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老田先生为“回顾与展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准备的论文，在2008年11月16日上午的会议上做了主题发言，精要地介绍了该文思想。现全文发出，以飨读者。）
重新审视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及其前途——一个政治社会学的观察（讨论稿）
：老田
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初级工业化历程，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战略，不摧毁旧统治阶级及其狭隘利益，农业剩余就不可能转用于工业化事业，所以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革命作为前提。同时，农业剩余是分散掌握在上亿个穷困的小农家庭手里，如果没有一个低成本的联系渠道，无论是通过市场还是政府，由于交易成本（管理成本）过高，有限的农业剩余仍然被消耗在“路上”，所以，需要在高成本的市场和政府之外实现一个低成本的渠道创新，这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农村基层政权扁平化来实现的。在农业剩余集中之后，如何更为高效利用，这是通过最小化管理费用和最大化地利用剩余劳动力来保证的，同时，土地公有制为最小化农地城市化的补偿也做出了贡献。所以，毛泽东时代能够以区区4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就打造一个“初步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
在1978-1980年前后，中国完成初级工业化目标，农业得到的化肥数量急剧增加，土地的生产力急剧上升，自晚明以来中国人均口粮的不足的困境，得以突破。此后，农业资源开始大量转入经济作物的种植，得益于农业产品结构的转型，轻工业原料产出成倍增加，客观上有可能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实现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良性循环，这个时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由于某种非预见的错失，中国工业化的第二阶段预设目标被放弃，最重要的后果是本土装备工业和自主创新能力被彻底毁坏，国民经济转入依附性发展道路，中国今天的政治、经济困局，都源于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中间的外围国家地位。
一、 简要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快速工业化战略
按照保罗·巴兰所总结第三世界的经验来看：“掌握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政府权力的是有产者的联盟，他们不可能制订和执行一套违反其切身利益的措施，不可能制止生产经营中的浪费现象，不可能制止寡头势力的垄断活动、牟取暴利、资金外流和奢侈生活，也不可能减少或放弃用于军队和警察方面的巨额拨款。所以，不发达国家的政府保卫现存的财产权和种种特权，不可能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旧制度的卫道士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建设者，所以，封建地主、工业保守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联盟必须打破。”[1]
在后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依附论学者中间：形成的“广泛的共识是，试图以‘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或‘民族资本主义’、或者最近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注定会失败。因为这些方法所依靠的社会阶级(本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几部分)本身受制于他们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他们也许会倡导‘独立的’或‘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甚至可能走得更远，以至于在一些部门成功地剥夺了外国人的财产（正如卡德拉斯时期的墨西哥以及近期在威拉斯格统治下的秘鲁所做的那样）。但是，只要它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将继续依靠外国资本，因此最终将不得不向外国势力妥协和讨好。”[2]对照文革时期的小学课本对中国统治阶级的判断是发人深省的，课本内容经常以政治口号的方式来宣传党内高层的分歧，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必定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而且，统治阶级的形成过程是分为两大步骤：“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第一步是垄断政治权力排斥工人农民的政治参与，第二步才是剥夺工人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内含的发展顺序是政治权利的剥夺先于经济权利的剥夺。
不夺取旧统治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就不可能把他们从农民手里攫取的剩余用于工业化事业。虽然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虽然穷困，但是他们自己的消费却很少，有多余一半的净产品被以地租、捐税和利息等方式被榨取，巴兰指出：
“几乎在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那些小块土地的大部分并不属于农民所有，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地主那里租来，有些则租自国家。但无论是自有的或租来的，这些小块土地不仅要维持农民家庭的生计，而且要支付地租或税收（或是两者都要付）。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土地还必须承担偿付债务的利息，这些债务或者是为了当初获得土地，或者是在歉收年份或发生意外事件时为了维持生计而承受下来的。在所有不发达国家糊口农民所承担的租金、税收和利息都是很高的。它们通常吸取了农民菲薄的净产品的一半以上。另一吸取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口子是他们被迫面对的不利的贸易条件。他们被各式各样的中间商剥削，把仅有的很少的农产品以低价出售，而按高价购买他们所要买的少量工业品。就这样，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在较小程度上还加上国家，都把农民的农业经济剩余榨取光了。”但是，这些剩余未能支持穷国的工业化，却被无效地消耗掉了：“曾经激起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其它古典经济学家愤怒的这种过度消费仍充斥于落后国家。豪华住宅、奢侈生活、搜取作为财富和地位象征的奇珍异宝、仆从如云、玩乐无度、游山玩水，这些方面占了土地贵族的收入和支出的主要部分。对土地贵族来讲，把收入用于改良土地或购买先进农业工具是毫无吸引力的。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是由传统、生活习惯和地主阶级特有的社会习俗所造成的。然而，它在极大程度上是适应于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的。”[3]
仅仅祛除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还不够，还必须解决如何有效地把农业剩余从分散的小农手里有效地集中起来。通常的市场渠道和科层化的官僚组织，由于交易成本太高和难以扼制官员的自利动机，都无法解决与亿万小农的交易和提取问题。这从国民党在华北建政的失败，和改革后农民沉重负担的兴起中间，就看得就非常清楚。
国民党也曾经希望把政权向下延伸，达到村一级，把国家政权的力量作为乡村秩序构造的一个方面，借以解决各种问题。但是，所有的尝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反而导致更为严重的新问题。美国学者杜赞奇对于国民党在华北建政的失败有一个详细的研究，并与共产党人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做了对比：
“在20世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当国家政权的职能及人民对政权的期望迅速增长，即其增长迅速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之时，对政权建设的要求便会产生与早期政权建设大不相同的一系列问题。”“乡村政权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赢利型经纪代替，村民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的原因不只一个，如地主所有制或帝国主义，如果要将其归纳为一条，就是共产党了解民间疾苦：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整个民国时期的普遍现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终结”“合作化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实现了‘政权建设’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中国的‘开放搞活’又使一些历史弊病重新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将乡村干部视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经纪人。管理机构与集体结构的分离、土地的逐渐私有化以及基层政权的削弱，肯定会造成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失控。”[4]
