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红色学府——上海大学
程 陶
人民政协报 （ 2007-01-04 ）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上曾流传有“五四运动有北大，大革命时期有上大”、“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武有黄浦，文有上大”等这样的美谈，这个“上大”，即指被国民党右派称为“赤色大本营”的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创办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年，至1927年4月12日被国民党查封，仅仅存在了五年时间。在上大的领导成员中，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邵力子等都是党内早期的领导人。沈雁冰（茅盾）、蒋光慈、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等曾在这儿执教。这所设施简陋的学校，成了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在当年上大的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栋梁之才，还有不少人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
上海大学最早的校址在上海闸北青云路青云里（今青云路167弄的位置，1987年定为市级革命纪念地）。这里原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校址，有学生160多人。因校长王理堂为一贪财无行的市侩文人，办学完全为了中饱私囊，致校政腐败，难以为继。学校因而爆发了一场“倒王风潮”。王理堂离开学校后，学生们为继续求学，要求改造学校。学校里的周学文、程嘉咏等秘密组织十人团为活动核心，其中有些人与共产党有联系，便要求由共产党出面来办校。
1921年底，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所学校，即平民女校，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培养搞妇女工作的干部，校长是党中央宣传部长李达。在取得成功经验后，为加速培养更多的干部，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决定创办一所高等学校，他曾与李大钊等人多次酝酿筹划。此时正值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事发，党中央研究后，决定接受师生们的要求，将东南高等师范改建为上海大学。
那时的青云路属市郊结合部，青云里只是一条小弄堂。上大创办时只有一座老式石库门楼房，两层楼共十余间房子。后来把楼上并排两间房子的隔墙拆掉改为大礼堂，也算是大课堂。其他客厅、厢房都是教室。设施尽管简陋，利用率却很高。除了白天正常的教学活动外，晚上是夜校的学生上课，每天从早晨到晚上十点，每个教室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校门前是一大片荒地，这是学生们课余活动的场所。1924年2月，这个弄堂大学的学生从160人增加到400人，校舍已将不敷；同时也为避开封建军阀对瞿秋白的监视，学校决定迁到公共租界的西摩路南洋路口（今陕西北路29弄4－12号，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又借了对面新建的时应里的部分房子办学。那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也很重视培养干部，遂决定给上大拨款。1925年9月7日，经广州革命政府第十五次会议决定，补助上海大学建筑经费二万银元。1926年又补助一万银元，使学校的办学条件大为改观。
1925年五卅运动时，上大学生进行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并组织宣传队上街揭露事实真相。上大成了这次运动的重要据点。这使帝国主义十分惧怕，公共租界当局下令上海大学停办。这年6月4日，英帝国主义出动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大学实行武装占领，后来又派警察封锁该校。次日，学校在老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临时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由陈望道主持，大家公推陈望道起草宣言，发表通电，强烈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决定将学校迁至青云路师寿坊作为临时校舍，于是上大又成为弄堂大学。
师寿坊是石库门式平房，条件很差。学校在弄堂口挂上了于右任写的“上海大学临时校舍”的牌子。当时学生已增加到800人，还有附设的平民学校和青云学校，仅有15幢民房，校舍严重不足。这时上大在社会上名声蒸蒸日上，都认为这所大学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于是学校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采取募捐和借款的办法，筹钱建造校舍。新校舍选在江湾镇西端，1927年4月1日校舍落成，师生们迁入。但很快又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说“上海大学是赤色大本营”，蒋介石指令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和陈群查封了这所学校，并把上海大学的新校址改成了“国立劳动大学”。
上海大学创建时，共产党人考虑到工作的便利，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想邀请一位有声望的人来担任校长。当时提出了章太炎和于右任。章太炎是社会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术大师。于右任20岁时曾经岁试第一，被称为“西北奇才”，25岁任商州中学堂校长，后加入同盟会。1918年他从日本返回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对教育工作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民国日报》工作的邵力子向陈独秀力荐于右任担任校长，但于右任考虑到办学经费及教员等问题，有些踌躇。后经柳亚子、杨杏佛、叶楚伧等人促劝，于右任同意担任校长之职，并将学校命名为“上海大学”，副校长由邵力子担任。1922年10月23日上午，于右任、邵力子赴任时，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在北火车站附近冒雨列队欢迎。于右任担任校长后，请杨杏佛草拟招生简章，聘请叶楚伧任教务长，张君谋、何世桢等人任文科、美术科主任。1923年4月，于右任在福州路同兴楼菜馆邀请李大钊等人便餐，商谈上大校务，李大钊向于右任推荐邓中夏和瞿秋白。