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四川支援灾区重建支农实践的收获与感想

暑期四川支援灾区重建支农实践的收获与感想　　

　　在灾区整整一个月的志愿服务是我的第一次如此长时间的支农实践活动，虽然有相当一段时间并不在农村。在学校只是和其他支农同仁交流经验和思想，或是寻找一种寂寞的欢愉，而这次活动却是对支农队员实干能力、团队精神和分析问题能力的一次综合考验。对此次活动进行认真地思考，既有助于掌握灾区的社会状况，更深刻地分析大学生支农的意义，又能够发现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一，大学生支农的再思考　　

　　谈到大学生下乡时，张斌同志提到“关注社会，塑造自我，建设新农村，”仔细品味，这样说是很有道理、很全面的。　　

　　我们在大学里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深受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在大学里不是逍遥玩乐、自由散漫就是遵循“适者生存”的丛林原则，拚着老命去应对各类考试，为以后能有一份高薪的收入作准备。所以很多大学生不是“无聊”就是“郁闷”，看不到青年人应有的朝气和理想，书本上学的知识也与社会的实际需要严重脱节。许多同学上大学后从话语形式到生活习惯乃至性格都与广大群众相脱离了。因此大学生需要到实践中去学习，深入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思想上和行为上对自己进行改造，从而使自己获得新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还有就是有意识地了解底层的社会，如农民的生活生产状况、农村组织化程度、社会矛盾等等。到农村后就会发现，我们除了能丰富一下农民的精神生活和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外其实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仅凭一群大学生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对农村有什么大的改变，但在农民眼中大学生是高高在上的，能够到穷乡僻壤的农村来，尤其是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远千里来到灾区，这首先就会在心中充满感激。农民的热情让大学生感动，农村的现状令大学生担忧，这就会激起大学生的责任感和良知，给自己做出新的定位，使越来越多的青年走上追求理想、改造社会的道路上来。中心每次组织培训与下乡活动以及在灾区发展当地的志愿者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对于首次下乡的同学来说，这种效果是很明显的。而“建设新农村”是一个切入点，通过农村的实践和关注“三农”问题，将我们的视野拓宽到整个社会，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敢于改造社会的人，并且到实践中去为人民服务。　　

　　另外，和队伍一块下乡也是对我们健康生活方式与团队精神的培养。刚到那边时当地的志愿者就天天坚持朝话和例会，开会的时候有专门的主持人和记录员，所以我刚一来就感受到了中心的文化氛围，心中也格外激动。后来每一天的时间安排都格外紧凑，六点半就要开始早操，有时跑的路程很远，感觉会有些累，但在这样一个集体里大家只会感到充实与幸福。晚上的例会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总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平日里基本上没人会如此直言不讳的指出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但支农队里没有这种潜规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每一个有前途组织和团队都应该具备的精神。　　

　　正如毛泽东用“修学储能”来形容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学生下乡支农与调研也应被视为修学储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下乡更具有培养人、历练人的重要意义，这是灾区支农给我的最深体会。　　

　　二，对参与抗震救灾各方的分析　　

　　在灾区我们遇到了各方面的志愿者，有个人自发来到灾区的，也有各种民间组织或高等院校组织的志愿者。“大灾之后有大爱”，地震发生以来，全国人民都把目光投向了四川，中国人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但感动之余也应有所反思，因为到灾区后有好一些问题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没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大政府，且政府公信力日益下降，其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无法得到应有发挥的情况下，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的充分参与确实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更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帮了政府一个大忙。灾区的图书馆、食品、小孩的玩具、文具等相当一部分物资都是民间组织或志愿者捐的，我们也遇到了好几支志愿者，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组织了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的师生在灾区进行了防暑防疫知识宣传，助学行动（AEA）组织志愿者在白沙社区支教，但有不少情况也是我们包括灾区人民所不愿意见到的，有的志愿者来灾区之前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在吃住方面还不能自己解决，要增加当地的负担。有的人来到灾区不是想雪中送炭，倒是有些锦上添花，甚至不排除一些做秀的行为，来到灾区就是为了沽名钓誉。也经常会有到灾区做采访的各种各样的媒体以及来参观的企业家，这些人在这个时候来也是不恰当的。民间组织到灾区来确实有不少是真心想做点事情，但在灾后重建阶段它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比较散，缺乏统筹。不同的民间组织有各自的理念和行事准则，来到灾区也是有各自的任务，不同组织的志愿者也多少给人一些各为其主的感觉，在一起要通过谈生意似的“协商”与“合作”达成“共赢”才能把事情办下去，有时也难免会有些心理上的隔阂。很多民间组织号称是“中立”于政府和群众之间甚至成为政府稳定社会秩序的助手，和当地群众的接触很有限，不愿意去了解当地的社会矛盾，和群众接触时决口不谈政府作风问题。在这个非常时期有些做法是必要的，但这同时也是民间组织局限性的表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的救灾与重建工作根本不像新闻媒体上说的那么令人满意。　　

