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诩敢说真话的是些什么人？
吕星宇
前不久，朋友送来北大醉侠孔庆东先生的新著——《生活的勇气》。我与孔先生虽无甚交往，但与他的心却是相通的，他写的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的痛快文字我是极喜爱的，每每看后都有一种他代我说出了心里话的舒畅之感，所以一俟拿到他的新著，我总是拨冗先睹。这本《生活的勇气》对我来说，依旧是开卷有益，读来爱不释手。
这是一部真正说真话的书，它与当下中国那些口口声声自诩讲真话，实际通篇充满骗人假话的书有天壤之别，让人看到了一个不投机钻营，不趋炎附势、不人云亦云，真正独立思考、诚实谨慎的知识分子形象。这部书文字生动幽默，思想深邃锐利，不但文化内涵丰富，而且精神境界高远，精辟的思想见解比比皆是，其中不少振聋发聩，发人深醒。特别是其中有些篇章，对国内那些所谓敢“说真话”的人有着深刻的剖析。这里笔者不妨摘录下列两段文字为证。
其一是“陶承《我的一家》”中的一段：
“2006年第9期香港《明报》月刊有一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其中李泽厚的《集帝王、叛逆于一身的毛泽东》写得态度比较平和。李泽厚的立场是右派，但是他能够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在长期革命军事战争中发展形成的’，不像很多小人那样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心理变态的结果。李泽厚能够区别毛泽东跟斯大林的运动方式，指出毛泽东决不是抄袭斯大林，斯大林消灭敌人，而毛泽东要‘改造思想’。但李泽厚认为毛泽东是‘民粹空想’，有些简单化了。李泽厚能够从历史脉络出发，认为反右派不是什么‘阴谋’和‘陷阱’，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看待文革，李泽厚也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不是什么迫害知识分子论。”“李泽厚还非常客观地承认毛泽东革命的胜利，‘的确带来了一个独立、统一和社会平等的中国，产生了一个不受洋人欺侮、不再内战频仍、没有巨大贫富悬殊和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中国的确‘站起来了’。李泽厚在这里表现出了一个大学者的见识和理性。”
其二是《迷雾散去见真金》中的一段：
“7月24日，终于读完了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本来春天就应该读完的，因为出国耽搁了。书里提供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特别是亲身经历。不过很多材料和观点也是我早已熟悉的，文笔不大好，啰嗦话和重复引用材料的情况很多，80多岁的老人了，也确实不容易。写作态度极其认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的写作立场，基本是认同英美式民主和市场经济，全盘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把新中国历史说的几乎一团漆黑，对于毛泽东，除了军事之外，几乎是挖空心思地加以批判和否定，对于一切党史人物，包括邓小平刘少奇等，均以是否靠近毛泽东来划线，对于胡乔木等不肯全盘否定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史的学者，极力攻击甚至暗示其人品不好。按照的逻辑推论，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完全错误的，当初干脆“顺应世界潮流”，跟着英美甘当殖民地，今天就可以跟日本和‘四小龙’混在一起喝汤吃肉了。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大街上一堆一堆的，只有自己以为是‘找到了新的真理’。问题是许多像这样十五六岁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现在都一窝蜂似的这样想，这恰恰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这正说明毛泽东早就看出的‘老干部’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走资派”是多么准确锐利。这些人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动机不纯，是来革命队伍里‘投资入股’的，是要到革命公司里来实现他们‘民主自由梦’的。所以一旦发现革命的种种严酷的现实问题，特别是革命道路上的错误、挫折和内乱之后，又很容易‘浪子回头’，转身投奔到另外的‘绝对真理’的怀抱中去，而心态依然是认为‘找到了真理’，批判起别人来，十分的理直气壮，有时还很刻毒。这些人的好处是真诚可爱，缺点是肤浅偏执，对于自己把握不了的复杂理论问题，往往采取感情用事的方法，看似使用了大量的材料，其实都是以自己的好恶进行取舍推测，在讲出一种道理的同时，不能理解其他道理存在的缘由。”
以上两段文字简明平实，但却准确形象地刻画出了当今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某些“权威”“名人”为了丑化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主席而讲的那些所谓“真话”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打中了这些人的要害，揭开了他们狭獈阴暗的内心世界。
