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应该成为“精神圣地”
钱理群
发掘本地教育资源
办教育，就得有教育理念，而教育理念是不能凭空产生的，需要吸取教育资源，我要说的就是到哪里去寻找教育资源的问题。通常的思路是到国外去寻找，例如五十年代学苏联，现在则是以美国教育为学、追的目标。地方上的学校就眼睛盯着全国的名校，北大、清华传统这些年是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这样的到异域与外地去寻找资源的努力，是必要的，对于相对闭塞的贵州尤其重要。当然，其中也有许多问题，例如将某一国（当年的苏联，今日的美国）的经验绝对化，就会产生很大问题，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的教育资源，被严重忽视了的教育资源，这就是我们本地自身的教育资源。
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对过贵州的“落后”缺乏一个辩证的认识，把它绝对化了，好像我们已经穷得响叮当，一无所有，除了到处讨饭吃就别无出路了。其实“落后”与“先进”都不是绝对对立的，总体上的落后，并不等于就没有先进的资源。贵州是穷，但我们也有自己的“金娃娃”，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闹“抱着金娃娃讨饭吃”的笑话。我们贵州教育历史上就有两个“金娃娃”，而且都很大，全国、全世界都很重视，就是我们自己视而不见。一个是王阳明在修文办的书院，一个是抗战时期内迁到梅潭的浙江大学，这两次办学，都形成了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里面有很多宝贝，就看我们识不识宝，肯不肯下功夫挖掘。其实，就是贵州大学自身，它也是在抗战时期兴办的，与浙江大学这样的内迁学校一起，在贵州现代教育史上创造了非常辉煌的一页。建国以后的教育，尽管有许多失误，但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六十年代我在安顺卫校、师范教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贵州的中等专业学校是办得不错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贵州的卫生、教育事业起了很大作用，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年中专都不办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发掘本地的教育资源不仅是扩大资源范围，或许有更大的意义。前几天我们在安顺讨论屯堡文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的改造与建设必须要有内在资源与内在动力，光靠外在力量的注入，是不可能持续并产生实质性的变革的。在我看来，教育改革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发掘内资源与内在动力的问题，而且这又关系着能否使我们的教育真正具有“贵州特色”，因而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确实不可小看。
我的书院教育梦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王阳明的书院教育，这关涉我的一个梦。书院教育其实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传统。这方面已有许多专家做了深入的研究。我关注的其实是一个实践问题，即这样的书院教育，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是否有借鉴的意义与价值，我还想进一步做“书院式教育”的实验——这是我的一个教育梦想。
我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梦，是因为感到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出了问题，就想另寻教育资源作为参照与补充。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现在的师生关系变了，越来越变成“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现在许多导师都被叫作“老板”，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据说现在当导师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国家或省的项目，有项目经费，说穿了就是给学生开得出钱，其实理工科早就如此了，现在又推广到文科。师生关系变化背后是教育的变质，变成知识的买卖，也变成纯粹的知识的传授。这里没有了心灵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人格的影响，性情的熏陶，精神的吸引与传递，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教育本质的失落。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在我的理解与想象里，书院教育除了重视师生、同学之间的密切交往，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所谓的“零接触”；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感应。在人群的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气氛下，人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沉潜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与状态下，人才能尽情地享受读书之乐，切磋学问之乐，同时思考生命、宇宙、人生、人性、中国、世界、人类的大问题，以尽情享受思想之美，进入真正的教育与学术的境界。而这些又都是现代教育，特别是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所匮缺的。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急功近利，人们的心态越来越浮躁，这就意味着我们距离教育与学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部分地引入学院式的教育方式，有一个短暂的实验机会，让年轻学子体验一下教育与学术的真味，也是好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实在太败坏胃口，令人憎恶了。我的梦想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可怜的愿望基础上的。
