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纪念沙龙
嘉宾：中央第一任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的后人张华川先生、藏学专家王小彬博士、凤凰周刊主笔闲言、张宏良教授、苏铁山先生、博联社马晓霖总裁、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系芦继兵主任、西藏文化学者、电影编导周国瑾女士、著名网友云淡水暖、独立学者秋石客
时间：2009年3月28日星期六下午2：30
地点：书社（海淀区苏州街18号院1号楼长远天地C座1单元901室，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书社
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西藏正式开启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政治权利。这是新中国在人权事业上取得的一个重大历史性成就，不久前，西藏自治区人大正式通过决议，将每年的3月28日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沙龙简讯
在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书社邀请了众多学者及热心网友共同来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
张华川先生认为过去对西藏解放及民主改革的历史宣传不够，以至于说起西藏问题来，大多数人都是一头雾水。假如过去能够更多地进行宣传，对达赖集团及其在境外的活动关注得较多的话，像去年3.14骚乱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王小彬博士详细讲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的几个历史阶段。整个共产党在西藏工作到2011年即6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反帝反封建，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势力；
第二，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其中，从1949年到1959年，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从1965年设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至今是后一阶段。
从元朝开始，西藏任一教派在历朝历代掌权都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否则就不稳定。因此达赖在海外说西藏自古不是中国一部分是不正确的。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主张将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但西藏反动头领掌握两面大旗——宗教和民族，用以抵抗，使得改造西藏的工作非常复杂，而且美国从1950年插手西藏事务，使情况变得更复杂。
解决西藏问题，首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制造武力威慑。不出兵的话，西藏地方政府不会派出和谈代表；其次，在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策略。由于西藏宗教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当时主要通过做西藏上层的工作来开展民主改革的工作，而没有直接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阶级斗争的方法。
这次设立纪念日的目的就是：对内教育人民，对外廓清迷雾，澄清是非，占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回击和应对国外搞了五十年的反宣传。
张宏良教授指出三十年来，左派在与右派的争论中屡屡落于劣势。在改革之初，左右之争是两种改革观之争，但被右派说成了是否改革之争；到今天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左右之争是两种民主观之争，但被右派说成了民主与专制之争，这次我们不能再掉进他们的陷井里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一个就是要掌握我们的舆论武器，一个就是希望西藏民主改革以前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闲言先生认为现在西方在西藏问题上指责中国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是无理取闹，别有用心的。西方指责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 西藏在历史上是独立的。王小彬博士在之前已经回顾了西藏的历史，指出了西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即使退一步说，西藏如西方所说在历史上曾经独立过，西方也没有指责中国的立场。因为如果把这个逻辑用到他们自己的身上，那么美国人就要把美洲还给印地安人，把澳大利亚还给那里的土著。如此才有资格指责中国。但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傲慢与偏见”使得他们从来不想把这个逻辑用到他们自己身上，而仅仅是用来指责他人。
第二、 西藏文化独特，如此独特的地方就应该让她自治。但如果按这个道理，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同样是非常独特的，美国同样无法将这个逻辑应用到其自身上。而且他们现在有个狡辩，称印第安人已经自治了。然而我们知道，印第安人被屠杀到只剩几十万人，而且被圈养在一个小小的地方“自治”。中国能这么做吗？这种做法也没有藏人会答应。
第三、 最具迷惑性的即是，中央政府现在对西藏的政策压制了西藏的宗教自由，侵犯了藏人的人权。事实上，中国的宗教信仰是比较自由的，不被允许的信仰只有三种。一是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一派、一是藏密达赖一派以及法轮功。他们被压制并非由于他们是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搞政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宗教为幌子，通过操纵宗教来与中央政府进行政治对抗，而且有很深厚的海外背景。中央政府对他们进行压制是政治斗争的性质，并非西方所宣传的那样压制宗教自由。
闲言先生认为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在今天来说，并不是非常有针对性，因为达赖声称并不要农奴制，也不要独立，他只要自治。那么我认为针对达赖的声明，可以这样回答。
第一、1959年西藏叛乱，使得西藏走到今天，自治权这么少，这完全是达赖造成的，而不是中央政府。在叛乱之前，西藏是高度自治的，中央基本不干涉。
第二、1959年的叛乱也说明自治在西藏不是好的选择，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如果西藏自治则必然走向叛乱。如今达赖集团与西方势力更加紧密，西方更可以借助西藏来搞风搞雨。中国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是天真还是怎么回事，竟然认为西藏出现去年那种骚乱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给西藏自由。
西藏本来一直都不是问题，毛主席当年早就已经把西藏问题解决好了。西藏过去把毛主席看作如来佛转世，这并非是中央的宣传机构搞出来的，而是被解放的农奴自发的认识。而最近西藏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在胡耀邦去西藏时，发现中央的拨款用在汉族官员身上的太多，用于西藏当地的太少，而且对西藏的宗教信仰压制太厉害。因此，他改变了在西藏的政策，一方面打压汉族官员，另一方面大建喇嘛庙，使得西藏民心越来越散。胡耀邦也是看到了问题，希望把事情办好，但他出于一种理想的观念，并用于现实是要出问题的。闲言先生认为无论是左也好还是右也好，过于理想化的观念，用于解决现实问题都是要出问题的。《中国不高兴》这本书中的观点就比较理性，是超越了理想主义的新左派的观点。
