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编剧黄晖访谈

进门一茶桌，一套茶具，一盆花。门旁一电脑桌，一真皮转椅，墙为一红砖砌的书架，书、工艺品整齐排列。一个奖杯随意地站在书架上。不久前黄老师获得的“飞天奖”的“最佳编剧奖”。
　　黄晖：大家先坐，说着就拿茶具出去清洗了。
　　王来扶引领大家参观黄晖不大的书房。
　　恰恰举着玩具枪进来，将枪放下，摄影师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把相机给小男孩，让他自己拍，小男孩很是兴奋，一顿乱揿，相机里装了几张空墙、衣服等的照片。17写记者一个怪样被摄入相机。
　　黄晖端着洗好的茶具进门，招呼大家落座。
　　保姆将恰恰带出了书房。记者把电脑摆在桌上。
　　记者：黄老师好，今天我受一起写网站的委托，更确切点说是受关注《恰同学少年》和《血色湘西》的网友和你的粉丝来对你作个采访。我一直认为，作家不是来回答问题的，是来制造问题的。
　　黄晖（随手拿出一包芙蓉王放在桌上，将一支烟递给记者，自己点燃了一支）：我很少接受采访，这个方面我缺乏经验。（笑）
　　记者：大家看了《血色湘西》以后，看你对湘西有很深的感情，很多人以为你是湘西的。
　　黄晖：（笑）对对对，好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株洲人。
　　记者：这种误会其实也是一种褒奖。你中学在哪儿读的？
　　黄晖：我在株洲读的书。我出生在衡山，一两岁就到了株洲。当时，我妈妈是学医的，在衡山一个疗养所工作，我父亲是在株洲一个大型的国有军工企业工作。我是在株洲长大的。  
　　记者：你大学是在湘潭大学上的？
　　黄晖：对
　　记者：你当时学的什么专业？
　　黄晖：汉语言文学。那时候专业很少，不象现在专业多，有新闻啊、秘书专业什么的。
　　记者：你哪一年毕业的？
　　黄晖：92年。
　　记者：毕业以后就开始从事文字工作吗？
　　黄晖：我其实毕业以后很多年都没有从事过文字工作。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工作分配在广东肇庆。肇庆当时经济还不发达，只有三十万人口，是一个很小的地级市，肇庆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旅游城市。我们分了一批同学过去，我分到财政局，在当时算很好的。当时去的同学有五分之三，留下来的同学大部分都当了局长、副局长，最高的当到市委副书记。
　　记者：（既然有这么好的前途），那为什么要从肇庆出来？
　　黄晖：当时呆在单位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在局办公室，每天的工作就是送文件，文件都有人分好了，一栋办公楼有三层，我只要送二楼和三楼，局长、副局长和书记的文件。文件少的话，每天的工作就是五分钟，然后就呆在那里，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另外的工作就是每个周六下午打扫财政局门口马路，也就是我们局的公共卫生区。本来我是应该要起草一些报告、文件，但是我们的科长从来不让我动手（为什么不让我动手，肯定有他的原因），即使是局长交待哪份文件让小黄试试，他一定好好好，但回头绝不让我试。那时候刚好在搞干部知识化年轻化，很多同事甚至副局长，都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当作竞争对手的。我在那里呆了将近9个月就辞职了。辞职以后，跑到佛山，在那一带的一家企业，叫做什么国际电子集团，喊得很响，其实就是电风扇厂，专门生产装饰吊扇，出口中东地区。在电风扇厂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在广州市一家比较有名气的广告公司工作了20天，总是感觉在那边生活不适应。三月底我回来了，和两位同班同学一起，凑了三千八百块钱开了一家公司。96、97年以广告为主体，后来主要的营业范围转到超市，这家公司现在还存在。这五年来，我没有为公司做什么贡献，2007年，辞去了公司的财务总监职务。唯一的好处就是：直到今天，每一、两个月，我们三个人还凑在一起，非常开心。

编剧黄晖访谈第二部：进军编剧
　　
　

　记者：好像除了你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以外，你的这些经历和编剧都完全没有关系。