要从贫困农民那里收集剩余，对管理系统就提出了非常不同的要求，由于需要纳入管理的对象数目极为庞大，同时单个对象所能提供剩余数量却很少，与管理对象数目巨大相联系的管理系统也必定十分巨大，若不能做到管理系统以极低的费用运行，那么，仅仅是管理系统的规模就足以耗尽从农民那里收集起来的有限剩余。换言之，在贫穷的中国农村，有效的管理系统必须实现运行费用远远小于能够收集的剩余数量，而这一点恰恰是国民党及其所依赖那个阶层难以做到的，因此国民党的建政工作不能不归于失败。
温铁军教授认为农村经济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模式来形成制度，因为“交易费用”太高：“无论何种主体，如果直接与亿万小农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都会由于交易对象的数量巨大且分散，而每个交易额又细小，必然出现交易成本高到无法交易的问题。”“总之，覆盖中国70%人口的这种小农经济对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形成的制约是根本性的。”所以，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的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是：“在工业化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这个不可能跨越的历史阶段中，能有效地降低与高度分散而且剩余极少的亿万小农的交易费用，并且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制度，就是有效的。”[5]
毛泽东时代选择的工业化道路，充满的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挂帅，祛除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固然是经典的阶级斗争；而最小化行政费用和最大化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要以建设和维护扁平化组织同时最小化管理者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这往往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压力来保证的，这依然被视为阶级斗争为纲。农业剩余的工业化利用，在毛泽东看来都与阶级斗争紧密相关。
但是，在毛泽东时代进行初级工业化的初始条件中间，由人地关系紧张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关系紧张依然长期存在，为此，共产党人不得不选择以行政管制替代市场价格机制，来提升庞大的底层民众的权益，稳定其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借以实现“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来缓和社会对立，这是新中国扁平化管理的客观依据所在，政府与民众的冲突被最小化了。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充分动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化”设计——由于农业增产目标和简陋交通条件都依托密集投入活劳动去解决，所以，有限的投资品可以更大程度地集中投入重工业。
投资力度如果过小，就不足以推动工业化的顺利进行，这在政治取向完全相反的经济学家中间都有共识。巴兰认为工业化启动必须有一个最低的初速度，罗斯托也认为投资率必须超过10%，这在旧中国都是很难实现的。按照罗森斯坦-罗丹的看法，由于外部性的影响，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投资力度和全面的产业链条，工业化目标就很难实现，纳克斯也主张要均衡增长。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想当然地批评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战略是“轻工业太轻，重工业太重，重工业自我循环。”按照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看法，这种状况其实是初级工业化时期的必然表现。按照纳克斯的看法，穷困的农业经济中间，由于存在消费能力低下和投资不足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市场拉动投资的“正常循环”不可能具备，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过程往往从重工业优先战略开始，从基础工业部门的全面投资出发，进行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过程。按照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看，1950年代其实也不具备投资轻工业的条件，关键就在于农业资源受制于口粮不足的人地关系限制，不得不集中用于粮食生产，长期执行“以粮为纲”的政策。轻工业发展需要相应的原料供应，而农产品供应不足始终是轻工业投资的决定性限制，1952年87％的轻工业原料来自农产品，直到1996年仍然有67％的轻工业原料是农产品。
到了1970年代末期，中国粮食产出已经稳定地超过了全国人口的温饱需要，农业资源开始具备条件大量投入轻工业原料生产，与此同时，重工业优先战略在执行了近三十年之后，已经有了可观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储备，足以配合农业原料的增产潜力实现工业化的第二步扩张过程，这一次扩张将可以是消费品市场启动和轻工业优先的。
二、 毛泽东时代的右翼激进主义与改革意识形态的起点
毛泽东毕生所强调的扁平化管理，直接来源于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管理经验。这一经验较少肯定管理层的权力、利益和地位稳固要求，与科层化管理截然有别，本文称之为扁平化管理，这个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反对管理者垄断权力，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权力和利益。
一切违犯管理层利益要求的变革，都是要受到最强烈反对的，按照企业史家钱德勒的研究：“历史经验表明，除非受到最强大的压力，管理者很少会改变他们日常的惯例和权力地位。因此，创造新组织形式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如何意识到企业面临的紧迫需要和机会，而他们的相应决策就是一个战略问题。于是，钱德勒提出一个战略与结构互动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战略决策导致组织结构变化的过程。战略被定义为‘企业长期基本目标的决定，以及为贯彻这些目标所必需采纳的行动方针和资源分配’。结构则被定义为‘为管理一个企业所采用的组织设计’。基本的假设是结构跟随战略，因而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压力和机会）下所产生的企业扩张战略导致了多部门组织结构的出现？”[6]
对于实现扁平化管理的变革条件，毛泽东后来回顾说：“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7]扁平化管理要让管理层最大限度地放弃与管理职责相关的权力和利益等级，实现权力和利益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这种激进的管理学革命明显不符合管理层的“人的本性”，特别是不符合那些处在管理岗位上的权势人物的“理性选择”，如果没有一个逼不得已的外在情势，此种主张就不可能具备实施条件。这个关于管理层权力和地位的看法，始终是共产党内部分歧的焦点，是历次“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核心主题，从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之前的争执，到1970年代中后期的毛邓论战，核心问题都在于在何种程度上肯定管理者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垄断，如何看待被管理者参与管理事务并监督管理者的问题。
如果说在井冈山时期由于外部有强敌的存在，在实际上压缩了管理层的意愿，强迫他们不情愿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扁平化管理要求并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的话，那么这个外部条件在建国后就不存在了。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对人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8]
正是由于井冈山时期的民主制度的相对有效，管理权力分配相对合理，反而凸显出共产党执政后相关问题的严重性，这个认识落差在文革前夕成为毛泽东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9]
与扁平化管理要求紧密相关，毛泽东时代的白领岗位数量也最小化了，与邓小平和朱镕基时代制造白领阶层或者中产阶级的政策相比，远远不能满足无数热望向上爬的人士的需要。而且，当时的管理和技术岗位的权力和利益，也远远小于纵横比较的水平，甚至，即便是拥有一个这样的岗位，也往往不能免于一定数量的体力劳动。这种管理层利益最小化的“毛泽东激进”政策，不可能不引起潜在和公开的反抗。
如果不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状态去看，就很难解释中国的改革和社会结构演变。反过来，如果不把问题视野扩张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分歧和“路线斗争”。管理关系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管理在全社会的普遍化，不仅囊括了全部社会成员，而且管理关系的定位（扁平化或者科层化）还蕴含了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份额问题。
