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文学就是限制中的创造。前人都是在时代的可怕限制中，完成了辉煌的业绩。因此我从来不赞同文学的政治化。今天我依然不会变我的道路为政治，我甚至不是为了抗议，而仅是为著备忘。
只是，我不知道，先贤和前驱们是否都曾经遭遇过这种命运：不仅背负著上百年的屈辱的被殖民史，不仅承受著残暴的强权压迫，还不得不与一群如同今日中国智识阶级的人同生共伍。
一
二十世纪是个发生了许多革命的时代，我本人只是一个这个时代的婴儿，就本质说并不是它的参加者。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我们在追寻革命后果给我们的教训的同时，也要究明革命的原因。但是，智识阶级制造的流行思潮，在揭露旧革命的 悲剧和不人道的同时，正剥夺著人拥有的权利的一种，即在压迫的极限上选择革命的、永远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压迫对革命的想像，压迫任何对更理想的社会的想像。
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反对青睐和豢养他们的体制。他们无视特权官僚制度对民众 实施的压迫和恐怖，也无视世界新体制对贫穷世界的威慑、歧视和压榨。他们一心倾倒于对西方体制的讴歌，全然不顾西方的国家富强与精神自信，乃是建立在百年 来血腥的殖民史之上；也建立在贫穷国家和民族的从属、窘境、以及受辱之上。他们否认文学的天职，以及知识份子的天职本身拒绝任何从属；这种天职仅仅是表达人的自由、仅仅是向一切不平宣布正义和良心。
没有理想的和完全人道的革命。是的，革命往往与人的恶性孪生，遗留下满目的废墟和无数的悲剧。革命是被人世的苦难逼迫而诞生，并成为正义的人心的向往的；但它确实又往往在人世的腐蚀中变质，因此被人恐惧和舍弃。
在这样的革命的世纪末，总结革命和诸如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严肃性和复杂 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恰恰是在这时，今天的智识阶级抡著棍子，压制著言论的自由 和思想的表达。循环之后没有改变，他们一如迫害过他们的棍子前辈。
出于这样的思想，十几年来我一直思索著关于革命的问题，这个思索由于红卫 兵时代的原罪即肮脏的血统论，甚至渐渐成了痛苦的内心折磨。但是今日批判血统论的危险，比起 60 年代的思想先驱和牺牲者所面对的，究竟有多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请原谅我不能更细致地论证。
1993 年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当时日本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约我写一篇 纪念文。对一个作家来说，我初次体验了不能使用母语写作的滋味。由于心头的阴影，我甚至有意对一些汉字只用日文假名。对人的权利，对政敌和阶级之敌的人道， 也许是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必须面对的置疑。我对毛泽东提出这个根本的置疑，但是仍然用我的语言对他实行了必要的辩解。因为人依然可能依靠他的革命和造反思想来解放自己。
同样，我在日本出版了一部关于早期红卫兵历史的著作，我不能用中文出版。 因为，无论是我对从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的，可以称作 60 年代的最大罪恶的血 统论的自省和揭露；还是我对青年以及民众的反体制权利的坚持──两点都被今日的霸权所不容。我特别强调的是，智识阶级的话语霸权。
我不从属于任何政党或运动。我拒绝一切政治形式。我仅仅用文字表达了这种 思想。我认为在这种前提下我拥有一切表达的自由。但是我准备面对的是因此遭受 的围攻；智识阶级在竭力教唆。昔日受难的牺牲者，会因为公开的思想，和这思想的被丑化，而觉得找到了仇敌。
我选择了使用外国语，最低限度地表达思索的方式。但即便如此也不被人放过， 那些智识阶级虽然不读外语，却处处著文污蔑他们道听途说的、我对红卫兵的自省。 他们竭力把我漫画成一个残余的「四人帮」份子，企图挑起人们的误解，把我引向人们对往日悲剧的巨大仇恨。