　　黄晖：要说完全没有关系，也不是，断断续续的还是有点关系。最早（写作）的由头，是从大三开始给一些报纸、杂志写点稿子，换一点生活费。那时我的生活费就是一个月家里给60块钱，只要发一篇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解决了。第一次发的一个中篇小说，是在长沙的《文艺生活》杂志，这是湖南省文联的一份杂志，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发行量有一百六十万份。到临近毕业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中了这篇，和我商量要买下改编权，商量价钱，说2000块，我当时高兴坏了。我收到钱的时候人已经到肇庆了，一个月工资还只有三、四百块。制片厂方面问我会不会编剧，我不会，就由制片厂派人，我来参与。与编剧见面，接触了几天，这是第一次接触到编剧这个行业。93年以后，95年又有过一次，之后断断续续参与过一些室内剧，特别是情景喜剧，但我不会按他们的要求按北方方言去写，当时我做的事情就是编故事。后来还有过一部香港的电影，也是只是参与编故事。这些都是有所接触，并没有真正从事这一行。
　　记者：真正接触编剧，应该是从《恰同学少年》开始的？
　　黄晖：至于做到《恰同学少年》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非常偶然。因为我和朋友开的公司有一段时间是以广告为主业，在长沙做了几个今天看来很可笑很小儿科但在当时的业内看起来很好的策划。因为我是学中文的，有很多师兄、同学都在媒体工作，那时湖南电视还是刚刚起步阶段，有很多新节目是从外面“扒”过来的，那么就需要有人来策划，需要集思广义的一个过程。很多现在的经视、卫视的骨干当时都不是在电视台，就是在集思广义的这个过程中被编导邀过去参与策划，时间长了，就留在了电视台。我也是当时经常被邀请参与策划的人员之一。后来有些朋友从综艺节目转向影视，同样还是需要找人帮忙策划，中间出了一个事，99年，湖南经视拍了一部情景喜剧叫《非常诊所》，奇志大兵主演，当时的导演就是《恰同学少年》的导演龚若飞。他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剧本是奇志大兵创作的，素材非常好，但是看上去象一个相声大连串，还是不能达到严格的电视剧本的要求。他急于找到一个懂情景剧格式的人，当时的制片人不知怎么知道了我，找我过去。当时那一集第二天要拍，我就在那儿第一次见到龚若飞，和他不到半个小时的交谈，当天晚上一直弄到凌晨四点，把剧本从格式上理了一遍。后来制片人在电话里说龚导特满意，说这才象电视剧本，不是相声大连串了。我当时没太想它，到了2002年春节，龚若飞给我打了一个拜年的电话，当时他担任湖南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主任，到处找编剧，和我联系上，问有没有题材。这样我们就保持了联系，后来有过多次电话联系和见面聊天。龚若飞是一个对工作非常敬业，对人非常尊重的人，哪怕对于象我这样没名气的人，他也会隔几个月打个电话或一起喝茶，听听意见。在一次聊天的过程中，我提到了一个宗教的题材，就约好由我来写，以前参与过很多电视电影剧本的筹备工作，但直到这时才是我第一次编自己的故事。编到差不到完成，2003年年初，龚若飞找到我，说欧阳常林想做一部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同时对毛泽东早年的经历也有兴趣，但是并未局限在这个范围内。找到我之前，他们也开了很多会，决定要做一个教育题材的电视剧，用历史来表现当今的教育问题，明确了一个思路，那就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师生组合。找到我之前，已经找了五波编剧，三波没动手，一位出了比较详细的方案，一位出了比较完整的故事大纲，但是都不行。完全是一种最老式的，革命题材的，歌功颂德的，总结式的东西。甚至于连主题都发生偏差了，根本就不是教育题材的，而是对毛泽东早年生活经历的一个塑造，充满着总结和拔高，这不是我们所要的问题。后来与欧阳常林见了面，我谈了一些我的看法，也比较了解欧阳常林的想法，就约定由我来试试看——那是03年1月份的事情。
　　记者：您对湖南广电是怎么看的？