苏铁山老师引用张宏良教授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这次设立西藏民主改革纪念日，是中国共产党阶级意识的回归。这次“纪念日”的设立本身是国际和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西藏问题上一直进行妖魔化的反宣传，使得我们自己不那么自信了。但当我们用展览、电视纪录片等各种形式，将西藏过去农奴制度那种残酷的剥削压迫对外进行宣传的时候，西方世界对我们的一切攻击都烟消云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正是因为她能够始终反对剥削和压迫。另外，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使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两点上都做到了，所以具有道义上的高度。
一个政党讲究的是政治逻辑与社会实践的一致性，共产党的政治逻辑是反对剥削压迫和建立公平合理社会，而今天最为可悲的就是这个逻辑发生了混乱，这是道义上发生危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希望今天的党中央能够把这个政治逻辑说清楚，否则，政治逻辑一乱，我们的党便失去了道义高度，群众就不信服了。
芦继兵先生讲了三点：
第一、西藏问题仅仅是英美等与中国为敌的国家想要打垮中国，分裂中国的一个事由而已，达赖喇嘛，藏青会等等都是他们手中的傀儡。西方世界与中国的敌对是核心问题。
第二、现在很多在境外从事分裂西藏活动的西藏人根本就不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现状，甚至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们不知道西藏同胞们根本就不愿意离开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第三、对西藏解放和民主改革事业宣传教育不够，对达赖集团的揭露和批判不够，以至于意识形态的阵地被人占领了。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能够头脑清醒起来，西藏根本独不起来，西藏问题也不会是问题。
周国瑾老师在西藏生活和工作了十几年，她认为西藏问题本身不存在。是因为西方一直在制造谣言，同时国内的民众，包括知识分子也对西藏缺乏了解，以至于西藏问题成为了西方攻击中国的一个把柄。中国不应该淡忘历史，淡忘西藏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的巨大历史进步，同样地，中国的国庆节也不应该变成主流媒体口中的“黄金周”。“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让我们去反思，西藏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正当性等等问题，所以“纪念日”不仅仅是对西藏的，也对全中国人都具有深广的意义！
周老师还指出，西藏的稳定团结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一贯地支持受剥削受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以及受剥削受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事业，为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晓霖先生建议把“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加上一句“暨人权保证日”，中国应该旗帜鲜明地大讲中国的人权观。
马先生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反思两个问题：
一、中国的区域民族政策是否有可检讨的地方。西藏有些居民家中仍然挂着达赖喇嘛的画像，这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专家和政府思考和解决；当我们在西藏人民心中树立起一个更伟大的神之后，又亲手把他打倒了，西藏人民的信仰问题如何解决；中央在西藏的投入是相当大的，物质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但精神上的成就似乎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我们是否有更好的办法使西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有更高的认同感等等。
二、中国的新闻报道可不可以更开放一些。我们对于西藏的了解太缺乏了，甚至有些是前后矛盾的。去年的3.14事件给我们敲了一个很重很重的警钟。中国共产党如今反不如当年革命战争搞统一战线时大度和自信了，动不动就封住媒体的口。使得虚假的小道消息到处流传，误导舆论，然后再花十倍的力量去澄清事实。
云淡水暖先生讲了几个小故事，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看西藏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政策使得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这就使老百姓最本质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所谓的宗教旗帜这种事实面前不堪一击。同时，农奴的解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用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来解决问题的一个例子。然而这么多年来，这些都被淡忘了。
云淡水暖先生引用一位西藏翻身农奴的话说，现在连“民主”的一条狗，一块石头都“平反”了，这些翻身农奴下了岗却没有人管，西藏人民如何能够支持政府。因此，实际上，3.14骚乱更深层的原因是西藏这些年又重新出现的贫富差距等等问题。云淡水暖网友从这里扩展开来，说到不但是西藏的问题，现在某些资本家已经开始质疑当年的“土改”政策了，说“新中国”的历史要从1979年开始算起。
纪坡民先生对此有同感，他曾经就这个问题与茅于轼等人发生过争论，他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真得面临着挑战了。纪先生认为，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应该分清楚，哪些是工作上的错误，哪些是大是大非，不能因为工作上的错误而模糊了大是大非的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即是：
第一是绝不允许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二是西藏的农奴制的废除是必须肯定的历史进步。
秋石客先生讲了一个肯定和一个否定。
肯定，即是肯定毛主席当年在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西藏解放农奴的意义按教科书上的阶段论讲，是从农奴制跨越了一个大的过程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这是巨大的成就。说到当年毛主席主张放跑达赖的问题时，秋石客先生指出毛主席在西藏民主改革的问题上考虑是非常深远的，砍了达赖的脑袋容易，但人们脑袋里的思想还在。放了达赖，来逐渐地教育西藏人民是更为高明的方法。
否定，即是要反思，要改正一些不利于解决西藏问题，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就是有错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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