不，我没有表达关于革命的反省的自由。
二
在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区，以及高加索的车臣地区发生流血危机时，我非常盼 望读到更多的消息，但是不能。我感到不可理喻，因为多民族的中国更应该让人人 都思索这种问题。自由与和平，没有比它们更重大的一对命题了。我深知中国存在 著的矛盾，比起它们远远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史证明，在这类危机发生时，人常常显得更嗜血。已经迫不及待，已经千钧一发，应该及早地告诫人们，必须注意寻找 未来的、共存和平和相互敬重的道路。
奇异的是，可以说是和平主义伟大导师的列夫．托尔斯泰有一本《哈吉．穆拉 特》。重读时，我惊异地发现正是这位百年前的高尚作家，为我们从源流到结论地， 解释和指导了车臣问题。
《哈吉．穆拉特》是一本小说，我非常想为它写一篇读后感。不用说托尔斯泰 对包括车臣部在内的、高加索诸族的知识、他对伊斯兰苏菲派内部的熟悉令人感动； 托尔斯泰对国家恐怖的批判基点，以及对反抗者一方的施暴的批评，还有他对脱离武力和暴力的第三种选择的文学化描写，使我得到了深深的教益。
但是使我没有动笔的原因是，中国的一些知识人，在我的涉及中国回族的作品 《心灵史》出版后，一直致力于把我丑化和漫画成一个宗教狂。时值日本发生了奥 姆真理教施放毒气的事件，这个新闻使他们如获至宝，他们不求甚解就马上用来隐 喻我。他们的攻击，已经离开对我的作品的哪怕是曲解，而开始编造莫须有的、所 谓我的观点。无论日本的奥姆教份子，还是激烈地讨论奥姆教风波中引发的，世纪末的信仰丧失与新兴宗教社团、科学主义与迷信思潮、国家权力与宗教管理法（因 毒气威胁而补订日本《破坏活动防止法》）的权限、讨论国家与自由民主之间关系 的日本舆论界，都不会想到：奥姆教的放出的毒气，正在经过一些中国知识份子的 扩散，窒息著艰难地维持著信仰传统的中国伊斯兰教。也许，奥姆教的最大恶行， 就是它为针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至少是思想上的压迫，提供了一种候补罪证。
作家蒙受怎样的命运并不值一提。我无权因为我个人的文章，使得倍受压迫的 中国伊斯兰教的处境更困难。因此，我对他们对于我的批判，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我有意回避这个题材，在整整一个 1995 年，没有在写作中涉及我熟悉也是我感情所 系的中国回民及其宗教。 1996年和 1997 年，大概也会大致如此。何止关于《哈吉． 穆拉特》的读后感，我在许多散文中删去人的故事和思考，只留下风景描写。我为 了肮脏的火不至于烧到穷苦的信仰者的身上，规避三舍，压抑抒发，写了许多实际上是半截的文章。
我只想说：在中国，在有著长期的歧视少数民族、以国家恐怖主义压迫底层和 民间信仰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在话语霸道的支撑下，大谈特谈他们根本不懂的奥姆教、原教旨，是助纣为虐，是知识份子的良心不能原谅的卑鄙行径。
同时，把在民主政治的宗教法原则下出现于二十世纪的、多如牛毛的新兴宗教 团体（其中一些只是竞选的工具、漏税的公司，或黑社会式的集团）的个别犯罪， 故意地与有著十亿第三世界信者的、自久远以来就是世界文化传统之一的伊斯兰教相联系，也显示了这些智叟的无知。
应该说明：他们的原意要小得多，他们不过是对我的作品进行消毒而已。除了把我导读成一个「四人帮」主义者之外，他们的第二枪是把我宣传成一个伊斯兰教 原教旨主义者。当然，甚么叫原教旨主义，他们是不打算搞明白的。关键在于这个 恶谥符合当今国人对大众传播媒介制造的、对国际伊斯教的舆论和坏形象的不求甚解的口味；这个恶谥如同密告，它翦灭著作家赖以存身的有限天地。
本来我企图以对中国伊斯兰教特别是苏菲派的介绍，来探讨中国的信仰问题。 我幼稚地以为这是一条救助中国文明的有益建议。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代的中国智识阶级为求挽救垂死的文学、保持体制给予的既得利益，以及控制中国的文化 霸道语境，根本不惜牺牲民众的艰难信仰权利。