搞理论研究的人应该懂得，党史研究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紧密相关的。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在这个问题上原苏东国家是有深刻教训的。当年，那里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了搞垮社会主义，正是从否定斯大林，歪曲、否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同样，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学者、名人打着“反左”的旗号，也极力诬蔑、攻击和贬损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89年“6?4”动乱前几个月王若望、方励之等人就公开声称，苏联当时一些人清算斯大林的行动“是绝对正确的”，“现在是我们对毛泽东采取同样做法的时候了”。可以说，近30年来，国内“清算”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和逆流不断涌动，惯于见风使舵的一些人轮番登场，打着“讲真话”的招牌，把丑化、妖魔化毛泽东当成了一种捞取名利的时尚职业。把现代中国的几乎一切坏事都栽到毛泽东的身上，扣上了“专制”、“独裁”、“封建暴君”等许多罪名和大帽子。正如前面孔庆东先生文章所说：“对于毛泽东，除了军事之外，几乎是挖空心思地加以批判和否定……”而且把这种作法冠之为“讲真话”。有些人凭此成了专家、教授、名人，被奉为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人权的“斗士”，红极一时。
但是，稍许考证一下史实，人们就会发现这些极力否定和贬低，甚至使用许多极端语言诋毁、丑化毛泽东的人，总是信口雌黄，凭空捏造，随意性和虚假性很大，许多话毫无根据和不负责任，甚至经常是张冠李戴。人们从中不难看到他们不仅不是在作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反而是一种充满个人情绪的发泄，背后有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近30年过去了，这些所谓“说真话”的人仍然没有赢得中国人民的心，人们仍然不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特别是他们在一些最基本的方面始终没有说服人民。
譬如：
如果真像他们所言：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按兵不动、游而不击、养精蓄锐；蒋介石全力抗战，国民党军队才是抗日的主力。那么如何解释抗战之后的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中，人心向着毛泽东和共产党，老百姓坚决拥护和支持解放军呢？
如果真像他们所言：毛泽东闭关自守，拒绝开放，那么如何解释当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要制订一系列对华禁运的国际条款和政策，对中国实行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呢？如何解释在五十年代那种被封锁的条件下，我国仍然力争苏联东欧的帮助，建设了奠定中国现代工业基础的“156项”呢？
如果真像他们所言：毛泽东只抓阶级斗争，不搞经济建设，那么如何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呢？如何解释中华大地上矗立着的几十万个国有企业从何而来呢？如何解释毛泽东时代新建铁路是改革时代前22年新建铁路的2倍呢？如何解释一位美国教授所说的：“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在毛泽东主义后时代青云直上、身居高位的经济改革家们恐怕就没有多少改革的对象了”呢？（美国莫里斯?迈斯纳教授曾说：“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毛泽东的经济纪录无论在许多方面有多大的缺点，仍然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纪录。”）
如果真像他们所言：毛泽东时代给科学教育带来了大破坏，那么如何解释毛泽东时代50年代研制成功汽车、飞机和核装置；60年代研制成功导弹、原子弹、牛胰岛素人工合成和断肢再植技术；70年代研制成功人造卫星、核潜艇、氢弹和中子弹呢？如何解释专业技术人员是由解放前的不足五万人变为毛泽东时代的数百万人；专业科研人员由不足500人，增长到数十万人呢？如何解释毛泽东时代教育经费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中专及遍布全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呢？
如果真像他们所言：毛泽东不关心人民疾苦，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么如何解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由解放前的不到40岁提高到了毛泽东时代的68岁呢？
如果真像他们所言：毛泽东专制、独裁、是封建暴君，那么如何解释当年亿万中国人民是那么的热爱他、拥戴他，今天依然深深地敬佩他、怀念他呢？如何理解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前不久说的：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会钦佩毛泽东呢？
还有很多很多如山的事实，那些所谓敢“讲真话”的人，是不敢面对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要不是心存偏见和某种仇恨，不是祖国的叛逆，都会承认毛泽东建立了中国五千年来最强有力、最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为中国人民办了许多旧中国没办过，也办不了的大事、好事。都会对毛泽东心存感激之情的。
台湾作家李敖，虽然不是共产党，也不生活在大陆，但当他看到国民党集团败退台湾掠走了中国五千年积累起的全部黄金，西方国家又对中国大陆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仍然不能阻挡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步伐时，就认定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