　　黄晖：欧阳这个人，这些年我和他打交道也打的很多，我对他非常佩服，我个人认为他是现在中国电视界的第一奇才。他的这个奇最主要就是在于他对市场的判断力，湖南广电现在做到这样好，绝对离不开魏文彬魏局长的这种全盘的策划、大的方向的掌控，另一方面，也绝对离不开欧阳常林的具体实施和市场的运作能力。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特点正好相反，魏老板举重若轻，欧阳常林举轻若重。欧阳常林是做电视剧起家的，他联合了台湾的琼瑶，做的非常成功，到97、98、99年《还珠格格》以后，他也面临突破。我觉得欧阳常林重视市场，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所以他想做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在当时的市场上是没有人会去做的。
　　记者：没有人会做的你也敢接？
　　黄晖：最一开始，我拿到《恰同学少年》这个题材也很奇怪，怎么会做这样的东西，会有人看吗？但是跟龚导一聊，特别是跟欧阳一聊，聊出“老师应该怎么教育学生，学生应该怎么读书成材”这两句话以后，觉得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契合今天社会的需要，不管它的市场如何，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东西。那么既然投资方这边能够下决心做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也愿意来努力。我对于剧本格式还不是很熟悉，欧阳给我拿了《还珠格格》的剧本，但是我一看，全部是台词，没有什么场景的描述。到4月份开始写剧本，商定这个剧的风格，因为当时我看完资料以后对剧本的风格产生了怀疑，想从历史剧的风格去写，跑到北京去请教专家。拜访了很多专家，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主要的一位是重大办的副组长李准，一位是写重大题材的在国内算第一名的编剧，《长征》、《张学良》、《延安颂》的王朝柱。李老师是一位非常非常善良的老人，他当时的职务是文联副主席，我们从未打过交道，只是打了个电话，说我们是什么人，有什么事，他就说我正好有空，你们来吧。我们在路上，他还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路线，到了大院门口，我们跟门卫说要找李准，他在一旁说“我就是，我就是，怕你们找不着，我在外面等你们，好带你们进去”。那时候天气很冷，零下七八度，他一直站在大院门口等我们。李准有个习惯，谁一叫他“李老师”，他就要打断纠正：“李准”。他已经六十多了，还不准叫他老师。李准告诉我们，重大办有个规定，革命伟人的投身革命前的青少年时期原则上不应该写，如果一定要表现，破例的话可以是短剧。第二天，我们再去，李准看完我们带去的资料，非常激动，觉得非常有意义，建议我们分成两部来做，他尽量努力帮我们争取到每部八集去报。
　　我们回去，台里面讨论，欧台拍板：不管了，我们按20集以上去做，先做了再说。

记者：要是换了别的编剧可能就不敢做了，您为什么还这么有信心坚持做下去？
　　黄晖：第一个，已经做了很多起步的工作。第二个，我这人反对意见一多我就来劲。第三个，做不成损失的只是稿费，我相对那些年青的编剧，比较优势的条件是，我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写剧本作为生存手段的状态，比较放得开一些。
　　真正动笔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3月份，盛和煜老师正式调到了湖南广电。盛老师是行业优秀的编剧，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坐在茶馆里连续五个晚上，把方方面面确定下来。盛老师拿了《走向共和》一到十集的剧本给我，做为学习的帮样，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对剧本怎么写进入了特别直观的状态。
　　记者：您觉得《恰同学少年》比较以往的历史剧有什么突破？
　　黄晖：第一个突破，是我和龚若飞一起给它确定了一个，应该还算是比较新颖的风格。当时我们没有叫红色青春偶像剧，但是这个青春偶像剧确实不是在播出时炒作的概念，而是在大纲之前就定下来的。看完资料以后，我才知道对历史真的不了解，这就是一群在那个年代特别青春、特别时尚、特别酷、特别激情飞扬的一群人所经过的一段青春岁月。内容决定形式，虽然因为主人公的原因，倾向于历史剧，但主基调是青春剧。当时我们取了个名字，叫“历史青春偶像剧”，因为所有的青春偶像剧都是当下的，从来没有人把历史上发生的事写成青春偶像剧，剧本和大纲上印的也是“历史青春偶像剧”。最后播出的时候，为了宣传的方便，换成了“红色经典偶像剧”。