　　说了这么多不是对民间组者和志愿者的苛求与批评，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毕竟他们在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政府这方面的问题，政府在抗争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到底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又做得怎么样。想当年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央没有对外求援，各地也没有反复要求老百姓捐款（现在的很多捐款都是组织上三令五申要求的，很多人捐款从次数到数额也是“被逼的”，我家那边就是这种情况），更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参与进来，说到物资，当时是全国一盘棋，调拨救灾物资不受任何“市场因素”的影响，都由政府统一完成，不存在什么“共赢”不“共赢”的问题。人民对政府也是十分信赖的，当时党中央的一封慰问电就足以给灾民带来生的希望，治愈心灵的创伤。而今天非要一个国务院总理冲在前面指挥救灾才能稳住局面，即便如此也会遭到一些地方官员的蒙骗以致都江堰三名官员被撤职。人们对政府也是不信任的，捐款捐物的时候不愿意通过政府渠道而宁愿通过民间组织或亲手把东西交到灾民手里，灾民则得知由政府来发放物资就感到愤怒。这些都是我在灾区得到的信息，也应属于调查得到的结果。两次抗震救灾，一次发生在所谓的“十年浩劫”之后，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做这样的对比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这样的问题不能没有人来关注。　　

　　三，下乡不能没有社会调查　　

　　乡建中心长期开展大学生支农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经验的。通过下乡培训将中心在农村作的工作和乡建理念逐渐传播开来，但有不少同学在培训之后只是学着做以往大学生下乡曾经做过的事情，比如十佳儿媳妇评选、组织老年人协会，甚至把开展活动的多少当作对下乡绩效考评的标准。我们这次下乡就有的同学并没有真正领会做这些事情的意义而只是娱乐一下，或者没有借助一些有利的时机把支农实践继续开展下去，比如做社会调查，了解灾区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我看来，做社会调查在下乡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基于条件所限并不是每次下乡都能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但我们都应该有意识地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老年人活动和办妇女协会之类的精神扶贫有其本身的意义，能够激发农民的活力和积极性，其价值也远不止于娱乐这一方面。我们初到农村，能做的事情也确实不多，只有发挥大学生的组织优势和文化优势将村子里比较空闲的老年人和妇女组织起来开展一些文艺活动，一来活跃一下当地的气氛，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二来可拉近我们和农民之间的距离，为以后开展工作打好群众基础，还有可能就是在活动中传播一些合作互助的理念，为农民的组织化提前作一点工作，但这方面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有收效的，农民也只会把各种活动的开展当作娱乐和对大家精神面貌的改善。在灾区这样的特殊环境里，这种效果是很必要的，但这不能对农村的现状有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如果把下乡只是停留在搞文艺演出办老年人协会这样的层面就会显得比较肤浅，做久了也会显得有些华而不实。下乡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去表演几个节目或做一个老年人协会，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拉近我们和老乡之间的距离，取得群众的信任，在村子里站稳脚跟后就应该有意识地做一些社会调查，这里所说的社会调查不是指在计划开展某一项具体活动之前进行的可行性调研，也不是以问卷调查或专题走访等形式进行狭隘的调研，而是在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之后善于倾听群众的心声，有意识有侧重点地去了解一些当地的社会状况。下一次乡了解一点，在不同的地方下十几次乃至几十次乡就会对中国农村社会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长期开展下乡活动的支农队员就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为南昌大学的学生　　

联系我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