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生活
北京语言大学 谢小庆
1967年11月16日﹐我与三百多名北京的中学生一道﹐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落户。2007年11月16日﹐部分北京知识青年和许多在京的蒙古族朋友﹐隆重聚会纪念我们下乡40周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领导专程赶到北京参加此次纪念活动。一些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牧民代表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前来表示祝贺的包括著名蒙古族电影演员斯琴高娃﹑艾丽娅等﹐以及著名蒙古族歌手拉苏荣﹑阿日布杰等。2007年11月17日﹐当年到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利格牧场和额仁高比公社插队落户的一百多名知识青年欢聚一堂﹐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其后﹐才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我在东乌旗参加了高考﹐通过高考到大学学习。在插队的11年中﹐我放羊﹑放马﹑当兽医﹐从未离开过牧业﹐11年基本是在蒙古包中度过的。
一﹑感谢生活给予我信念
离开草原以后﹐每每与别人谈起自己插队11年的经历﹐时而会有人深表同情地说﹕“插队11年﹐太苦了”。每当这时﹐我总是回答说﹕“要是没有这11年的草原生活﹐那我这辈子才真是太苦了。”
我有太多太多的理由这样说。
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十万元户玩狗﹐百万元户玩车﹐千万元户才敢玩马”。即便是玩马的人﹐通常不过是玩一两匹﹐骑马也不过是一周或几周一次。骑马打猎﹐更属于富豪级的享受﹐即使有亿万家产﹐还需要寻找允许猎杀野生动物的地方。
在乌珠穆沁草原﹐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养过七﹑八条狗。我曾经有一黑﹑一黄两条很高大的狗﹐让许多人羡慕﹐曾是我的骄傲。一个起的蒙古名﹐是“巴特儿（英雄）”﹐一个起的汉名﹐是“大耳朵”。
在乌珠穆沁草原的11年﹐是几乎整日滚在马背上的11年。初到草原﹐刚开始骑马的时候﹐骑一天马下来﹐浑身酸疼。到后来﹐不论再累﹐只要一爬上马背﹐很快就会恢复。骑在马上就像躺在席梦思上一样舒服。
在牧区的11年中﹐大多数时间我的名下至少有五﹑六匹马。其中﹐我有四年是马倌﹐放牧的马群有五百多匹马。由于只有马倌可以骑母马﹐这四年中﹐我原则上可以骑的马有上百匹﹐实际上经常轮换骑的马有几十匹。
狼是牲畜的威胁﹐是牧民的敌人。每年秋天﹐总有几次大规模的设围打狼。从排班布阵到调兵遣将﹐都有一举收复台湾一样的阵势。更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曾经在一次围猎中凭借自己心爱的﹑草原上最优秀的马的马力﹐亲手用套马杆套住并打死了一只狼。这是让许多牧民青年都十分羡慕的难得经历。即使是在草原牧民中﹐有这样经历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草原为我留下了对狗的怀念﹐对马的怀念﹐对一望无边﹑繁花似锦的辽阔草原的怀念﹐对绵延数里﹑数以千计的成群黄羊的怀念﹐对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旱獭的怀念﹐对雨后突然成片冒出的白蘑菇的怀念﹐对黄昏中炊烟袅袅的蒙古包的怀念﹐对千年铸就的﹑绚丽多彩的草原游牧文化的怀念﹐对草原上那种无忧无虑﹑缓慢宁静的生活节奏的怀念﹐对知足常乐﹑与世无争的草原男人的怀念﹐对心地善良﹑勤劳坚韧的草原女人的怀念……这些﹐都是我应该感谢草原的理由。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我感谢草原﹐首先是因为草原给了我生活的信念。这种信念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并将影响我的终生。草原所给予我的最核心的信念是对“人性善”的信仰。在中国的历史上﹐“性善论”与“性恶论”争论了两千多年。孟子宣扬“性善论”﹐荀子宣扬“性恶论”。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做出实证性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情感问题﹑信仰问题﹐只能凭借自己的直觉做出回答。一个人的信仰主要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生活﹔主要不是来自于理性的﹑逻辑的思辩﹐而是来自于情感的﹑直觉的体验。信仰的传播主要不是靠言语的说教﹐而是靠行为的感召。
