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在大禹论坛上的发言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新时期新农村建设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中央电视台2003年十大经济人物，2005-06年度中国环境大使）
咱们大禹论坛现在开会的地方“禹王台”是非常值得我们纪念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纪念大禹的，各位参加这个大禹论坛要理解大禹精神，其实质就是要疏导，大禹也是接受了血的教训才提出疏导，他的父亲治水方针是堵，是把消极因素仍然当做消极因素，所以他治水不成功惹来杀身之祸。今天论坛的精神，其实就是党中央引导农民建设农村的方针，而不是堵，我们只有把农村聚集的非常强大的劳动力发动起来，变成新农村建设的动力，才能把城乡之间的矛盾疏导开，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曹锦清教授今天到来我也非常感动，曹教授写的《黄河边的中国》开篇的话是“我们从何处来，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将向何处去？”不仅在座的很多青年学生和农民朋友们可能想不到，我们知识分子之中的很多人也不想想自己从何处来，身在何处，向何处去。曹先生刚才讲他在兰考和几个农民聊天，其实问的就是你们以前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你们的现状，你们身在何处，你们将来要向何处去……难道农民真的会像城里人那样，都用钢筋、水泥、柏油把你们的环境全部破坏掉？
几乎今天来这里的所有学者，包括我手里拿的这本《市民》杂志，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我们这个论坛请来了全国各地从事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经验的人来大家互相交流、讨论，目的就是为了互相学习，取得真经，一方面结合大禹疏导的经验，结合历史传承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结合大家在本乡本土的经验，这样就把上下五、六千年的农业文明结合在一起。因此，不仅仅是讲最近20多年引入市场经济以来的发展，而是要反思以往，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推进一种综合的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新农村建设之前提出两个阶段，首先在历史的高度上做了归纳，以前我们叫做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那个时候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现在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我们就改变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温家宝总理是我们国家经济工作的主负责人，他说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搞十几年。
我们的三农问题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新农村建设是综合性的，是有历史感的，最终实现的是国土资源的综合整治；因此以往我们那种短期就想见效的想法应该调整。
大家到禹王台来开这个论坛，在纪念大禹治水的地方来谈论新农村建设这种具有综合整治的国家战略很有意义，首先应该以史为镜。
中国人大都会说中华文明，可有谁想过，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第一个朝代夏禹始，才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国家？
我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要看看他们的博物馆，比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以及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历史博物馆，而且进去之后往往一整天不出来。看什么呢？就看世界文明在几千年前是怎么分岔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马克思留下的一个历史之谜，至今让我觉得未能破解。
马克思承认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构，主要产生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分析，而达尔文和摩尔根又主要是立足于对古代欧洲的考古发掘，没有能够超出地中海周边范围。也就是说，他自己认为决定他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主要产生于欧洲古代历史资料的掌握。马克斯还指出自己的缺陷是因为达尔文他们的足迹没有到过亚洲，没有到过远东。他明确强调：在被高山、大海、荒漠所隔绝的地方，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外一种与“五个阶段”不同的亚洲模式。
中国人在20-30年代曾经把马克思提出的这个自我反思的看法翻译成“亚细亚形态”，并且那时就有过争论。因此，这个分析不是我做出的。进一步看，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两大派别都源于西方，都缺乏对于马克思所留下的历史之谜——亚细亚形态的理解。传统的主流左派所传承的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新右派传承的基本上是欧美模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且不论他们之间的争论对错如何，其共同的缺憾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这个几乎是发展中大国唯一从来没有被彻底殖民化过的国家文明历史传承的基本脉络的认真解读。
因此，这个大禹论坛的内在价值，在于立足并传承夏禹以来的文化遗产，考虑我们中国人今天应该走向何方。我们应该明白，新农村建设继承的是黄河文明。
中华民族传承到今天，很多文明遗产需要从夏禹开始说起：
中国人口碑相传的政治文明史比较详细地见诸于文字的第一部是《大禹治水》，而欧洲第一部成文史则是《荷马史诗》。三五千年以前当人类的文明开始分岔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中国为什么能够形成夏王朝这么大的国家——大禹是“南巡”到浙江绍兴一带去世的？在他之前各部落都是在名义上遵从尧舜，因为尧舜是道德之君，并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从大禹开始，禅让制变成世袭制，那么为什么他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政治国家的帝王。
我在那些馆藏丰富的博物馆看到，中国的出土文物，描绘和记载的大都是“千人一面”——我称之为“群体基础”——大家用相同的工具在共同劳作；而部落的领袖也只不过是个体高大些罢了。那主要是灌溉农业这种生产方式决定的。灌溉农业不可能是个体的，必然是在长期维持的家族村社制度条件下，共同开发水利工程和防治水患，也必然积贮防灾，连古代墓葬都存放粮食。因为中国古代是典型的灌溉农业文明，如果没有组织，大家不协商好了怎么灌溉，这个灌溉农业是不能成立的。由于灌溉而有组织，因为组织而有群体文明。在古代夏朝建立之前部落就是高度组织化的农业社会群体。
