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间】电传版 2006年3月23日
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与媒体的管制
金宝瑜
金宝瑜是美国底特律市Marygrove College荣誉教授退休，
并曾任台湾东海大学经济系、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客座教授。近年的中文著作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
(2005，台北巨流出版社)。
（本文原刊于台湾【联合报】，【苦劳论坛】于2006年4月1日转载：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trackback.asp?tbID=112259
【人民间】连结：http://www.feijiao.net/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3）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将《冰点》停刊，此事件引起很多人的关心和注意。人们不但想去追究《冰点》停刊的原因，而且也关心中共当局是否将对媒体的管制进一步紧缩。在台湾随着龙应台对《冰点》停刊提出抗议后，有陈映真的《文明和野蛮的辩证》一文和此后一系列与《冰点》停刊相关的文章在《联合报》刊出。我也就《冰点》停刊一事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与大家商榷。有关《冰点》被停刊和袁伟时文章的讨论，在贵报的“差异与交锋”的专辑中已有很多。另外，在《批判与再造》杂志（第29期，2006年3月）里，也有大陆学者针对这事件发表的文章，这里就不再多谈。我在此文中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和其它有关民主的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成长
中共在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结束后，开始了一连串资本主义的改革。到了九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农村在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后，恢复了个体的小农的商品生产。19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将原有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以营利为主的企业，随后并进行私有化。从改革开始中共中央就积极的以劳动体制改革来打破中国工人的铁饭碗，把劳动力变为商品，使工人成为可以随时被解雇的雇佣劳动者。
随着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共中央也同时进行了政治和思想的改革。中共中央废除了宪法对人民自由权的保障，即人民发表舆论的自由：包括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以及劳动者罢工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也不再用群众运动作为从下至上改革的动力，所有资本主义的改革都是由中共中央通过法律，再用法令下达民间。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随着经济的改革在媒体和学校教育中宣传了起来。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来对抗中国革命后30年建立起来的平等观念。用“大锅饭养懒汉”来侮蔑勤劳农民在人民公社下彼此合作的成绩。我还记得《人民日报》为了配合劳动体制改革在1980年代中有一篇称赞工人失业的文章，文章主要的意思是说失业可以增加工人的危机感，工人为了怕失业将会更勤奋的工作，因此是好事。
为了配合改革，中共中央将大学里的各个科系的教学课程作了大幅的更改，特别是对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各科系教材的编改。在我的本科经济学方面，各大学将经济系的课程基本上模仿了美国作了很大的变更。教课书也是直接从美国大学的教科书翻译过来。除了经济学本科外，各大专学院还加设了商学的各学科，包括企业管理、金融管理、保险学等等。这些新设的学科也是从美国照搬了过来。改革的结果使得中国大学的各科系完全能和美国高等教育接轨，美国著名的大学为中国的优秀学生设立了多项奖学金，欢迎这些学子前来受教。
除此之外，中国各大学还邀请了大批美欧的经济学者来中国讲学，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中有最保守的芝加哥学派的祖师爷弗里德曼（Milton
Freidman）。中国当政者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扶植的例子还很多，包括1990年代时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提供的公开讨论的园地。