我插队的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是全内蒙最闭塞﹑最偏远的地区﹐带有很大的原始社会色彩。内蒙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现代文化影响﹐一是来自南方张家口﹑集宁﹑呼和浩特一线的影响﹐一是来自东方通辽﹑白城﹑乌兰浩特一线的影响。我所在的东乌旗恰好处在两个文化影响范围的死角﹐而我所在的额仁高比公社又是几乎惟一一个较完整地保持了老东乌旗特点的公社。或者说﹐是全内蒙古为数不多的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毒化的公社。我们那里的民风淳朴﹐人心单纯﹑坦诚﹑善良。我到内蒙时只有16岁﹐身材矮小。那时﹐与我感情最深的老“额吉”（蒙语妈妈）嘴中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人家的母亲不容易（蒙文发音是“浑耐额很阿莫日贵”）。在她的心中﹐没有利益的交换﹐只有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的理解。基于这样一种本能的“幼吾幼及人之幼”的情怀﹐她在方方面面给予我许多呵护和照顾。1978年回到北京以后﹐心情长期感到压抑。一位在东北工厂呆了十年的同学说﹕“我回到北京后有走出厕所的感觉”。我说﹕“我回到北京后有走进厕所的感觉”。我们大队在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60几户﹑二百多口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集体娱乐活动却非常丰富﹔北京虽然人与人摩肩接踵﹐却似乎遥隔万里﹐即使是表面上一团和气﹐也谈不到情感交流。正是在与蒙族牧民的共同生活中﹐我形成了关于“人性善”的信仰。正是蒙族牧民们对我的无私的﹑发自人的天性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将“人性善”的信念刻入了我的脊骨﹐溶入了我的血液。
在离开草原以后的近30年中﹐许多次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和私下里问我是否信仰共存主义（多数人将之翻译为“共产主义”﹐我认为翻译得不准确）﹐我都明确地回答﹕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虔诚的共存主义信徒。我的信仰与许多人不同。许多人把她作为科学来信﹐我把她作为宗教来信。我的信仰固然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对共存主义的信仰是基于对人性和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之上的。我对于人性的乐观态度主要来自于内蒙古11年的插队经历。
使我建立“人性善”信念的另一个原因是1967~1972年知识青年集体的一段共存主义生活模式的实际经历。在此期间﹐全大队36名北京知识青年实行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存主义分配方式﹐由选举产生的一个三人生活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大家的共同财产和劳动收入。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四年多。1972年﹐考虑到年龄逐渐长大﹐面临婚姻家庭问题﹐经集体讨论结束了这种生活方式。共存主义的实现有赖于较高的物质和文化水准。考虑到我们当时插队的﹑绝不算富裕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中学生的教育水平﹐这项实践的善始善终实在是很不容易。至今﹐我一直有一个念头﹕在有生之年﹐在更高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上再进行一次共存主义的试验。凭心而论﹐如果我可以不考虑收入和报酬﹐可以不必为生计忧虑﹐可以全心全意地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那么﹐对我是求之不得的。我相信﹐许多达到一定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的知识分子都会像我一样。
我并没有参加2007年11月17日聚会的筹备工作。来到聚会现场以后﹐我惊喜地发现﹐聚会的组织者已经开始考虑组织老知青们实行合作养老的问题。我们当年的许多经验﹑教训﹐都可以被合作养老计划借鉴。当年的运作并不轻松。各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不一样﹐困难的家庭要多寄些钱﹐条件好的家庭不寄钱。那时候﹐许多人的父母到了干校﹑三线。有人探亲到北京﹐有人探亲要到四川﹑甘肃﹑湖南﹐路费都不一样﹐都是按需分配。那时﹐从衬衣到皮袍﹐都是统一制做。我真希望这个合作养老的计划能够成为现实﹐并愿意为之贡献一份力量。
关于合作养老计划﹐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自愿原则。自愿加入﹐自愿退出。
2﹑主要的经济活动保持高度透明。避免出现违规行为﹐也避免出现猜忌和疑虑。
3﹑民主产生管理层。一个组织没有秩序很难保持稳定。秩序由管理层来维护﹐管理层通过民主程序产生。
