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在“纪念郎顾之争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郎顾之争，我主要是旁观者，没有参与进来。不像 韩德强 老师他们，挺身而出推动了这场辩论。前面很多老师都讲的很好，后面讲的越来越难，能够讲的东西不太多。我简单说两点。
第一，为什么是郎咸平，为什么这个大幕是由郎咸平把它挑开的？前面也有人介绍， 包括韩 老师， 左老师，还有杨老师，他们“三剑客”本来就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话语有过很多批评，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大的动静？为什么2004年郎咸平出来后，一下就把新自由主义改革话语的一统天下给打破了？实际上，“郎顾之争”就像 左大培 老师说的一样，是一个标志，是国内思想界、知识界左右力量消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为什么是它呢？除了 韩 老师刚才说的，郎咸平本身的身份外，郎咸平能够造成那么大的风浪，也是一个偶然。这个偶然主要就是顾雏军太傻了，傻到去起诉郎咸平。如果他不诉诸法律，可能一点事都没有，可能郎咸平就像国内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只能在那里自说自话。当时至少在观念上已被高度控制的媒体，不会怎么理睬他。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可以沉默、冷淡对付他、封杀他——这是他们最拿手的。在顾雏军以前，郎咸平就解剖了不少国内有名的大企业。解剖之后，主流经济学家和被解剖企业家的反应都是不理睬，不回应。这种战略很有效，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不理睬、不回应，媒体就兴奋不起来，郎咸平也没辙，只能说给他极少数听众听，所谓“郎旋风”就刮不起来。只有顾雏军，我估计，从他的经历看，顾本身是一个发明家，也是资深知识分子，可能他有一种特别的傲气，认为自己对知识界很了解，包括对郎咸平的“底细”很了解，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怕的又是什么。所以就选择去告他，他以为这样一告，郎咸平就会害怕，撤退。
没想到，这一告就告出一个大新闻。海外学者批评国内企业、或内地非主流学者批评主流经济学，都不构成新闻。但国内著名企业老板状告批评的学者，无论从哪种标准衡量，都是轰动性新闻，媒体必然趋之若鹜，主流学者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何况他们并非直接控制，反应必然慢一拍。司法官司也为媒体的介入提供了无风险的角度：既可以报道此事，又不致触犯主流话语。其结果是，郎咸平的观点首次进入公众视野，获得广泛传播，与民众的切身感受相契合，赢得广泛认同。加上后面非主流学者的跟进，民众通过网络发出声音，整个形成合力把它变成了一场运动，改变了全社会的思想与话语格局。
第二，我觉得当时有一个很值得观察的现象，在郎旋风打破了话语垄断、改变了思想话语格局后不久，现实政策层面也发生了明显改变，表现出某种朝野互动的痕迹。所谓胡温新政，提出和谐社会等口号，舆论普遍认为政府向左转，大概都发生在此前后，时间上衔接得很紧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巧合。我认为并不是中央或某个执政者看到社会的思想话语格局变化了，也跟着向左转，调整政策。他们是早有此想法，调整酝酿已久，只是在等待、酝酿时机。大家知道，从邓小平时代开始，胡锦涛就被确定为接班人，他在旁边等待、观察的时间很长，必然形成了一套想法、做法：社会经过xxx时代的变化后，弊端何在？从何处着手可缓解危机，推动前行？如此等等。我认为他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某些方面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过远，造成了诸多严重问题，包括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环境被严重破坏，资源过度损耗，等等，需要转向、调整。这就是胡温“向左转”的来由。包括他的科学发展观也好，和谐社会也好，都是他这么多年在接班人这个位置上，观察、思考的结果。郎旋风及其造成的影响，确实为执政者创造了一个调整的机会，一个发力点，于是形成了人们看到的一种朝野互动。但是，他调整也好，自己的一套也好，科学发展观也好，并不是刚才几位所说的，重新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的方向，重回公有制的老路。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大家可以看到，并非如此。
他的调整很简单，觉得右得过头了，要稍微往左的方向多倾斜一些，但他并没有想要改变邓小平时代确立的，改革开放的主基调，好象也没有打算彻底改变已经形成的基本利益格局。他只是希望特殊利益集团相对守规则一点，不要让其他人无路可走。这是他能够做也似乎愿意做的。
现在中国到底会向好的方向走，还是向坏的方向走？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看现在的执政群体，是否已经被既得利益所绑架。对此，迄今为止还不易得出明确结论，还需要继续听其言、观其行。但无论如何，今日中国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关乎我们这个国家明天还有没有希望，能够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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