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大学教师教学的三大类型
苗体君
（文章选自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教育艺术》杂志2008年第3期，第10-11页。）
大学老师不同于中、小学老师的显著之处是：中、小学老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教会学生“是什么?”，以此完成基础教育应该完成的任务，让学生掌握扎实的、牢固的基础知识。而大学教师则有两项职责，即科研与教学。而教学与科研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一个好的大学老师应该是科研、教学都突出、优秀，如果缺少其中的一项就似一个人缺了一条腿一样，他也只能是一位“残疾人”；如果教学、科研都十分糟糕就像没有腿的人一样，现在的学生戏称这种老师为“垃圾”。
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学生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初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拿到新学期的课程表后，先到图书馆了解一下每位任课教师的科研情况，查阅它们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学术著作的情况，给这位老师在研究水平上进行一个定位，接下来在课堂上，“聆听”每位教师的教学，然后对他的教学再作出一个判断，而中国的大学生往往缺少了解任课教师科研情况这一程序。
就教学而言，当今中国大学的教师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深入浅出型、浅入深出型、不入也出型(就是通常所说的照本宣科型)。
一、深入浅出型
“深入”其实指的就是科研。一位老师如果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地“深入”研究他所讲授的课程，教学时呈现给学生的就是“浅出’一用最浅显、生动的语言讲解深奥的道理，所以，我们听大师讲课时就像是听大白话一样，既轻松又愉快。古希腊、中国古代把它称之为“寓教于乐”，并被奉为教师教学的最高境界。凭教师的博学，学生在快乐中不知不觉地获得知识。
“深入浅出”的关键罢“深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教师，他们的授课“征服”了当时听他们讲课的学生，而真正使它们青史留名的是他们的学术著作。所以，科研就是大学教师教学的发动机，一个好的大学老师首先科研能力要突出。一个大学老师如果缺乏科研的保障，即便授课能“征服”学生，这位老师也只能算是个街头巷尾的鼓书艺人，因为他没有传世的学术论文与著作。
以鲁迅先生为例，他留给这个世界一大批宝贵的著作，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在文学和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通晓古今中外，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但教学时，他仍然觉得“是很吃力的”，他怕“上讲台，讲空话”，怕“误人子弟”。鲁迅在《北京通信》中写道：“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可见鲁迅先生对教学的要求是非常的高。
鲁迅在北大讲课时，凭他渊博的知识，从不带讲义教案之类的东西，但他的课对学生来说是如逢甘露。即便他从来没有点过名，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在北大，鲁迅每周只上一次课，他的课堂上沸腾着年轻人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与现在许多大学老师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课原本是国文系的专业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有的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1926年8月受林语堂之邀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授，在厦大他仅呆了135天，他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课，为了不辜负学生的厚望，他抛开学校的旧讲义，用很短的时间，夜以继日，认真地编订了一本新讲义，但讲课时，他还是不讲讲义上的内容，在他看来，讲义人人都有一本，学生带回去自己看看就行了，没有必要浪费宝贵的课堂时间。
今天，“深入浅出”的典范当推厦门大学的易中天与北京师范大学的于丹。易中天评点三国人物的教材就是陈寿的《三国志》，这本书对于普通人来说真可谓是晦涩难懂，但易中天对这本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文章，所以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三国时受到了国人的广泛推崇。他的节目一开始，不识字的农民也会停下手中的农活坐在电视机前聆听他的讲解。于丹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庄子》同样也受到了国人的喜爱，这也完全得益于她对《论渤、《日三亏动的深入研究。当然，这也引来了心理不健康的披着学术外衣的人的妒忌，于丹在北京的新华书店签字出售自己的学术著作时，有人就穿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文化衫当场抗议于丹。
二、浅入深出型
一个老师对于所教的课程研究得不深入，就是“浅入”，他讲课时就必然“深出”，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东西他自己还没有研究透彻，缺乏对这门功课总体的认识，就似盲人摸象一样，难免把大象讲成是“一把蒲扇”、“一条绳子”、“一堵墙”，或者是“一根柱子”。