而在我的想象里，或许贵州是进行这样的书院式教育实验的好地方。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贵州有王阳明书院传统，同时贵州独特的自然条件，作为一个“公园省”，它的气候、风光、环境，是最适合读书与切磋学问的。我特别看重的是它的闭塞——看起来这是一个缺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因此而与外界浮华世界保持一个距离，这样的距离其实正是教育与学术研究，特别是书院式教育所必需的。很多事情都要从两面看。比如，相对来说，贵州发展机会比较少，但也因此没有多少诱惑，认准一个目标，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贵州比较空闲，生活节奏慢，有的人因此而变得懒散，但对另外的人来说，这样的闲暇，正可以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悠悠闲闲，从从容容，潇潇洒洒的做学问。贵州外界的信息比较少，这自然需要用加强对外交流来弥补，但外在的东西少，却又把人逼向自己的内心，开发内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对悟性好的人，正好把自己的生命与学问引入深厚，因此我经常说，贵州是一个练“内功”的理想处所。我们这里所讲的“心无旁骛”、“悠闲从容”与“逼向内心”，都是书院的核心要素。是真正魅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贵州推行书院式教育实验，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
讲到这里，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当时在安顺有一个“民间思想村落”，就是一群朋友在一起读书、讨论、悠游——流连于大自然，更作精神的漫游，享受着“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今天看来，这样的学习方式，就多少具备了书院教育的方因素。当时，我们所效仿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湖南办自修大学的模式，而毛泽东的自修大学显然对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所借鉴的。——如此说来，我今天再做书院教育梦，其实是根源于我当年的贵州生活经验的。
为了使我的书院梦教育多少具有某种可实现性，我刚才在从安顺到贵阳来的路上，想了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不妨以暑期讲习班的形式，集中二、三十名学员，由一位（至多两三位）导师主持，师生朝夕相处一个月，导师讲学之外，主要是学生自己读书，师生共同讨论、诘难。更多的时间是海阔天空的神聊，作无所顾忌、无所不至的精神漫游，并在大自然中放荡纵情的神游，尽兴地享受“从夫子游”与“携弟子游”之乐，并通过写《游学记》等方式，将这样的从游之乐内敛为深层的思考与生命的感悟。我甚至具体设想，从游的学员，以研究生为主，可以吸收少量的高年级大学生与青年教师，还有给没有机会上大学，却有强烈学习愿望的社会青年，留下一定的名额。
“精神圣地”：地方综合大学的社会扩散
影响与作用
我之所以主张办书院式讲习班要适当向社会青年开放，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关于地方大学的作用与功能的考虑，这可能更是一个不切实际，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梦想。
还是从我的北大经验说起。几乎从在北大教书那天起，我就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每次上课，都有大批旁听生。后来读张中行先生的回忆文章，才知道这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即所谓“不该来上课的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后者是因为北大崇尚自学，一些学生宁愿钻图书馆而不愿听他看来受益不大的课程；前者则是指“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踊跃地来旁听。”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这种旁听现象作了如下分析：“这样，北大就自然成了渴望求知而无缘入学的‘精神流浪汉’的‘圣地’，他们或者由此而登入精神的圣殿，或者不过一北大课堂作为精神的憩息地，稍事休整，又继续自己的精神流浪。在我看来，这正是北大及同类高等学府的特殊价值所在;而自由听课，对不注册的旁听生的宽容态度，更应该看作是北京大学教学制度，以至教育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不拘一格造就人才，培养学校与社会学术、精神自由气氛所起的作用，是无形的，却又是难以估价的；它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参看拙作：《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文收《世纪末的沉思》）
而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到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当中国整个社会逐渐商业化，精神普遍失落，人们不再读书时，旁听生反而有增无减。退休以后，我在北大仅有的两次讲演，一次上课，就发现有的大量的“精神流浪汉”前来旁听，而且课后围着和我进行热烈的讨论，久久不肯离去的，也是他们。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精神的渴求，因而感动不已，同时也对北大学生的相对冷漠而感慨不已。后者涉及这些年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需要另作专门讨论，前者却证实了我的一个信念：“人之为人，总是要有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可以遮蔽于一时，这人的变动的生命中的永恒却不可能消解，并迟早要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参看拙作：《写在前面》，收《心灵的探寻》再版本）而且，在任何社会，大多数人会有趋同的倾向，但也总会有人作出逆向的选择;因此，当物质追求成为一种时尚时，就会出现与之对抗的精神的追求，以至痴迷。尽管是少数，但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它的绝对量却相当可观。尤其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可以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聚集地，北大由于它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学术传统，以及它所集中的丰厚的精神资源，而成为全国精神流浪汉聚集的“圣地”,这是可以理解的。据我的观察，现在的许多网站事实上正在逐渐成为这样的精神流浪汉的聚集地，一个自由交流与相互支撑的精神园地。其对又追求的年轻人（他们正是民族与未来的希望）的健康成长，对思想文化学术自由空间的开拓与社会风尚的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想讨论的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蔡元培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我理解这包含两个侧面的意思：一是大学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距离，不趋时，不唯上，坚守自身的独立性，至少大学的一部分教授与学者应该自觉处于社会与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与研究的超越性、彻底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另一方面，大学又应该关注现实，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对社会发挥自己的发射性影响。坚守前者，大学就能起到社会清醒剂、净化剂的作用；坚守后者，大学就自然成为社会变革的精神推动力。我们说，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精神“圣地”，就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意义。