我以为，对于健康的民族而言，历史纵有浮沉，但文明的魂核一直没有受到大 的伤残。在文明发生划期的更迭时，应该注重感受那些长久永恒的文化因素。我为 此写作了一批与中国古代精神有关的散文，当然，我以我的个性和好恶选材，表达 的也是我偏爱的情感。比如我描述了《史记．刺客列传》和它的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带给我的感受。
其实我还遗憾自己没有本质的创造。我不过重复前贤，甚至重复一种常识。我不过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了「清洁的精神」，歌颂了许由、屈原、荆轲、海瑞和高 渐离。强调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耻」、「信」、「义」，关系著中国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宝。
我不能想像就是这样的旧式文字，也要被今日中国的智识阶级所不容；居然连 这样一点抚旧的抒发、感受的自由，也要遭受政治告密式的批判。文化的抒情成了 被诱导向恐怖的政治。我被他们漫画成「死不悔改的红卫兵」，我的宗教著作和文学散文，被说成是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煽动。在这样的卑鄙的导读之下，我必须考虑可能的文字狱。
他们从来不引用我的原文，哪怕一个完整的自然段。久违的莫须有，居然在强 权专制之外的文学评论中出现了。
不，我没有表达关于信仰的建议的自由。
三
如今的好文章如凤毛麟角。读《第十二座雕像》后，觉得真应该印发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册，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墙环城公园的设想图，贴在北京的每一个建筑工 地、每一个公共场所门口。
终于有了对梁思成先生的怀念。也许，怀念都要在羊亡牢毁以后才能举行。对梁思成先生的怀念，虽然在今天人们终于明白了北京故城的郭墙不仅是亡羊般的文 物，而且是空荡荡的乌有之后，而显示出其意味的冷峻与庄严；但是，也许还可以等到明天。等四城内的市井和街区全都化为乌有，等骨架之间的血细胞、以及千年 传统都荡然无存时，再来纪念梁思成。那时不仅是建筑界和考古界，那时人人都会理解梁思成，甚至人人都会尊重地翻看梁思成关于中国古代地面建筑的图册，会有那么一天，只是那时人人都会觉得此恨绵绵。
只是今天忧国者不仅仅被笑为忧天，至少要被打成文化冒险和专制主义。学习梁思成的责任感，至少对于我，是更难了。
如今的毁坏，已经越过城市的门墙骨架，进入了血肉之间。南在云南，北在北京，到处看著古式的街道，从屋到街，在喧嚣的机械轰鸣中，不几日，就被推土机成排地掀翻消灭。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方是权力和金钱，一方是古老的文明。我们已经看见 战后的废墟。它们就是覆盖一切混凝土方块，就是些怪兽般的商厦，就是那些永世 也嫌不够、拆又修的汽车道、水泥桥。
但是谁敢反对？市民们缄口于放下一张饮的可怜梦想。太久了，我们已经不习惯理直气壮地追求更具人性的理想生存。智识阶级呢，他们在忙著把自己打扮成洞 达潮流的智者，如当年牺牲古城墙一样，看杀丰富的街区。
恕我举例之僻：应当说这一场默默展开的环境大战中，抵抗的又多是一些古老 的穆斯林街区。自古以来，他们的社区还不仅是一个屋顶和一张饮，那里有著他们 赖以为生的行业、有著他们生活中一切特殊的婚丧食用的文化、有著他们的亲族和社会结构，当然，还有著他们的精神寄托。
无疑他们更加无援；有谁理解他们呢，有谁同意他们的斗争其实也是对这衰老文明的护卫？他们绝望的斗争（其实只是争辩一番），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知识份 子哪怕一声的正义支援。
根本不存在他们的语境。拆除他们的古来社区，也许不仅是建设的原因。拆除它们所引发的，不仅是环境或文化问题。同样，讨论包括这个特例的城市和环境的 问题，马上就会被我们亲爱的智识阶级抓住辫子，使喜庆的城建小论，变成阴森的政治。沉吟再三，这不是一个时髦的环境保护问题。
不，我没有表达关于环境的担忧的自由。
四
