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不是玩概念，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的目的可以是出于公心，也可以出于私心，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的衡量标准，就是对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剥夺。找“帕累托最优”要到社会公众的口碑中去找。
改革朝“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方向大步滑去？
： 王炼利
又读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众所周知，哈耶克是倡导私有制的，他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从建立健全法治社会的角度，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法治文化是商品经济的文化。只有私有经济真正发展壮大了，商品经济才会发展壮大，只有私有经济真正发展壮大了, 公民才会有维权的需要、维权的意识和维权的行动,法治社会的建立健全也才有基础、才有可能。强调权利的平等公正，是商品经济社会有别于以往社会的最进步的标志。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这样指出：“权利的平等和公正，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社会大厦的基石。”被恩格斯称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的罗马法，就是罗马人规范商品社会市民权利义务的圭臬。那么，中国这几年提倡的“发展私有经济”与这种有利于权利平等公正的私有经济有共同之处吗？不！中国这几年发展的“私有经济”其实是一种伪私有经济，是权力经济。真正的民间经济力量在权力经济挤压下已经难以得到正常健康发展，这样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民间经济”即使能有所发展，对建立中国法治社会不会有建树。
华东地区有一个地级市，巡警每天要到该市小饭馆吃宵夜，没有一家饭店老板肯收这个钱、敢收这个钱。这些小老板如果不希望利益受到更多侵犯，只能采取与有权力者搞好关系的“策略”，尽量去“巴结”有权力者。事实上，各地大多数小有钱财的私有企业者，在千方百计打听有各种审批权的官员的行踪，希望能送得上钱，最起码，希望能有脸面请上一顿饭。在这种国情下，决定了中国的民间经济是软弱的。中国民间经济保护自己的手段是动用一切资源打开权力通道，然后寻求权力庇护。对他们来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不过是一句口号，写不写进宪法与他们没有关系。为了不使自己的财产在神圣的理由下被夺得干干净净，他们在权力层面前是非常安分的。因此，中国的私有经济中的“草根阶层”与英国、法国的私有经济老鼻祖们没法相比。早在1604年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国王这样说：“我们的种种特权和自由皆是我们的权利和应份的遗产。”“这些特权和自由是不能不给我们的，是不能被取消或被损害的，反之对于国王的全局都是明显的祸害……”（引自《大抗辩书》），1789年，法国一个叫做维尔布日的村庄农民对国王递交的陈情书这样说：“居民们指出，他们曾经捐过修路税，但是一条路也没修好”。这就是真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英国商人、法国农民。他们敢向国王直接陈情，不是因为他们 “觉悟高”，而是权力经济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哪朝哪代的农民、商人对皇帝敢这么说话？不是中国农民商人天生奴性，而是权力经济太强大，阻碍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形成，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样的经济基础，就只能造就顺民而不能造就公民。
而中国这几年提倡的“发展私有经济”其实发展的是一种伪私有经济，这种伪私有经济直接对民间私有经济构成威胁，并已经对民间私有经济起了阻碍作用，这种阻碍还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公正规则的形成。根据权威部门调查数据，近几年私营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一个主要原因是大批国有、集体企业通过改制成为私有企业。2001年时，公有制企业改制中“自己是本企业负责人，通过改制买下来”已经占60.6%、在改制企业的资产总量中，业主个人拥有的资产比例占到三分之二，这‘业主’当然包括通过改制买下企业的原公有制企业负责人。截止到2001年12月，中国的私有经济中由公有制改制而来的已经占到私有经济的25%以上。而其资产比例在当时就远远超过25%。与此同时，原政府官员又大量进入从商队伍，他们的开业资本、销售额、纯利润都是平均数的2倍和2倍以上。
“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非常赞同哈耶克！
中国的普通公民不反对改革，曾经非常拥护改革，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才能使执政党的承偌“让大多数人富起来”得以兑现，但是，当他们发现改革竟朝“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的方向大步滑去，他们便对这样的改革提出质疑。
提出质疑，不是想要倒退，不是要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排除摈弃了竞争，使社会资源配置和分配都不能达到优化，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操作方法还是带有相当封建色彩。为了前进，中国必须改革。因此，前进中的改革就应该是用先进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来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生产力，而决不是相反。
一些得势的人以闪电的速度富了，他们为什么得势？如果他们是在起点相对公平的竞争场上得势的，人们并非不能容忍。但他们不是。
一些得势的人以闪电的速度富了，他们的财富从何而来？如果他们是用“创造”财富的方式得来，人们并非不能容忍。但他们不是。他们的财富是“转移”来的，从不得势的、没有得势的人们创造的财富中“转移”得来。转移，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改制”、“旧城改造”。。。。。。只要套上“改”字，得势人就能把别人的财产改到自己名下！