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制度，管理的普遍化是一个容易扩张的趋势，但是管理组织和管理者并不必然服从功能性的社会分工需要：“因为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国家所有制，劳动手段本身的技术发展都会加速劳动手段与劳动者的分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经营体系也在不断地得到强化和完善。所谓经营体系的完善就是以规章、专业化、资格以及等级制等为主要内容的金字塔型组织——官僚制组织的发展和强化。”“组织本来是为人类服务，为增进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但它却逐步自立，把组织自身的维持和扩大作为目标，反而把组织成员变成自己的手段，甚至把组织外部的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使自身得以膨胀。如果人们不能消灭组织这一现代怪物，惟一的办法则只能是将它作为真正为人类服务的手段加以驯服。为此，首要问题是人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放弃对组织的盲从。”[10]
管理的扩张导致管理岗位的增加和新的中产阶级的兴起，按照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看法，管理社会和白领阶层的兴起具有一致性，但是“这些位居顶层的新人，上层社会一百年演化的结果，在新的科层制度中发挥着作用。这些新的科层根据职务选择了他们，并对他们的特征进行了塑造。”“你经手的钱是别人的，你所整理和移来搬去的纸张文件已经带有别人的印记。你是决策的仆人，权力的助手，管理的奴仆。你比工资劳动者更接近管理，但你作出的决定很少是最后的。”“中层管理者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其上层和下层人们的情况——最高层经理和工头的境况。”“他们遵守命令，善于察觉明确的命令范围以外的危险，竭力不引起别人注意并推卸责任。他们常常感到在其能力和经验之间存在着不相称的状况，并日益认为竞争是没好处的；为了得到极端渴望的尊敬他们常常变得喜欢卖弄学问，小心注意着与同事和公众之间的俗套礼节，他们努力要通过顺从规则来赢得更多的尊敬。他们不无伤感地注视着其办公室的正规的外表并感觉到他们的个人安全已遭受了一些将把他们从其现有的位置上赶走的因素的威胁。”由于没有稳定的地位和名望保障，白领阶层的一个主要心态就是充满着“地位恐慌”感。[11]
如果相对剥夺和地位恐慌是管理层中间一个普遍性的忧虑的话，那么理解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改革过程有一个很好的视角。邓小平和朱镕基的改革，在社会结构方面无疑是迎合了精英阶层的要求，更稳定的权力，更多的利益，更不稳定的地位，这当然满足了一部分的深切渴望和要求，问题在于这个过程的反面和社会影响如何评价，是不是有毛泽东曾经估量和预测的那么严重？
毛泽东对于扁平化管理的执着，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中国一个合适的统治阶级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反过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同一个问题提出的答案是：就像西方国家那个样子。
对于毛泽东而言，一个有利于精英阶层地位稳固和权力利益扩张的政策，注定要以牺牲和侵蚀平民阶层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稳定性作为代价，结果将是整个社会里政治反抗能量的急剧上升，社会有重新陷入周期律的危险。
最开始，毛泽东是把管理层的消极表现视为右倾保守主义加以批评，并试图借助各种群众运动或者整风运动进行矫正，由于他把眼光长期盯在如何通过被管理者的批评舆论去纠正干部的不良管理行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发动群众运动来针对干部群体，毫不顾忌干部群体对此的明显不快，1955年他甚至对身边的人说过：“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搞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12]虽然对共产党的管理层多有不满，但在1950年代，多数情况下还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名目下讲话，敦促官员改进工作方法，但是他逐步认识到这是官员们的结构性行为模式体现的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一种系统的顽固症状，就改而称之为“修正主义”，1963年6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说：“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偶然的、不成系统、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13]管理层长期不变的顽固认识和行为模式，被他定义为修正主义以后，而不再看作是思想作风问题了。
陈晋在毛泽东诗词里有一个发现，自从1959年10月《读报诗》写作之后：“毛泽东觉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掉进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由此产生一种急迫的‘突围’心态。其晚年之作的四类作品，拥有一条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泽东以深沉的命运感和强烈的斗争意志，播撒在‘突围’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绪和情感。”[14]很显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态度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新的变化来自修正主义这一部分，在中国的现实中间“修正主义”和“高薪阶层”都是有特指的——主要部分是共产党干部群体和部分知识精英，对于这个群体产生的不同看法，业已成为毛泽东做出新判断的依据。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主流学者不同，“文革”期间高干子弟组织“联动”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15]，把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转变（特别是对于干部阶层做出不利判断的时间）的时间界线划在1959/1960年，这无疑比把分界线划在1956/1957年之间要准确。
从毛泽东的许多内部讲话看，1956—1958年期间他仍然着眼于维护扁平化管理，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要求，开展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就是从反面提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到了1959年之后这些就很少再提起了，转而大讲反修防修，这说明毛泽东对于管理层的判断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而在这个期间，干部群体的主要消极表现，一是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积极，二是在反右期间打击批评意见（与流行的看法不同，童小溪认为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是对符合共产党需要的左派的一次集中打击，性质是革命后一次不完全的热月反动），三是1958年党阀和学阀结合在报纸上宣传“高产卫星”以满足政绩需要（今天网络上有“铁三角”之说，那时没有经济精英，只有两个方面的消极结合）。毛泽东于1959年所形成的突围心态，实际上是以赫鲁晓夫为模本，把修正主义和社会分层结构中间处于上层地位群体的结构性利益，联系在一起来理解的。既然苏联的高薪阶层是修正主义的基础，出了赫鲁晓夫这么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中国有没有高薪阶层，他们的制度偏好又是如何呢？正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1960年亲自推动写作并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16]，开始了中苏论战的第一个回合。所以，那些高干子弟说拥护1960年前的毛泽东思想，确实更切合这个演变的时间点。
关于扁平化管理的分歧，在共产党高层争论中间的扩大，本身与全能型政权中间管理的全局性地位有关。对毛泽东而言，管理中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的定位，不仅仅被视为一个管理学问题，而且被毛泽东无限拔高到吸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地步。在生产力三因素中间，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强调“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在生产关系三因素中间他更强调“生产中间的人与人关系”首先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他在多次党内会议讲话中间强调：“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17]“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18]
这样，在公有制建立起来之后，毛泽东就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吸收到管理关系中间来看待了。这种思想的表述，始终与他扩张“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的内涵相关，他赋予法权概念以政治维度：“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19]
按照这样来看待问题，关于扁平化管理的分歧就上升为全局性的制度争论，变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这样一个宏观视野，这又和制度赋予人们利益的不同联系起来看待，毛泽东对此非常清晰：“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20]