以前，人们常说，书被催成墨未浓。但是提起笔来──一个个黑沉沉的窟窿像 眼睛般地在盯著，如陷阱如枪口，我迟疑地抚摸著手里的笔。或者不提及甲和乙， 只写丁？写大自然的抚慰，写百姓的人生？可是跳过甲乙、一步到丁的写法是困难的，用甲的认识和情感来描写丁，一句句不伦不类。
在选择了对政治的规避，在选择了对官阶和俸禄的拒绝之后，甚至选择了对任何派门阀党的区别和独立之后，我已经选择了我的文学道路。我以为文化、学术、 艺术的领域已经足够辽阔。但是，现实告诉我不是这样。
世界被推向民主，无论如何也只能被推向民主。而今天我们愈来愈感到，民主的最后的敌人就深藏在人的自身、特别藏在人反对异己的行为之中。
是否左翼思想的表达必须为左翼甚至极左的政治负责；是否关于毛泽东或革命 问题的思索必须为毛泽东或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的一切后果负责；是否关于荆轲的审 美等于支持一切「国际恐怖主义」和一切流血；是否描写了受尽歧视、压迫和屠杀的中国回民的一点心情，必须对世上的伊斯兰世界的一切现实负责；是否歌颂古代 「洁」的精神就必须对现世的一切不洁负责？
是否理论就等于与这个理论相关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运动；被社会的运动裹挟的个人，是否就等于运动本身；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否包括「极端」的感情表 达；如果作家不是使用行为、而仅仅是在王法之内以笔写作，那么究竟能不能达到表达的自由？
究竟人们是否真地承认作家的──写作的天赋之权？
但是如今是究明这些原初问题的时候么，读著我迂腐的疑问，那些炎黄精英可能早就哈哈狂笑了。近日作家韩少功的遭遇，深刻地说著思想的环境。
韩少功并无如我的历史劣迹和可疑背景，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处此群类 也难免浩劫。他为屈原怀沙自沉的汨罗，他为文献之邦的楚地和中国，沉吟心血献 出的《马桥辞典》，换来的回报竟是一盆污水。只是因为一部外国小说的书名在译 成中文时也被叫做「辞典」，于是他对这病弱的文明的举献就被一笔抹成了一个滑 稽的丑鬼。纷纷扬扬之中，他被丑化成了小报上的国际小偷，对外国人的书临帖拟作、全盘照搬！我想，若要打倒一个作家，最妙的战术大概不过如此。
韩少功选择了愤起自卫。然而，面对著韩少功的受辱，卑鄙的公允照例慢条斯 理地出现了。韩少功被劝解、被开导、被闲话、被憾意十足地摇脑袋、被教育以宽容谦虚的文字常识。已是一张淋漓的花脸，又被粗粗地涂上一个黑边。就像他的同乡谭嗣同所说，因此而中国所以不倡。
从韩少功在遥远的南国发出的嘶吼中，我又一次听见了良知的痛苦和溅血。我屏息听著，无法感到一丝轻松。至少，很多人比我更清楚；本来这些毒箭曾经原样地、阴沉地瞄著我。
沉吟良久，放下了笔。对于任何真正的作家，对于追求批判的思想，对于一切 企求价值的心来说，如今是墨到浓时，方惊无语。在这个谁都并没有被人强制，每个人都写著他要竭力宣扬的文字，每个人都享有历史漏给的契机的二十世纪之末， 我处在依附体制的文化的重逼之中，心中吃惊，不可理喻，找不到我的语言。
我不愿补充说，文学化的思想表达不仅需要自由原则，还需要神领意会，需要 心有灵犀。我拒绝由于自己的处境，被迫地逐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不会为了个别的恶意，就急著申辩说，我并不是一个不剩地敌视知识份子，我只是抗议流行中国的某种思潮。
我并不奢想以孤单的微力，获得声音的传播。我准备在他们占据的时代，活下 去而且尽力而为。我并不太看重这种语境的压迫，我只想记上一笔备忘，把一切都 托付给遥遥的明天。无疑明天会有公理，良知是伟大而洞察的。会有平和但更是严峻的评判──评判历史曾经给予机会时，称为知识份子的人们的观点和行径。
也许我会不幸言中，如此的民族如病在膏肓，如此的文明会步步衰败。但是人类的公理会感伤地叹息，更会正义地谴责。我相信历史的希望。我坚信人类的良知。 我信仰不流血也没有地狱、但是有悲痛批判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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