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这是一段母亲与儿子的故事。更多的，是母亲叙述对儿子挂念的种种百转千迴。
母亲在北京。儿子救灾，到了映秀。
故事发生在汶川地震中。
下面记录的是这位母亲的自述。
５月１１日，儿子还发短信祝我母亲节快乐。
第二天，汶川地震了。
我首先想到了远在成都武警指挥学院读书的儿子薛源。你还好吗？作为母亲，我认为我当时的想法一点也不自私。
这时，我一遍遍地拨打孩子的电话，可始终打不通，当晚儿子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们在待命，随时去救灾”。
或许是儿子怕我担心，１３日出发前只给他的姑姑发了一条短信：“我已上前线救灾去了”。从此便杳无音信。
知道他去灾区，我哭了半夜。
那段日子，我整夜无法安睡。悲惨震惊的电视画面令我心如刀割，泪流满面。我在担忧、牵挂儿子的同时，更为灾区那些失去亲人、失去孩子的众多母亲们感到心痛和难过。
５月１７日１７时１２分，我终于盼来了儿子的电话。
我儿子是个不善言谈的孩子，说话一直很慢，但是那天，他说话很快。他说：“妈妈，我不能与你多讲，我们是部队上安排用卫星电话向家里报平安的，我现在在映秀镇，是徒步翻山越岭急行军近１３个小时走过来的……”
我焦急地问儿子，这些天你们都干什么？儿子说：“什么都干，救人、送伤员、搬物资、抬尸体……”
放下电话后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当即决定将这个电话号码永远地保存在手机里，即使我知道，这个电话我永远都不会再打，但是我要记住是这个时刻、这个电话，给我带来了儿子平安的消息。
与儿子短短５２秒的通话，消除了我１２０多个小时与儿子失去联系后的一切担忧。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突然发现刚满２０岁的他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在与我的通话中丝毫没有流露出畏惧和恐慌。
我的儿子一直生活在蜜罐里，从未经受过一点苦难。他很时尚，当兵前，他每天穿的都是上面有无数个口袋的大肥裤子，既哈日又哈韩。当兵后头发要剪成板寸。儿子知道马上要探家，就得想方设法要把头发留长点。探家那天，他一早洗头发，打啫喱，换上新买的便装，觉得够时髦了才坐着飞机回北京。
但是，汶川地震来临时，在通往灾区的路上，他们面对着几乎无法翻越的崇山峻岭和滔滔江水，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和可能带来的牺牲，作为“８０”后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害怕、没有退缩，而是冲锋到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
都江堰到汶川的路有多险，我是看了网上的信息才知道，他给我打电话的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陌生人问我：“你是薛源的亲人吗？”
我的腿一下就软了。
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移动为所有在灾区的子弟兵向家里报平安的电话，真是吓死我了。
儿子告诉我，他同学的手机有时候有信号，让我有事往这个同学的手机上发信息。我给他的同学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所有人都和他们一起在抗击灾难，要他们救更多的人，也要注意安全。这个同学第二天给我回了短信，“阿姨，薛源去搬运遇难者遗体了，他回来后我一定转告他”。
尽管我知道他避免不了要去搬运尸体，可当看到这几个字时，我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这孩子长这么大别说搬运遇难遗体，就连火葬场都没有去过，他会承受得了这一切吗？
地震后的第１３天，儿子给我来了电话，那天是他到灾区以来，与我通话最长的一次。
儿子说：“在营救一个３０多岁的男人时，我一直不停地和他说话，鼓励他，也给他打上了吊瓶，可是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救出来，却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了，我一直忘不了他那渴望生的眼神，我一闭上眼睛就觉得他还在看着我。”
我和儿子通话的时候，周围是那么的安静，我听到了他哭泣的声音。我儿子不是爱哭的孩子，他很坚强。初一骨折时，那么疼，孩子都没有掉眼泪。在灾区，他见到了那么多凄惨的场面，但他没有时间去哭，也没有地方去哭，更没有机会去哭，可是那天旁边没有人，他终于可以对着自己的妈妈哭了出来。
他爸爸很支持儿子上灾区，说１３亿中国人，才有１０多万军人上灾区，这是万分之一的机会，是好事。可我是妈妈，我既希望儿子有锻炼成长的机会，又担心孩子的安全。
孩子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劳累了一天后，在帐篷里为一位同学过２０岁生日。
我问孩子：“你们用什么给同学过生日”，他说发的萨其玛和午餐肉。
他们班最小的同学今年只有１８岁，他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鲜花，没有蛋糕，有的只是有限的食品和浓浓的战友情，有的是乐观、坚韧和刚强，儿子，让我刮目相看。
孩子还高兴地告诉我，今天他们又发水了，发了两瓶，是两天的量。我又问他：“听说你们水是限量的，吃的是稀饭加盐？”
可他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来这里看看，吃什么就都无所谓了。”
他真的在灾难中长大了。
那段时间，每当我面对美味佳肴时，每当我口渴端起茶杯时，我就想起了这帮孩子们。我甚至不允许我先生在外面饮酒吃饭。有一次我在电视中看到他们在吃饭的画面，一个个灰头土脸，极度疲劳，累得连端碗的手都在颤抖，我真是难过得要哭，可是他们挺过来了，他们是好样的。
这帮学员中有一部分来自大城市。领导说，过去他们很懒散，可是到了灾区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怕吃苦，不但能干，而且会干，想出了好多救人的好方法。
后来他们还参加了失事直升机的搜救工作。山上根本就没有路，要么就是一片片竹林，要么就是山体滑坡，不断有碎石往下滚落。同学们是抓着背包绳在行进，一个同学脚下一滑，险些掉进万丈悬崖。发了两瓶水和一包单兵自热食品，可每个同学都没舍得吃那点吃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后面的路还有多长。
班上有５名北京同学，我们５个妈妈天天打电话，彼此询问消息，互相安慰。担心得受不了了，也有时在电话里哭。
有个妈妈也是军人，上校。她以前到军校看孩子，门口的哨兵给她敬了个礼，她就进去了，可找不到自己儿子。别人告诉她，孩子在门前站岗，她找到刚才给她敬礼的儿子，奇怪地问他看到妈妈没有，孩子说，看到了，但是部队有纪律，站岗时不准随便说话。
这位妈妈说，部队把孩子教得多好哇！以前孩子谁的话都不听。我有一次从网上看到映秀几个武警抬伤员的照片，看着一个就那么像我儿子，那路很难走啊，他们抬着担架一点点爬。
我问儿子了，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
哀悼日那天，我从电视上看到儿子了，镜头停在他们面前。他两腮都陷进去了，只剩下两个高颧骨。
我把映秀的消息和凡是扛着学员牌的武警照片都下载了，准备以后给儿子和他们同学看，留作纪念。人的一生中这样的经历不会很多。
严格意义上讲，儿子现在还是一名准军人。但我特别希望儿子回来时穿迷彩服，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儿子穿军装时的模样。（母亲袁琳自述，记者朱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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