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卡斯特罗 新华社/路透
资料图片：切·格瓦拉
[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新近出版的《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第二章，卡斯特罗对其青少年时代的回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心路历程。
《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简介：
“时光流逝，一个人往往会梦见死去的战友，看见他活着，跟他交谈，然后现实又把我们惊醒了。”刚刚卸任的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其中文版自传《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中，谈及亲密战友切·格瓦拉时深情地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是那么牢固、那么强大、那么强烈的存在，以致人们不能相信他们已经死去，已经消失。主要是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感情和记忆中，我们，不仅是我，而且是古巴人民，对他死亡的消息特别悲痛，虽然消息并不意外。”
随着胞弟劳尔·卡斯特罗前不久担任古巴新一届国务委员会主席，执掌古巴最高权力半个多世纪的“跨时代的传奇人物”卡斯特罗开始退出世界政坛，而他的传奇经历引起包括中国读者在内的世界范围的热情关注。60多万字的访谈传记《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中文版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卡斯特罗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讲述自己的生平和革命思想，以及古巴的内外政策、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等。
这部访谈传记是2003年年初至2005年年中，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与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著名记者伊格纳西奥·拉莫内谈话的记录，这段总计100小时的访谈曾先后以《菲德尔100小时访谈》及《菲德尔·卡斯特罗：我的生活》等英、法、西班牙文出版，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卡斯特罗的生平和革命斗争，从童年到参与学生运动和古巴革命；第二部分讲述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切·格瓦拉之死，苏联解体，古巴与非洲、美国、西班牙和拉美国家以及和中国的外交关系；第三部分阐述新时期的古巴，主要是古巴社会主义与全球化和今日古巴。
《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完全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推出，大部分访谈都配有录音和录像。此次中文版是根据卡斯特罗对古巴发行的西班牙文版第三版增补修订后翻译出版的。卡斯特罗不仅带病修订文本，还撰写了“致中国人民”的序言：“古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人深埋心中的坚定的自由信念。很多中国人英勇献身于我国的独立战争，大大增强了我们古巴人对中国的高度敬仰”。“在当今世界，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以智慧进行斗争，以多极化反对武力和单极世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形势下，应该依靠中国。没有中国根本性的积极参与，人类将无法应对面临的很多挑战。”
在回答“哪位领导人最令您怀念时”，卡斯特罗再次提到了切·格瓦拉，他说：“我始终认为切·格瓦拉是我认识的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是我认识的一个最高贵、最无私的人。”
卡斯特罗的少年时代：走上反叛道路的富家子弟
（书中原章节标题：《领袖的童年》)
童年在比兰—安赫尔先生—村落—母亲—“饥饿之家”—拉萨列小学—西班牙内战的回响—多洛雷斯学校的耶稣会教徒
历史的根源是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想问您：您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在富人子弟上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攻读法律。受这样的教育，您完全可能成为一位保守派的领导人，是吗？
是的，但人不完全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人也会受环境、困难和斗争的影响。困难会像一台车床加工一块金属一样锤炼一个人。我敢说，人不是生下来就是革命者的。
您是如何成为革命者的？
我是演变成革命者的。我曾思考过使我成为革命者的因素。这要从我出生地的农村和庄园的环境说起。
您能描绘一下您出生的地方吗？
我出生在一个庄园。庄园位于原奥连特省的中部偏北，离尼佩海湾不远，在马尔卡内糖厂附近。我出生的地方称作比兰。比兰不是一个镇，连小村庄都算不上。那里只有几户人家。我的家就在那里，在一条从县城通往南方的、被称作“皇家之路”的土路旁边。当时的路都是泥泞不堪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或牛车。还没有汽车，也没有电。我小时候，照明主要是蜡烛和煤油灯。
您还记得起您的故居吗？
这是一幢西班牙的建筑，更确切地说，是一幢加利西亚的建筑。应该说明，我的父亲是西班牙加利西亚鲁戈省兰卡拉村人，贫农的儿子。加利西亚农民习惯在自己家里畜养牲口。我的家是按照加利西亚的建筑风格建造的，房子盖在木柱子上，按照加利西亚的习惯，柱子高6英尺多。我记得，当我三四岁的时候，奶牛就睡在房子下面。傍晚把奶牛牵到房子下面，在那里挤奶，将奶牛拴在柱子上。像在加利西亚一样，我家房子下有猪圈和鸡窝鸭窝。鸡、鸭、几内亚鸡、火鸡，甚至鹅都在那里走来走去。
我访问过比兰，参观过您出生的故居，它的确是一幢典型的加利西亚风格的建筑。
它是木结构的房子。柱子是很硬的木头，是桃花心木或其他硬木。我记得开始时房子的底层是四方的。后来又延伸，建了一间卫生间、一间食品储藏室、一间餐厅和一间厨房。再后来，又建了一间附属设施，在拐角处建了一间办公室。在原来四方形的底层上方还有第二层，但面积要小些，称作“瞭楼”。据说，我是1926年8月13日凌晨两点诞生的。
在这一环境下，我从小就习惯于农村的风景和劳动，熟悉那里的树木、甘蔗田，那里的禽鸟和昆虫。
在比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够触摸到您父亲安赫尔先生坚强的创业精神。
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会读书写字。毫无疑问，他很活跃，活动频繁，创业性和组织能力很强。
您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到古巴来的？