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制度和利益的满意标准不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时，人们认为他们与胜过他们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优越，其时，他们想到自己不是强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属，然而却自认为是优越的……于是，在寡头统治的国家，民众在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思想指引下起来革命，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而在民主政体的国家，达官显贵起来反叛，因为他们不是相同的人，却只有相同的份额。”[21]按照布劳的观点：“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会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剥夺的一种反应，而右翼造反是由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中等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的相对剥夺的反应。”[22]
社会主义制度越是成功，毛泽东要求的扁平化管理越是得到落实，精英阶层所得特权和利益越是有限，“贵族造反”的冲动就越是强烈。毛泽东于1959年对共产党的权力精英做出了初步判断，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很隐晦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1964年年底提出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初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认定权力精英有着不同于普通工农的独立利益而且是和多数人相对立的。他临终前还汲汲不忘：“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这些系列判断，都是基于共产党内部权力精英的消极表现或者右翼激进主义来说的，预言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的意愿来自共产党内部。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去回顾中苏论战的升级过程，明显有拿赫鲁晓夫当靶子批判企图纠正中国内部的偏差的小算盘——试图在不涉及政权中间的当事人的情况下，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以免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
反过来，社会主义制度越是成功，扁平化管理中间的官民关系越是融洽，平民阶层的政治意愿肯定要相应地低落下去，此时官员群体的右翼激进主义和蜕化过程就得不到自下而上的有效抑制和监督，这两个方面共同加深了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他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讲话中间说：“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23]从这个意义上看，挂在毛泽东名下的个人崇拜和挂在刘少奇名下的“驯服工具论”，有着同一个现实依据——平民阶层在政治上的保守化，驯服工具部分源于平民的“个人崇拜”平均分布于自毛泽东以下各级干部身上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扁平化管理在全社会实施，这就开始指向一种扁平化社会建设模式，很明显，这种扁平化社会抬高了底层工农劳动者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却导致中上层面临着较为明显的“相对剥夺”，结果诱发了较为强烈的右翼激进主义情绪，这被毛泽东视为新制度的威胁力量。考虑到右翼激进主义的逐步高涨和平民阶层的政治保守化，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的可能就很明显了，文革发动前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24]
就社会冲突的程度和分化的比例而言，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利用“五普”资料，按照经济资产、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三个指标，得出中国社会是一个“倒丁字形”结构的结论，接近于那个百分之五对百分之九十五的分层判断，并认为中国存在明显的“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因社会阶层差异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内容罢了。解放前，它表现为大土地所有者与失地或很少土地农民的矛盾。解放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表现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各群体间的批判和斗争。”“有人以为当时的结构紧张完全是最高领导个人的‘阶级斗争’政策造成的，其实不然。个人政策会加剧或缓和形势，但是，社会结构不是个人政策能够创造的。面对当时巨大差异的社会，毛泽东曾采用政治上提高贫下中农、体力工人地位的政策，试图以此缓和结构紧张。其基本政策取向是向丁字型结构的底层倾斜，结果是缓和了大众的情绪，甚至唤起了大众普遍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却造成了中层和上层群体的重大挫伤。”[25]
李强教授肯定了毛泽东看问题的视野，但是却把这归结为毛泽东的特殊作为方式所引发的，比较一下东欧国家的状况可以得出更为全面的看法，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毛泽东的激进试验，甚至社会结构也优于中国，起码不是“倒丁字形”结构那么紧张，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同样情绪也依然不弱：“白领工人中存在广泛的相对剥夺感和地位紧张感，这是由于他们在对直接生产类型予以积极评价的社会等级中处于不确定位置所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制造出一种中产阶级是新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的政治气氛。”[26]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只是从前人未曾尝试过的方向上着手，把问题更为清晰到地暴露出来，没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
毛泽东时代的扁平化管理对于管理层利益和权力的否定，明显有助于右翼激进主义的增长，右翼激进主义在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民间对法权敏感和向上流动的强烈愿望，一个是权力精英过度肯定自己的权势和利益，以至于解脱自己的公共责任和受监督地位。改革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相对剥夺和地位恐慌的简单颠倒。文革显然加剧了右翼激进主义，并使得右翼激进主义得到了一种组织上的整合与统一。
“改革欣快症”在各种媒体中间大量出现，还与邓小平时代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开放相关，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复杂化，带来大量的白领岗位，许多人在这时实现了向上爬的热望。一个新的受益者群体，在数量上和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扩张，这些人把他们自身的感受模式化，包装成为普遍利益和普世价值。这个中产阶级扩张的过程，在其反面就是一个是底层承担的权力压迫和利益剥夺的同步增长过程，到1990年代中后期在农村地区首先以一种极具危险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到处都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农民告诉来访的前任总书记“我们现在只缺陈胜吴广”。
三、 中国依附性发展道路与特权消费社会的锁定过程
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对于文革派的镇压和对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彻底否定，导致政权在合法性方面的巨大损失。改革的政治起点首先反应政治合法性方面的需要，是要以经济福利的快速增长来弥补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损失。这就是1979年开始执行的“消费补课”战略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主要是以压缩国企投资为主的，目的是要降低“积累率”实现“消费补课”，主要政策措施就是压缩大中型国企的投资：
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主要措施之一是：“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使之与钢材、水泥、木材、设备和资金的供应可能相适应。国家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资由457亿元调整为360亿元，加上利用外汇贷款安排的基建投资，总规模为400亿元，保持上年的实际水平。全国在建的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要砍到1,000个。地方小型项目现有11万个，要大大削减，狠狠地砍一批。”[27]