　　第二个突破是人物形象上的。这个突破，我不觉得是从我们开始的。因为写伟人的很多，以前已经有很多编剧在尝试，试图把高高在上的伟人拉下来还原成普通人，这个工作早就有人做，很多人早就在想，但只是反映得还不够。我们得到了题材的优势，对于这个突破，把伟人还原成普通人，我们不是始作俑者，只是我们做的相对别人更彻底一点。
　　记者：您对《恰同学少年》电视剧中的毛泽东形象感觉满意吗？
　　当时找感觉，就是尽一切可能把后来的毛泽东忘掉，怎么回到1913年，相对真实一些。
　　成片中现在大家看到的，基本是我想塑造的毛泽东的形象，审查中提出很多修改意见，我的原剧本初稿中的毛泽东形象是我最满意的，现在的毛泽东形象我基本认可，还是没有背离初稿的形象。
　　一审120多条意见，大约100条意见都是和毛泽东形象塑造有关的。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凡是剧中其他人身上有而毛泽东身上没有的优点要归给毛泽东，凡是剧中其他人身上没有而毛泽东身上有的缺点要归给其他人。我们后来做了很多处理，做了很多让步，与原始的人物形象，相对拔高了一些。我觉得原始的人物形象更加普通、更加能够贴近观众，现在动手修改出来的毛泽东形象，我还是认为基本符合我所需要塑造的形象。
　　二审同意拍摄，还附有12条修改意见。审查之难，是我事先怎么都没有想到的。03年10月份我写完初稿，第一道必须要送省重大办审查，04年的1月份送中央综合办，一审出结果是04年的5月底才拿到，6月底修改完重新送上去，9月18日拿到批文。审查手续结束以后，8月份就开始筹备，12月26日开机。
　　记者：这个开机日期是特意选定的吧？
　　黄晖：是的。拍伟人最难过的一关是家属，必须征得家属的同意，我们得到了邵华、毛新宇的同意，这个开机的日子是邵华定的。她本人也来参加了开机仪式。本来全家都来参加，他们从北京到长沙，当晚毛东东发烧，毛新宇夫妇只好陪着孩子在医院，邵华一个人赶到湘潭参加了开机仪式。
　　记者：拍摄顺利吗？
　　片子超期40多天，也因此带来了严重超支，原来的预算是960万，最后的结果是一千二百多万，做为20多集的电视剧来讲，成本相当高了。
　　记者：刘俊卿的角色是虚构的吧？您怎么想到要设计这样一个人物？
　　黄晖：刘俊卿是虚构的。设计这个人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贴近今天的教育、今天的年青人。因为这个题材是历史真实人物的生活，受到一个局限，重大题材有个有求：大事不虚。里面所涉及到的一大批人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我们来虚构蔡和森如何如何小气，这不行。今天的年轻人身上有什么毛病，用历史人物来表现，给历史人物虚构缺点，也不符合历史真实。除了有正面的形象来代表正确的一方面，戏剧需要有矛盾的一面，反映今天的生活。我们知道今天年轻人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象刘俊卿似的人物，生活中比他还极端的很多。生活中确实有大学生在大学读书，他的母亲拣垃圾拣四年，他都不会去打个招呼，是有这样的事发生的。从学生的角度讲：我们是为谁读书？刘俊卿就是为自己的一己前途读书。为自己的前途读书，没有错，毛泽东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读书，但是不仅仅是，读书的唯一目的、做所有事的唯一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样的人一定是要失败的。读书也好，做事也好，永远只考虑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如果每个人都如此，社会也会变得没有希望、失去动力。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只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一定是一个黑暗，让人窒息的环境。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想让今天的观众、今天的家长、今天的老师去看这样的人物，他们是很有感悟的。