我父亲是非常贫困的农民的儿子。1992年我访问加利西亚时，到过他的故乡兰卡拉村，参观了他出生的房子。这是一幢小房子，长10米，宽6米。用石板建成，当地盛产石板，加利西亚的农民通常用石板来盖房子。父亲全家就居住在这幢房子里，我设想家里养的牲口也在那里。卧室和厨房都在惟一的一间房间里。家里没有自己的地，连一平方米的土地都没有。家里耕种租来的几小块分散的地。
我父亲十六七岁时，在西班牙被征兵服役，到古巴参加 1895年爆发的第二次独立战争，那时他已 20多岁。我不太清楚他到古巴来时的身份。当我懂事后，我没有同父亲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他有时候在同他的朋友一起吃饭时，会同他们提起相关的事情。但是，我的姐姐安赫莉塔和二哥拉蒙——他们都还活着——也许知道得多一些，因为他们同父亲交谈得比较多。当我在哈瓦那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准备攻打蒙卡达兵营时，以及后来被捕入狱，再后来参加“格拉玛号”远征时，我的弟弟劳尔（我比他大4岁多）和留在家里的两个妹妹爱玛和胡安娜，他们同父亲交谈得比较多，也许我父亲同他们讲了更多有关他个人经历的事情，但我没能听到。
通过我的兄弟姐妹我得知了一些事情，如据说我的父亲是位加利西亚贫穷的青年，某位富人弟子为了避免服兵役，给了他一笔钱，让我父亲顶替他服兵役。看来，这可能是真的，我父亲很可能是这么服役的。您明白，当时的战争是怎么回事。
当时是抓阄服役的，但富人可以付钱给穷人，让穷人顶替他们服兵役或参加战争。
是的，就像您说的，当时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即当一位富人应该服役或参战时，他弄到一笔钱，把钱给一位居住在农村、种着一小块地或从事其他劳动的穷苦的农民，让他去服役。
我的父亲作为西班牙士兵被派到古巴，在胡卡洛至莫隆之间的通道上修筑工事。在马蒂逝世后不久，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和马塞奥率领下，东部“突进”军曾穿过这条通道。
东部“突进” 军无论如何必须得穿越这段通道，这是一项艰难的行动。这条修筑了防御工事的南北通道位于古巴中部最窄处，从北部的莫隆到南部胡卡洛港，全长可能有近100公里长。据我所知，我父亲曾在这里服役。但是，我想当马塞奥越过这条通道时，他还没有到那里。不断有古巴人通过这里，或者从北部一个名叫图里瓜诺的小岛通过这一通道，图里瓜诺和莫隆之间有一块沼泽地相连。我父亲就在这一通道当兵服役。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事，也许我的兄弟姐妹们知道得更多一些。
您还记得您同您父亲有关这段历史的谈话吗？
有时候我曾听他讲过一些。我喜欢到马亚里松林的工人居住地去，我喜欢去任何地方，就是不喜欢待在家里。家对于我来说是权威，而我那时就开始具有叛逆精神。
您从小就是造反派？
这有几个原因。当时对西班牙的专制主义，对统治的西班牙人和当局，一般都是尊重。但我不喜欢权威，当时还使用某种体罚，如敲打头部或身体其他部位，我们都有被处以体罚的危险，但我们已学会抵御这一危险。
您父亲专制吗？
他脾气大。如果没有坚强的性格，他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他很年轻时就自立，先是远离家庭、远离祖国参战，后来，他身无分文、白手起家，又没有任何关系，最初他又是文盲，但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庄园，积累了财产。如同大多数加利西亚移民一样，具有谦虚和勤劳的精神。他有刚强的意志和性格，但他从来不会不公正待人。当有人相求时，他从不拒绝。他始终关注他人的困难。他自己从小就遇到很多困难。据我所知，他11岁时就失去了母亲，他父亲后来又结婚。总之，他的童年是相当艰苦和不幸的。但是，他具有加利西亚移民崇高的品德：善良、好客和大方。
很多人一致证实，他是一个慷慨的人，甚至是一个善良的人。他良心很好。他总是帮助朋友，帮助劳动者，帮助那些处于困难的人。他有时也抱怨，发牢骚，但绝不会不解决问题。每当甘蔗季节结束、淡季来临时，就业机会很少。当有人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您看，我的儿子们有困难，我们什么也没有，我需要工作。” 当时有一种调节的制度：“您清扫一下这个。”这种调节在古巴是降低地主成本的一种方法，其做法是同一个家庭或一个劳动者签订一项合同，让这个家庭或个人清扫甘蔗田，以卡瓦耶里亚或洛萨为单位支付报酬，当时尚未使用公顷为计量单位。据我所知，l卡等于18洛萨。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国当时的度量衡各不相同，后来，幸亏有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明的公制。当时，这么订一份合同：“好的，干这个活，20比索。”我父亲特别找了清扫甘蔗田或其他并不是必需的活计，为的是帮助人们找到一份工作，尽管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划算。我大一点后，在放假时在庄园办公室帮忙，我觉察到这一点。我父亲就在那里给工人发号施令，让工人去商店采购货物，尽管没有同他们签订合同。他是一位善良和崇高的人。
在1898年独立战争结束后，您父亲决定留在古巴？
没有，1898年战争结束后，他被遣回西班牙，然而，看来，他喜欢古巴。第二年，像其他加利西亚移民一样，他又回到古巴。有档案记载，他于1899年12月在哈瓦那上岸。他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关系，开始工作。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到了东方省。当时美国种植园在那里大肆砍伐有着珍贵木材的森林，以扩张耕地，砍下的树作为糖厂的燃料。古巴东部珍贵的木材曾被用来修建西班牙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宫和其他建筑物，或用来建造著名的船只，如当时体积最大、威力最强的战舰“圣特立尼达”号就是用此木材在哈瓦那造船厂建造的，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被英国人俘获，后来，在一场暴风雨中沉没。
美国人雇用工人砍伐森林和耕种甘蔗。原是森林的土地很肥沃，最初的收成很好。
您父亲替美国人干活吗？
我父亲开始在奥连特省中部靠北的著名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干活。后来，他组织一批工人，同美国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这些工人服从他的指挥。我听说，我父亲曾一度指挥过300名工人，因此，挣了些钱。他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但他不会读书写字，后来费好大劲才学会。他开始组织了一个小企业，砍伐森林、种植甘蔗，向糖厂供应木材。这样，开始作为这批工人的组织者取得了一定的积累。我想，这些工人是那些移民，其中很多是西班牙人和安的列斯群岛人如海地人和牙买加人。
他最后拥有多少自己的地产？
他拥有900公顷属于自己的地产，后来，他又向两名独立战争的古巴将军租了几千公顷的地。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到这些土地的。广阔的松林，大多数是原始的处女地。这些地遍布山谷和山岭，其中有一片海拔600米的丘陵地，那里生长着原始的松林。我父亲开发马亚里的松林。每天有17辆卡车满载松木从丘陵开下来。他靠甘蔗和牲口的收入不菲，他还拥有自己的土地，大多数的地是平原或在山脚下。总共他有1万多公顷的地。
数量很大。
