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学教育的三个忧虑
——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答采访者问
钱理群
⊙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所谓“静、清、定”这三种精神力量。
⊙我所说的“新科举制度”，这是有一整套评价标准、竞争机制和操作程序的，如职称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与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的评奖的评定和竞争，等等。——在许多场合已经变成闹剧了。
⊙一位大学老师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举例说明：我的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作用。我听了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我的心却隐隐作痛。
⊙我有时觉得很奇怪，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政府部门转变职能，要放权，分权，教育部门似乎是一个例外
⊙我又想起了赵丹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无希望”；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教育行政部门管得太具体，教育无希望。”
⊙而我所担忧的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问：十年前，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夕，您曾写作《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一文，掀起轩然大波。十年过去了，您有什么新的想法？
答：我还是那句话：希望校庆日变成反省日，“如果真的爱北大，希望北大在实现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就应该、也必然像前辈那样，敢于反省、批判北大的种种黑暗，不足，失误，知羞，知愧，以至知耻，并敢于公之于众——可以想见，胡适当年以教务长的身份，公开承认北大学术上很少成绩，这需要多大勇气和自信力！如果不是这样，不知反省，不以不足、失误为羞耻，反过来竭力掩盖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危机，甚至以‘否定成绩，破坏安定团结’等等借口，来压制任何反省，那么，无论怎样信誓旦旦，都不是真的爱北大，至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演而已”。——在我看来，今天的问题依然如此，我们的教育领导部门老是害怕“否定成绩”，总是千方百计地掩饰失误，否认教育危机的存在，自欺欺人。其实，这十年来教育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谁也不会去否认，也否认不了；但教育危机的存在，也是客观存在，不承认也依然存在。我常说，我们教育的硬件发展，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但教育软件的问题多多，在某些方面比过去更严重了。在硬件获得了大发展以后，就应该着重解决软件问题，第一步就是要敢于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问：由您担任主编的北大110周年校庆纪念文集《寻找北大》日前推出，您在序言引用鲁迅的话说北大“失精神”。您所说的教育软件问题，是不是就是“失精神”问题？
答：我在序言里是这么说的：“北大‘失精神’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这就是说，今天需要反省的，不只是北大的问题，也不是和我们自己无关的问题。不过，“中国的问题”太大，太多，我们这里还是把问题集中在对包括北大在内的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反省上，同时也要讨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学里的老师的责任的问题。
问：那么，你认为，北大和中国大学教育“失精神”，主要表现在哪里，我们的反省应该从哪里入手？
答：我在十年前那篇文章里，就提出：“对我们教育的反省，包括对北大教育的反省，不能不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还是坚持这样的意见：所谓“失精神”就是失去了“大学精神”，远离了大学教育的本质。
问：那么，您认为“大学是干什么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学何为？”
答：这个问题，是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的。我的思考集中在一点：大学教育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功能？
首先，大学教育担负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任务。这又包含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学术，并将其轨范化和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这就决定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保守”也就是“坚守”。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坚守（保守）精神”。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对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且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期，大学的这样的坚守精神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所谓“静、清、定”这三种精神力量。当整个社会陷于喧闹，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空气被腐败所污染，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于浮躁，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有定力。
但今天说这些话，确实是“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大学，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不清洁；社会浮躁，大学更无定力。今天大学教育已经被实用主义所裹胁，其背后又隐含着虚无主义——除了时尚和利益，一切都不可信，不足靠，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弃、抛弃。这正是腐蚀着中国社会风气和教育的两大思潮。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和恶果，就是知识的实用化——拒绝一切和实用无关的知识，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与坚守。这是一种大学本性的丧失，大学教育的堕落。
大学的作用、功能还有第二个方面，即要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本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更根本的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是更带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的问题，以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新的精神资源，提供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这是大学功能中的“革命性”的方面。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大学在关注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现实形态的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应和“现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保持本质上的张力关系，保持某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势，这才有新的创造的可能。大学里对学生的培养和训练，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的能力，怀疑、批判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想象力，独立创造的精神与能力。大学是绝对不能成为“现状”（无论是政治，社会的现状，还是思想、学术的现状）的维护者，辩护者的，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永远的批判和创造精神”。它和前述“坚守精神”相反相成，构成了“大学精神之魂”。
在我看来，大学的教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所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和理想，以及作为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的追求，而绝不是国家的意志，也不是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拒绝使自身成为利益集团。这样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的特立独行，也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创新，文化和价值的真正重建，才可能使思想、学术的创造成为社会的“公器”。
但在中国的大学现实里，大学教师和学生要保持独立，对社会发挥独立作用，确实是困难重重。因为体制对大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大学及大学里的教师、学者成为现状的维护者与辩护士。所谓“教育为……服务”，都无一不在逼迫大学放弃作为其生命线的批判与创造功能。这是对大学精神的践踏，是从根本上瓦解、摧毁了大学的根基，我们说这些年中国经历了教育的大崩溃，就是指此。
