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与大学
当大学生活成为过去，我们在若干年后回忆起那一段美好生活的时候，除了对恩师或者同宿舍的同学有深刻的印象以外，对我们在大学校园里所从事的社团活动，我们也会常常在同事、朋友们面前津津有味地提起——“原来我的社团生活如此灿烂，它几乎决定性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而当我们从大学一路走过，我们发现，几乎不存在没有社团的大学；而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上，自从大学出现以来，学生社团都和大学一起，在不断的前进中承载历史。
上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催生了第一代的中国大学生社团——抗俄铁血会。新文化运动中，进德会、新闻研究会身影频现。五四运动，又催生了一大批学生社团。新中国建立以后，学生社团在一次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而当我们翻开社团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毛泽东拿着1918年新闻研究会的半年研究期满证书向我们走来；邓中夏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我们走来；学者谢冕、孙玉石、钱理群、作家刘震云、张承志以及诗人海子、骆一禾从北大五四文学社向我们走来……
今天的学生社团，不仅仅是一种组织，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而是每一个大学生生命中最富有朝气和诗意的乐章。
9月份，记者回到久违的大学校园，重温学生社团的生活。
“百团大战”在校园深处展开
9月20日，星期六，2003级的新生刚刚走进校门才两个星期。在北京大学三角地附近，一派热闹景象——树上，挂满了社团招新的横幅，红底白字的“××协会欢迎新同学”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在栏杆上，斜靠着许多社团招新的广告牌，图文并茂，每一句话对新生来说都有一种摄人心魄的感觉。
北大山鹰社——2002年攀登希夏邦马西峰时失去5名优秀成员的学生社团，在三角地摆出了三块展板，每块展板都用彩笔勾勒了一幅登山的壮景，该社的象征——黑色山颠之上的白色鹰头在金秋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北大自行车协会是和山鹰社齐名的一个学生社团，也在三角地打出了招新广告，在众多的社团中，自行车协会的艰苦旅程显得实在而又激动人心。
和山鹰社、自行车协会同为北大三大品牌社团的爱心社也在招信，他们的广告尽显爱心社的特色。另外，戏剧社、书画协会、广告协会、我们文学社、未名狐旅游俱乐部、英语俱乐部等几十个社团也一齐在这里招新。
对学生社团来说，9月下旬能否招到新人，就几乎决定了该社团下一年的命运。各社团纷纷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用最美的语言，简明扼要地说明本社团的要旨，希望得到有共同爱好的新生的垂青。
在校园内，每年社团的招新活动都被称为的“百团大战”。而在北大校园，正式在校团委注册的学生社团一般在100到130个左右，“百团大战”名符其实。
有大学就有社团
《北大社团》创刊号上写道：“大学之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物质条件，而在于它的人——高水准的学者和优秀的学生，以及他们所带来的独特的人文环境。”社团文化正参与了大学人文氛围和人文精神的塑造。
扫描校园，我们几乎找不到没有社团的大学——北京大学有爱心社、山鹰社、自行车协会等近130个社团；北京师范大学有教育学社、白鸽协会、农民之子等46个比较稳定的社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由宇航协会、汽车爱好者协会、北航青年当代马克思主义协会等54个社团；复旦大学有世界经济协会、科幻协会、复旦诗社等62个社团；中南财经大学有创业者协会、证券投资协会等社团。而在地方的大学之中，也不乏学生社团的身影，西南地区的贵州大学每年也有50余个学生社团在开展活动。
另外，作为校园人文氛围和人文精神的塑造者，学生社团往往体现着学校的鲜明特点。一提到北大，我们就会想到五四运动时的科学与民主，就会想起20世纪40年代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再有的就是2002年希夏邦马西峰虽败犹荣的攀登……这些事件背后常常都有北大社团的身影，无一不体现着北大人敢为人先常为人先的精神，“正是北大作为个体区别于其他存在的表征之一”。
“作为有相同兴趣爱好的学生自己的精神家园，学生社团很受学生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团委副书记谭旭东告诉记者，在该校的1万多名学生中，95%以上的同学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学生社团的活动，“你可以到校园里问一问，究竟有几个学生没参加过社团的活动”。而北京大学社团文体部部长路鹏也说：“真想象不出在校园里还有几个同学没有参加社团的活动。”