　　很多观众、很多年轻人对刘俊卿这个角色很有感觉，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多少都存在着刘俊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走到极端的时候就怨天尤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永远不会想我为别人做什么，我为周围的环境做什么，永远只是想天生的别人和周围的环境应该服务于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时候，他就会怨天尤人，觉得一切都对不起他，觉得不公平。其实我们社会上，1000人里面，999个人都有过这种心态。这种心态过于强烈，一定是要失败的。
　　记者：据我所知，《恰》剧在央视播出后，收视率开始不是很高啊。
　　黄晖：是的。电视剧刚播出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央视，每天打电话告诉我前天收视率。播出第三天，他打电话告诉我，《恰同学少年》创下了近年来央视一套黄金段收视率的最低记录。当时听到这话，那心里凉啊，真是心里凉。我们从来没有指望过这样的题材会有很高的收视率，我们开始的要求是，不求卖座，只求叫好。开播后这样低的收视率确实让我们很难堪的。当初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反对的声音相当普遍。
　　记者：您在拍摄完《恰同学少年》之后就开始准备《血色湘西》？
　　黄晖：我写东西很慢，03年写完停了很长一段时间，05年开始做《血色湘西》。

　记者：《血色湘西》里面的穗穗原先是叫秀秀。
　　黄晖：最早是叫秀秀，秀秀这个名字不是我定的。原著也是一个剧本，是省花鼓戏团的一位老编剧李树型老师写的《湘女》，到现在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一直没有公开。90年魏老板就看过这个本子，04年这个本子又到了魏老板手上，决定由盛老师来做项目负责人。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拒绝了，我说我没办法做这个编剧，如果一定要做，除了时间上要宽裕，另一个要修改。我也写东西，我知道的心态，但现在我要把原著做很大的修改，是否能够接受？如果李老师同意，我才能接手去做。李老师心胸很宽广，说随便我们怎么去做。这样，我才接下来。说原著的话，写的是一个湘西女人一生的故事，现在在版本只是截取中间的一段过程来展开。
　　记者：很多人觉得《血色湘西》的结尾太过沉重。请问黄老师让主角死去是表现一种什么样的内涵或者寓意？
　　黄晖：我最早在编好这个故事的时候，对这个结尾也有顾虑，但最终没有改动。这个剧走到一个极端：那么多抗战题材剧，悲壮到这个地步的是第一部。都说战争让女人和孩子走开，但这部剧，不光是剧中的主人公战死了，连老弱妇孺都战死了。这么一个大悲剧的结尾，一开始我也有顾虑，但最后还是商定说不改。因为故事走到这一步，必然是这样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我始终认为不是悲惨，是悲壮。我们有很多戏剧的结尾是悲惨，悲惨的结局很正常，比如曹禺的《雷雨》，看完让人心里沉甸甸的。悲惨的结尾，看完以后让人很消沉、很难受；但是悲壮的结尾，看完之后是让人情绪高亢、意志昂扬的。播出以后，根据观众的反映，这个目的是基本达到了。我们希望观众看完之后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而不是悲哀。观众看完之后，有一种为中华民族而叫好、自豪的感觉，从这点来讲，是达到了最初的目的。当然，也有很多观众感到惋惜，惋惜的原因是喜爱剧中人。这个剧的结尾很不完美，是一个悲剧性的东西，悲剧是什么？悲剧就是把大量的美好的情感全部打碎，这部剧把大量的美好的情感打碎了，甚至把湘西的宁静也打碎了去给观众看。把美好的情感打碎，不等于是丑陋的，悲剧有悲剧的美，《血色湘西》我们要达到的是一种悲壮的美。
　　记者：现在湖南台是打造本土电视剧？
　　黄晖：湖南台现在也是这种思路，前面的《恰同学少年》和《血色湘西》很典型的是在做湖湘文化，我也是有意而为之，《恰同学少年》和《血色湘西》都是我对湖湘文化的一种解读。看上去《恰同学少年》和《血色湘西》是两个极端，《恰同学少年》追求雅致，《血色湘西》追求粗野，其实都是在表现湖湘文化。《恰同学少年》做的是形而上的殿堂文化，《血色湘西》做的是形而下的草根文化，放在湘西，是因为湘西是楚文化最正宗的代表。
