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2005年12月，在“毛泽东旗帜”网站纪念112周年的大会上，魏巍同志发表题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建议》的发言，庄严提出要拿出勇气对改革开放30年进行认真的反思。
在115周年前夕的2008年11月15-16日，由祖国网、和“毛泽东旗帜”网站共同举办的“回顾与展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研讨会由“毛泽东旗帜”网站站长时迈和负责人范景刚主持。祖国网刘海天同志代表主办方向会议致辞。他说，中国将往何处去？世界将往何处去？这些问题无时不在牵动着每一颗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的心。今天，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们大家走到一起，来认真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教训和利弊得失。我们希望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从30年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个前瞻性的展望和指引。
在15日的研讨会上，有以下发言和与会者。
中央党校“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敢明研究员首先发言，他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讲述了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从信奉西方经济学，到逐渐怀疑西方经济学，从而转向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且响亮地提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这个国家走向和谐与美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人类走向大同！”。另外，张敢明同志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更好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建立一个测量基础。张敢明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朋友们认真思考。
首都经贸大学顾凌英教授在发言中回顾了改革前29年我国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优越性，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分配上发生的变化，包括在指导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变化；通过对近年来福布斯富豪榜数字的分析，揭露了近年来我国大量社会财富向私人口袋集中的现象，并指出其结果必然是大量削弱了国家向人民提供的公共消费和积累，削弱广大劳动者的购买力，使国家的经济向着畸形的方向发展。同时，顾教授的发言还分析了我国几千万贫困人口的情况，指出目前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内需消费不足，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克服这一顽疾，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顾教授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制度，广大群众的很多福利是由国家或所在单位无偿提供的（如子女入托、上学，如公费或半公费医疗，如免费分配住房等），这些福利并未包含在职工工资之内。而现在，职工工资的绝对数值可能增加了，但很多福利都没有了，原先无偿享受到的很多服务，需要职工支付有限的工资去购买。这样，顾教授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角度，从而使我们更客观地分析，怎样叫做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或下降，怎样看待群众生活的贫困和富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帆教授发言提出，改革前经济发展的年平均速度是7.4%，改革后30年年平均发展速度是9.8%。怎样看待这两个数字的内涵？改革之后年平均GDP增长9.8%，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资和港台投资经济，也算入了国内经济总量，利润却被人家拿走了。改革后的年平均9.8%的增长，还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代价。这些，是与改革前不可同日而语的。从分配角度来看，改革前年平均7.4%的增长，均为人民群众所享，或者为民族的子孙后代创下积累，而改革后每年9.8%的增长成果，却大多被少数人装进腰包。
张教授指出，评价改革得失成败，除看经济增长之外，还要看社会经济制度是不是变了、怎样变了。张教授指出，改革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然而实践检验的结果并不是这样，改革精英们的实践和他们所做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
北京教育学院李树泉同志在发言中分析了中国储存在美国的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性质。他指出，这笔巨额外汇储备，是以牺牲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代价换来的，而且这1.9万亿中70%购买了美国债券。为了获得这笔巨额外汇储备，中国已成为世界加工厂，外贸依存度已达70%。在这次美国引起的金融危机中，东南沿海的加工厂生产严重过剩，工厂倒闭成潮。在这种机制下，中国的真金白银实体经济损失最大。
江苏南通市委党校陈守礼教授从1999年版《辞海》的若干变化讲起，见微知著地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若干变化。北京大学巩献田教授则分析回顾了改革30年来法学思想领域的若干变化。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果是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劳动创造的。但是，这一巨大成果并未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应有的享用，社会上出现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贪污腐化、工农群众弱势化以及对外经济关系日趋附庸化等严重问题。李老在发言中提出了若干项呼吁，包括坚决捍卫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使我国的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重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恢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恢复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等14条，并且提出正本清原、拨乱反正，坚决果断地恢复党的工人阶级性质，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而全面地捍卫和落实四项基本原则，开辟一个人民当家、政风廉洁、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真正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秋石客发言时讲，对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行总结非常必要，需要认清改革开放的根源、性质、分期和矛盾等问题。他还重点阐述了毛泽东去世后我国政治领域的改革内容，驳斥了那种认为我国的改革仅仅只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政治领域没有实质变化的错误观点。
原中组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张全景同志最后发言。他指出，总结改革开放30年要坚持两点论，既要肯定改革以来的成绩，又不能因成绩而掩盖问题，不能把对改革提出问题的同志说成反对改革；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总结改革30年的经验，不唯上、不唯书；要坚持正确理论的指导，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要正确处理改革前29年和改革后30年的关系，不允许对改革前2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妖魔化。
“毛泽东旗帜”网站站长时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2008年年初，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郑天翔同志就提出要求，让我们抓好改革开放30年的总结反思工作，并要求将研究成果编印成集。“毛泽东旗帜”网站和“毛泽东的人民历史观”课题组曾经召开两次座谈会并展开了专题约稿活动，李成瑞同志专门为约稿活动拟写了参考提纲。这次由祖国网、和“旗帜网”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不是这一系列工作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改革开放30年总结反思工作的起点。这次研讨会上，参与发言的各位都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思想研究成果，这些可以成为我们继续搞好改革开放30年总结反思工作的基础。