对乡镇企业进行的政策倾斜支持和压缩国企投资的“整顿”政策同时实施，在中国的工业化的时间坐标上，恰处于中国工业化第一阶段结束之后的一个工业快速扩张时期，是作为第一阶段“重工业优先”政策的“必然政策后果”而出现的，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在工业化第二阶段必然促进工农业高涨的“当然”体现。这个时期的乡镇企业高涨过程，按照当时企业界的认识，一方面固然是挤占了国企的应得资源；同时，由于乡镇企业筹资能力差，不足以支持当时相对先进的技术装备需要，只能是改而“求其次”投入廉价的过时装备甚至是被国企淘汰的二手设备，由于乡镇企业的投入总规模不小，在宏观上就导致工业生产资料存量的结构性“劣化”，挤占了相对优质产品的应得资源。所以，在企业界人士看来，这是出现在中国工业化战略的晚期扩张期间一个“相对坏”的选择――所以被称为捆起老虎放开猴。这在资源分配方面，是鼓励了淘汰技术的投资却同时压缩了已有技术积累的正常装备过程。
与国企相比，乡镇企业之技术落后和投资不足，可以从林毅夫先生收集的数据中间得到很好理解：“以1986年为例，全国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为7510元，同年乡镇企业的同一指标为1709元，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4。”[28]以此而论，乡镇企业的膨胀过程，实际上意味着“低技术装备”在工业生产中间的份额上升，在资源分配上则意味着“劣质装备驱逐优质设备”的替代关系，是资源优先流入落后技术领域。在最终产品方面，显然也意味着资源更多地分配给低技术产品，从1978年至1987年，乡镇企业中间的工业部门产值就由385.3亿元急剧增加到3243.9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从8.7%上升到26.7%，在短短的十年间，乡镇企业生产的低技术产品比重，在全部工业品中间的比重就上升了18个百分点。[29]正是与乡镇企业兴起同步，中国的消费品市场上“假冒伪劣”现象，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痼疾。
当时政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政策选择，也是有着很特殊的考量：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到一九八五年，社队企业的总产值占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要由现在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一半以上。”“遵照国务院指示，农林部代拟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以下简称《十八条》）。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修改，一九七九年七月三日国务院以国发〔1979〕170号文将《十八条》正式颁发各地试行。”十八条的主要内容是在宏观压缩国企投资的大背景下，采取各种政策优惠扶持社队企业（1984年开始改称“乡镇企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倾斜性的产业政策，优惠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资金扶持，还包括税收减免。“地方各级政府应尽可能从机动财力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扶持社队企业；国家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资，用于穷社穷队办企业的，一般不得少于一半；农业银行每年要从农业贷款中，拨出一定数量的低息贷款，扶持社队企业，其中用于购买设备的，一般三年至五年还清。”“明确规定国家对社队企业实行低税、免税政策。社队企业所得税率按现行的20%的比例税率征收。小铁矿、小煤窑、小电站、小水泥，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三年。其他新办企业在开办初期纳税有困难的，可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二年至三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队企业免征所得税五年。灾区社队企业从事自救性生产，可在一定期限内减征和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于驰前等，第三章第一节）与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反，国企在1983年实现“第一步利改税”之后，所得税税率仍然高达55%。
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定下的政策目标，至1986年超额实现了。这一年“乡镇企业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总产值达到3540.9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合计增加到3472.1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15.3%，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30]
消费补课的理念来源于投资品和消费品可以相互替代的看法，这与毛泽东时代经济运行的实际并不相符，主要原因在于由于轻工业和消费品范围尚未发展到与投资品互争物资的较高水平，而是处于两个相对独立的循环系统各自运行。但是，错误的决策认识，导致压缩投资政策的出台，试图以此启动消费并快速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福利，1979年的粮食提价和工资增加，都是源于合法性需要。这一次压缩投资的行为，在实际上降低了把积累的技术和重工业能力投入实际生产的努力。由于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后期，导致乡镇工业的攫取和本土技术的萎缩。此后开启的却是一个引进海外技术的过程，按照韩德强的看法是“洋重复”挤垮“土重复”的过程。从事后的回顾看，这是中国农轻重产业循环链条断开，丧失自主创新能力的第一步。
到了1980年代中期，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把中国轻工业技术和装备的来源，定位于第一世界国家的技术，以便于实现消费品快速升级换代。根据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显示，在1985-1995的10年间，在中国工业设备中进口设备的比重从17.9%迅速上升到47.1%。[31]与此相关，国产装备行业丧失了自己的市场，不得不在生存边缘线附近挣扎求生，重工业优先时代的技术积累被无情地浪费了，自主创新能力的下降，与技术对外依赖是同步增长的，丧失技术追赶能力的中国，在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时，其地位就不可能不是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个记者曾经大声疾呼：“面对机械工业日益萎缩、水平降低的现状，专家们指出，如果听任这种弱化势头继续下去，我国机械工业将会陷入从研制退回到仿造，从仿造退回到组装，从组装退回到进口，从制造业退到修理业的境地。”这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的第二个关键步骤。[32]
与中国本土技术创新能力萎缩相始终，在产品市场方面，也出现了重要改变。落后技术装备起来的乡镇企业的兴起，夺取了低端消费品市场，武汉汉正街的兴起就是这一低技术产品扩张同时占领低端消费品市场的过程。同时，引进技术或者直接进口消费品的增加，占领了国内的高端消费品市场。这带来直接生产者地位的急剧衰落，由于国企市场在高端和低端都受到挤压，从市场价格中间所能得到的价值补偿水平下降，继续维持国企工人的稳定就业和有保障的福利地位，在经济上就成为自杀行为，在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用工条件，都是不考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在市场受到很大挤压的情况下，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从1985年到1995年，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已经由1985年的36%下降到1995年的24%，各项企业盈利指标急剧下降到不足原来的1/3（资产利税率由19.4%下降到6.4%，销售利润率由11.9%下降到3.1%）。虽然国有企业效益仍然好于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但是不公平的税负也对国企工人地位提出挑战，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1995年的税收贡献和利润两项加起来计算，以“利税比重/工业产值比重”作为考察指标来评判企业的赢利能力，则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指数为175.27（三种企业的平均盈利指数为100），三资企业为64.61，乡镇企业为85.06；从利税的绝对数对比看，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利润数量都是略大于税收，而国有企业的税收数量是利润数量的3.85倍。这样一来，继续坚持国企用工条件成为不合理的，劳动力雇佣化的经济压力（来自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逐步上升，是朱镕基任上执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政策的基础，这是理解1990年代就业制度改革和“雇佣化”水平急剧上升的关键。不是乡镇企业和私企的工人地位上升，而是国企工人地位的下降到私企水平，导致国内工业劳动者的“农民工化”。