这些“说真话”的人之所以仇视毛泽东，不是偶然的。这些人，有的是早年投奔革命的“过来人”，有的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不论他们经历有何不同，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相同的，即都是革命的“同路人”，一旦感到革命“伤害”了自己，没有满足自己的个人“追求”和“抱负”，他们就会对革命心生芥蒂，久久不能释怀，以至多年后会以当事人的身份，用“讲真话”的方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刮历史翻案风，把人民革命的历史完全颠倒过来。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头顶上专家、权威的种种唬人光环，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让一些善良的人真以为如他们所言：革命领袖专制、独裁、冷酷、残暴；革命队伍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残酷斗争，你死我活；革命是“一架巨大嗜血的机器”。
这些敢“说真话”的人，总是以社会良心、仁人志士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其实，在他们的字典里从来没有“理想”、“信仰”这些词汇。他们早年参加革命，正如前述孔文所说，是动机不纯的，是来革命队伍“投资入股”的，所以不管他们在革命队伍中混迹多长时间，也仍旧感到与革命队伍格格不入，当初的个人打算总是无法实现，一旦风向气候变化他们就会与党分道扬镳，成为“革命暴政”的“控诉人”。
这些“说真话”的人，绝不是什么无畏的勇士。他们出来骂毛批毛时，毛泽东已成为了一位永远不能开口讲话的历史老人，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反华反共不但不需要拿出勇气和花费力气，而且还能得到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青睐，国内“铁三角”（贪官、奸商、无良学者）的喝彩，名利双收，好处是明摆着的。相反，维护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前三十年讲几句公道话，反倒是特立独行的事情，需要拿出胆量和勇气，并作好被围攻、被打压的准备的。
这些“说真话”的人，是思想多元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狂热鼓吹者，但他们却丝毫容忍不了不同观点。对于反对他们观点的人，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但怀恨在心，而且一定想方设法大力围攻，坚决绞杀，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惯用的作法是挥舞“反对改革”的棍子，给人家扣上近30年来最沉重的帽子——“极左”。事实一再表明，他们无一例外地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型代表。
这些“说真话”的人，平日里满口“新观点”、“新思维”，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引发“轰动效应”，但只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真正的历史事实稍加检验，就会发现他们假话连篇，或是无中生有，以假乱真的胡编乱造，或是用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人道等货色来讨伐革命。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学无术，实在拿不出可以吸引别人眼球的东西，不扮演这种为西方洋行叫卖的“小贩”角色，是毫无立锥之地的。
这些“说真话”的人有一种通病，即“冷热病”。平日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如何挖空心思批毛骂党，对此可谓干劲十足，花样翻新，在各类媒体上极为抢眼。但每临国有大事需要知识人站出来时，他们却集体失语，从媒体上消失了。这时他们总是先躲在暗中，窥测事态发展。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又会跳出来以西方一套为衡量标准，说三道四，品头论足，煽风点火，拨弄是非，最终奠起西式“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大旗。这次汶川大地震，在抢救遇险同胞处于紧急而关键的时日，他们不为拯救千千万万个生命急所急、送所需，反而在灾区同胞泪水还未干时就开始大谈什么国家正在以“……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其所包藏的祸心让人一目了然。
这些“说真话”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先知先觉者，以握有“真话专利权”的历史真相仲裁人自居，动辄就以所谓“说真话”吓唬人。但实际上他们最不讲诚实，为了个人命运的荣辱沉浮，他们不惜出卖良心和同道。一些消息灵通人士早有耳闻，当今一位大名鼎鼎的反毛老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看到毛泽东“龙颜大怒”，深知风向已变后，立即换了一副模样，不但极力洗刷自己，而且反戈一击，其表现前后判若两人，完全不像今天“说真话”的模样。但是，如今，恰恰就是这种人常常以当事人的身份，编造赝史，拼凑“檄文”，激愤而动情地回忆起当年庐山会议上，是如何与彭德怀等人一起，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直言苦谏、为民请命，而惨遭打压整肃的。此类人等的人品，可见一斑。
说到这里，有些善良的人会有一个问题：这些自诩敢“说真话”的人，为什么总是把主攻矛头对准毛泽东主席呢？
其实，只要看一看苏联垮台的历史过程，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苏联的垮台，实际是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的。斯大林领导苏联30多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建立起来的，否定了斯大林，就为摧毁这座大厦找到了合理依据。
中国也是一样。