时迈指出，关于如何总结认识改革30年，思想理论界恐怕有着不同的声音，会有各种思想之间的斗争。大汉奸马立诚最近又推出《交锋三十年》一书，打着总结改革30年的幌子，大行歪曲造谣之能事，兜售洋奴哲学和汉奸买办思想。我们在总结反思改革30年的过程中，一定会与马立诚之流狭路相逢。
参加15日研讨会的还有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原空军指挥学院政治部主任梅其仪、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杨友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徐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思远、原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中流》杂志社长孙瑞林、网络作家秋实客、老田、郭松民等。
在16日的研讨会上，有以下发言和与会者。
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毕业的老田先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及其前途进行反思和认识。他在发言中指出，在1978-1980年前后，中国完成初级工业化目标后，农业得到的化肥数量急剧增加，土地的生产力急剧上升，自晚明以来中国人均口粮的不足的困境，得以突破。此后，农业资源开始大量转入经济作物的种植，得益于农业产品结构的转型，轻工业原料产出成倍增加，客观上有可能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实现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良性循环，这个时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对于文革派的镇压和对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彻底否定，导致政权在合法性方面的巨大损失。改革的起点首先反应这方面的需要，以经济福利的快速增长来弥补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损失。这就是1979年开始执行的“消费补课”战略的出发点。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之后，由于某种非预见的错失，中国工业化的第二阶段预设目标被放弃，最重要的后果是本土装备工业和自主创新能力被彻底毁坏，国民经济转入依附性发展道路，中国今天的政治、经济困局，都源于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中间的外围国家地位。面对现实，未来的前途需要借鉴毛泽东关于扁平化组织管理的思想措施来解决中国当前的困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研究员发言讲，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问题，如环境的恶化，社会的两极分化，经济的新殖民化。这些问题的产生不少都跟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治权力不受监督约束有关，我们应该坚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就要解决民主的问题。谈到民主，我们要学习的传统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能只是西方一元化的或者就是美国化的，其实，我们国家自身的传统也有值得汲取学习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主化有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比如，刚建国我们就实行了男女同工同酬，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对于民主的理解，我们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人民民主，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传统也是我们应该汲取智慧的来源。当前，民主在我国遭遇到了巨大挑战，按照宪法，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的基础。但是，现在工农成为弱势群体，还有一个新阶层即农民工也是弱势群体，这样如何保证人民民主？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杨思远教授发言时分析了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他指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主流话语不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如今的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六个阶级：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改革开放盲目引进外资的产物）、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由资改派演化而来）、民族资产阶级（一般私人资产阶级，改革开放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产物）、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包括两个阶层：传统城市工人、农民工）和农民阶级（恢复小农经济后使该阶级重新变成一盘散沙，陷于永远的贫困境地）。对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一般私人资产阶级），左翼对此需要认识清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发动颜色革命使其统治合法化的黑暗前景，二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争取人民民主，实现确立劳动者主导地位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波发言时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主流理论的弊病，一味追求产权清晰，破坏了诸多社会福利和工人在企业治理中的参与权和影响力。从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出发，他提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法人的新的理解，基于资本社会化基础上的市场主体，没有股东，可以由主权信贷扶持建立，工人的社会福利和对企业的实际影响力得到切实的保障。这种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整个社会而言能够避免产能过剩的问题。
冼岩先生发言时说我国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大方向是应当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应当对此进行纠偏；我们不能因为要纠偏，就走到要否定市场化的方向上去。
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副教授讲述了她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基础上发展培育新型农业合作社和城乡互助运动的情况，有对于理论认识和思维方法的反思，更加注重在实践中做些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毛立言发言时强调改革开放需要重新认识，应该反思总结，因为改革开始就是在理论还不完善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决定了产生失误差错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接下来他分析了改革的内涵、性质和发展趋势。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专家徐海亮发言时阐述了我国农村灌溉水利体制改革的尝试和尚存问题。他指出，过去的水利体制不仅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是几千年传统农业水利文化的产物，不要以为搬走了计划经济体制就自然而然的迎来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春天。诸如防洪灌溉等水利基本设施实际上是一项公益事业和政府组织行为，不能把它退化为现在的企事业行为，在建设和管理中的变革不能忽视深刻的经济和文化因素。另外，水利问题是和土地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理解土地制度变化，就不会懂得水利兴衰的奥秘。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依然分散，农村水利建设就很难组织化。