您可以加一下，属于我父亲自己的土地，再加上承租的土地，总共不少于11 000公顷。
数量很可观。
是的，是很可观。我可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那种条件下，我确实已不是属于“相对”有钱有势的家庭，而是属于相当有钱有势的家庭。我这么说并不是论功摆好，而是实事求是阐明事实真相。
这么说，您是百万富翁的儿子。
谈不上是百万富翁的儿子。从来没有人说我的父亲是百万富翁。当时，百万富翁是巨富，是的确具有巨大财富的人。当时1美元还值一些钱，一个工人平均每天挣1美元，百万富翁就是拥有百万份一个工人的日工资。我父亲的资产还不到这么大的数目。不能说我父亲是百万富翁，但是，他相当有钱有势，经济地位相当高，至少在当时贫困和痛苦的社会把他的子女们看作是富人的子女。我可肯定地说，很多人之所以向我们靠拢，对我们亲近，是有目的的，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在比兰，您的父亲不光是盖了房子，而且在“皇家之路”公路的旁边建起了一个面包房，一个旅馆；一个酒馆，一所学校和一些供海地人居住的房子……一个真正的小镇。
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镇，只是有一些设施。最多可以称之为村落。当我小时候，我家房子下面就养着奶牛。后来，在离我们家40米远的地方开了一家牛奶店，在牛奶店对面有一家修理工具、犁耙等农具的作坊。附近还有一个小的屠宰场。在离我家40米远的另一方向有一个面包房，离面包房不远处有一所公立小学。在公路旁，有一家商店。出售食粮和其他商品。在另一旁，是邮局和电报局。在不远处有几个简陋的大茅屋，地面是土，屋顶是棕桐树树叶，这里居住着种植和收割甘蔗的海地的移民，甘蔗的种植和收割是庄园的主要活计。在我家附近有一片大的柑橘林，面积约有12—14公顷，我父亲亲自双手握一把大剪刀进行嫁接。除柑橘树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的是单个的树，有的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有香蕉、番木瓜、椰子、山番荔枝、牛心果等，还有3个养蜂场，40多个蜂箱，生产大量的蜂蜜。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记得那个柑橘林，记得各种酸性水果树的位置，我用手剥柑橘，在假期和圣诞节充分享用。谁也不如我一下子吃那么多的柑橘。
还有一个大的养鸡场。当时进行斗鸡比赛吗？
是的。在离我家100米处，在公路旁，有一个您说的斗鸡场。在甘蔗季节，每星期天、圣诞节、新年、复活节的星期六和星期天进行斗鸡比赛。在当时农村，斗鸡是一项运动。
是地方的一项娱乐活动。
是的，因为当时娱乐活动很少。当时玩多米诺骨牌，也玩纸牌。我父亲年轻当兵时喜欢打纸牌，看来他是玩纸牌的高手。此外，在我3岁时，家里添置了一台留声机，是那种需要上发条的留声机，我记得是RCA维克托尔牌的，用来听音乐。当时连收音机也没有。我想我父亲是惟一有收音机的人。当我较大一些的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添置了一台收音机。什么？不，大约是在1936年或1937年我10—12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购置收音机、一个电熨斗和一台小马达时，西班牙内战已经爆发。那台小马达每天运转两小时，靠几台蓄电池来带动。每天需要给马达添加一些雨水。
这一切都是您父亲的财产吗？
除了小学和邮局是公家的以外，其他均是我家的财产。1926年我出生时，我父亲已积累了相当的财产，作为地主，他很有钱有势。人们称他为“堂安赫尔”、“堂安赫尔•卡斯特罗”，在他的那个领地里，他是受人尊敬、权力很大的人。所以我对您说，事实上，我是地主家的儿子，我父亲多年来一点点购置土地。
给我谈谈您的母亲。
她叫莉娜，古巴人，西部比那尔德里奥省人，祖籍加那利群岛。她也是农民出身，家庭也很困难。我的外祖父是一个牛车夫，用牛车运输甘蔗。当他们一家搬到比兰时，我母亲只有十三四岁，她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先乘火车从比那尔德里奥省到卡马圭，再从卡马圭乘牛车先到瓜洛，最后到达比兰。
我母亲像我父亲一样，最初也是文盲。后来，几乎靠自学也学会了读书写字。她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的意志也很顽强。我从未听说她上过什么学。她是自学的。她十分勤劳，十分细心。她是厨娘、医生、保管员，她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的每样东西，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向她求助并可得到她的帮助。但她并不溺爱我们，她要求我们遵守秩序，注意节省，爱清洁。她掌管全家内外日常事务，掌管全家经济。谁也不知道她哪来的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干这么多事。她从不坐下，每天从未见她休息片刻。
她共生了7个孩子，都是生在这个家，都是由一位农村接生婆帮她接生的。当时在整个这一偏僻地区，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她千方百计使她的儿女能上学，她未能上学，但她希望她的儿女能上学。没有她，我这个一直喜欢学习的人，很可能到今天还是一个文盲。我母亲的情感虽然井不经常外露，但实际上，她很爱她的儿女。她性格坚强，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她沉着地、毫不犹豫地承受我们子女中某些人并非有意地给她带来的痛苦。她无怨无悔地接受了土地改革和对她所热爱的土地的分配。
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此我一直是尊重的。作为母亲，她的痛苦找到了安慰，她为革命经受了许多磨难，她以母爱接受了革命；她的贫困农民的出身并没能使她有机会懂得人类的历史，懂得她所亲身经历的导致古巴和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深刻原因。在古巴革命胜利三年半后，1963年8月6日她去世。
您父亲呢，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他去世得早。他年龄比我母亲大得多。他是1956年10月21日去世的。当时我30岁零2个月，也是我乘“格拉玛”号从墨西哥远征古巴前2个月。
您父亲会说加利西亚语吗？
会的，但他从不说。
您听他说过加利西亚语吗？
有时候听他用加利西亚语说过几句。那里居住着加利西亚人，我父亲可能用加利西亚语同他们交谈过。但是，那里也住着其他省的西班牙人，如阿斯图里亚斯人，他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而加利西亚人却已习惯讲西班牙语，他们能讲西班牙语，懂西班牙语，能用西班牙语同其他人交谈，此外，他们不可能用加利西亚语同古巴人交谈，因为古巴人不懂加利西亚语。同工人、同大家说话必须讲西班牙语，甚至同未婚妻和妻子讲话也必须讲西班牙语，因为他（她）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因此，我从来没有听他讲加利西亚语。
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您10岁。
我还不满10岁。我1926年8月13日出生，西班牙内战是在1936年7月18日爆发的，当时我是 9岁零11个月，我已会读书写字。
您记不记得您父亲对西班牙发生内战感到担忧或谈论过它？
在比兰居住和工作的西班牙人分成两派，每派大约12—14人。