国际大循环战略，参考的是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但是没有考虑中国巨大规模与市场时机的不一致。四小龙的劳动力数量与中国相比是不同的，而且，四小龙兴起过程中间是一个发达国家主动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过程。而中国却是在世界市场相对稳定时期，强行以政府意愿来挤入一个均衡市场，恶化了供求关系，第一世界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得到的资源份额上升，第三世界国家的份额下降，就是中国的依附性发展战略选择密切相关的。中国纺织业的过度膨胀和离奇衰落，就非常鲜明地展示了这一点，1997年的“砸锭”与下岗政策，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高档消费品生产，在外围国家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这是选择依附性发展道路的必要性所在，似乎对于“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而言，这是一种必然：“由于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余连续增长是体系的一种动力要求，因为它构成再生产资本的主要积累来源。再生产资本能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就业。然而，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收入被中心过分地榨取也是这方面的浪费。国家过分膨胀也造成这样的浪费。而国家的膨胀也主要是由体系的缺陷引起的。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的不协调而加剧。发达国家日益和特权消费社会相结合。这些国家由于其动力的向心性质，除了施加种种限制之外，还阻碍着外围向外发展。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已有。……剩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结构现象。此外，它也是一种动力现象。”[33]在列强已经建立起稳固的控制权的地球上，外围地区的发展道路上始终存在着与此相关的困难和障碍，这个障碍还往往会表现为受到外部利益支持和加强的内部既得利益群体的狭隘利益需要，这往往是国内发展战略选择中间的一个困难，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道路就有着第一世界的力量和利益起作用的原因在内。考虑到需要最小化外部消极影响，萨米尔·阿明明确主张外围国家选择“脱钩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对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设计中间，要求建设一种国内农轻重各次产业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物质循环关系：“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34]但是，改革后有些教授希望撤销国内各次产业之间的良性支持关系，搞“国际大循环”——把中国的轻工业和农业与海外的装备工业实现对接起来，以期快速实现现代化。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我国的工业化的优先目标原本是国家安全和民众福利的提升，到今天这两个目标仍然是看不到解决前景的严重问题，唯一的成就是快速把精英阶层的消费水平提升到发达国家的程度，出现明显的特权消费社会取向和最严重的拉美化趋势。
对照一下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对张平化的告诫，就十分发人深省。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35]
看起来毛泽东时代的“脱钩发展”战略，在内部是最小化统治阶级的力量和再形成速度，拉长了统治阶级的再组织和整体化过程，导致美国所期望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在国内相对孤立。同时，也使得中心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未能加强中国内地统治阶级的力量和地位、合法性，从而让中国有可能导致来自第一世界的意识形态资源——普世价值贬值，而今天来自第一世界的意识形态输入，明显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放弃以生产条件改善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战略，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看起来是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理性选择。按照瑟尔索·福塔多的观点：“虽然工人的消费支出与投资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民主的基础，但这一相互促进关系在边缘国家不存在，因为大众消费需求并不像在中心国家那样构成本地产品的重要市场出路。联系到杜森伯里的“示范效应”，福塔多还认为，构成拉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主要市场出路的中高收入群体，在消费标准方面往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类似，并且模仿其消费方法和模式。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进口技术具有向资金密集型生产发展的倾向。工业增长逐渐具有资本因素越来越重要的特征，从而加剧了收入的集中，限制了资本向其他经济部门的扩散，并且导致大部分人口的边缘化。”“在巴西，外国投资者与国内‘寡头’在使大部分人口边缘化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因为工薪阶层和其他人的大众消费需求并不是其重要的市场出路，统治集团的利益只是把工资压低。”[36]
四、 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放弃自主技术创新部门走向依附性发展道路，主因乃在于“特权消费社会”建设的需要。正是从参与所谓的国际大循环开始，中国进入全球分工商品链的低端，在所得增值份额最小化的同时，却伴随着一个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就业膨胀的过程。第一世界的垄断资本，在新兴产业领域拥有技术垄断地位，在常规产品行业则通过控制品牌和市场环节，进而控制商品链增值的大部分，从而决定了全球资源分配格局和中国有限的可分配资源大量外流的现实。而代表中国统治阶级发言的龙永图先生则完全认同中国的外围国家地位，安于处在商品链和价值链低端的地位，他不止一次发言说中国不需要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
与中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全球分工地位相适应，中国的劳动者分享的国民收入份额在稳定地下降。由于就业稳定性下降和工资水平下降，导致国民经济体系的严重不平衡，居民消费比例从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目前这一趋势仍然在持续。在这个表现的反面，是中国经济对于出口市场的依赖和外贸依存度的上升，出口依存率从1984年的8.1%上升到1995年的20.5%，到2006年已经上升到37.1%。[37]
在劳工收入下降和内部消费萎缩的背后，是权力与资本的紧密同盟关系。改革被一些人称为“放权让利”的改革，这实际上是由中央政府强行给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的压力，导致各地对于投资无止境的渴求。由于缺乏中央政府掌握的财政、税收、货币、利率等权力，地方政府通常的选择降低企业应承担的补偿成本来谈判，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以及各地政府纵容环境生态方面的低补偿，都是现实政治安排的逻辑后果。这个状况恰好与官员本人的行为动机相一致，按照美国学者尼斯坎南的看法，机构预算（也就是定期拨款或者资助）乃是高层官员的核心焦点。更多的预算在几个方面增加了他们的福利，可能成为官员动机的几个变量是，工资、办公的额外补贴、公众声望、权力、任免权和机构产出……所有这些都是官僚任期内机构总预算的积极职能……官僚的效用不一定深深地依赖随预算而增加的每一个变量，但它一定与机构规模积极而持续地相关着。[38]
由于地方政府和部门利益的膨胀和固定化，生产了一种让“改革不可逆转”的动力机制，地方政权的招商引资热情与预算利益紧密相关，结果导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财政改革使各部门突然有了收益权；从收益权就开始转成财产占有权，因为收益权来自于对财产的实际占有。于是，就开始出现了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现象导致了后期的部门垄断资本形成。现在所谓的‘块块之争、条块之争’皆起源于此。每一个条条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就有部门之间出于利益，在决策上反映不同意见，进而再让人大通过部门为自己起草立法并予以合法化的情况。这就使部门利益已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了。”“部门垄断资本形成也是中央调控失灵、‘设租寻租’型政治腐败泛滥。陡然加大制度变迁成本的直接原因，只是人们对此无可奈何罢了。”[39]
各地方政府本级的财政收入最大化，往往是一个官员特别是“一把手”追求的紧要目标。仇和宿迁任上的医院私有化，在两个方面扩大了他本人任上“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一是通过出售医院的存量资产可以一次性获得若干财政收入，二是节约原先按照规定要拨付给各个医院的“事业费”（私有化的医院不可能继续获得财政补助）。无论仇和本人对于医疗市场化是持赞成还是反对态度，仅仅从预算最大化的冲动出发，他都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去选择医院私有化。
基于预算最大化需要，会产生过分强烈的培养税源、扩大税基的招商引资冲动，在这样的冲动之下，中央政府的一切政策和立法设计都将被置之脑后，形成一种极度的亲资本的政策环境。由于各地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热情过高，中国市场上有赢利潜力的投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各地政府扩张税源的欲望需要，也注定要超过海内外商人的投资意愿总和。这样一来，招商引资事业方面就肯定会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由此必然会引发“恶性竞争”，政府作为政策和法令的执行者，能够吸引投资者的就是给出的各种扶持措施，不外乎税收优惠，环境政策宽松，对劳动保护的要求降低等等。所以，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资上的热情“竞争”，最终转化为作为政策和法令执行者而出台“枉法优惠政策”的比赛，不仅仅说不到关注产业政策，更谈不上环境保护考虑，甚至，连工人的福利和劳动保护条件都在考虑之外，最后，各种税收优惠措施也都在法外施行。换言之，由于地方政府过于关注本地税源需要，已经不可能关注中央政府的任何政策调节措施乃至法令了。