　　记者：您觉得地方性、民族性的东西该如何在作品中展现？
　　黄晖：前天在北京开的《血色湘西》高端研讨会上面，几个专家都讲了这个问题——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文艺评论的老权威，谈到：民族的我们不区分好坏吗？不区分精华和糟粕吗？五四开始，我们就在寻找民族的继承人，象某些人，他们想表现什么，究竟是要表现他们内心真正想要表现的，还是表现他们想要迎合的？我们究竟应该是要挖掘、展现、弘扬民族的、优秀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还是津津乐道于民族的那些落后的、丑陋的、愚昧的、那些被时代抛弃的或将要被抛弃的东西，到底要给观众什么，值得问一下自己艺术文化良心的。
　　我们不是要回避民族中落后的、丑陋的、愚昧的的一面，比方讲《血色湘西》中，也有民俗民风中落后的一面，要看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们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去表现那些愚昧落后的一面，展现好的一面，批判坏的一面。比如月月这个人物形象，一直就在批判封建宗法，抓她去落天坑的时候，观众心里是什么状态，如果我们从头到尾全是这个东西，那导向就不对了。我们要明白主流是什么，附线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中间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给大家看的中国人都像《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那样压抑扭曲，这是主流吗？这是发展趋势吗？
　　一个艺术作品必须要有三个东西：真、善、美。从狭义的来说，要有美的形式、真的内容、善的精神。《色戒》拍得很美，也拍得很真，但没有善的精神。
　　记者：《恰同学少年》的续集，08年有没有可能播出？
　　黄晖：《恰同学少年》的续集，08年不可能，我们的计划是在08年的10月份以前把剧本做完。08年我不会有电视剧作品出来，有一部戏正在筹备，争取09年上半年有一部戏和观众见面，下半年也有一部和观众见面。
　　《血色湘西》06年9月18日开机，到07年的1月底拍完，但是到12月1日才播出，这是因为导演创造了这几年来电视剧后期制作的记录，他做了十个多月、十一个月的后期。一般象这样30多集的电视剧，后期制作也就是三个月，四个月已经算比较慢的了。
　　记者：为什么后期做了这么久？
　　黄晖：一个呢，龚若飞导演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这一点是个人性格，也是对工作的负责。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部戏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正常的电视剧，按照内景和外景去区分的话，电视剧的特点是内景多，外景少，外景多是过场。外景拍摄比较难，外景戏后期制作也很难。而我们这个剧，剧本交到他（龚若飞）手上的时候，一共是540页，其中170页的内景，370页的外景，所有的大场面都是外景，拍摄起来难度很大。为了节省成本抢进度，拍摄的速度还算比较快，后期制作的问题就比较大。我们这个戏又不是在影视基地拍摄的，全部外景都是实景拍摄，常常是演员凌晨三点起来化妆，爬上山八点半开机拍摄。不夸张的说，《血色湘西》的制作上，创造了电视剧制作之最，它动用了今天我们所有的电视剧制作当中的一切手段，甚至包括所有的电视剧制作当中还没有使用过的手段。因为都是实景拍摄，需要大量的特技，我们用到五六十匹马，这在电视剧中很难看到的。还有比如一个码头都是临时建的，排帮的总舵重新搭建的，12米高的屈子像，应该是目前最高的屈子像了，更不用说那一比一的飞机了，有些电视剧中看到的场面很大，那是可以用电脑后期制作的，但是有些镜头，比如赛龙船，那是真的要赛龙船。
　　这个片子的美术应该是比较成功的，总美术张爱平也是湘西人，就是古丈县人。他饱含热情地投入这部片子的美术创作，就为排帮的总舵铺的砖，本来是平铺的，但未来效果，张美术强烈要求竖着铺，这样砖的数量要增加很多，成本自然就要增加了，因此也和制片部门吵过无数的架。

编剧黄晖访谈第三部：创作原则
　　

　　记者：黄老师，您以后是否会往电影这边发展？