是指同您父亲在一起或常到您家来的西班牙人吗？
是指同他一起承担各种工作的人或者是工人。当时那里有一个阿斯图里亚斯人，他有不少书，相当有文化。传说他会说7种语言，我相信他确实会7种语言。因为当我家购置收音机后，收音机里用英语或德语广播时，他翻译得出来。他一手歌德式的字写得很漂亮，他会拉丁文。这个阿斯图里亚斯人——说他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因为他个子很矮——毫无疑问，是当地知识面最广、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知道希腊，谈论狄摩西尼；他是第一个同我讲狄摩西尼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的，他对我讲狄摩西尼的为人，讲狄摩西尼为了改正他那口吃的毛病，在嘴里含一块小石子的故事。就是这个阿斯图里亚斯人同我谈了这样和那样的故事。
这一派和其他几个人，当内战爆发时，他们赞成叛军，即赞成那些起来反对共和国的人。
是指佛朗哥分子吗？。
是的。另外一派支持共和国。他们是工人，其中一些人是文盲。但其中有一位西班牙人，名叫巴莱洛，他是电报局和邮局局长。他同不少工人一样，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这些工人中，有一位厨师，起初他是喂牲口的工人，后因为得了关节炎，几乎不能走路，所以让他改当厨师。我很尊重他和敬重他，但他饭做得不太好吃，我家的人对他做的饭菜经常抱怨。他名叫加西亚，是文盲。
是文盲？
是的。我小时候在比兰居住的人只有不到20％的人会读书写字，而且困难不小。很少有人读到6年级。我在那里的经历使我今天明白文盲的痛苦。谁也难以想象文盲有多么痛苦，因为，谁都知道什么叫自我尊重。而什么是文盲？文盲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被迫请求一位朋友帮他给自己的未婚妻写情书。在比兰，不识字的人求识字的人帮忙给他的情人写情书。但是，并不是由不识字的人念，识字的人写。比方他说，昨晚一晚上都做梦想她，吃不下饭老在想她等，仿佛这位农民真的想自己这么写信。不是的，而是他对识字的人说：“我不说，请您帮我写封信，就像您要给您的情人写信一样，要博得她的欢心！”我没有夸张。这是我当时在家乡亲眼所见的。
您本人还记得一些当时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争论吗？
1936年我在圣地亚哥一所学校住读，当年夏天战争爆发时，我正在比兰度假，当时我还不满 10岁，小学二年级还没有结束。
发生了什么？当我从圣地亚哥回到比兰度假时，由于我已会读书写字 所以曼努埃尔•加西亚，那位一条腿有些瘸的厨师，他干活很勤奋，当时他住在离邮局不远的一个小房子里，他急急忙忙请求我给他读报。他是铁杆的共和国派——从中您可以看到什么是阶级精神，很多次我问自己他为什么会是如此铁杆的共和国派，同时，说实话他也是非常反教权主义的。于是，我给他读报，读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消息。这样，我不到10岁就知道西班牙内战。我给他读各种报纸。当时在比兰有一份报，我记得是《消息报》，还有《世界报》、《国家报》和《古巴日报》，但是，当时到达比兰的主要报纸是《海军日报》。
这是一份哈瓦那的报纸。
不，这不是一份哈瓦那的报纸，是全共和国的报纸。从独立战争开始起，它一直是一份亲西班牙的报纸，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它是全国所有的报纸中最右的一份报纸。每星期天，出一份照相和图片副刊。当时这份报很有名。它刊登许多广告，所以页数很多，报纸很厚。我跑到加西亚的木头房子去给他读报。我什么都读。报上褒义地称之为“造反派”。
称佛朗哥分子为“造反派”。
也把他们称之为“民族主义分子”。而将对立的一方则贬义地称之为 “红色分子”、“赤派”，这份报纸偶尔和蔼地称他们为“共和国派”。这是当时到达比兰的主要的报纸，最出名的、版面最多、消息多、纸张好、广告多的报纸。我给加西亚读报。尽管有时候还有一些其他报纸，关于西班牙内战报道最多的是《海军日报》。
我记得这场战争，几乎从战争开始起。如我记得共和国军队占领特鲁埃尔。
记得埃布罗阵线吗？
埃布罗阵线还要靠后，差不多战争快结束时。
马德里之战记得吗？
记得。马德里保卫战。这是共和国派给向马德里进军的驻扎在瓜达拉哈拉的墨索里尼士兵的打击。我对他讲，共和国派是如何进军并占领特鲁埃尔的，莫拉将军又是如何发起反攻来重新占领特鲁埃尔的，以及讲其他来自聚集在佛朗哥的大本营布尔戈斯的驻军的消息。被包围的佛朗哥分子驻扎的堡垒叫什么名字？
托莱多要塞。
托莱多要塞。我给加西亚读关于托莱多要塞的战事，我站在这位加利西亚人一边。我甚至还安慰他。我对他说：“但是，您瞧，您瞧，特鲁埃尔战役打得不错——我提醒他——打得不错，您瞧共和国派他们，他们在这里和那里作战。” 每逢有什么有关共和国派的好消息我都读给他听。我现在对您讲的，就是当时比兰所发生的确切情况。
您父亲站在哪一派？还是对西班牙内战漠不关心？
不，他不是漠不关心。他反对共和国。
反对共和国？
是的，他反对共和国。反对共和国的，还有那位拥有不少图书的阿斯图利亚斯人和其他一些人。我认为，在比兰的大多数西班牙人是反对共和国的。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加西亚等一些西班牙人，如电报局局长巴莱洛是铁杆的共和国派。
他们打多米诺骨牌战争。
同情和反对共和国的两派聚集在一起，进行激烈的多米诺骨牌战争。这有点像瓜雷斯基著名小说中一位名叫堂卡米洛的牧师与一位共产党人市长之间的争吵。每逢暑假、圣诞节前夜和圣诞节15天假期以及复活节，我都给加西亚读报。我不太清楚当我上学时，谁给加西亚读新闻。他没有收音机，只有我父亲的大房子里有收音机。
正是由于加西亚，您才关注西班牙内战？
是的。他使我清楚地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班牙内战的情景，当时共和国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我给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种族灭绝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加上引号——发生交锋。西班牙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西班牙共和国会垮台？西方民主国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从西班牙内战开始起进行的干涉采取的“不干涉”政策的实质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促使世界大战的爆发。
最初的战役正是在西班牙的左派与右派即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支持的所谓的“民族主义派” 之间进行的。而西班牙共和国是混杂在“民主制度”内部的左派，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最正确的、最得人心的，因为西班牙共和国在一个几乎是封建社会、尚未实现工业化、很长时间里依靠殖民地收入来维持的社会里捍卫进步思想。西班牙人民是战斗性很强的人民。
在西班牙甚至教徒之间也发生对抗和互相残杀。有些牧师站在共和国一边，有些牧师——可能占多数——站在“造反派” 即“民族主义分子”或佛朗哥分子一边。当时我所在的圣地亚哥学校的西班牙老师经常谈论西班牙内战。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民族主义分子，更确切地说，都是佛朗哥分子。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战争的恐怖、民族主义分子被杀害，包括教徒被枪毙等。西班牙内战确实很残酷，交战双方手腕都很强硬。