随着这些改革，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也就输入了大批年青知识份子的头脑中。因为今天美国为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之主，所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套意识形态在赵诚的《言论权是社会公平公正的起码条件》一文中充份的表达出来，根据赵诚的说法，今天哪还有什么帝国主义？若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起来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国家自己不行。我不同意赵诚把帝国主义从地球上消失掉了的论点，也对中共党校有这样的教授感到吃惊；我也对袁伟时对义和团和起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一段历史的铨释，感到荒谬得不可思议，但正是这样的现实正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滋长，在中国整个社会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左派必须支持民主运动
自许为左派的我们必须要支持民主运动，包括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
─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工人罢工自由等等。
右派用批评中共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来表达中共对容讷右派观点的尺度不够宽。他们在高唱的同时，却完全不提中共中央对左派刊物和论点的封杀。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共当局对左派言论的防范和限制要来得更加严厉。几年前《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两份杂志被查禁。最近《中国工人网》以没有缴一千万人民币的登记费为理由而被查封。对资本家来说，一千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要他们花这笔钱来支持一个网站或办一份刊物不算回事。上《中国工人网》的读者多数是工人（还有很多是失业的工人），这些网友如何从他们每月几百人民币的工资抽出来支持他们的网站？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今天在中国要争言论自由，先得拿出钱来
（这一个现实每个国家都一样，但中国所设的门槛特别高），右派的钱多得堆了起来，为工人和农民说话的左派哪里来的钱？
中国经过26年的资本主义改革，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今天是一个两极分化贫富差异极大的社会。中国有几千万的失业大军，在有工作的工人中，很大一部分因为工资太低，和缺乏福利，因此连劳动力再生产都不能维持。靠种地为生的农民的生活也同样的困苦，一亿农民都离开家乡到城市里打工。对今天中国的工农来说，看个病吃点药都算是奢侈，更不要谈生了大病需要住院开刀。小病没钱医变成大病，生了大病就只有在家等死。
在医疗改革中城市多数的工人失去了健康保险，农村的农民失去了合作医疗。在教育改革中，大陆跟台湾一样，各大专学院扩大招生，所以只要付得起学费都可以上大学。一个大学生四年念下来要四、五万人民币，有多少劳动人民可以付得起那么昂贵的学费呢？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就是要供子女上中学都是极为困难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普及农村教育和提高农村知识水平的努力再也不见纵影，以前每一个生产大队都有一间由国家出钱盖的小学，今天这些小学的房子已经年久失修倒塌，老师的工资拖欠不付。除了富有的村子还有小学外，贫穷的村子已经没有小学了。怪不得老百姓要说：“医疗改革让我们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让我们上不起学。改革有什么好呢？”
医疗的商品化没给中国一般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却创造出了个医疗业的市场。华尔街报去年8月有一篇报导说随着中国少部分有钱人的增加，外国的医疗业开已经开始在中国投资。香港的一家医疗公司（China
Healthcare
Holdings）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分公司并在北京开了一家诊所。另外一家美国医疗公司（Chindex
International Inc, Bethesda,
Maryland）在北京和上海各开了一家医院。报导更说，到这些外资私人诊所看病的人不在乎花几千美元，来享受一流的国际医疗水平。这篇文章还登了一张病房的照片，这间舒适的病房看起来更像高级旅馆的房间。（《华尔街报》，2005年8月18日，B-1页）外资的医疗业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当然是因为中国参加WTO时，开放外资进入中国的服务业市场。
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失去了医了保险，但是他们却要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并承受环境污染给他们带来的各种疾病。在延海地区的加工工厂中，断只一类的工伤已经习已为常，因工伤而死亡的事件也不再稀罕。更有大批工人因为工作环境的污染而导致长期的病患。除了大批电子工业（包括台湾的）在大陆投资对电子业工人（跟台湾工人一样）身体上受到毒素的侵害外，中国更从美国进口电子废料。工人从这些电子零件废料中，取出少量有价值的但含高毒素的金属，因此而中毒。根据一篇报导，在广东的一个小城贵榆（音译）里，有十万个人（包括儿童）在没有任何保护下拆除从美国进口的电子零件的废物。
（American Electronic Waste Contaminates China and India, by Terence Chea,
Associated Press, San Francisco, August 17, 2005）
