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大学生乡村改造梦破
2009年02月20日 经济观察报
张延龙
这个年轻人面容消瘦、神色匆匆，热情地跟人打招呼，演讲技巧娴熟，浑然不像一个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学生。有人说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切·格瓦拉的影子，也有人说他是于连。
2005年，马永红才21岁，还是大二在校学生的他休学回到家乡陕西洛南县麻坪镇合兴村支农支教，然后参加了村委会主任的竞选，虽然落选，但已名噪一时，被称为“大学生中的理想主义者”。
2008年底，已经毕业的马永红再次参加竞选并落败。四年里，马永红一直以青年志愿者的身份，试图“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直接参与农村社会改革”。如今，这个曾经激情万丈的年轻人说他有些心灰意冷，这一次失败让他觉得“就像革命者失去了根据地”，今后“要换一种做事的方法，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进行变革实践”。
一
25岁的马永红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精明和表达能力，讲起话来思路清晰，语气轻快而富有感染力，面对陌生人完全不紧张，“哥们儿，这种直接自下而上的参与，我已经决定不做了，”他说，“这次失败可能影响到我的价值观，4年的努力，还是没能改变村里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2008年12月23日，合兴村村委会举行换届选举。这次选举因马永红的参与而备受瞩目，洛南县民政局、麻坪镇党委、镇政府、麻坪派出所都派员前来维持秩序。选举之前，他和竞争对手分别作了演讲，马永红在台上大声疾呼，“团结产生力量，竞争产生活力，为把合兴村建设成西北综合支农第一村而努力奋斗！希望乡亲们能够理解我、支持我，投我一票！”
选举一直持续到晚上6时许，马永红得了147票，再次落选。
落选后，马永红决定去爬山，“不是为了跳崖，是要体会那种孤独的感觉”。这次失败无疑对他打击甚大，2月11日，他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标题为《青年问天》的自问自答式文章，其中有如下段落——
问：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都是年轻时候就参与社会变革，并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他们承受的挫折和我们相比，我们的几乎可以忽略吧？
答：要相信时势造英雄，同时要相信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多是忍辱负重相机而行的。
问：在和平年代下我们如何去和工农结合，团结更多的力量？
答：首先在于教育和引导工农，思想统一才谈得上组织。
问：作为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人，我该怎么去做？
答：将理想藏于心中，努力强大自己，先做一个有力量的人，然后再谈影响和团结别人。
他解释说：“影响、参与农村改革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草根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在村落、社区里踏踏实实的做事情，探索方法，也就是我之前所做的；第二种是精英模式，比如有些官员、企业家，通过个人掌握的政治资本或者金融资本，有能力反哺、改造、回报农村；第三种是中间道路，主要是一些学者，比如茅于轼、温铁军，他们通过知识资本，既有经济支撑去底层做调研，也有话语权去为农民代言。”
马永红觉得，后两者都是“有力量的人”，而他这四年来的 “付出和奉献”，却一直都不能被村里人理解和接受，也证明了第一种模式很难走通，甚至已经 “深陷农村基层矛盾的泥沼中”，接下来他希望能读研究生，做学问，做调查，“走中间道路”。
二
“你看过电视剧 《恰同学少年》吗？”2月17日中午，在母校西北政法大学对面的一家小饭馆里，他半开玩笑地问，“我的志愿者说，我有些地方很像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还有人在网上发帖子作比较。”
2005年，马永红休学回到合兴村，开办农民夜校。次年，在洛南试验建立农民协会。这些经历确实容易让人引起这方面的联想，连他自己也这么觉得，“如果生在那个年代，我肯定也是首先站出来的革命者”。
马永红在合兴村土生土长。合兴村地处陕南山区，有800多人口，以种植玉米、小麦、烤烟为生，马永红家则是最贫困的几户之一。他的性格似乎始终充满着反抗精神，还在读小学时，看到别的同学都玩水枪，马永红自己采草药攒了一块三角钱，翻了一座山到邻镇上也买了一把，结果被母亲误会是偷了家里钱买的，马永红一气之下，跳了井。从此，父母对他便很少管束。他说他自此意识到“抗争是有意义的”。