记得在内战结束后，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讲述了有关内战结束后，共和国派战俘被枪毙后的情景。当时我在哈瓦那贝伦中学读书，这也是一所耶稣会办的学校，我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是牧师，其中有一位牧师名叫略伦特——内战时他是卫生员——他对我讲述了在战争结束后，枪毙了数万人，让他当卫生员，主要是检查每位被枪毙的人的遗体，在埋葬这些遗体之前，看看有没有还活着的。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毫无疑问，这对他触动很大。也有不少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站在共和国一边。
我对您讲述了我对西班牙内战的回忆。当然，后来我读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但我同您讲的是我当时所知道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埃布罗战役是在1938年。这是共和国派最后一次进攻。有关这场战役出了不少书，拍了不少电影。但是，我是在不到10岁时开始读报的，我得知这场战争是如何发展的。
您认为您小时候对这场战争的兴趣对您的成长是否起了某种影响？
是的。主要在关注国际事务方面。少年儿童都喜欢战争的场面。我也像几乎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看美国西部片，此外，我把电影里的事当作真事。
但是，当时的西部片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是反印第安人的，是吗？
我当时把牛仔的特技镜头当真。是的，我小时候把它们当真。后来，我大了一点，比较成熟了，我看到西部片里一拳头把威士忌粉红色的酒瓶打到酒吧柜台的另一头，感到挺有趣。我还记得所有这些情节。牛仔的左轮枪里的子弹从来是打不完的，除非设计的情节有这个需要。当时虽然还没有机关枪，但枪声总是不断，越来越猛。谁要是骑马没有子弹，就会受到惩罚，被吊在树枝上。
所有的小孩都看西部片。从小就受到暴力教育。总之，在当时读报时，我怎么会想到后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呢！
后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也确切地记得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我已13岁，我从报上读到鲁尔被占领、奥地利被吞并、苏台德区被攻占、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约的签署、入侵波兰。虽然我不十分清楚这些事件的意义，但我得知所有这些事件。
我记得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45年以对日本投掷原子弹大战结束所进行的主要战役和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可以谈很多，因为当时我对它十分关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在读初小时，还发生过埃塞俄比亚战争。
您记得埃塞俄比亚战争吗？
记得。当时卖饼干时送小卡片，上面介绍意大利人占领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当时人们称埃塞俄比亚为阿比西尼亚。
称之为阿比西尼亚战争。
是的，阿比西尼亚战争，当时就是这么称呼的。当时推销饼干的商人为了刺激购买，奉送一套小卡片，上面介绍关于意大利人占领阿比西尼亚战争很少公布的10至12个场面或行动。有些小卡片从没有再印过，这样使得小孩们争先恐后地向家长要钱购买饼干。
我收集了许多套小卡片，几乎成了这场战争的专家。当时我在圣地亚哥拉萨列学校读书，我学会玩小卡片：将小卡片顺着墙壁斜倚，再用右手大拇指将卡片上方握住，然后再松开，让卡片转几转后再掉下来。那张卡片掉在另一张上，就赢一张。我在墙上做了记号，注意风向和其他细节，这一套技术还很有效。我不知赢了多少张卡片。
我现在还记得印在小卡片的图片和颜色。孩子们总是喜欢找那些从来没有印制过的卡片。
总是缺几张吗？
有几种卡片故意不印制，以此来刺激购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手段。我记得当时很难收集一套全的卡片。
一天，一位孩子对我说，他有一本拿破仑•波拿巴图片集。图片集里的图不是印在纸板上的卡片，而是另一种更好的纸，像相片纸一样，这套图片集是全的——我还保存着它，不久前，欧塞维奥•莱亚尔找到了这本图片集——这位孩子提议用这本图片集换我收集的有关阿比西尼亚战争的几百张小卡片。我立刻就同意了，因为这本图片集是很珍贵的。
看来，您对战争很感兴趣。
您看，《圣经》里谈到不少生动的事件和战争。从小学一年级起，在《圣经》史——当时我读的小学里设这门课——就谈到巴比伦惩罚、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的奴隶制、渡过红河、约瑟的号角、杰里科和桑松塔楼的倒塌和他们力大无比，可用双手推翻一座圣殿；摩西十戒板、变成崇拜物的教堂资产登记册。我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为表达社会主义思想，提道：“我们不相信教堂资产登记册（意即不相信金钱—译注）”这是我在攻打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后的自我辩护词，是在1956年。而我现在同您讲的是1936年的事情，我说过，当时我大约 10岁。
但阿比西尼亚战争要早于西班牙内战，您那时还很小。
是的，阿比西尼亚战争要早些。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拉萨列小学读二年级，大约9岁。我前面说过，我通过交换，获得了那本美妙的拿破仑画册，哈瓦那那位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因我曾经同他说起过这本画册，他找到了这本画册或者同它一样的画册。从画册发黄的图片来看，我相信这本画册就是我保存多年的那本画册，当时我赏心悦目地欣赏画册中有关著名战役的图片。如阿尔科战役，拿破仑在紧要关头，举起旗帜，越过大桥，高声喊道：“跟着你们的将军!” 这会使任何的男孩激动不已。然后，是奥斯特里茨战役和其他所有的战役。拿破仑一生的主要经历通过图画得到展现。当时，很自然，我看得着迷，我同情这位将领，就像我同情历史书上不断赞扬的阿尼拔和亚历山大一样。我当时想，要是阿尼拔占领罗马该多好，我之所以同情阿尼拔或许是因为他带着他的大象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或许是因为他不是最强者。我也喜欢斯巴达人，他们只用300人就守住了特尔蒙比拉斯山口。总之，今天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的拿破仑画册要远比西部电影好得多。
您喜欢军事首领。
所有的男孩都喜欢军事首领。我首先从《圣经》上有关的故事讲起。旧约上讲述了许多战争和新奇的事件：诺亚方舟、洪水、接连下了40天雨。在《创世记》中谈到，在洪水之后，诺亚栽了一个葡萄园，葡萄制成葡萄酒，他喝酒有点过量，他的一个儿子便嘲笑他父亲。诺亚便诅咒他这个儿子，罚他成为黑人！这件事记载在《圣经》上，我认为总有一天，教会本身会对此作修改，因为似乎黑人成了上帝的一种惩罚。看来《圣经》把成为女人也看做一种罪孽，把最初罪过的责任归咎于女人。