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与学界来谈这些，近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大学，一方面早已以追逐时髦为荣，已经彻底的世俗化与工具化，成了政治与商业时尚的双重俘虏，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另一方面，却对现实与社会变革采取惊人的漠视态度，批潘精神与实践精神的缺失，使大学放弃了对社会的承担。或许正是不满意于这样的现状，我们才要在这里说梦话。我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连梦也不能做，恐怕就太可悲也太危险了”，因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与经济双重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具有某种乌托邦性的；学校，也包括大学，本应该成为年轻人的梦乡。现在大学放弃了梦的功能，我们就来说说关于大学的梦话吧。
还是拉回到我要说的主题上：如前所说，即使在这个商业化，功利化的社会，也还有绝对量并不小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对精神的渴求；刚才我们又强调为社会提供精神资源，是大学的基本功能，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学，至少说国家与地区的重点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地区的精神中心，或者说精神基地也可以。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北京大学这样的年轻人向往的“精神圣地”，而且各省、各地区也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圣地”。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或者说，诸位有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要使贵州大学成为贵州的有精神追求的年轻人所向往的“精神圣地”？——就在我们贵州，明代的阳明书院，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都是这样的“精神圣地”，我们为什么不能继承这样的传统呢？贵州大学是贵州省的最高学府，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更是条件、有责任发挥这样的精神中心或基地的作用。
问题是，怎样才能对年轻人产生精神的吸引力？这里的关键仍然是要有一批不仅有一流的学识，而且具有精神与人格力量的教师、学者，首先吸引校内的学生；然后定期举办向向校外开放的讲座，如周末讲座，以发挥教育的辐射作用。我们还可以利用校外的资源，以弥补自身教育资源的不足。为了使我的设想不至于过于空泛，这里，我想提一个具有而可操作性的建议：可以利用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暑期设立“小学期”，请全国一流学者来贵州疗养，同时为学生开设一门课（其中某些学者可以做我前面所说的书院教育实验的导师），或做向社会开放性的系列讲座。特别是这样的“贵州大学暑期讲座”，如果坚持三五年，七八年，就一定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预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每年暑期从全省各地云集花溪，从而形成了“到贵大去充（精神之）电”的舆论，贵州大学就自然成为地方精神的聚集地与发散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贵州最高学府，在我看来，这才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条件与标志。
地方院校的定位与培养目标
这些年走到一任何一个地方院校，都可以听到一个中心话题：如何争取评上硕士点与博士点，很有点1958年“大跃进”的“气势”：“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各校各级领导为此耗尽精力与财力、物力，不惜代价，也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由此而造成的腐败，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毒瘤”。其中的原因自然十分复杂，这里想讨论一个理念的问题，即“地方院校的定位与培养目标”的问题。
记得当年蔡元培先生曾主张将大学分为“研究型”与“实用型”两类。在我看来，蔡先生的意见今天仍有指导意义；而我认为非国家重点的地方院校，基本上应定位为“实用型”大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建设，培养实用人才。因此，主要应办好本科与专科教育，完全没有必要在各系、各专业都设点培养研究生。当然，为适应本省、本地区的某种特殊需要，在全国性研究实力与影响的专业，也应该适度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可以专门建立研究室、所，但绝对不能搞“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只有明确了这样的基本定位，地方院校才有可能集中精力，搞好本科、专科的教学工作，扎扎实实地提高大学生的教育质量。
这里，还涉及对地方院校教师的要求，这也是这些年弄得极为混乱的问题。本来教师的本职就是上课，在地方院校更应如此，评价教师的主要标准，就是他的教学态度、教学水平与教学效果。这本来就是办教育的常识。但由于盲目地向“研究型大学”高攀，就在地方院校普通形成了“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以所谓“科研成果”（在什么级别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专著）作为评定教师职称的主要指标。其结果就是课堂教学质量的急剧下降，导致教师的轻教与学生的厌学，更是腐败滋生。