中国建国后不到十年就消除了：疟疾、血吸虫、肺结核、性病各种传染病。但是改革后中国的卫生保健政策与过去驰反道而行，所有的传染病也就又重新出现。1949年前，中国很多的农村的人都患了血吸虫病，到1955年黄河下游还有一千万人染了这个病。但是经过几年全力歼灭血吸虫的努力，到了1958年时就，不再有新的病例出现。但是今天血吸虫病不但又重新出现，而且在扩张。据估计已有九十万人染上了病，而且有三千万人是染病的危险群。（参见《批判与再造》杂志（第26期，2005年12月）。不但旧的已被消除了的传染病在中国复发，而且今天又多了爱滋病和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各种疾病。
像今天这样的社会现实，许多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人员都希望能通过媒体的揭发，来找出原因并追究责任，以便能取得改善，但是中国政府就是不给他（她）们报导的自由。从凌卉在《禁令》一文中所举的例子来看，中共对媒体报导的控制是非常严厉的。而且这样的控制多半是要用掩藏事实的真像来为中共官员推卸责任。中共用各种方法来钳制新闻的报导。陈桂棣与春桃写了《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来揭露安徽农民的悲惨经历和农村干部的专横残。但是《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出版后就被禁止再印了。中国老百姓有权利知道这些现实，对媒体报导的控制只是为了保护无能和失职的官员，这样的作法只会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满。
在被整合到世界资本主义中的中国经济
陈映真在《文明和野蛮的辩证》一文中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生长点的一部分。”这话没错。不但是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根据《经济学人》的一篇报导，中国的GDP的成长对世界GDP的成长的贡献很大，是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加起来的两倍。因为中国出口的廉价商品，使的富有国家可以维持低平稳的物价。因此中国资本的出口，使富有国家可以维持低的利率。中国的低工资吸引了欧、美、日大企业将生产移到中国大陆。将生产移到中国，不但可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可以抑制它们本国的工资上涨，因此提高了利润。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
说，自从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加入世界经济后，世界的劳工供给增加了一倍（其中中国占了一半以上）。劳工供给量增加，而资本量不变是近几年来利润快速增长和工资停滞不前的原因。这位大师把这样的发展称为“有利的供给面的冲激”（positive
supply-side
shock），《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说，这样的发展改变了各富有国家内在国民所得中利润和工资所占的比例。2004年美国上税后的利润在GDP
中所占的比例达七十五年来的新高，同年欧盟国家和日本的利润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则达二十五年来的最高。（《经济学人》2005年7月30日至8月5日，65-67页）。
中国对跨国资本的“有利的冲激”还不只于宏观方面，在微观方面也“有利的冲激”着各大跨国公司。斯丹福大学的一位教授（Robert
Burgelman
）对他的学生（他的“商业策略”这门课的学生都是来自各大公司总裁）说：“1990年代时，对任何生意的经营上的问题，只要说Internet。今天企业面对任何问题，只要说中国。成本太高？搬到中国去生产。收益成长太慢？去中国去扩张。中国成了解决经营问题的万灵丹。”（《华尔街报》，2005
年11月2日）
所以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有很大影响，和对国际资本有很大的贡献不是一个需要争议的问题。问题是中国得到什么？更应该问的是中国的一般人民得到什么？上个月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有一个例子。据香港UBS的一位经济学家Dong
Tao的估计，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在美国一个要卖二十美元，但是中国只拿到三角五分美元。（《纽约时报》2006年2月6日）这三角五分还是加工工厂的老板拿到的，老板要买材料、付房租、留下自己的利润，做娃娃的女工能拿多少工资？她们每天要做多少个娃娃？若是认真的去计算，中国拿到的三角五分还不够去清理因为生产这个娃娃所造成的污染，和补偿工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每日长时间工作在身心上所受到的损伤。中国实际得到的是负数。不仅如此，美国对中国贸易的大量逆差，连这三角五分还多半拿不到钱。中国与美国贸然的顺差都是用买美国政府公债的形式，借给了美国来支付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因此越是“大面积”、“大体积”的生产，中国的劳工付出的越多，中国的资源枯竭的越快，中国的污染问题也就越严重。中国对美国出口顺差越大，中国也就要把更多赚来的外汇借给美国。
怪不得中国当局在看到这样的经济成长所带来的恶果后，最近他们也不得不推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
美国与民主政治
右派一向都极力的推崇美国的民主政治，即使美国出兵攻打占领伊拉克也是为了在那边为阿拉伯国家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模范。但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什么呢？