谭旭东说，作为学生自己的组织，学生社团对学生的影响巨大，“从一定的角度来看，甚至比第一课堂还要大”，“有些同学参加社团活动之后，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陈仙灵的成长经历印证了谭旭东的观点。陈原先就读于贵州大学，1996年，他和他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名为“青年乡村希望图书室服务队”的社团，专门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将在城市里筹集到的大量图书送往农村。他说：“我原来的理想就是大学毕业后做大官或者挣大钱，但自从参加服务队的活动后，我的观点改变了很多，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看到贫困但充满希望的农民时，我的心震撼了，自此改变了我的想法。”他毕业以后，到一家报社做了记者，经常深入基层，为遭遇的不平呼吁呐喊。
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负责人卢爱婷也说，参加农民之子活动几年以来，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发生了转变，“明年我去找工作的时候，不管是做什么，但肯定和‘三农’有关”。
百年社团风云
在翻检一百年的中国大学历史时，我们发现，学生社团的文化与之紧紧相随。和大学的历史一道，一部百年社团的历史，也是一部充满激情、与时俱进承载中国前进的历史。可以说，没有社团，就没有大学。
在承载历史的问题上，北大的学生社团也和北大本身一样，在中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北大社团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
二十世纪初，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爆发，战争双方对中国的烧杀抢掠激起了京师大学堂学生空前的爱国激情和强烈义愤——抗俄铁血会1904年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学生社团之一。当时，协会成员以集会、演讲、办报等形式进行宣传，进行轰轰烈烈的反俄运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北大校园内出现了进德会、新闻研究会、新潮社、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生储蓄银行、消费公社、雄辩会、画法研究会等数以百计的学生社团。李大钊、陈独秀、高君宇等468名师生成为进德会的第一批会员。毛泽东1918年到北大以后曾积极参加新闻研究会的活动，还获得了该会“半年研究期满证书”。社会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则培养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与此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也都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但除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五四文学社等极少数的社团能够延续至今外，绝大多数社团在经历了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后，又重新恢复到原先沉寂的状态。
五四运动后，北大等校的社团文化处于平稳阶段，直到抗日救亡运动初期，才重新恢复五四时期那样热烈的场面。
建国后，学生社团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相继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生社团，北大的五四文学社成为最具有活力的学生社团之一，一直活跃至今。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北大山鹰社、爱心社、自行车协会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白鸽协会、教育学社、农民之子等至今在社会上都有很大影响。
每年社团的活跃程度和兴衰更替都很有特点。北京大学团委社团文体部部长路鹏告诉记者，从1904年北大第一个社团成立起，北大学生社团的发展就和时事发展有很密切的联系，“过去的很多社团，因为事过境迁，它存在的基础已经没有了，也就慢慢消亡了，但随着时事的变迁，又会产生新的社团”，“今年是中央掀起的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的一年，理论性的社团就比较活跃。”
青春作伴好生活
在校园内，学生社团由一群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学生组成。他们有共同的理想，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有共同的话题……关键，他们愿为自己第一次的选择付出百倍的时间和精力……每到课余，他们总是聚到一起，畅谈理想，切磋经验，共同做事……
他们年轻，充满活力；他们勇猛，敢于拼闯；他们思考，勇于创新……再社团的日子里，青春作伴，快乐生活。
骑自行车了解社会
自7月份成功地组织了28名同学从沈阳骑自行车到漠河进行社会考察的活动以后，于海波9月份终于卸下了北大自行车协会主席的职务，不过，在学弟学妹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还得以“顾问”的身份指导大家渡过难关。
北大自行车协会成立于1995年10月，宗旨是“深入社会、融于自然、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是一个以骑自行车的方式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和宣传弘扬自行车文化的综合性学生社团，有注册会员两千多人，是和山鹰社、爱心社齐名的北大三大品牌社团之一。
