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沙龙简讯
主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嘉宾:郭松民、高海明、徐亮
时间: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
地点:书社(海淀区苏州街18号院1号楼长远天地C座1单元901室,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书社
网站:http://www.wyzxsx.com
11月23日下午,邀请了郭松民、徐亮和高海明三位老朋友参加了会员沙龙活动。他们各自做了发言,摘要如下:
高海明对当今主流舆论心口不一、社会风气败坏和贫富分化拉大进行了强烈谴责。他谈到,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旗帜改弦更张,丢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代之以“猫论”和“摸论”等。郭认为,“猫论”一出口就与“师出有名”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传统道德观念想冲突,它抛弃了对道义和真理的追求;“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不理会结果,不研究“过河”的方法,也不管“过河”的目的地,是对十几亿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不负责任;“先富带动后富”的说辞违背了党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背叛了千千万万牺牲了的革命先烈和共产主义信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说法忽略了公平、道义、责任伟大意义,而是简单代之以所谓的“发展”二字。
高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人类自古以来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邓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解释为“实事求是”,这是对毛泽东的思想的极大曲解。
改革后,剥削阶级再次被扶植起来,剥去了人民的各项福利。在宪法问题上,1985年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以工人阶级与领导层利益一致的名义取消了罢工权。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到了他们哪儿变成如汪洋所说的 “像保护婴儿那样保护先富起来的人”,偷换了人民的概念;毛泽东时代以缩小三大差别为目标,他们却以扩大三大差别为目标;干群关系现在变成了“理论联系实在,密切联系领导”,人民成了领导利益的来源和剥削对象;以前倡导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革后他们因为在乡下住了几天就大搞伤痕文学,叫苦不迭;以前鼓励人人都要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现在只讲要找好自己的位置,对当权者的事情不能过问;以前解决思想分歧讲究工作方法,现在只讲不争论,只讲与中央保持一致。
郭松民的讲话回答了“毛泽东时代是民主的吗?”这个问题。郭说,“忆苦思甜”是最近主流媒体歌颂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主要方法,这其实是他们越来越心虚的表现。这种宣传的政治目的,是彻底堵死任何回到那个时代的可行性。例如,《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把毛泽东去逝时中国的主要问题解释为“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个提法就把成就一笔勾销了。毛泽东时代的特点是高积累低消费,加上人口短时间急剧上升,老百姓餐桌上没肉是自然的事情。经过他们的解释,“专治“似乎成了百姓对那个时候的共同记忆,但其实真正的专治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郭说,毛泽东看重的是实质民主,注重的是力量的对比,形式民主很难说是真正的民主。亚洲的巴基斯坦、印度和台湾等地空有民主的姿态,选举出来的人很难监督,腐败、专权层出不穷。在我国,文革开始后,国家顶级政权中存在各种力量,包括老干部、造反派(“四人帮“),以及陈永贵、吴桂贤等工农干部代表。毛泽东想在中国建立起民主的大厦,但由于时间短暂,他没有能够让各股力量发育起来相互制衡,各方均需仰仗他的支持。相信随着时间的延长,力量制衡一定能够建立起来。
在毛时代,合法性的获得一是获得多数人的认同,二是依靠群众运动解决问题。郭认为,这两个“法统”均中断于对粉碎四人帮。用暴力解决问题在1989年事件中发展到极致。四大自由门槛很低,是对领导层的纵向监督;文革后期,造反派被彻底驱出了国家政权,四大自由也被取消,这等于官僚阶级失去了天敌。同时,毛时代鼓励独立思考,忠诚于党而不是忠诚于领导。改革后大讲于中央保持一致,这就为滥用权力留足了空间。这些都是毛时代拥有民主的表现。
郭还谈到,改革开放其实是从政治领域开始的。没有对前述大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谈不上后来的经济改革。而这个政治改革,才是真正走向了专制。
徐亮就改革后经济、社会变迁做了发言。他说,互助合作、高度自觉的劳动者是最大的生产力。在社会右倾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大肆颂扬改革是当权者内心恐慌的表现。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提及到的只是物质上的所谓成果。正义、安全和尊严,以及福利待遇,这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只有在失去了才更感到弥足珍贵。郭认为,改革开放不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反而是小农似的自私自利心里的产物。物质激励成了主要手段,抛弃毛时代劳动者已经获得的主人翁感受到的社会尊重,再次把人民的尊严抛到了后面。
徐把生产力比喻为一匹马,发展追求速度就类似于这样的故事:主人嫌弃马匹跑得太慢,就干脆自己扛着马匹跑了起来。其实,速度慢些又有何妨呢?主人骑在马上慢悠悠地走,不也可以有尊严的到达目的地吗?(杨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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