您是否在要求天主教会改正这些内容？
实际上我出自信仰并没有要求修正或改变这些内容。但是，勇敢的、果断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说过，进化论同创世的理论并不是不可调和的。
我曾同枢机主教和主教在某一场合交谈过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我认为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教会，是会同意男女平等的思想的，是不会把世界上的罪孽都归咎于女人的。也不应该由于诺亚的一个儿子嘲笑他，他便罚这个儿子成为黑人。
您首先造反的也是您父亲，是吗？
应该说我并没有造我父亲的反，造他的反很困难，因为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我反的是权威。
您不能忍受权威。
我这是有前例的，并不是在10岁或12岁时才有的。在这之前，在我六七岁时，我就开始具有叛逆性格。
您对您在比兰的童年还有什么其他记忆？
我记得许多事情。有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但是，死亡对我童年影响不大。我不到3岁时，姨妈安东尼娅去世了，她是因难产去世的。我还记得全家悲伤的情景和大人们悲伤的气氛。她是我母亲的姐妹，同一个西班牙人结婚，这个西班牙人同我父亲一起在比兰干活，掌管着一片名叫索托的甘蔗田。我记得我们沿着甘蔗田田边的小路走，女人们边走边哭，一直走到一间木头房子。我记得姨妈的去世，但这对我影响不大，因为我那时很小，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概念。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头的情景。这一蒸汽火车头所有的一切，它的轮子、声音、力量、汽笛声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们乘火车来到甘蔗田收割机前，将收割下来的甘蔗运到榨糖厂去榨糖。我感到火车头真是一个庞然大物。
当我七八岁上小学时，我听到有关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航行的消息。在比兰人们说，“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就是从这里飞过的”，这两个西班牙飞行员越过大西洋，飞往墨西哥。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巴尔韦兰和科利亚尔的消息。至今人们还在争论，他们究竟是在哪里遇难的，是在比那尔德里奥和墨西哥之间的海上，还是在尤卡坦或是在其他地方遇难的。他们驾驶一架螺旋桨小飞机完成了飞越大西洋的丰功伟绩，当时航空飞行刚刚起步。他们的飞机上装满了汽油罐，当时这是惟一能做的事。他们从西班牙起飞，抵达古巴。后又再起飞，想飞到墨西哥，但是，由于飞机失事，他们没能到达墨西哥。
我从小就看到飓风。狂风暴雨，卷起巨浪，暴风雨迅猛地袭来。当我四五岁时，我还遇到过一次地震。我家的房子激烈摇晃起来。所有这些自然现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还有什么事，对您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一种特权和一种运气。我是地主的儿子，而不是孙子。如果我是地主的孙子，我可能出生在一个贵族住宅区，而我的朋友，我所接触的文化，很可能会使我充满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我出生的地方，全是穷人，是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孩子。我自己的家庭、我母亲的家庭是穷的，我父亲的几个来自加利西亚的表兄弟是穷人，我父亲在加利西亚的老家，也是非常穷的。
可以肯定地说，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出生的地方住的都是最穷苦的人。我还记得那些文盲的失业者，他们在甘蔗田附近排着队，没有人给他们一口水喝，没有人给他们提供早餐和午餐，他们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交通工具。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光着脚走路的孩子们。在比兰同我一起玩、一起到处跑来跑去的孩子，都是穷人的孩子，其中有些孩子，我在吃午饭的时候，从家里给他们带满满一罐头可口的饭菜，这不是我们家的剩饭。我同他们一起游泳、骑马、步行，到处漫游，去扔石子，去捉鸟，现在捉鸟会遭到责备，而当时都习惯用弹弓捉鸟。而后来，我在圣地亚哥和哈瓦那读书时，上的学校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学校，那里有地主的子弟。
您也同他们一起相处过。
他们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当然，我同他们也建立了友谊，同他们一起玩，做体育活动等。但我没有同他们一起住在富人区。
在那里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其他事情，主要是体育活动、上课、远足等。我有进行体育活动和爬山运动的习惯，这是我的两项自发的爱好。此外，拉萨列学校在圣地亚哥一个半岛上拥有一所庄园，如今半岛上有一家炼油厂。半岛名为伦特，上面有一个浴场。浴场中用棕桐树干竖了几根桩，划定了一个游泳的范围，因为这里是一个海湾，鲨鱼经常在这里出没，其危险是真实的，尽管并没有那么可怕。浴场有三块跳台。我可算是跳水运动员，因为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就从最高的跳台跳水，似乎是对我的同伴的一种挑战。谁在跳水？“呼” 的一声，我跳入水中。还好，幸亏没有头朝下。跳台很高，但我想都没有想，就往下跳了。
您当时会游泳吗？
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比兰的池塘和河流里学会了游泳，是跟童年时同我进行各种冒险活动的伙伴一块学会的。
同您那些贫苦出身的伙伴一起学会的吗？
是的，同我童年的那些伙伴和朋友们。我没有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我父亲是一名孤独的地主。我的父母很少出门去拜访别人，也很少接待客人。他们没有养成富人家庭的文化和习惯。他们整天干活，我们所接触的只是居住在比兰的人。
同您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有没有黑人？
在我家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不许同这个或那个孩子玩耍!” 这样的话，从来没有过。我常常去海地人居住的大茅屋那里玩，因此我家里常常斥责我，但不是因为社会地位的原因，而是因为卫生的原因，因为我常在他们那里吃烤老玉米。我家里常常威胁我说，要把我送进位于哈瓦那西部的瓜纳哈伊少年教养院。
是教养那些叛逆的孩子的教养院吗？
我家里人对我说：“我们要把你送进瓜纳哈伊教养院去，因为你总是到海地人的大茅屋里啃老玉米！”他们不止一次因这个或那个原因威胁我。当我开始明白事情时，我感到我最好的学校是童年时所生活的农村和我出生的地方。农村意味着自由。
后来，因为我是富人的儿子，我受到了剥削。
受到了剥削？
是的，受到了剥削。
是什么样的剥削？”