4﹑代际经济隔离。在加入计划之前﹐需要先和子女在经济上分割清楚。一旦加入计划﹐与子女不再发生经济上的联系。
5﹑注意把好进口和保持畅通的出口。没有把握的人﹐不能轻易放进来﹔太麻烦的人﹐可以请出去。接收和劝退都需要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多数的同意。
6﹑量力发展。合作计划参加者的生活水平如果不能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就难以保持稳定性。因此﹐只能量力发展。一方面﹐要竭尽自己的能力多吸收一些成员﹔另一方面﹐难免会将一些人暂时拒之门外。
7﹑作为合作计划的衍生物﹐开办一些老人免费午餐食堂。面向社会﹐面向那些生活困难的老人﹐每日提供一顿免费午餐。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30岁以前不信社会主义是缺乏良知﹐30岁以后仍然信社会主义是缺乏理智。很难说马克思﹑罗素﹑[1] 爱因斯坦﹑毛泽东等至死相信社会主义的人缺乏理智。因此﹐社会主义者或许可以反驳说﹕30岁以前不信社会主义是缺乏起码的良知﹐30岁以后不信社会主义是缺乏足够的良知。相反﹐社会主义最坚决的敌人﹑自由主义集大成的代表人物海耶克（Hayek）却举出罗素﹑爱因斯坦等许多人的例子说明﹐智力越高的人越倾向社会主义。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偏好是高智商者的一种自负。他的代表作之一是《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错误》。[2]
伴随普遍生活水准的提高﹐伴随越来越多的人更看重不仅仅是金钱的“整体生活质量”﹐一些以前难以实现的理想﹐今天未必不能实现。一些以前失败的实验﹐今天未必一定会失败。1958年的“公共食堂”曾经造成灾难。今天﹐基于自愿的﹑以自助餐方式实现的“按需分配”的“公共食堂”﹐完全可能成为一些不愿自己烹调的人们的选择。当年欧文未能取得成功的共存主义实验﹐今天完全可能取得成功。事实上﹐以色列具有“按需分配”色彩的农业公社“基布兹”已经延续近一个世纪。在我国的南街村﹑华西村等地的探索中﹐也在积累着一些建设共存主义社区的经验和教训。
二﹑感谢生活给予我快乐
我感谢草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草原给了我淡泊名利的高贵品格。曾在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插队的张静女士曾对我说﹕“牧民﹐从骨子里就是贵族”。她的话﹐一语道出了我对牧民的感受。一个人并不能因其外在的地位而尊贵﹐一个人只能靠其内在的气质而尊贵。一个高居国家领导地位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可能是俗不可耐﹔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或牧民﹐却可能因其高贵心灵而被人敬重。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69年冬天的大雪灾。我们大队所在的额仁草原（即小说《狼图腾》中所说的“额仑草原”）﹐是全内蒙最好的天然草场之一。在这场雪灾中﹐南部一些旗县的牲畜几乎死绝。额仁草原以自己宽广的胸怀迎接了来自东乌旗其它公社的牧民和牲畜﹐迎接了来自阿巴嘎旗和东苏旗的牧民和牲畜。尽管这一年冬天我们大队的牲畜最后因为草场被吃光而死掉了一半﹐牧民们并没有为了保护自己的牲畜而将前来避灾的客人拒之门外。不仅没有拒之门外﹐而且为这些难得一聚的远方朋友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不同公社﹑不同旗县的牧民们﹐在额仁草原上举行了一场长达月余的“冬季那达慕”﹐渡过了一个狂欢节式的冬天。牧民们这种“快乐胜于财富”的心态﹐那些生活在市场原则所支配的现代社会中的人﹐很难理解。牧民们这种淡泊财富的贵族品格﹐那些崇尚“金钱万能”的暴发户们历经几代也难以形成。
对于任何民族﹑任何地域﹐婚姻嫁娶都是一桩大事。在乌珠穆沁草原上﹐财富几乎丝毫不能为姑娘和小伙子增加身价。牲畜遍野的大牧主的女儿不会因其富有而得到更多小伙子的追求﹐长工的儿子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清贫家境而在魅力的较量中处于劣势。在草原的情感世界中﹐个人的内在魅力远远胜过外在的金钱和权势。
从北京到草原﹐11年后又从草原回到北京﹐钜大的反差使我真切地感受到﹐被“市场原则”主导的现代生活与被“快乐原则”主导的草原生活﹐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在离开草原的近30年的时间中﹐我经历了几次大的人生坎坷。面对这样的人生坎坷﹐我基本能够泰然处之。对此﹐许多人感到惊异。我自己知道﹐我之所以能够平静地一次次走过坎坷﹐一次次重新建立起自己生活和事业的框架﹐是由于我受惠于草原﹐受惠于牧民。我清楚地知道﹐名﹑利不过是过眼烟云﹐得不足喜﹐失不足悲。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其外在的名利卷标﹐而在于其内在的品格和能力。