一位资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对资产阶级民主提出来的一个诠释。熊彼德很诚实地说，民主政治只不过是一个选择候选人的程序，它没有任何重要的内涵。因此选举的结果并不能代表选民的真正利益，选举的结果只是反映了由大众媒体所制造出来的一种同意（manufactured
consensus）。他认为大众媒体在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和它在市场中影响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广告一样。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资产阶级民主，它只不过只是一种手段和一种合法的程序而已，除了虚假的形式外，并没有真正的内涵。
美国布希政府为了进侵伊拉克而编出了伊拉克藏有大量毁灭性武器的谎言，而且故意用馍糊的语言来使美国人民误认伊拉克的恐怖份子与美国的911事件有关。许多有见识的美国人怀疑这个谎言，他们也反对美国去攻打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但是这些反战人士除了上街参加反战的示威游行外，他们在体制内找不到他们的代表，因为民主党也全力支持布希攻打伊拉克。因此就在媒体的炒作下，在大多数人民都被蒙蔽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一个进侵伊拉克的“同意”。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布希的谎言早已经被揭穿，但是民主党的总统后选人凯瑞还是不提出从伊拉克撤军的主张。对美国人民（特别是贫穷的人）来说，这场战争除了死伤和多纳税外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对美国的资产阶级来说，要在世界称霸和保障美国对中东石油的控制，这场战争就非打不行。虽然今天美国大多数人都反对这场战争，但是除了像过去反对越战一样去上街头、去抗议，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他们的“民主”体制内找不到任何代表他们的声音。这就是被右派所推崇的美国民主的真像。
另外，美国要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民主也只过是个幌子。美国要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并没有什么意义。它过一阵子就丢出一句“中国对人权保护的纪录欠佳”的话，无非是要中国没面子。我们只要看看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用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支持了多少个独裁政府
-菲律宾的马可仕，智利的Pinochet，当然也包括台湾的蒋家政权，和南汉的李承晚。美国中央情报局又杀了多少个由人民合法选出来的政府代表
-伊朗的Mohammad
Mossadegh，智利的Allende，厄瓜多尔的Roldos，巴拿马的Torriojos。这些还只是少数的几个例子。美国骨子里最怕的是真正的民主，美国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政权来维护它的利益。它要的是一个给美国资本安定的投资环境。如果没有1989年天安门对群众的镇压，你想能会有大笔大笔的外国资本到中国投资？
直到去年之前，我还以为自己对美国二战后在世界上的各种胡作非为都很清楚了。在2003年回台湾之前，我还在反战的活动中公开演讲，但是去年看到一本书，才让我必须承认我所知道的其实微不足道。
约翰．?金斯（John
Perkins）在《一个经济杀手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by John Perkins,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4）
的书中，坦诚地说出他做美国的经济杀手的历史。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经济杀手这个称呼，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他们是在私人公司工作，但是为美国政府执行任务的一批人
─
他们的任务是：把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发展总署（USAID）以及其它外“援”机构的钱，转到了美国的大型企业帐上和极少数控制世界自然资源的富有家族的口袋里。他们以专家的身份用威胁利诱的各种手段，使落后国家的统治者用借来的钱请美国大公司包工，来建设远超过他们国家需要的大工程，像工业园区、发电厂、飞机场、办公大楼和现代公路等
?金斯在一家名为MAIN的公司工作了九年，在他刚上任时，他的主管说明了他他的任务：“你的工作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去鼓励世界各国的领袖来加入一个与美国商业利益相关连的庞大的体系，最后这些领袖会因为经不住诱惑而把他们的国家带入债务的泥沼，这时我们就能保证他们对美国的忠心。”
?金斯因为内心良心的惩罚，患了严重的忧郁症，1980年时辞去了他的工作。在过去二十年中曾经四次动笔想写这本书，但是都停搁了下来。直到911发生后，他再也承受不了内心良心的惩责，无法再保持沉默，因为他非常清楚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人都如此的深深地痛恨美国。因此决定不顾一切将他替美国在世界各国干的恶事公布于世。这本书在出版后成为畅销书，?金斯本人现今被请在美国各地演讲。（参见《批判与再造》杂志（第十八期，2005年4月）的书评）
有什么人对美国在世界推行民主还抱有幻想的话，不妨去读读这本书，也希望台湾的出版社能出它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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