北大自行车协会的日常活动有四项，即训练、拉练、讲座、修车。每周一、三、五晚上，许多同学在协会的组织下在校内进行骑自行车的训练；每周五，协会会员在三角地为同学们免费修车；每周六和周日，全体会员走出校门，进行长途拉练；每年社团文化周，协会都会和企业联系，举办讲座、趣味车赛等活动。“开展这些活动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是为了促进会员间的交流。”
“不过，这些活动都是为我们暑期的活动进行的准备活动”，于海波对记者说，“我们要通过暑期骑自行车的方式进行社会实践，了解中国老百姓最真实的一面，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才是我们一年工作的核心”。
从1996年举办骑车到延安的庆祝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活动起，该协会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先后组织了“庆香港回归探炎黄血脉京港行”、“丝绸之路考察”、“应澳门回归环保考察”、“长江中下游环保考察”、“挑战青藏高原西部远征”、“重庆、成都、攀枝花到大理西南阳光行”等活动，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同时也引来了社会赞助。
今年，该协会的暑期活动——“健康新生活赴东北自行车考察”在“非典”双解除之后才获得学校批准，已经没有时间寻求社会赞助。在没有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该协会自费组织了从沈阳到漠河的社会实践活动，“每天旅程结束后，我们就用空余时间与当地百姓以及基层干部座谈，进一步了解社会；还向沿途百姓宣传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推广自行车运动和自行车文化。”
“没有社会赞助，开展活动得自己出钱，虽然困难了一点，但这样更强调大学生的实践精神，用自己的活动回馈社会，我们感到更有意义。”于海波对记者这样说。
“农民之子”的梦想
“农民之子”的全称是“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英文是“PEASANTS’ CHILDREN”,意为“农民的儿子”，1999年12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指导下成立，是国内第一个致力于 “三农”问题研究的学生社团，以研究生为主是该社团组成人员最大的特色。
正在读研究生三年级的卢爱婷现在是“农民之子”的掌门人，参加活动以来为“农民之子”的活动不少费心。9月12日，就将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请到北师大，通报了新学期继续举行义务支教活动的想法。
“农民之子”的支教方案是：先向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征求意见，看他们在那些课程上需要帮助，确定时间以后，在全校范围内大贴海报招聘志愿者，然后再根据每个人的课程情况和时间安排分配执教人员，“我们支教的时间大都安排在下午”。卢爱婷介绍，支较活动是“农民之子”成立以来开展的最多的一项活动，从2002年春开始，先后到过明圆、行知、育苗、棚鹏、德才、新世纪、育英等打工子弟学校开展过支教活动，参加的同学最多的时候多达近百人。
“农民之子”还积极拉近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联系。2002年6月，他们将部分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和北京市教育局的有关领导请到了北师大，举行了一个关于流动儿童教育的研讨会。
为了加强各打工子弟学校之间的联系，“农民之子”和首都师范大学的晨曦文学社合作，每个月办一期内部交流的报纸《打工子弟之声》，还不定期地举办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联谊会”。此外，2001年12月和2002年6月1日，“农民之子”还举办了两次主题为“同在蓝天下”的打工子弟联欢会。
在关注城市农民工的同时，“农民之子”还在去年和今年暑假期间，两次深入贵州贵定县农村，一方面搞义务支教，另一方面搞社会调查。今年暑假，“农民之子”还和中国矿业大学的“农村情况调研团”、中国农业大学的“农村发展研究会”一起深入江苏省沭阳县，在支教、社会调查结束后，还为当地百姓成立了一个“农村发展协会”。
“我们的目标是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卢爱婷说，“虽然这个目标现在看来只是一个梦，但我们从力所能及的地方努力。”
社团之困
经费、人才是目前学生社团面临的最为现实的两大困难，也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话题。对于经费，有些小的活动，社团负责人能自己掏腰包解决的，几乎都自己掏腰包解决，但大型的活动，却无能为力。而人才问题，“第一代领导人在创办活动的时候，已经是人才了，而我们第二代、第三代却还需要培养”，许多社团在发展了两三年之后，也产生了人才危机，没有度过危机的社团，又回到了起点。
另外，社会的理解和学校的干预也对学生社团的活动产生很大影响，有些社团因此也发生了变化。
作为学校内部的社团，学生社团能走出校门面向社会吗？又如何规范？
社团领袖的尴尬
正因为认识到社团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各个学校每年都为学生社团的活动投入不少资金；在学校设备的使用上，许多学校也尽量满足学生社团的要求。但由于学生社团的众多，每年投入的资金具体分配到每一个社团，就显得不多了。即使有的社团可以向学生收取少量会费，但面对整个社团的活动，仍显得捉襟见肘。
