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重想2008年那个开端
昨天成方旭过生日，（农历）我们今天给他庆祝。吃饭的时候偶然提到了我在2008年初写的那篇日志，现引原文如下：
“2008年来了，20岁也过了，我决定做个好人了。
有些事情，我曾经当成一种信念，曾经当成一种理想。我认为，改造中国人在某些方面过时的观念是我的崇高使命与责任。但残酷而又无情的事实告诉我，这些事情不是我能做到的，也不是我应该做到的。我的影响力太小，试想一下，就是连李银河那种名人都做不到，我一个小小的大学生又能做到什么？更何况那还是高中时候的事情。
传说，最早制作梳子的人是个印第安人，他认为这个东西能够梳理头发，于是他怀着一颗质朴的好心把这个发明告诉了酋长，可最终的结果是，酋长认为这个东西有悖神的尊严，他被执行了死刑——扔进坑中，被乱石砸死。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也是一种社会改良的尝试，但事实又是什么？他们失败，六个人被砍掉了脑袋。我有一种相似的感觉。这些年，从高二开始，我认为我就在进行着一种社会改良的尝试，但结果是什么？是不解，是嘲笑，是白眼，是被孤立，我所做的事情有悖于世俗道德，所以我也将被世俗社会所摈弃。一个社会改良者，一个伟大而成功的社会改良者是能够经受住这一切的，甚至他们会在他们认为值得的事业上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生活在世俗社会中，并须接受世俗社会无条件的改造，劳动改造，精神改造，一切违反世俗道德的事物都是世俗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相信如果我继续我的信念，我就是世俗社会所抛弃的无用之物。我会失去很多正常人所拥有的权力，我会失去爱的权力，我会失去拥有的权力，我会失去沟通与被关心的权力。
正是因为这样，我决定放弃那些东西，我决定背叛我的信念，脱离我的信仰，与我的事业划清界限。列宁教导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没有忘记过去，过去是如此的伤心，我怎能忘记？我选择的是直接背叛过去。重造自我，洗心革面，焕然一新，我的追求。感谢那些曾经理解、支持、关怀过我的人。感谢那些冒着被世俗道德批判的风险，给予我帮助的人们。我会怀念你们，我会爱你们！”
其实，很多这样的感想仅仅是来源于沟通的缺乏。你不告诉人家，人家怎么会知道？但有的时候沟通其实很难。我们身边的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平庸。虚伪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这种现象把原本赤裸裸的欲望变成了一种非常浪漫的表达或者一种颇具技巧性的行为。当人人都在朝着虚伪而昂首阔步的时候，那些落在后面的人或许会成为社会共识和普遍社会心理的牺牲品。
你会憎恶一种体制，在某种体制内，传统和捍卫传统的大多数（无论是否自愿捍卫它）具有强大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和它的威严是不可侵犯与改变的。你有两种选择，要么进入体制，遵循这样的传统，尊重这样的话语权并努力成为体制的精英，成为话语权的代表者而后享受体制带来的巨大特权；或者远离体制，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成功的前者我们称为领袖或领导者，成功的后者我们叫他革命家或革命英雄。但绝大多数人只能是在领导者的阴影之下努力地为自己的权益而奋斗，小心翼翼地遵循传统。有的人想要砸烂体制，但是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用什么东西去代替体制？
上述体制，可以是社会现实，可以是你身边实实在在的生活圈子，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于后者，我不想说什么，因为我真的不懂。对于前者，正是因为我本人的懦弱和体制传统的超强力量和巨大阴影、他的无所不在，使我变得真正的无奈。
当你试图沟通的时候，你面对这两种矛盾，一种来自于自身，一种来自于被沟通对象。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前者是主要矛盾。“人的所有痛苦都来自对自己无能的不满”。有些时候你无法鼓起勇气架起沟通的桥梁，有些时候你无能为力去战胜体制带来的对于你反叛行为的不公。多数时候你会无比愤恨地抱怨后者，但其实这都会转嫁到你对前者的关注。你会试图改变前者，最终发现敌人仅仅是你自己和体制带来的强大阻力—这种阻力往往直接作用于你的观念和世俗社会的观念。
你尝试改变前者，所述如前，有两条途径：成为体制精英；成为革命英雄。
体制精英很少，当然面对普通的困难不必成为那么“精”的精英你可能就会成功；而对于后一种选择，往往你只会面对更多的无奈和失败。
一个试图不按照体制办事打破传统的人，获得成功的概率并不小，但是他在走出这一步之前往往付出巨大的代价：可怕而使人困扰的心理斗争。心理斗争这一关挡住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此，我似乎应该努力地战斗下去。
但是是我个人的懦弱么？我甘愿游离于体制而放弃沟通的权利，任凭体制摆布。也许这真的就是我的无能为力的表现。
总之，我绝望地认为反抗体制的人永远是孤单无助的，而这些人其中的平庸者之所以平庸无法获得成功或者个人利益的满足，仅仅因为他们不够强大。
写在2008，写在无奈的黄叶飘落时节，写给些许悲观主义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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