您听我讲。我年幼时在比兰公立小学读书，当时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家里就把我送到小学，因为我的一个姐姐安赫莉塔和一个哥哥拉蒙也在那所小学学习，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我还记得送我上学的日子。我记不清楚，坐在第一排的我是怎样学会读书写字的。
我记得这是1930年。
您那时是4岁。
是4岁。我看着别人和看着拿着粉笔的女教师，学会了读书和乱涂乱画，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我也经常调皮捣蛋。那位女教师常到我家来，同我家一起吃饭。在学校里，实行体罚，我记得常常用尺打板子。有时还罚跪，让你手伸直，手心里放上重物。虽然没有让我们跪3个小时，但即使是几秒钟，也是够受的。更厉害的是，有时候还放上玉米粒。
放在膝盖下面？
是的，放在膝盖下。我体验了学校的各种体罚，尽管体罚并不是每天都有，不是经常的。体罚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办法。
这是折磨。
我那时已经相当叛逆，要说为什么这样，有些事情，说来话长。如您想知道，以后再对您讲，是什么事情使我成为叛逆者。我不得不从小就自己解决问题，这使我了解了世道的不公和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不谈这些事情，您不一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
我感兴趣。
到时候，如您愿意的话，我可同您讲。但是，我补充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有助于我们原计划要谈的问题：我是怎样成为一名革命家的？什么因素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我的社会出身是地主的儿子，尽管孩子们是自私的，是好虚荣的，并且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点意识。
在比兰小学，您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吗？
除了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外，我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小学里没有其他人是富家子弟，连中等家庭的子弟或店主的子弟都没有。学生的父亲都是农业工人，最多的拥有一小块土地。所有的学生都是非常非常穷的穷人的子女。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您父母才决定把您送到圣地亚哥．让您接触另一种社会地位的孩子？
不是。我不认为我父母曾考虑过这个原因。我父母为我做了些什么？在我6岁时，他们送我到圣地亚哥，因为他们听我的女教师说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此前，他们就已决定让名叫欧弗拉西姬•费利乌的比兰小学的女教师把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安赫莉塔带到圣地亚哥她的家里去。我6岁时，我姐姐9岁或10岁。于是，把我姐姐和我一起带到圣地亚哥，我父母觉得应该把我这个孩子也带到圣地亚哥去，在女教师家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既吃惊又好奇，没有吭声就跟着去了。
您从农村出来，圣地亚哥给您的印象如何？
当时圣地亚哥同现在相比，还是一个小城市。但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它大极了。因此，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后来我16岁时首次看到共和国首都哈瓦那时给我的印象一样深刻。在哈瓦那，我看到了高楼大厦，当时四五层楼的房子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了。而当时圣地亚哥一般的房子都比较矮，比较小，几层的楼房很少。但我要补充说一下，我6岁时在圣地亚哥第一次看到了大海。我来自农村，来自山区，来自内地，因此当在圣地亚哥海湾出口处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我很惊讶。
您在圣地亚哥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幢木头房子，位于总督山上，属于比较穷的埃尔沃利区……房子又窄，又暗，又潮，又小，有一间小客厅，客厅有一台钢琴，有两间房间，一间洗手间，还有一个阳台，从阳台望去可看到马埃斯特腊山美丽的风景，以及附近圣地亚哥海湾的部分景色。
房子的墙是木板的，房顶是褪了色的红瓦，房子门前是一个小广场，没有树木。旁边是一排只有一间房间的平房。在另一个街区，有一个杂货店，出售用粗糖加工做的椰子糖。对面，在小广场另一边，我记得有一幢大房子，是一位名叫伊迪的摩尔人富翁的。紧挨着的是一所中学。我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寒冷的日子，我记得当时那所中学被士兵所占领，因为这所中学的所有的学生都反对马查多。我记得我曾见到被士兵占领的中学的一个场景：士兵们用枪托殴打一个老百姓，可能是他对士兵说了些什么。类似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住在对面，看到了这些场景。
气氛是紧张的，士兵们逮捕行人。比兰有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的机械工被关在监狱里。后来我听说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记得他的妻子在探监时把我也带去，那时我还很小。监狱在圣地亚哥市大道的尽头一个不祥、阴暗的地方，其墙壁肮脏不堪。一想起那些狱监、铁栅栏和囚犯的目光，我就不禁毛骨悚然……
圣地亚哥我所居住的那幢房子，每当下雨，屋顶都漏水，把一切都弄湿了。房子里下雨比外面还要厉害。只好用脸盆去接漏下来的水。房子里非常潮湿。我和姐姐就被带到这家人家。在一间小房间里，放了一张床，女教师的父亲内斯托尔住在那里。另一间屋子，住着女教师的一个姐姐，她是一位钢琴教师，是一位优秀人才，但她连一个学生都没有。
那时有电灯了吗？
是的，已经通电了，但使用得不多。还继续使用油灯，我想可能因为油灯省钱。
在那幢房子里住了多少人？；
住了姐妹3人，他们的父母是海地人，不知道她们是在法国还是在海地上的学。她们是混血种人。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钢琴教师，第三个是医生，但第三个医生在我们住进去前就已去世。姐妹两人同她们的父亲鳏夫内斯托尔一起住。此外，还住着我的姐姐和我，总共是5人。在学期里女教师还继续去比兰上课，在放假时回家。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农妇埃斯梅利达，她是这个卑微的、凌乱的家雇的女佣。但从未见到曾支付工钱给她。这样，总共有6人。后来，我的哥哥拉蒙在我劝说下也到圣地亚哥来了，这样连女教师在内，共7人。实际上，我们住得比较拥挤。
这是在什么时期？