据我多年的观察、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大多可以归类于“深入浅出”型，因为那时大学的数量不多，大学的规模也不大，大学教师的数量也不多，教师从事教育事业就是因为他们喜爱这一职业，所以他们有激情、有活力，他们学识渊博，他们醉心于研究。即便是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大学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教室是临时搭建的铁皮屋顶，学生几十人挤在茅草搭建的宿舍里。晚上，为防止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们不敢点煤油灯，广大师生还经常挨饿。但那时的中国大学丝毫不比欧美发达国家的差，他们培养出了杨振宁等一大批世界级的科学家。而今天大学，虽然有高楼大厦、先进的教学仪器，还有印制考究的教材，但“深入浅出”的教师却不是很多，“浅入深出”的教师却比比皆是。现在，中国的大学分为三类，即研究型大学、研究与教学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这些老师几乎充斥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研究与教学型大学的讲台。“研究型大学”是水平最高的大学，所以，才突出“研究”两个字，但真正静心研究学问的教师却不多，他们“研究”的目的多数是为了评职称的需要。在官本位的办学体制下，做官才是每位教师的终极目标，研究学问也是以入仕做官为目的的。
没有“深入”的研究，讲课时就必然是“深出”，本来简单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只能用晦涩的言辞使简单的问题越来越深奥，最后是越讲越糊涂，学生越听越不明白。整个教室就似一具棺材，学生昏昏欲睡、痛苦不堪；老师度日如年、如坐针毡。当然，也有些厚颜无耻的教师大声叫嚣，课堂上讲授的大多是纯理论性的东西，这些东西远离现实生活，学生听起来枯燥也是必然的，学生逃课、睡觉等足以说明这位老师讲课的深奥、研究的精深，他们是最有水平的。易中天讲三国，其中三国人物都远离我们一千多年了，而且《三国志》这本书又十分难懂，但易中天却讲得人人喜爱，如果换成其他老师来讲，估计能让听众跑光，甚至于发疯。有些教师喜欢用爱因斯坦为自己来辩护，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上课，开始时听课的人满为患，听者总希望从他的言辞中得到智慧与启迪，但最终满怀希望的听众们都以绝望而告终，因为他们根本就听不懂爱因斯坦到底在讲些什么。他们放弃了爱因斯坦同时也放弃了神奇的物理学。好像他们就是爱因斯坦一样，我要提醒的是全世界只有一个爱因斯坦，
而爱因斯坦研究的是最最前沿的东西，没有人明白是必然的，但你研究的是最最前沿的东西吗?
三、不入也出型
这种类型的大学教师在今天的大学里更是平常而又常见，特别是教学类型的大学，几乎清一色的全是这种人。他们把教材作为谋生的工具，就似出租车司机以出租车为谋生工具一样，他们不需要作任何的研究，他们对于研究学问也没有任何的兴趣，或者干脆说他们根本就不是研究学问的材料。他们虽然“不入”，但他们在课堂上照样“也出”，就是用他们的嘴巴大声地按照书本上的内容读一遍，没有任何新意，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照本宣科”。鲁迅、胡适、易中天、于丹等是以博学、智慧为工具征服学生，而“不入也出”的教师们把教书的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把教科书作为谋生的器材、工具，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只要有一张文凭，最容易的工作就是大学教师。大学教师这个职业成了有文凭者的“公共汽车”、“公共厕所”。
“不入也出”的大学老师们所追求的目标大多也是谋官，有的是直接谋官，有的是曲线式的，先谋个职称，最后凭高职称再去谋官。这年头谋职称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学术刊物如此之多，只要肯花钱，刊物的主编及编辑们正等着你哪!或许你的文章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位读者，那就是本人。有了文章后，把文章交上去，填写几张表格，你摇身一变就是教授了。
在教学型大学里，没有几个老师懂得学术。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粤东一所教学型的大学里教书。在大学读书时，我的这位同学以专心于学术研究而著称于同学中间，去年在北京搞同学聚会时见到他，他满脸沧桑，在所有同学中他算是衰老最快的一个，38岁的人看上去似58岁的，他把多年的苦闷向我们进行了彻底倾诉。在单位里，他是一个最不争的人，他不与同事争“优秀”“先进”，更不去同人争做官，因为这些都有名额的限制；他总是把方便留给他人，他潜心研究学问，每年都有几十篇文章发表，平均每年挣得的稿费多达15000元左右；在教学上，他更是受学生的推崇与敬重，他讲课时，几乎没有点过名，但听他课的学生常常挤满了教室。他每天很忙，每天在图书馆、书桌前忙碌着，他更没有时间去与他人结怨，去得罪什么人!可是，他的领导换了好几个，大多对他总是持有敌意，仿佛他欠了领导家的几条人命一样，单位开会时，总是嘲讽、讥笑他，甚至于借故打击他、诅咒他，有时还撵他离开这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整起人来，真是吃人都不会吐骨头，让人既难过又恐惧。他也时常寻找原因，但总是没有满意的答案。
还是北京的同学见多识广，一语就道破了天机。你受到敌意的原因是你在科研、教学方面功高震主，你这种情况应该生活在“五四”时期，你与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算是一类人，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偏僻的粤东，一片文化的沙漠里，大家都没有研究学问，你却兴趣盎然，你还让别人活吗?其他老师都是“卖白菜、土豆、鸡蛋的”，你却是卖“黄金的”，大家当然不高兴了。卖黄金就要与卖黄金的在一块经营，你与卖白菜、土豆、鸡蛋的在一块显然是不合适的，黄金就应该放在黄金该呆的地方，否则别人还会怀疑你卖的是不是真的金子。
(系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学者、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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