　　黄晖：如果将来条件允许的话，我个人应该会去尝试电影，短时间内可能很难。其实在07年就有三部电影找上门来希望我当编剧，但是我都拒绝了。一方面，最直接的原因是没有时间，另外一个原因是我积累不够。电影编剧比电视剧编剧要求更高，而我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也能像电视剧。
　　文艺作品很大的特点就是跟风，这是产生市场效应最简单的方式。在平时，我们会这样问些朋友：“你看了昨天的电视剧不，很好看的，战斗片。”“说的什么内容啊？”“真的好看，就象某某某电视剧一样的。”
　　我给自己一个理想，人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必须把理想定在那儿，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不跟风别人，不重复自己，作品积极向上。如果想要不跟风别人，又不重复自己，那就要求作品出来以后，不会让人感觉和别的作品相像，不会拿去和别的作品比较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以后有人说某部电视剧象《恰同学少年》或者《血色湘西》我愿意听。黄晖笑着说。）
　　《恰同学少年》、《血色湘西》基本达到了这点，成千上万的观众在发言，我没有看到谁说像什么的情况。哪怕《血色湘西》可以让人产生联想，它让人联想到的，也不是似曾相识。我希望它是独特的，不是抄袭和跟风，有独特的文化和精神风格内涵。我很希望今后有别人的作品象它……（大笑），但我不希望我今后的作品让人这样想、这样说。比如接下来要拍的《恰同学少年》续集，我希望《恰同学少年》续集能给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第一，这是《恰同学少年》的续集；第二，它一点都不像《恰同学少年》。我现在手上还有湘西的题材，如果要拍摄，我也不希望让人感觉和《血色湘西》很像，希望联想，但不希望感觉是一样的味道。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和上一部都要有本质的区别。
　　记者：在您的《恰》剧成功后，应该有很多人找你约稿吧？
　　黄晖：是的，很多。我觉得最离谱的是有家公司，电话给我，如何就交流他们那部片子，我就提了点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但没有答应为他们编剧，几天后，他们打个电话给我，说到了长沙，就剧本的一些具体细节再做深一步的研讨。我去见了他们，谈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拿出了合同，其他的都填好了，只等我签字，5万一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手上的任务也比较重。作品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固然会带来好处，比如稿酬。但也有另一个方面，比如让人静不下心来，这样的活动、那样的采访，让人的心态不能静下心来，结束各种活动之后，很难马上投入创作，要花好几天找状态。我写剧本的时候，家人都不靠边，夫人说我写剧本的时候像个疯子一样。
　　（我们的摄影师一直在旁边专心地听着，听的兴起，忍不住也参与提问了。）
　　LOUIS：我看过你这2部片子，你觉得有哪些遗憾吗？
　　黄晖：要说遗憾，还是有的。比如《血色湘西》的后面的战争场面。让观众感觉到有点不真实。穗穗一个女子，一下可以砍倒6，7个日本鬼子，还有就是训练有素的日本人兵，在遭到伏击后，还在东张西望，等第二次枪响以后才还击才卧倒等这样的场面出现，都可以说是不真实的。作为本能，在听到枪响后首先的反应就是卧倒。
　　LOUIS：是啊，还有比如大炮，那些大炮在平地都要几个人才可以推的动的，而在剧中，4、5个日本兵就可以推向湘西陡峭的山林。而在战斗中有些场面也太把英雄拔高了。
　　黄晖：是有点。战争场面上我人数是这样设计的，日本兵大概1000人左右，龙耀文带的竿子营几百人，加上老弱妇孺一起3500左右，在龙耀文他们要败的时候，排帮来了，在排帮快败的时候，九弓十八寨那批人又即时回来了。但在拍摄上收到山区等地理条件的限制，很多场景就直接跳过了，就给观众留下了错觉。这些以后我也希望在以后的片子中不再出现。
　　王来扶：时间不早了，黄老师昨天晚上刚坐飞机从北京回来，采访就到此结束。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