是的，该问一下今天的“富人”， 你们真的是凭自己的才能致富的吗？如果是，你们是所有中国人致富的榜样！想“富”都快想疯了的国人会争先恐后向你们学习！
但是，当第五次人口普查数白底黑字地显示出2000年上海有12.5%的人住的房子与上海56.4%的人住的房子一样多、而这12.5%的人中绝大部分是党政干部、国企干部时，当看到同样白底黑字的沪（1995）767号文件《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建筑面积控制标准》规定了一般职工购买公有住房面积是75平方米，科级85平方米、处级100平方米、副局级120平方米、正局级140平方米时，一个铁定的事实就是，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政府承认靠身份致富是合理合法的！“福利分房”既然140平方到了顶线，那么，就取消“福利”吧，让住房走向“市场”，这样，当老百姓要从口袋掏出钱来达到住房“小康”时，所谓“福利分房”时代最大的得益者已经能把这些房子变成现钱掏进口袋了。这一进和一出，就是身份造成的贫富差异，你穷，往外掏钱你更穷，我富，往里进账我更富。这个“市场化”、这个“改革”对老百姓意味着是双倍的损失，对有权者意味着是双倍的进项——“福利分房”使有些人连子孙都福荫到了，有些人则连本身还未“福利”上，而高喊“取消福利分房”的又有谁不是福利分房的既得利益者？高喊“取消福利分房”的在取消所谓的“福利分房”后又有几个没有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得到好处？
再谈“下岗分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鉴数据，从1995~2003年﹐国有单位职工减少了39.6％﹐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减少了74％﹐而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增加了12％。
同样的时间跨度﹐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增加了59％（从6080亿增加到9694亿）﹐国有单位制造业工资总额减少了38.7％（从1754亿减少到1076亿）﹐而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资总额增加了2.2倍（从555亿增加到1775亿）。
同样的时间跨度﹐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比制造业职工人数增加了34％﹐而工资总额要比制造业增加65％。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工资总额减少了678亿﹐而机关﹑社会团体职工工资总额的增加数是1220亿﹐是国有单位制造业职工“减员”减去工资数的1.8倍。如果以国有制造业减少的工资总额678亿除以国有制造业裁减的职工人数2472万﹐每个裁减人员分摊数是2743元﹐再摊到八个年头﹐平均每年祇不过少为每个裁减人员支付343元﹐而把机关增加的工资总额1220亿除以增加的机关职工人数122万﹐每个增加人员的人均分摊数为十万元﹐平均每人每年1.25万﹗
这是改革？这是倒退！
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对改革的偷梁换柱！
清算这样的改革，就是清算封建主义在今天的顽强进攻！只要全体人民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进攻就可以变为强弩之末！
计划经济本身，不是因为体现了政府之强而可怕，而是因为代表政府管理的个体很难是择优竞争的产物而可怕，这一点，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久远而越来越能清晰地观察到！
既然改革的主动方的众多“个体”是计划经济时的非择优竞争结果，那么，这种改革往往就很容易把计划经济的一些硕果改掉，而把弊端留下，只要这种弊端既利于他们得势、巩固“势”，又利于他们得富。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的话，用来概括改革的二十年历程，并无不当。
“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为此，我们不是反对富人，而是反对那些得势后把我们的财富转移到他们名下的人。请不要把“反对那些得势后把我们的财富转移到他们名下的人”与“反对富人”混在一起混淆视听！请不要把反对这样的“改革”与“反对改革”混在一起混淆视听！
改革不是玩概念，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的目的可以是出于公心，也可以出于私心，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的衡量标准，就是对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剥夺。找“帕累托最优”要到社会公众的口碑中去找。
必须指出，“一个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旗帜鲜明反对的。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提到反对干部特殊化问题。今天重温讲话，竟是这样振聋发聩！“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样大的权力吗？没有啊！现在有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的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好象是理所当然。近来上访人员很多，。。。。。。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反映的许多问题，按照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应该和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对于这些应该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却采取官僚注意的态度，漠不关心，久拖不决，个别人甚至违法乱纪，搞打击报复。。。。。。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
“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