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发言说，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正是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是我国清算新自由主义思潮，结束美国话语霸权的战略机遇。当前，要在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清算西方中心论的知识偏见，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有这样的内容。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祝东力研究员发言时首先对老田先生的发言进行了补充，指出改革起点的政治原因还有精英的受伤，对精英的整肃走过了，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进行深入的定性定量分析。之后，他回顾了反思改革的历史，特别指出当前西方遭遇危机，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是我国进行自主调整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危机的大好时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纪苏研究员发言时谈到，2008年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奥运会之后不久，《南方周末》发表樊纲的文章回顾改革开放认为成功了。他在这篇文章里说，刚开始我们的改革是过河，过河的对岸我们都清楚，就是美国。只是当时不能讲，现在可以讲了。这是樊纲在文章中的意思。可是，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就在这之后不久，矿难，溃坝，毒奶粉的事就出来了，紧接着河对岸就出事了。看来，樊纲他们也不能那么得意了，世界大变革的时代来了，中国要走一条什么路？现在有了充足的想象空间，要敢于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了。此时我们应该看到，在一个剧变的时代，理论是落后于现实的，各种理论要有足够的谦虚来面对现实。大家不要用既有的条条框框轻易的对现实得出轻率的结论。改革开放要反思，但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要辨证地看待事物。
新华社某记者发言时说，这三十年改革开放肯定是有很大的成就，同时也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最需要的改革是政治改革，最需要的开放是对内开放。当前我国遇到的经济问题最终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最近发生的出租车罢运问题稍微深入的看一下就知道是利益分配的原因，所以我同意刚才杨老师讲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其实就是一个阶级在剥削另一个阶级。他们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剥夺。股市问题也是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夺。股市就变成冰火两重天，大多数人都认为股市太可怕，而少数人无论怎么样都能获得大量利益。管理层本身就是股市的受益者。资本市场的剥削力度非常可怕，即使是大地主刘文彩也比不了。我很赞同重提阶级斗争。
原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发言时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迷信给我们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间悲剧都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造成的。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炒不成一盘菜的。如果说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有成绩，那也是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辛勤劳动创造的。而诸多的悲剧，恰恰是那些歪嘴的经济学家，贪官污吏和党内走资派等造成的。作为老革命的后代，他对中国社会变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感到无比痛心和愤怒，他强烈谴责这条背叛革命先烈的道路。
郭松民在其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详细阐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起点，深入反思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知识界对于民主的错误认识。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决不是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也不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后进行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是先进行政治改革，后进行经济改革。中国在政治上的改革，应该是从1976年10月开始的。正是在政治上的改革基本完成之后，经济上的改革才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纪念的不应该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应该是改革开放三十二周年。他在文中讲到，看一个政体是不是民主，不能只看形式，而应该看实质，在民主问题上，毛泽东更注重力量对比，更重视实质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民主。正是在实质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时代的体制称为“人民民主体制”。在毛泽东时代，在国家机器内部，实际上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两股互相制衡的力量；在毛泽东时代的权力体制中，还存在大量的“工农干部”，以陈永贵、吴桂贤等为代表，他们不属于官僚派，与“造反派-文革派”也有距离，他们在实际上扮演了体制内工农利益看护者的角色。这是一种制衡的机制，也是一种民主的机制。由于这是一个权力中心监督另一个权力中心，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横向的纠错机制”。在体制外，人民群众则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这种自由并没有任何门槛，民众也不会因为行使这些权利本身而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公有制的制度背景下，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无权解雇员工，群众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并无失去饭碗的顾虑，因此，这些权利对监督本单位的领导特别有效。这种监督由于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因此可以概括为“纵向的纠错机制”。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政治体制完成了从民主化向专制化的改革转变，正是在这一起点上，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并一路走到了今天。
博客中国的主编王飞先生、江苏南通市委党校陈守礼教授和著名网络评论家云淡水暖随后也都做了简短的发言和评论，分别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问题和《辞海》辞条变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方面的问题。
最后主持人范景刚说，在当前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能够促进大家对各种问题的深入认识和思考，对于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要走的道路，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我们大家各自的处境、看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既有的知识等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我们不可能寻求像政治局做决议那样的一致性，只要大家的发言对彼此都有一些积极的启发，那我们这个会就是成功的，就是有意义的。他向大家转达了未能到会的王兮之、仲大军、林治波、韩德强等人对于此次研讨会的祝贺。
参加16日研讨会的还有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李长征同志、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戴建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莫明哲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徐飞教授、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余云辉先生、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员任世泽、《凤凰周刊》编辑玛雅女士、爱国志士杨晓陆先生等人。
附录：下面是部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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