医疗和教育市场化过程中间，固然有朱镕基再造中产阶级的考虑，同时也存在着垄断部门谋利动机的推动和对于政策的选择，这一改革在本质上是开启了利用信息优势和垄断地位参加市场价格形成的博弈过程，以恶化多数人口的福利条件为代价，最大化本部门的利益和从业人员的收益。福利市场化的结果，劳动阶层在相对收入急剧下降的过程中间，维持生存需要的开支数量却大大地提高了。权力和优势地位参加价格博弈，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严厉禁止的，这也有保护弱势群体生存利益的政策效果。
在中国，改革也常常被人总结为“打左灯向右转”，看起来，放权让利的改革本身就足以使得政府的行为模式转向极端的亲资本方向，鼓励一种漠视劳动者的利益的基层权力运用方式的制度化。坠入底层的人数越来越多，日益包括更多的小资和白领阶层了，有限的可分配资源的更大份额日益集中于越来越小的上层，其中相当部分还通过国际分工转移到第一世界，更导致国内社会关系的紧张程度，由于受排斥的阶层已经开始包括小资白领的大多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就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朱镕基任上的住房产业化政策，最终损害到那个小小的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后来的大学扩招，则恶化了中高层就业的竞争和薪资条件。主流经济学家在网络上的声望下降，网络舆论极端化主要是与这两个过程相关的，实际上是改革利益分配相关的。
五、 一个小结
在改革年代，管理层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成熟的、基于相对剥夺而形成的右翼激进主义开始得到部分满足，一个日益扩张的管理层在稳定地持有权力和既得利益，他们的地位恐慌感得到了照顾，但是多数人不得不承受一个容易体现出其压制性的权力，还附加了一个日益感受到不公平剥夺的经济处境和雇佣条件。
一方面是改革避开了权力和责任最需要变革的精英阶层，日益肯定他们的稳固地位和既得利益，同时却毫不留情地最大化地牺牲平民阶层的权力和利益。上层的满意和底层的不满意，就像是一个跷跷板一样存在着明显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一个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相互支持的“铁三角”，与这个铁三角的力量增长相对应。过度肯定精英阶层的利益和意愿，中国就无法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而且各种不和谐的因素和力量，却日益被制度化了。
看起来，毛泽东执着于扁平化管理而来的扁平化社会的要求，与中国的可分配资源数量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第一世界国家由于可分配资源较为充裕，在满足了以科层化组织来管理社会并满足白领阶层权力利益要求之后，仍然留有一定的资源份额去维持底层民众的生产和生存条件，在后果也能够实现最小化受排斥阶层的人数，这是其社会结构呈现纺锤型的关键。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按照目前的过度开放模式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只能是一个外围国家地位。而在这样的国家中间，不可能复制中心国家的社会结构，按照李民骐的看法：
“世界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的阶级结构反映了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无产阶级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各劳动阶级整体的谈判能力也越高，并有能力获取较多的剩余。在世界体系中，这些国家的工人拥有较高的工资，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多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低工资国家，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少的市场价值。”“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在阶级结构方面的差别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确定的功能。正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并且在这些国家的农村还保留着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这些国家才能够为世界体系提供大量的低工资的劳动力，并在无数条全球商品链中生产出巨大的剩余。这些剩余进而集中到中心国家，并使中心国家的工人有可能得到较高的工资。”“从这个角度说，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各自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不是比较‘落后’、比较‘传统’的；中心国家的阶级结构也不是比较‘先进’的。没有了‘落后’的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中心国家的‘先进’的阶级结构也无从存在。”“在现有的世界体系的范围内，中国能够上升到更高的等级地位并使自己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吗？”“问题同样在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如果中国的工人普遍拥有半外围国家的工资水平，整个半外围国家集团的工人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份额将比现在翻一番还多。这将极大地缩小世界资本家阶级所能占有的剩余份额，并导致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危机。”[40]
恰恰是由于中国参加国际分工，承接了不合理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再加上国内劳动者的“农民工化”，结果产生了一个规模很大同时地位却格外低的下层阶级：
“一些学者以西方国家为例，认为以知识份子、管理人员为主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工人阶级已经萎缩，社会结构已经从金字塔型转向纺锤型。……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人数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电脑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生产工具改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二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随着资本的转移，传统工业已经从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迁移到‘边缘’地带。但也正是这两条理由，使中国的传统产业工人大军还将长期维持下去。中国正努力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充当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吸引外资的‘优势’正是劳动力的廉价，这就决定了正源源而来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重点不会是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因此奢谈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消失，不免过于性急。”[41]
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对于管理层的权力利益要求，也是要跟这个国家的现实联系来看待的。知识精英和管理层对于权力和地位的看法，最终也要用他们对平民阶层的最低利益的肯定程度来评定：
“至于管理人员是不是属于工人阶级，也是一个需要正视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原来计划体制下，管理阶层通过国家政权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工人阶级主人翁’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这个阶层手里，这个阶层也以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自居，当然自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果这批工人阶级‘公仆’在得不到工人阶级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一部分人蜕变为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新阶级’时，他们到底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还是对立物？90年代末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不能不使人对此进行严肃的思考。”“在中国发生市场经济转型后，新的私有制生产关系已经形成，原来的公有制经济也发生了许多本质的变化。高级经理人员，在生产体系中仍然处于领导、支配地位，但是现在这种支配权力是资本所授予，运作目标是实现资本的收益，他们的高薪之中也分享了资本的利润，他们是“总体资本”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欧美和日本，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不能成为工会会员的。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和不断增长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的钱包。他们和广大工人之间不断扩大的工资福利差距正在形成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一个少数富裕的精英制的主流社会和一个越来越多贫困者、失业者组成的被排斥的边缘社会。”[42]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真的是民主的支柱力量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外围国家而言，中产阶级按照发达国家现实而要求去肯定自身的权力利益要求，则必定会产生对于平民阶层的最低利益要求的排斥。这样，第三世界国家的中产阶级就不仅不是一股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力量，而是一个充满着法西斯倾向——不能兼容多数人的最低利益从而成为一种制造激化社会矛盾的力量。而知识精英是否属于工人阶级，也与此密切相关，管理层对于自身权力和地位的看法，隐含了权力异化是否超越一个社会所能容纳的程度，这注定要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中间的关键问题。
