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倾向西方经济学到自觉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08年11月15日上午在“回顾与展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研究员、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敢明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一个隆重而严肃的事。感谢主办方给我第一个发言的机会，向到会的各位高层次领导和学界前辈汇报自己的认识。
一、我大学阶段是学理工科的，喜欢数学，注重逻辑推理。学生阶段就发表过一篇线性规划方面的数学论文。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第一批研究生，又适逢改革开放，人民大学的革命传统和扑面而来的崭新观点一齐感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学习。由于西方经济学在表达形式上更接近于数学和公理化方法，我很自然地倾向于西方经济学。毕业论文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出色，改进和推广了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刚一发表即在国内外产生反响。1982年受到美国罗得岛州立大学合作研究的邀请。以后，该模型被收入高校“经济控制论”类多种版本的教材中。可以说，沿着西方经济学的道路，我有毫无疑问的美妙前途。同时，就生活状况而言，我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有充分理由诚心诚意地拥护改革开放。
二、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来，我有机会随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参加农村改革调研；有机会随同国家建设部参加建筑业改革调研；有机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一批改革的佼佼者同室研讨；有机会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家体改政策研究的近距离参与者。这期间我提出过许多重大政策建议。如全国最早（1982年）提出领导职务竞争上岗，第一个提出住房改革的住宅券办法，主笔全国建筑施工招标投标第一个文件的起草。国家实行保值储蓄期间，作为非主流观点提出下调储蓄存款利率并最终被采纳等。
正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不是书本，正是为了政策研究而不是自我修养，我发觉西方经济学其实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思想体系。它的“因为——所以”、“假定——必有”的推理模式逻辑严谨、形式优美，但缺点是应用起来边界条件苛刻。好比说“假定我中了500万元大奖，我就必然能买美国的高档汽车。”这句话从逻辑上讲一点不错，听起来也很舒服。问题在于，是打算真买，还是说说而已。要真买（结果），就要真中500万元大奖（前提）。前提不存在，买美国高档汽车就是讲故事。
同理，西方经济学论证，通过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市场形成的价格能够逐步接近合理，从而给社会一个调节利益的客观度量，进一步形成资源的最佳配置，社会状况的帕累托最优。闭门思索，这完全对。一接触实际，才醒悟到它是建立在“买卖双方地位平等”前提下的结论。由于实际上人与人的地位并不平等，包括权利不一样，信息不对称，因而市场也就形不成理想中的讨价还价，所达成的“价格”倒很可能是“城下之盟”。
去年出台《劳动合同法》后发生的情况便于说明这一点。本意为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一出台反而伤害了劳动者。譬如《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与一些职工签订无固定期合同，结果很多企业（本来职工的待遇就相对偏低），干脆把既有的职工改成了临时工或派遣工，工资（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压得更低，劳动者权益更没有保障。何以如此？舒圣祥先生07年底的文章（《劳动合同法为何一再伤害劳动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原因在于：劳资双方权利的极度不平等。”
类似的情况使我明白，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不过是一个春天的童话。一般说来，有关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当地位不平等时，市场给出的不仅是一个偏爱资方的扭曲价格，而且双方地位有多么不平等，价格扭曲就有多么严重。由于马太效应（正反馈机制）的存在，市场持续不断地加剧这个扭曲，结果造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又派生出生产过剩、畸形消费和道德困境。严重的社会危机促使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因此，当时德国出现马克思可能是偶然的，但市场经济的世界产生马克思主义肯定是必然的。这也是今天的西方世界，重新出现“马克思热”的原因。
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无可遏止地出现贫富差距的拉大，根本原因也在这里。然而，许多人至今还在迷信市场价格的合理。这是一个严重失误。顺此逻辑，不仅经济差距不合理地拉大，更令人悲苍的是，极其糊涂的价值观和政策研究随之而来。譬如“包二奶是男人有本事的表现”形成“时尚”意识。江苏省建设厅前厅长徐其耀一人包养情妇146个，很看不起那些只包了十几个的。黑龙江省一位人大代表居然提案“卖淫嫖娼合法化”。作为政策研究，“代表”都不想一想，如果这被视为正常，那这个社会里是否就有相应一批数量的男性不得不过非正常生活？又如何从总体上谈社会的和谐与美好？该提案的错误不仅在于观点，而且表明其研判能力实在有限。
形象地说，这正是改革当初始料未及、而今不得不面对的代价。简言之，改革得益于市场，但改革中的许多失误错在过于相信市场，包括过于相信市场给出的价格体系。
道理既是如此明白，为什么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还深信不疑？在我看来，这就如同牛顿对自己机械论的力学体系深信不疑一样，实际是思想方法上的一种局限。在牛顿的思想体系中，需要一个“第一推动”作为前提，而爱因斯坦的思想体系则不需要这个前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超越西方经济学，就如同爱因斯坦的思想体系超越牛顿的思想体系一样，前者放弃了后者思想体系中实际不存在的“理想前提”，解放思想，重新构建了新的、正确的思想体系。
三、在改革开放中很多人越来越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要有一个统筹兼顾的整体框架。我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的社会主义三大基本原则正好作为框架支柱，因而其基本理论科学。但在管理学意义的“应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存在技术性不足。需要补充“测量基础”。因为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看，任何学科从理论走向应用，都需要一个“测量基础”。例如理论力学成为应用力学，就需要有“克•厘米•秒”作为其测量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理论走向应用，自然也不能例外。重读《资本论》，令我瞠目之下十分钦佩马克思的先见之明，原来这是马克思早就在理论研究阶段明确提出，而期待日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应用其经济理论框架时完成的关键课题。
完成这件工作，马克思主义就会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继续顺利前进。但满意地解答这一课题，首先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在正确的方向上解放思想。经过多年艰苦研究，我提出“以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始兴后衰的根本原因在于测量基础的变异”这样一种全新观点，能够很好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难题，给人一通百通之感。相关论文曾获得高层次专家多方好评，在一些党政机关和学术机构进行演讲反响热烈；2003年出版《跨越陷阱之路》，成为河南出版社畅销书。以此内容编写的开放教育教材很受学生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最近撰文夸奖：当前宣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能赢得学生踊跃选修和好评实属难能可贵!
更值得汇报的还在于，根据新的观点，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管理工作的一条基本定理：“三大基本原则是必要条件，严明的评价标准是充分条件”，由此形成《社会主义管理工作的公平竞赛办法》，思路主体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它脱开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而直接依赖“竞争”，形成调节所谓“劳、资关系”的、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新机制。作为一个独特的、“基因”式的模块，它具有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特别便于复制等基本的“生命特征”。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办法，对于搞好公有制基础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管理，预期将有“成本减一半、效益翻一番”的功效。有关这个“办法”的详细内容将另行专题汇报。
总之，改革开放30年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提高，而且是思想认识的升华！如果说，60年前的中国人民开始实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话，那么，作为亲历计划经济30年和市场经济30年的中国人，我们的主张要敢于面向光明，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宣讲：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这个国家走向和谐与美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人类走向大同！ （全文约3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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