于是，当黄河水患开始威胁到沿黄河所有部落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应运而生的大禹，他形成国家统一的基础，就是国土资源的综合整治，而不是战争。大禹告诉大家，如果单个部落只能以堵来防水患，只有所有的部落联合起来才可以导水入海。单一部落干不成疏导，一定是所有的沿黄各部落联合起来才可以做到。因为疏导方针正确而联合了炎黄各部落，当然，他还需要继续保持道德上的高尚，如果大禹居功自傲、贪污腐败、干尽坏事，那他也没有权威；所以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成功之时，就成了夏这个国家的君主。他倡导的治国之策是疏导之策，可以使农业文明条件下的王朝政治传承几千年。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历来强调的都是疏导，只是最近很短的一段历史中个别的地方使用西方的方式去压堵。其实，现在新农村建设还是导。
世界另外的一半则很大不同。我所看到的西方古代文物，特别是地中海沿岸的出土文物描绘的情景，大多突出个体——我称之为“个体基础”——要么采摘野果，要么跟狗熊、狮子打架；那是在地中海沿岸的西方人，在他们进步为人的阶段上，因为欧洲小小的半岛型大陆被海洋包围着，气侯温润、物产丰富，人可以采到野果，只要长得健壮一点就可以猎取野兽。那时，以地中海为主的西方文明是一种以采集、狩猎为主的文明。而采集和狩猎是很难储藏的，因此，古代欧洲的这种主要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战争形成国家政治——如果说哪年风不调雨不顺怎么办？那就只好抢掠，不仅抢东西而且抢媳妇。“荷马史诗”最感人的故事就是把海伦抢了做特洛伊城的压寨夫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战争。
再后来，西方盛行海盗文明；进入工业社会初期以来就是几百年的殖民地掠夺形成的文化演进，霸权主义，打遍全世界。现在那些已经消失的玛雅文化、印加文化，在西方人眼里成了得不到答案的谜。但对我们来讲也是谜吗？由于古代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所遵循的原则，是不能向大自然过多索取超过他们自身生存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就长期停留在“新时期时代”——被西方人的文明认为是落后——于是发动殖民地战争攻打他们，把那些灿烂的文化消灭了，所以就成了谜。
然而，这仍然是非常肤浅的解释。进一步看则与中国的发展有关。
中国人在汉唐以来商业文明发达，到宋明之际，中国所制造的丝绸、经久耐用的非常光滑的瓷器和茶叶，这三大出口商品就使欧洲的王公贵族家家户户以穿中国的丝绸、使用瓷器喝中国的茶叶为荣，欧洲大量的向中国购进这些东西，又没有什么可以向中国出口，就导致了欧洲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由于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到非常辉煌的地步，所以那个时代中国商品的出口就导致了欧洲的白银危机。于是欧洲就先自己打，先抢别人的，打的一塌糊涂，那些比较穷、比较弱的，欧洲的边缘国家就满世界找银子。古印加、古马雅文明之所以毁灭，部分原因是古代印第安人把银器作为祭祀用品和贵族主要的装饰品，可欧洲人过去之后不把这些当成工艺品，而当成银子，熔了化成银锭，装回欧洲再返给中国。
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真的落后吗？别人说我们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这个封建专制制度的概念也是西方人给我们强加的。如果说我们以前是西方概念的封建专制，怎么会使中国的GDP占到全世界的1/3？
到了近代，当世界几乎所有的大陆都被欧洲文明变成殖民地的时候，惟独中国，西方人的殖民化只及沿海地区——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区。殖民地文化在广州、上海、香港、澳门等等地方应该说是曾经盛行于世。难道今天整个中国大陆都应该被殖民地文化覆盖吗？我们今天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搞乡村建设的时候，尤其需要强调文化。例如在我们强调合作社的时候说合作社的制度文化是最关键的因素。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堕落于一种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话，中国人没出息！
大家想想，当欧美工业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仍然是个体基础的文明的延续，仍然是大家都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造成1929--33年生产过剩的大危机，还是在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欧洲率先发生战争。各国都是你吃我、我吃你。把这个世界拖入一场大灾难的，还是欧洲人。
日本曾经按照西方文明构建工业化发展，那是早期幕府以后的军国主义时期，曾经掠夺亚洲，但失败了。从那以后到1960年代，日本、韩国在新村运动之中提倡文明复归。韩国人的新村运动包含有相当深厚的文明的建设、文化的建设，在搞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恢复了他们的文明。日本的古都京都一个城市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远大于我们开封的七朝古都、北京的六朝古都。日本还保留了我们很多唐朝留下的文化遗产。再后来，日韩尽管在工业化过程当中相继发生大规模的危机，但是并没有再对外发生侵略战争。对内，当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爆发了阶级矛盾吗？也没有，部分原因也许在于他们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明得到传承。
我们之所以说新农村建设中，“文化建设，收效最高”，是因为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要从农村文化复兴入手。如果我们文化上不能复兴，我们就没有软力量，如果单靠我们破坏生态环境生产出的廉价产品去参与国际竞争，已经走不下去了。
文化不是那些盲目照搬来的垃圾，当然垃圾也有垃圾的价值。
就在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师从西方为荣的时候，梁漱溟先生辞去北大教职，到农村去搞乡学、村学；晏阳初先生留学归国之后，也辞官下乡搞平民教育。今天的这个论坛之所以有历史传承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与农民朋友结合在一起。
我们在理解全球化的挑战和压力面前，如何能够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来形成软力量的兴起，也就是和平崛起。中国一说和平崛起，西方人马上警觉起来，怕中国人再度崛起，说世界让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和平。但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担忧。其实东方文明的和平崛起，将改变掠夺成性的西方文明，至上让这个倾斜的世界多少平衡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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