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有41年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在近30年时间里是新中国最高领导人，他作为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在连续数十年的严酷战争中，在劣势情况下击败强大之敌，最终为中华民族雪洗了百年耻辱；他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经过艰辛探索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人民的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以大无畏有的英雄气概，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使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如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宋庆龄所说的中国人民“举世无双的伟大领袖”。正如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忘记，是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并为第二步、第三步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的一切辉煌成就都始于五十九年前他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是他带领我们雪洗的。无论毛主席一生犯有什么错误，我们都不应否认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何况，他要探索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出现某些失误和挫折是在所难免的。总之，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看法。所以，毛泽东事实上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倒，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不会倒，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会倒，中国就永远不会重蹈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覆辙，这正是那些仇视新中国的人对毛泽东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根本原因。对他们来说，毛泽东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只有推倒了这座大山，他们搞乱中国、搞垮社会主义的企图才有实现的可能。
所以，西方的反华反共势力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要扳倒毛泽东。只要他们存在一天，就要寻找一切机会，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来实现他们这一梦想。
近三十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否定和丑化革命领袖在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想行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过程中矫枉过正，片面地、不恰当地、无根据地渲染毛泽东的所谓错误，国内外各种反华反共势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鼓动和支持党内当年投机革命或今天完全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民主派”公开跳出来，以“反左”为幌子，用“说真话”的方式，把脏水统统泼到毛泽东身上，使毛泽东的形象被任意涂抹践踏，变得残破不全，面目全非。正是由于这样的国内外大气候，才使得“反毛斗士”们那样无所顾忌、肆无忌惮，正是由于这些人一开始就是要用西方一套货色来否定革命领袖，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新中国，所以，他们不论是打着“宪政民主”的旗号，还是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其身后都总是拖着一条西式“普世价值”的长长尾巴。正是由于他们产生于这种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又服务于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所要求的特定的政治目的，所以这些“说真话”的人，如孔庆东文所说，批判起革命和革命者时，十分理直气壮，十分刻毒，但由于把握不了复杂的理论问题，往往采用感情用事的方法，又总是十分肤浅偏执。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些人的思想行为轨迹既然是由国际大气候决定的，所以，他们总是围着西方的指挥棒在转，根本不代表正义的事业，永远不可能拿出有思想深度的东西。
人民群众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批所谓“说真话”的人，实际上是集当年革命投机者，今天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大棋局中的一颗棋子和“铁三角”在中共党内的代言人于一身的人。他们的真实面目早晚有一天会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
历史终会把他们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的。
（《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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