由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得到更好的揭示。毛泽东经常在国家和政治领域使用“国体”（国家的阶级实质，即到底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还是为被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和“政体”（这意味着政府的组织模式，或者阶级利益的实现方式）两个概念，共产党高层的长期分歧，从井冈山到文革时期都相当一致——集中于扁平化管理的落实方面。由于扁平化管理模式是革命时期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被归结为“革命路线”，又由于毛泽东长期在党内坚持这一方式，在建国后受到官员群体的大多数的反对，因此这样“革命路线”在文革时期被加上了一个前缀“毛主席革命路线”。
由于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材料，已经有条件对共产党内部的持久分歧进行检验，新中国的工业化里程、拉美的依附型发展道路、苏东巨变和中国改革后的利益格局变动，都是可以利用的新材料。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如果加入全球经济体系，除了依附型道路和地位之外，还有无可能奋斗到中心国家的地位？如果中国终究不能中心国家化，那么，中国的管理层（当时称为“当权派”）拒绝接受与中国第三世界地位相对应的较少权力和利益——这意味着扁平化管理，还是不是毛泽东所预言的是中国社会陷入阶级利益冲突和不稳定的关键？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就需要预先加以防范和应对，毛泽东认为应对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平民阶层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的提升，这个是不是还切合今天中国的实际？宣称毛泽东思想过时或者极左，说不恰当地高估阶级斗争，都需要一个决定性证据：就是中国到底是否能够实现纺锤型社会结构转型以缓和阶级对立，没有这一关键证据，任何抄袭西方理论所作的判断，都将是无本之木。
二○○八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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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保罗·A·巴兰《论关于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摘引自《西方经济学名著精览》，梁小民，姚开建主编，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出版第70-74页，原载据英国《曼彻斯特学报》1952年l月号，彭城撰
[2](美)C·P·欧曼，G·韦格纳拉加著 吴正章等译《战后发展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3]（美）保罗·A·巴兰著 蔡中兴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5-256页
[4]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2-186页
[5]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革》三联书店2005年，第11、21页
[6]路风：从结构到组织能力――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该文是钱德勒著作《战略与结构》一书的中文版序言。
[7]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
[8]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引自马社香《前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9]同上书，第156-157
[10]（日）三户公著李爱文译《管理学与现代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18页
[11]（美）C·赖特·米尔斯著杨小东等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8、102页
[12]何载：《怀念与回忆——教诲与思考》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13]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81页
[14]陈晋：“‘突围’心路——毛泽东晚年诗词辨析”，《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1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6]1959年10月毛泽东读报诗中间有这样的句子：“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今入大同。”后来的中苏论战中间，“九评苏共公开信”的文章严厉批判苏共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论断。
[17]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
[18]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0-60卷
[19]同上
[2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308页
[21]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转引自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22]（美）彼德·布劳著孙非张黎勤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279页
[23]《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第122页
[24]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三十四章
[25]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6]帕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层》（张展编译），载李路路、孙志祥主编：《透视不平等：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8-269页
[27]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当代中国出版社、湖南远景图像出版社电子版图书，第十五章第二节
[28]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二版，第199页
[29]于驰前等主编：《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代中国出版社、湖南远景图像出版社电子版图书，附录二表格
[30]于驰前等主编：《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代中国出版社、湖南远景图像出版社电子版图书，第五章第二节
[31]《中国经济年鉴-1997》，第682页
[32]程远：《谁来装备中国》，载《经济日报》1997年2月12日
[33]（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0页
[3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35]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36](美)C·P·欧曼，G·韦格纳拉加著 吴正章等译《战后发展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第123-124页
[37]刘日新：《中国通货膨胀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第130-131页表格数字
[38]许云霄：《公共选择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39]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革》三联书店2005年，第17页
[40]李民骐：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社会结构，载《》网站
[41]戴建中：《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载《批判与再造》第七期
[42]戴建中：《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载《批判与再造》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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