草原给了我信念﹐草原给了我快乐。这才是我感谢草原﹑感谢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我经常想到﹐如果没有草原11年的生活﹐我在对名利的追求上可能有更多的斩获﹐但我可能一生也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一生也不能领悟人生的意义。如果没有草原11年的生活﹐我可能很富有﹐但我可能一生也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快乐﹐仅仅属于那些摆脱了名利桎梏的人们。
然而﹐这点点快乐﹐仅仅属于个人。草原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从此再也无法平静地生活。看看今天进城民工的处境并不比我们当年下乡知青好到哪去﹐看看今天多少贫困地区的穷人家女儿沦为妓女﹐对比我们作为知青时的精神状态（重义轻利）和今天社会上的普遍精神状态（惟利是图）﹐我对“十年浩劫”的说法缺乏共鸣。2000年前后﹐北京市曾出台了一些地方法规﹐保护北京人就业﹐限制外地人进入一些行业。部分知青是这些保护政策的受益人﹐北京政府也确实为保护这部分知青做了实事。当时﹐我却感到有愧于曾接纳了我们的老乡。我固然不想站在“知青白领”的立场﹐但也不想站在什么知青的立场。在底层生活了11年﹐挣了11年工分﹐我已经习惯于底层的视角﹐对于那些“吃商品粮者”关于失去某种生活待遇和教育机会的抱怨﹐我已经缺乏共鸣。作为一个公民﹐我希望国家强盛﹐希望百姓富裕﹐并一直在为之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大声赞扬知青这一代人曾经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希望在经过20年拜金主义扫荡的中国人的精神废墟上﹐清理出哪怕一小片静土﹐播下几粒真情与高尚的种子。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每当我看到那些功成名就的“老三届”们汇聚一堂﹐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的艰苦岁月”﹐豪情万丈地时候﹐我会想起那些下岗在家的﹐在边远乡村的﹐乃至已长眠地下的以及众多的已成为普通百姓的知青们。因为﹐这毕竟是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 — 1600万知青中﹐功成名就的能有几个人呢﹖与那些在今天默默无闻﹑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的返城知青相比﹐究竟谁是多数﹐谁更有代表性呢﹖[3]
这道简单的算术题有另一种算法﹕比起至少五亿农民在几十年时间中所承受的﹐1600万知青在平均大约五年中所承受的﹐能算很大的苦难吗﹖值得在几十年之后还要呼天抢地地去抱怨吗﹖看看今天北京﹑广州﹑上海那些从事建筑﹑环卫﹑卖菜﹑早点﹑卖报﹑保姆等工作的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下岗”是个假问题。
至今﹐在关于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中﹐在网络上﹐当年的知青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们﹐仍然在为“青春有悔”和“青春无悔”而激烈地争论。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到内蒙牧区插队的知青﹐清一色的都是“无悔派”。无论是个人的快乐﹐还是从此再也无法平静地生活﹐都应该归功于草原﹐归功于牧民。锡盟阿巴嘎旗北京知青孟晓青在她写的《永远的大草原》一书中说出了许多牧区知青共同的心声﹕“没有抱怨（no complain）”。是的﹐对于草原﹐我们不仅没有抱怨﹐而且充满感激﹐感谢草原﹐感谢牧民﹐感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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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羅素（1872~1970）﹐是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數學家﹑社會學家之一﹐對20世紀數學的發展產生幾乎最重要的影響。
[2] 海耶克﹕《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錯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 of socialis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3] 冷星﹕〈永遠沈重的話題〉﹐參見﹕http://www.ynzb.com/bbs/dv_rss.asp?s=x&boar
did=118&id=1623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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