这里也涉及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大学教育是应承担两个任务，是具有两个功能的，一是“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与传承”，其中包括“知识的传授”与“精神的传递”两个侧面；二是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自身，做不断的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提供新的精神资源”（参看拙作：《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这就对大学教师的素质与能力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知识传授与精神传递，一是批判与创新，通俗地说，就是“课上的好，研究工作也上得去”。应该说，大学里确实有这样的教学、科研两个方面都出色的教师，这些理想状态的教师得到高度评价是理所当然的。但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层面，恐怕更多的教师的素质是存在偏颇，处于不平衡状态的：有的课上的好，科研能力却相对要弱一些；有的研究能力很强，但却不善表达，教学效果并不好。
这就决定了大学的教师是分成来那种类型的，即所谓“教学型”与“科研型”;不同的课程对教师也有不同的要求，一般说来，基础课要求较高的教学能力，选修课则要求较高的研究水平。因此，我们对教师的要求与评价，就必须是有区别的，而不能简单的采用一个标准。
而如上所说，地方院校的“实用型大学”的定位，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以教学为主，尽管也应该鼓励教师做一些研究，这是提高教学水平所需要的。但它对教师的主要要求却应该是课要上的好，也就是说，相对于研究型大学，地方院校的大学主要应是教学型的，教师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教学上，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也应主要看其教学水平与效果，在科研方面不必有过高的要求。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本末倒置的：不但片面的强调科研忽视教学，而且对科研水平的评价也是简单量化的。其结果必然是对地方院校的主要任务教学工作的严重干扰与破坏，而且也不利于地方院校科研工作的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地方院校教学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绝不意味着应忽视科研工作和科研型教师，不应把教学与科研绝对对立起来，处理得好，两者是可以取得良性互动的。
地方院校应成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基地”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 地方院校应成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基地”。
这是由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地方院校应为地方建设培养人才这一问题引申出来的。特别强调培养乡村建设人才，是出于对我们的国情、省情的认识。曾经有一种说法，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是走城市化的道路。我不否认城市化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向，我质疑的是将其唯一化:在我看来，中国这样的国家，特别是贵州这样的地区，完全走城市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城市化与乡村建设同时发展的道路。在西部的开发、贵州的发展中，乡村建设理应占有一个战略性的地位；培养本土的乡村建设人才，这更应该成为贵州大学这样的地方院校的一个重大任务与战略目标。还必须预见到，随着贵州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贵州地方大学的学生就业必然要面对广大的乡村人才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将完全面向城市的教育转向城乡兼顾的发展方向，在乡村建设问题基本上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现状下，更应特别强调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我刚从安顺来，我在那里参加了屯堡文化研讨会，以及《屯堡乡民社会》一书的首发式。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我曾经任教的安顺师专所创造的“村校挂钩”的经验。他们选择了安顺屯堡的九溪村作为点，组织教师与学生深入村寨做社会调查与研究，同时积极参与九溪的乡村建设，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获得了乡民与乡村精英的极大信任。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学校的建设：《屯堡乡民社会》一书即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专家的很高评价，认为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前沿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全国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一批青年教师得到了锻炼，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学校的骨干；他们正准备利用调查研究成果在学校开设专题课，将其转化为教育资源。
九溪村原村长、支书屯堡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文顺对此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以前是工厂、农村挂钩，军民共建，还没有听见过‘村校挂钩’这一条。‘村校挂钩’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农村发展的途径。”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是有道理的。而且在我看来，安顺师专所开创的“村校挂钩”的模式，不仅为乡村建设开辟了一条途径，而且也为省、市地方院校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他们的经验应该引起重视并认真总结。—我在一开头谈到的教育资源问题，其实，这样的来自本省时间第一线的经验，也许是更为重要与现实的资源。
（本文为在贵州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钱理群，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周作人传》、《世纪末的沉思》、《我的精神自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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