面对经济困难，社团负责人用尽各种招数，努力让自己的社团日子好过一些。大家最早想到的都是到企业去拉赞助，但只有山鹰社、爱心社、自行车协会等少数几个社团每年通过活动拉到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赞助。另外一个解决经费困难的方法就是承办活动，“如果一年之中国家有什么大型的活动在学校举办，承办的社团可以获得国家的拨款，日子就会好过一些。”“但拉不到赞助、承接不了活动的社团毕竟还是大多数，很多时候只有社团负责人自己掏腰包。”路鹏表示，他自己都有深刻感受。
路鹏1999年靠近北京大学学习以后，先后担任了海洋协会、人力资源研究促进会、五四戏剧社、环境与发展协会会长，除了五四戏剧社和环境与发展协会因为要参加大型活动而有拨款支持而没有经费危机外，海洋协会和人力资源研究会的经费总是不足，他又没有向会员收取会费，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为了能为有共同爱好的同学服务”，他常常把自己的生活费拿来支持协会的运转，到他离任时，两个协会共“吃”去他的生活费4000余元。“当时我不想向家里伸手，就在假期打工，挣钱填补因办社团造成的亏空。”
“我也去拉过赞助，为此去过不少的知名企业，但人家不是表示不信任，就表示不理解。”路鹏说，在北大校园里，像他这样的社团负责人“大约占总数的60%到70%，贴多贴少不等”。
谭旭东也认为资金问题是目前学生社团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关键是有的学校领导层对学生社团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社会上对学生社团也存在着一定误解”，“实际上，学校的社团文化搞好了，是对先进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贡献”。
社团人才三年之痒
人才问题也是长期困扰社团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北师大某社团负责人对记者说：“第一代负责人本来就是人才，他们需要的只是进一步的磨炼；而到我们第二代、第三代负责人，我们还需要培养才能成为人才，要马上承担起一个成型的社团的领导重任，有一点勉为其难。” “我们每天花大量时间忙于社团的事务性工作，但总感觉是为社团而社团，并不是为所选择的工作而办社团。”他说，他所在的社团的接班人问题上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
像北大自行车协会这样的社团，拥有2000多名会员，本来不应该存在什么人才问题，但于海波却对此感到担心，他说：“学生流动性太大，有时候强有力的领导人毕业了，新同学的能力还接不上来，协会就会面临传不下去的危险。”
一位从事过三年学生社团工作的毕业生介绍，从一个大学生进入学校的第二个学期成立社团起，到大四第一个学期期末，正好是第一代社团呛人“执政”的最佳时期。在这三年之后就面临换届。如果该社团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社团就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找不到恰当的接班人，就直接走向没落。
“一个社团的兴衰更替，和社团的领导人有很大关系”。路鹏目睹了许多社团的兴衰。他说：“如果一个社团在衰落中遇到了强人，那么这个社团就有可能复兴”。
谭旭东说，要解决学生社团目前所面临的人才尴尬，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客观有效的评价认证体系，要让社团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只有正规化、合法化、正常化以后，才能让社团更健康地发展。”
校门之困
按照现行的社团登记管理制度，学生社团的管理由高校自己负责。因此，学生社团的招新、筹资和日常活动基本上都被严格限制在校门之内，跨校的组织除了原有的各级学生联合会等组织之外，十几年来未有新的学生组织成立。
那么，现在的学生组织中，是否有跨校的想法呢？路鹏说，“北大的空间都已经够大了，哪有人还向校外发展呢？”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包括北大在内的一些高校的部分学生社团中，也有一些校外的成员，“他们和本校的学生一样，缴纳同样数额的会费，以会员的身份参加活动”。谭旭东对此的解释时，现在的学生社团归口由校团委管理，原则上不允许校外人员加入，但也有一些社团暗渡陈仓，偷偷接纳了少量校外人员。
不同学校的学生社团能联合开展活动吗？记者在北京大学团委社团文体部编印的《北京大学学生社团管理文件汇编》（修订本）里看到，要做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手续。
那么，筹资、到校外开展志愿者活动呢？路鹏说，“凡是涉及校外的活动，每一个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符合条件的才有可能。”“而有些社会影响特别巨大的活动，还需要学校领导特批。”
记者就此问题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有关人士求教，得到的答复是：学生社团只能在校内开展活动，走出校外是不允许的；而跨校的学生组织，“目前还没有听到什么说法”。
记者还了解到，前些年，某省有一个跨校的学生公益组织，专门在社会上开展公益活动，但因为合法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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