问题是，这样的要求是得到有效的执行，得到知识分子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这乃是因为这样的要求，是有相应的制度保证的。这就是这些年日见成熟的，我所说的“新科举制度”。这是有一整套评价标准、竞争机制和操作程序的，如职称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与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的评奖的评定和竞争，等等。这是典型的“请君入瓮”，但它又是和每一个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最初是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不得不入，而一旦从中获得好处，就会由无止境的利益冲动和欲望所驱动，入其中而得其乐，进而乐不思返，就真的被“收编”了。收编的代价就是放弃学术与精神的坚守，批判和创造，自动、半自动地抛弃大学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职责与良知。——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还会长期演下去“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许多场合已经变成闹剧了。
问：您的这一分析很具震撼力。我感兴趣的是，您今天为什么要重谈十年前即已提出的“失精神”的问题？这十年间出现了什么新问题，让您特别担忧？
答：新问题很多，我想谈三点。
首先从一件我称之为2007年“心中之痛”的事情说起：暑假，我应邀在一个大学师资培训班上讲课，介绍我二十多年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课的经验和体会。在演讲结束后的讨论中，一位大学老师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我举例说明：我的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作用。我听了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我的心却隐隐作痛。我无意指责这位年轻老师，我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向我提问，是因为他自己在上课时，也经常被这样问道：“你的课，和学生的就业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就没有上的必要，也没有人愿意听。那么，今天的大学，就真的成了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成了“职业培训班”了。
以后，我又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大一新生刚来报道，学院院长率领教师先约见新生家长，提醒家长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孩子毕业以后选择哪种职业方向提前作好规划”，北大还专门派人指导学生如何“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从一开始就要学会‘攻关’”。我曾经为中学教育成了为应试服务的工具，和应试无关的教育进入不了今天中国的中学，而痛心疾首；现在，我又产生了这样的担心：难道大学教育真的成了为就业服务的工具，和就业无关的教育进入不了今天的大学？如果真是这样，我真的惊诧莫名了！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一切为了应试，一切为了就业”，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起实际作用的（而不是口头宣扬、文件上写的）教育逻辑，而且已经为相当多的教育行政部门，校长，老师，家长，以至学生实际上所接受，反过来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影响着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问：您的担忧确实有道理。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又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您怎么看待“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呢？
答：我曾经对一些大学生说：这可能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不幸：读中学时遇到了“高考难”，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又遇到了“就业难”。如何应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对大学教育的一个挑战。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与“指导”就是这么产生的。我想谈四点意见。
第一，大学生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所培养的大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某些缺陷和不足，这确实需要调整，这应该是大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
其二，大学生的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更重要的是精神素质的问题。这些年经常谈到的诸如独立自主能力（包括生活能力）较差，缺乏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知识面狭窄，以及独立思考、创新能力不足，等等，其实，所暴露的，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问题。大学教育正应该补这一课，加强“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的教育。“立人”与“就业”并不矛盾，而是其前提。如果舍弃“立人”的根本，而只着眼于具体的操作技能，不仅是舍本逐末，更有可能是南辕北辙。
其三，我们对就业的要求，也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在未来的信息社会，知识的更新、开拓是极其迅速的，人的社会职业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会出现多变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它所要求的人才，必须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就是说，即使从就业的问题着眼，为了适应职业变化的长远需要，大学教育也应当着重培养大学生的应变和创新能力，也就是要着重打好基础，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利用文献、工具书的能力等等），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考、计算、实验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等等）和具有开放性、广阔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有了这些基本能力，就有了终生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才真正能够适应迅速变化的人才市场的需要，并且在人才竞争中始终占据高位。相反，如果在大学里的学习，只一味追逐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十分狭窄，即使取得一时之效，由于“底气”不足，应变创新能力差，在持久的竞争中，就会落后，以至被淘汰。人才的竞争，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学养、素质的竞争。
其四，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具体职业技能的意义，但那是可以通过职业培训来解决的，大学教育中也可以有适当的职业培训的内容，大学毕业以后，也还要继续这样的职业培训，我们讲“终生学习”，就包括不断接受职业培训；但绝不能将大学办成“职业培训班”，这道理应该是很清楚的。
问：您的第二个忧虑是什么呢？
答：这其实是一个大家都感到，却又无可奈何的教育体制问题。在我看来，大学教育的许多问题，无论怎样批评，都纹丝不动，而且变本加厉，原因就在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
我有时觉得很奇怪，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政府部门转变职能，要放权，分权，教育部门似乎是一个例外，不断地进行权力的扩张，连中小学音乐课、体育课上什么内容，都要统一规定。这就形成了对学校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同时使大学不可避免地体制化，官僚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化”。
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至形成了对教师的学术权利、学术自由的严重干预。这就使我想起了一件大学教育史上的往事：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说“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部一科员之不如”。面对当年的“抗辩”，看看今天的现实，真令人感慨万端。我又想起了赵丹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无希望”；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教育行政部门管得太具体，教育无希望。”
问：那么，您的第三个忧虑又是什么呢？
答：我对我们的教育，包括北大教育所培养的一些“尖子学生”（当然不是全部）感到担心。这是教育的两极分化在另一端所结出的恶果。我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教育，问题是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具有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应该有社会承担意识；而我所担忧的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问题的严重性，大概也就在这里，弄不好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欠下的一笔无法偿还、弥补的债。
以上所说，都是心有所忧，不得不言。或许是杞人忧天，我自己也但愿是杞人忧天。也许会有人认为是“耸人听闻”，我也只希望人们能认真听一回，在这个“欢喜喜鹊，憎厌枭鸣，只拣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鲁迅语）的时代，听听不祥之音是有好处的。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对自己的言说，特别是言说的作用，也是怀疑的。
（2008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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