“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的待遇往往比工资还多。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就无法克服。所以，对于实行这个决定（指《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以上是1979年的讲话）
“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党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1980年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这样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
“如果我们的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一千美金，那我们的日子要比他们（指新加坡、香港）要好过得多，比他们两千美金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差距很大，大多数财富是资本家手上。” （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
“我们提倡按劳分配，。。。。。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这样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1980年1月16日讲话）
真不愧是总设计师！料改革中的弊端有如神算，但失算的地方也有，他老人家没有料到21世纪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可以在全球摘冠了。
重温改革的总设计师二十多年前对改革的定调，那么，如果他能清醒健康地活到今天，就不会对今天这样的改革提出质疑吗？因为这样的改革，是“人民受到了损失”、“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共产党面临“没有讲话的权利”的危机！
质疑这样的改革， 不是否认现在的日子比二十年前强多了。但是，强调现在日子比过去强，其现实意义在哪里？难道人民的生活不应该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好日子，这是执政者的责任，而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有权势者在短短十几年间为自己家族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打着基础，这耗费了他们的全部精力。还是引用小平同志八十年代说的话：“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这些有权势者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客观上也起到“让老百姓日子比过去强了”的效果，但是，同志们，老百姓这是在“借光”哪，借有权势者的光，要借光，首先有权势者自己得光源充足，否则有什么光借给你们？不要把老百姓当阿斗，如果连这也看不懂，中华民族整个就是弱智民族了！
现在，根本不是什么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反对改革、而精英坚持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革早已偏离了改革总设计师当初为改革定下的大方向，那就是让一部分“多劳多得”的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这种共同富裕，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根本利益”，而是要有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是的，老百姓就是过日子的人，过日子就是要看眼前利益，你要让他站得高看得远看到长远利益、根本利益，那首先得让老百姓从眼前利益中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你要老百姓为了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那老百姓想知道你又牺牲了多少眼前利益这不过分吧？如果老百姓认定那些让他们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人自己却在这样的改革中拼命捞取利益，他们怎么相信这样的人会给老百姓带来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当年用独轮车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农民是从土地改革的眼前利益、实际利益中才真正相信共产党、才帮助共产党打天下的！如果不给广大农民土地改革的眼前利益和实际利益，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请那些认为弱势群体是改革的反对者的精英们三思！你们今天口口声声要维护的真的是改革大计吗？也许有一些这样的成分，但你们也不要否认，你们也要维护自己从“这样的改革”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你们才是深化改革的阻力，因为改革的深化必定要触动体制改革，必定要触动你们的既得利益！你们用种种动听的词汇、被你们篡改包装的各种“理论”来掩饰你们侵犯人民利益的不合法性，这说明你们其实很是心虚！你们再也不敢理直气壮说：“为人民服务”了，可是新华门大门洞开就是为了告诉人民，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变，而只要新华门不把 “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抹去，人民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
再次请出改革的总设计师、再次聆听改革的总设计师的教导吧：
“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1980年12月25日）
只要中国共产党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相信改革一定会朝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方向深化！
扎根于人民利益的改革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人民期盼这样的改革为时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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