是在马查多独裁时期。当时在古巴有不少人挨饿。马查多垮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饥饿。因为，除了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外，更糟糕的是，美国根据在古巴依附性的共和国成立初期时同古巴签订的贸易协议，禁止古巴生产许多产品，强迫古巴从美国进口这些产品，尽管美国仍向古巴购买蔗糖，但是，由于发生经济危机，它强迫古巴在出口糖时支付美国所规定的关税。这样，限制了古巴蔗糖的出口，使糖价降到最低水平，使古巴经济更加萧条，饥饿遍布全国。
这是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政治压迫的时期。
马查多开始执政时曾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他采取了一些民族主义措施，并兴建了一些工程和几家工厂，力图发展工业。然而，他很专横，很快他的政府成为血腥的政府，遭到了大学生的反对，特别是大学生联合会和古巴共产党创始人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的反对。当时梅利亚只有20岁或21岁，他是大学生、工人和人民的象征人物。后被马查多下令在墨西哥被杀害。
梅利亚是一位特别能干的、早熟的青年，是继马蒂之后古巴最杰出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提出要建立“工人大学”这一光辉思想。当时，大学生到大学来听他演讲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确1917年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发生，他在这场革命的激进主义和革命的原则的启发下已创建了古巴共产党。梅利亚是马蒂主义者，也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坚决的同情者。这使他同马蒂的朋友、马克思主义者卡洛斯•巴利尼奥一起，创建了古巴第一个共产党。
马查多是在1933年被推翻的吗？
是的。马查多是在8月被1933年革命推翻的，在9月，发生了“士官叛乱”。我刚满7岁。士官们以造马查多的同伙军官的反为荣。这时，所有的组织都摆脱了地下状态。在反对马查多的组织中，有一些是左派组织，也有一些是以右派思想指导的组织，其中有一个甚至是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思想为指导的右翼组织。在一个有战斗力的运动，即大学生运动中，涌现了一位生理学教授，名叫拉蒙•格劳•圣马丁，被提议并最终成为古巴总统。马查多被推翻3周后，在9月4日运动之后，成立了格劳政府。在政府中，安东尼奥•吉特拉斯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他是一名年轻的十分勇敢和无畏的人，曾在奥连特省圣路易斯占领一个兵营，曾采取各种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反对马查多。
安东尼奥•吉特拉斯。
吉特拉斯使人们尊重法律，他没收了电业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这在古巴是前所未有的。他推动了成立工会的法律，规定每天8小时劳动的劳动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由格劳政府颁布的进步措施。
他颁布的法律中有一项法律有一定的可理解的理由，但它本身不完全是公正的。这就是《劳动国有化法》，这项法律颁布后，使得许多海地人被残酷地驱逐出古巴，尽管这并非这一法律的本意。吉特拉斯是格劳政府中最强有力、最有决心的部长，在他推动下，政府颁布了这一法律，其目的是想保护古巴的劳动者，使他们不再受许多西班牙商人的排斥，因为西班牙商人在用人时优先考虑的是西班牙人的家属。
当时古巴政府开始是5人政府，后来由格劳•圣马丁教授任总统。格劳任总统的头三个月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古巴人民的法律和措施。然而，美国通过其驻古巴大使本哈明•萨姆纳•韦尔斯已开始对巴蒂斯塔产生影响，尽管当时美国总统是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他正在拉丁美钞推行其“睦邻政策”。
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本质，美国在英国和法国之后已成为一个强大和崛起的帝国强国，但当时美国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使美国人民遭受巨大打击。我认为，罗斯福是我们北方邻国历史上最好的总统之一。数年后，我上中学时，对罗斯福抱有好感。他是残疾人。他演说时激情的嗓音很吸引人。
也许罗斯福出于对古巴人民的精神和战斗性的钦佩和出于改善同拉美关系的愿望，也许是他预感到由于希特勒的上台会使世界的未来变得不确定，他所做的好事是，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并批准了海—克萨达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美国将它所占领的、前途不确定的松树岛—今称青年岛特别县——还古巴。
该岛是由美国军事占领的吗？
美国从1898年起一直占领着松树岛。
它是不是由古巴共和国管理？
不是。从普拉特修正案实施时起，它一直是美国的领地。松树岛被收复了，但关塔那摩基地还在美国人手中。普拉特修正案作为古巴宪法的修正案，授予美国有权干涉古巴内部事务的权利。
普拉特修正案是在1902年签订的吗？
是在1901年强加的，1934年被废除，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吉特拉斯在政府中只任职约三个月。到1934年初，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他赶出政府。1935年安东尼奥•吉特拉斯准备离开古巴去墨西哥准备继续斗争时被杀害，正如此前梅利亚所做的和此后我们所做的一样，离开古巴去墨西哥准备继续斗争。
在1933年革命政府时期，展开了几次战斗，其中一次是在首都国家饭店进行的，在饭店里躲藏着一些拥护被推翻的马查多政府的陆军军官，其中有些人训练有素、枪法很准。最终这些军官都被士兵和军士赶了出来，但战斗十分激烈。
还有ABC集团分子，他们曾经反对马查多，但他们的思想趋向是法西斯的，他们造反，占领警察站，进行战斗，最后一次是在阿塔雷斯旧城堡进行的。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反对进步的政府，反对吉特拉斯颁布的法律。
巴蒂斯塔夺取军队的大权，军队成为他的军队。后来，在美国大使的压力下，推翻了政府，任命另一位总统。巴蒂斯塔本人晋升为上校，其他的士官被巴蒂斯塔晋升为中校。当时没有将军，其他一些老的低级军官和所有的士官们都被晋升为中尉、上尉、少校、中校。我相信惟一的上校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他是陆军司令。
这发生在1934年。巴蒂斯塔统治了7年，一直到1940年立宪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我在圣地亚哥，先是住在女教师家里，后来是在耶稣会开设的拉萨列学校和多洛雷斯学校住读。1942年我到也是耶稣会开设的哈瓦那贝伦中学学习，正如前面我对您所说的，这是全国最好的中学。1945年我中学毕业。
这就是我对您讲的我的童年生活。
（《环球视野》摘自《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待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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