为前官僚集团完全主导的“大爆炸”模式，首先摧毁了宪法秩序，对官员完全失去约束；但转型仍由失去约束的官僚阶层主导，他们得以“国有制”代表者的身份，肆无忌惮地瓜分国有资产，很快掌握国家工业与金融命脉，并利用私有化使其合法化；又以国家解体为契机，完成了向资本家与企业家阶层的角色的转换。俄罗斯出售国有资产损失一万亿美元，至少有15-20% 资产被大资产阶级集团掠取，约2000亿美元。据国家杜马听证会资料，私有化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其中经济损失5500万亿卢布，社会损失4000万亿卢布)，相当于俄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二战损失的2.5倍。 叶利钦时代新的宪法秩序未及时建立，政治腐败、动荡，法律法规形同废纸一张，新崛起的权贵资本集团大行其道。 重要的权贵资本集团有石油工业家联盟、军工企业联盟、工业家企业家联盟、商人圆桌会议、俄工商协会、交易所协会、广告代理商协会、银行协会、银行家俱乐部、农业联盟、农民与农场主协会等。前四者是传统产业部门的主导性组织，以大型的企业和专业市场为基础，实力雄厚;后几者多代表新兴的产业部门利益，影响力正在迅速上升。例如，从前科学与工业联盟脱胎而来的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自1992年起通过吸收合作生产者联盟、租赁者联盟、合资企业协会等团体，影响迅速扩大。该联盟不仅邀请到叶利钦总统亲自参加其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且还与工商协会一道，在I9%年12月发起并主持了“俄经济政策国际研讨会”。此种利益集团由于经济专业化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力量的分化组合，因而经常采取非体制化的活动方式，也就是几个大利益集团临时磋商，采取共同行动。
最引人瞩目的是“七人金融工业集团”。19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美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六大金融集团(指七人集团中除了卢卡伊尔集团)控制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七人集团有影响公共政策的巨大政治潜力。1996年为叶利钦提供300万美元经费，组织了以丘拜斯为首的10人竞选班子，大选之后叶利钦任命了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宁为俄罗斯安全会议副秘书和政府副总理。
对国有财产的全面私有化立即演化公开掠夺，连当年被俄罗斯请来当私有化改革的设计师、美国萨克斯教授都不得不在事后说：“我过去对大众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捷克、1993年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私有化将30%的俄罗斯人变成生活最低保障线下的赤贫，俄罗斯男子人均预期寿命下降到50岁以下。俄罗斯人的幸福感在当今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但俄罗斯却拥有世界上最大富豪，一半以上财富控制在7个经济寡头及其家族手上，并与国家利益产生严重矛盾和冲突, 对政府统治能力和合法性构成严峻挑战。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并不是由于缺乏经验导致的失误,而是因为改革的主导权落到了利益集团手里,所有改革措施,都是为处心积虑地维护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进行的。”许多普通俄罗斯人在谈到私有化以及在私有化浪潮中青云直上的富裕阶层时，往往用“仇恨”来形容他们的心情。显然，俄罗斯的新富阶层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间的。整饬利益集团,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俄罗斯复兴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普京政府执政后, 针对寡头势力的猖獗明确表示,虽然他不打算重新分配国有财产,也不打算让金融工业利益集团消失,但他要求他们“只赚钱,别夺权”。普京打击豪强、限制资本，有深刻的历史依据和政治逻辑。他表示经济与政治是规则不同的两个领域，一旦经济精英，尤其是掌握巨大财富的经济寡头进入政治领域、掌握政治权力，就会对社会经济、政治秩序造成深刻危害，甚至会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球员不能当裁判，社会领域也是一样。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利益冲突的当事人掌握了政治权力，就意味着赢家通吃，市场经济秩序及其竞争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无法接受的。普京认为要防止具有巨大实力的经济精英进入政治领域，直接掌握政治权力。
以金融工业集团寡头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对普京让步，普京采取了打击措施。 就任总统后第一年，即2000年俄罗斯内务部查处的涉及私有化腐败掠夺案件高达35.2万件。 拿七寡头之一的金融-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开刀，控告他侵吞和诈骗国家财产，古辛斯基不流亡海外。3年下来7寡头中已有3人亡命天涯。 2003年10月25日世界排名第四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全副武装的特种兵抓走，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 英国《金融时报》2003年3月11日写道：“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张力，关键是要保持二者的平衡。作为大国领袖的普京虽然年轻，但却熟谙政治规律，他对经济寡头的严厉政策并非要消灭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而只是要让俄罗斯的资本家们守一点本分。普京要从牛身上挤奶，却不能让奶牛闯进餐厅。”“三年前﹐你问任何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是谁在统治俄罗斯﹖你得到的答案是﹕别列佐夫斯基和寡头们﹐而现在如果再提出相同的问题﹐答案就不同了。”
通过几年的规范整顿与斗争,普京赢得了控制局面的主导权,有效遏制了寡头政治、经济的畸形现象。在此背景下,以生产活动为核心,以振兴俄罗斯经济为己任的民族资本正迅速崛起壮大，逐步淡化其官僚性投机性色彩,注重生产性投资经营。新崛起的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如莫斯科银行)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这类金融工业集团与旧金融工业集团的主要区别在于:遵守市场的规则,主要依赖生产性的投资和有效的生产经营积累财富,属于民族资本;经济行为目标是在增进社会效率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随着内部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金融工业利益集团逐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普京还着力于加强国家的权力作用,恢复、强化政治秩序,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集团的关系，通过行政改革瓦解地方封建割据。 重建中央权威, 初步实现地方利益集团的规范化制度化。有学者认为，普京执政是俄罗斯利益集团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利益集团发生了根本转变,由“掠夺之手”转变为对国家的“扶持之手”,成为推动俄罗斯复兴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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