于右任欣然接受，请共产党人邓中夏担任校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邓中夏此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他由李大钊委派到上海大学工作后，抓了三件大事：确定教育方针和目的要求；改革学校建制，草拟上海大学章程；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来校任教。这三件大事，奠定了学校发展的基础。1924年他离校后，由陈望道任校务长。瞿秋白是1923年7月来到学校的，当时年仅24岁。他主持的社会学系当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首创，瞿秋白亲自担任该系的教学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依据，主编了《社会科学概论》共四集，上海书店印行，影响很大。1924年6月，他在《民国日报》发表《上海大学概况》一文，后又发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指出：“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这年10月，瞿秋白遭到反动当局通缉，他按照党的指示转入地下，教务长由施存统（施复亮）接任，但他仍时常到学校向学生们作报告。
陈望道是1923年秋到校任职的，对于是否到上大工作，他考虑了较长时间，后来陈独秀给他写了张小纸条，内容是：“上海大学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你开出来，请你负责。”最终他接受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委派，先在上大任中文系主任，邵力子离校后，他任代理校长，兼任校务长，一直到学校被迫关闭。在上大担任副校长的邵力子，1920年5月加入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他除负责学校工作，还讲授古代散文和新闻学。1925年6月他到广州，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上大系主任一级的人物有：张君谋任文学系主任，洪野任美术科主任，何世桢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侯绍裘任附中主任等。而到校任教的几乎都是国内有名望的政治名流和学界精英。教师有恽代英、蔡和森、萧楚女、任弼时、杨贤江、侯绍裘、蒋光慈、朱自清、叶圣陶、曹聚仁、周建人、施存统、沈雁冰、田汉、朱光潜、周越然等。来校讲演的有李大钊、章太炎、戴季陶等。瞿秋白的讲课很吸引学生，他讲课时神态从容，引征各种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沈雁冰曾在平民女校执教，他到上大后在中文系讲授小说研究，在英文系讲希腊神话。由于他涉猎广泛，融合古今中外，被学生们称为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任弼时是刚从苏联归来的最年轻的教师，许多学生满怀兴致地向他询问许多新鲜而又十分关切的问题，任弼时都作了使人满意的回答。上大的教师工资不高，每课时只拿一两块钱，有的还是尽义务的。当时还是上大学生的施蛰存回忆说：“当时上大的教师大部分是兼职的，这些从事新文学工作的教师都很年轻……田汉那时上课都不敢看下面的学生，只顾盯着天花板，我们都不禁失声笑了。”
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成中文的很少，因此许多教师的讲稿经整理后，由出版社、书店印行。陈望道讲授的是《国文法》和《修辞学》，开明书店后来出版的《修辞学发凡》就是他当初的讲稿。邓中夏的《中国劳动问题》、萧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蔡和森的《社会发展史》等，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由上海书店和民智书店发行的。上海书店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发行机构。
上大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以四川、广东、安徽等省居多，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的学生也不少。每个学生都有一枚学校颁发的校徽，图案是“海上红日东升”，中间嵌着“上大”两个字，挂在胸前，显得很有朝气。大部分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到报社、书店、青年会和中小学去做兼职工作。这种紧张而艰苦的生活和工作，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和毅力。
刘华、何秉彝、郭伯和、黄仁和杨尚昆等来自四川省。杨尚昆在社会学系学习时，以“四川同学会”的名义在同乡中开展工作，并积极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蒋冰之（丁玲）、王剑虹、杨之华等，更是女学生中的豪杰。1921年丁玲回到家乡湖南常德，王剑虹去看望她，希望丁玲到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接着，她俩在南京小住时遇到瞿秋白和施复亮，他们希望她俩到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瞿秋白告诉她们说：“上大培养年轻党员，可以接触到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丁玲回忆说，在上大“我喜欢沈雁冰先生讲奥德赛、伊利亚特……我还读过沈先生在《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欧洲小说。”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俞平伯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在深度的近视眼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确沉醉在词的意蕴之中。她说：“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为了帮助我们很快懂得普希金语言的美丽，也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
在上海大学时，丁玲决定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她问瞿秋白将来究竟做什么好。瞿秋白昂首回答：“你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杨之华因与前夫沈剑龙志趣不投，只身来到上海大学读书，投入革命洪流之中，并与瞿秋白结为终身伴侣。
上海大学培养了一批职业革命家、理论家和文学大家，学生中有很多都成了政治和文化名人，其中有何秉彝、李硕勋、何挺颖、郭伯和、杨尚昆、张治中、王稼祥、顾作霖、秦邦宪、张际春、李逸民、阳翰笙、匡亚明、张琴秋、孟超、孔另境、戴望舒、施蛰存、袁牧之、葛琴等等。革命洪流大浪淘沙，如王新衡、韩步先、李士群等人逐步走向革命的反面；而康生、陈伯达、饶漱石等人虽在革命队伍中身居要职，最终却成了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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