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简讯：警惕中国大学的殖民化倾向
北京大学的教改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一段时间了，人们对此纷纷发表评论，形成了两大阵营，对此事件进行了一个时期的论战。2003年10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书吧举办了开放沙龙：《漫谈北大教改》，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先生和著名经济学家杨帆先生、韩德强先生参加，后来北大韩毓海先生因故未到。
沙龙开始由北京大学的学生们首先发言。一个学生认为，大家不反对改革，北大确实需要改革，问题是怎么改革。北大是全国人民的北大，不是学校领导的北大，不是某个学派的北大。北京大学应该按照教育家办校的思路推进改革，而不能按照企业家办校的思路来推行改革。现有机制需要引入竞争，但是不能推行无限竞争，而要有限竞争，因为学术成果需要一定时间的思考和检验，不能简单地用几篇论文来量化。但是他赞成北大教改方案中不让北大毕业生直接留校的提法。另外一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认为，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中的优秀者可以留校，北京大学不能排斥自己的优秀学生，排斥北大毕业生的做法也不一定能消除学阀作风。对方认为如何确定优秀的问题在操作层面无法解决，因而无法避免学阀现象。而后，韩德强先生做了主题发言。
韩先生认为，谈论北大教改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其意义不仅限于北大。他接着介绍了以张维迎和甘阳为代表的两种看法的论战。张维迎有基本三个理念：第一，改革即正确；第二，外国即先进；第三，市场竞争万能。甘阳认为张维迎的改革方案是民族文化自卑感的表现，它意味着民族自信力的消退和丧失。张维迎这个教改方案将使中国的留学运动永久化，使中国世世永为弟子国。韩先生认为，甘阳的评论立意高远，切中时弊，但似乎的确有些曲高和寡。为什么呢？是因为张维迎的方案是中国经济殖民化过程的产物，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土壤，有二十年大学崇洋媚外的大学教育改革作铺垫。
韩先生认为，中国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多年来的确陈旧不堪，教授博导真有水平的不多，写出来的书和论文大部分都是浪费中国宝贵的森林资源。但是，这首先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中国政治的现实需要把黑的说成是白的，这就使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走入了绝境。再加上学术界和政治界的绝大多数人的思维停留在西方十九世纪的水平上，没有注意到二十世纪的西方学术发展正在否定十九世纪的基本观念，因此知识体系陈旧落伍。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方学术发展正在重新发现中国，也在重新发现和解释历史。其内在的基本逻辑是反思西方分析型思路的局限，认识到中国综合型思维的价值。遗憾的是，这种趋势只有少数学者作出了呼应。认清这个趋势，才是激发中国文科新生的根本动力。而张维迎对此趋势漠然无知。这是北大乃至全国文科通病。在这两个前提下，无论教师晋升体制如何改革，都不能使文科焕发出创造力。
撇开理论模式转换问题不谈，张维迎强调，无论如何改革，不能不改革。然而，这种改革即正确的思维值得警惕。在官僚体系控制着学校的权力和各项资源的基本格局下，改革很有可能成为学校官僚寻租的大好机会。按照张维迎一贯推崇的经济人假设，我们不得不质疑，改革方案的主持人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好处？代表谁的利益？
一位座谈者说，国家推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后果是什么呢？学术繁荣了吗？高等教育普及了吗？没有，反倒带来了学术混乱、学术腐败，导致了中国的贫民阶层子弟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得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趋势更加恶化了。
杨帆先生发言指出，张维迎设计的所谓“教改方案”，是文化买办化的表现，实质是要用美国标准控制中国的社会人文学科，其结果必定是在全国高校形成官僚买办学阀的垄断，学校党政领导拥有更大特权，以外国留学生代替现有教授，形成官僚买办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走到9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权力资本化越演越烈，对国有资产和平民利益的瓜分和剥夺越来越严重。目前权力资本集团正在走向买办化。他们采取各种步骤分化知识分子群体，扶植代言人，打压不同声音。
官方在90年代初期即制定所谓“社会科学与国际接轨”方案，首先在经济界培养了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典型代表如樊纲，他是在社会科学院连提三级。如果说第一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张五常为代表的，那么这就是第二代，包括樊纲，张维迎，江小娟等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政策鼓励他们成为“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经过特殊提拔和传媒吹捧，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经济思维控制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经济学由此在中国成为神学，信仰和新的意识形态，所谓“理性人假设”就是在中国推行资本至上。在权力缺乏制约的背景下，只能是权力资本化。
这种权力资本化，买办化的倾向受到全社会强烈抵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反对腐败的社会思潮，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大学中仍旧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权力资本集团不摧垮他们，不实现文化买办化，就不能在中国取得合法性。于是他们勾结外国势力，策划了一连串的，旨在为权力资本化正名的活动，包括张维迎的“原罪论”，“吐痰论”（教唆国有企业领导人先把企业搞垮，再变成自己的）；包括传媒界那些大款们违反程序，私下里把张维迎捧为“改革风云人物”（本来社会推荐张卫星）；也包括在教育界科学界“与国际接轨”为名，排斥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包括安排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江小娟去科技部做“引导性发言”，鼓吹出口裤子换美国飞机，依靠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结果受到了科技界的强烈抵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所谓“教改”的实质意义非常清楚了，不能仅仅从教育层面理解。正因为北京大学在全中国的重要地位，它几乎就是全国的缩影，所以不能不深深卷入政治旋涡，而且有“超前过度反应”的特点——当中国趋于极左的时候，它就是超前极左，当中国倾向于极右的时候，它就更右。文化革命就是在北京大学发动的。现在北京大学的经济部分，已经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极右理论的大本营。
但北京大学的精华是文史哲，因此，所谓教改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文史哲和马克思主义教员的，遇到文史哲方面强烈反抗是必然的。这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反对权力资本化和文化买办化的斗争。
如果“改革”二字时髦，不如此就不能在中国“风光”，那么好，我就给北京大学以至全国的高校改革出个主意：
第一， 以教授治校，打破行政系统对学校的垄断。首先下岗的应该是庞大的行政系统，特别是那些腐败的学校领导人。不能以改革的名义，让学校行政和党的系统掌握对教师的辞退大权。教师应相对稳定，教职高低可以竞争，但不能轻易辞退。
第二， 科研评价标准不能以西方为唯一。发展社会人文学科应该双向接轨，一方面吸收国际先进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看他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影响。在中国权力资本猖狂的背景下，宁可先不动高校，保持文化多元化和学术自由，以免高校成为权力资本化和文化买办化的工具。取消学术评价中的外语标准和外国专家的垄断。真正有价值的社会人文科学成果，应该是以自己国家母语表现的，外语不能深刻表现中国文化底蕴，不能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特别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没有必要一定使用外语，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只有精通中文才行，怎么能够以他们的意见为主要标准？
第三， 北京大学应该打破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科的垄断，发扬传统文史哲的优势。应该欢迎不同意见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去北京大学演讲和辩论。不能以学术垄断和买办化代替科学与民主。应该吸引全世界的学生和学者来学习中国文化和汉语。
最后杨帆委托北京大学学生转告北京大学各方面人士，打破北京大学对他们“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封锁，在北京大学安排他们的讲座，或者与张维迎，刘伟，樊纲，江小娟公开辩论，同时公开向全社会转播。这才是北京大学兼收并蓄和科学民主的传统，这才叫做改革开放、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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