到了中学，政治课本上讲要反对封建反对迷信，马永红就“学以致用”，到相关部门去举报邻村的一个 “神婆”，还贴了一些小纸条，结果被当地颇有声望的“神婆”找到家里。父母气极了，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打得肩膀都出血了”。后来，高中时他写了入党申请书，用小刀割开了手指，蘸血签下了“马永红”3个字，被受了惊吓的老师告到家里，又是一顿教训。
尽管“不听话”，但让父母欣慰的是，马永红聪敏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2003年，他以洛南县西关中学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提前录取到西北政法学院公安系边防管理专业，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然而，周围同学大多在“谈恋爱、上网、打游戏”的城市大学生活让他觉得十分“堕落”，“很多理想都泯灭了”。有一次，他们宿舍同学让他抽了一支香烟，那是他长那么大第一次抽烟，之后他去刷了十几遍牙，觉得真是太脏了。“我马永红怎么能抽烟呢？”他开始和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他不喜欢参加聚会，班上集体照相他也不参与。
直到大一下学期，他才参加了公安系组织的一次下乡支教活动，和同学们一起给陕西蓝田一个贫困乡村的学校带去了募捐来的衣物和书籍，并且花了一天的时间给孩子们讲课、和孩子们联欢。
当时，孩子们的夹道欢迎，村民们热情的感激之词让马永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坐标：“我从农村来，应该回到农村，帮助家乡改变贫困和落后的面貌。”
回校后，他迅速联络了一批西北地区各大学的青年志愿者，组建了“西北青年纵队”，自任总队长。2005年初，他带着陕西7所高校的14名大学生回到合兴村，对当地农民进行法律知识、致富意识的培训，对村里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兴趣激发和作文培训。按照自己的理解，马永红将这些活动统称为“大学生反哺农村工程”。
马永红开办的农民夜校在合兴小学的教室里上课，人数最多的一次，教室里甚至容纳不下前来听课的村民，于是大家就都坐到操场上来听。马永红就是在那时有了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想法，他站在讲台上许诺说：“如果自己竞选村主任成功，那么我将放弃大学不上，兢兢业业为大家干些事情。”
三
马永红把自己竞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村子里本身就有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我即便是去做好事，也要面临各种斗争”。
这种“做好事”的道德至上观念成为贯穿他这四年乡村生活的主线。马永红博客LOGO上是雷锋的头像，他还发起了以 “红色青年带动灰色青年进行思想革命，并且为了理想而采取积极的行动”为宗旨的青年行动，并在2006年组建了村一级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统购统销各种农民必需的生产物资，比如化肥，种子，由于集中购买量大，50公斤一袋的化肥要比供销社卖的便宜3块钱。村里232户人，有125户加入协会，如果算上其他村，农民协会的会员有157户。马永红要求每个会员必须缴纳会费20元，并吸纳村民自愿入股，每股100元，作为购买物资的原始资本，每年可以分一次红。
农闲的时候，农民协会经常几个月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
后来，统购统销化肥和种子被当地工商部门认定为非法，理由是农民协会不具备工商经营资格。但在马永红看来，“农民协会实际上是触犯了当地经营化肥、种子的农机站的利益，所以受到打压”，而农民协会购买化肥其实并未对外销售，是自用，并未触犯相关法规。于是他联合上百户村民状告洛南县工商局，最终工商局撤销了该决定。
马永红决定在2005年竞选村委会主任，但是因为他是非农业户口，被村民选举委员会取消候选人资格和选民资格。他随后向洛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获得候选人资格和选民资格，最终胜诉。当时马永红的竞选对手是原村委会主任何刚，因第一次投票双方得票均未过半，经过第二次投票，他最终得了147票，何刚得了296票，再次当选村委会主任。
当时，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曾评价说，马永红有些事做的“不妥当”，比如在夜校上公开评价两委会 （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另外“头脑比较简单，村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得到县里、镇里的支持，马永红做不到这一点，他才智不够。”
他认为当时的竞选 “准备不够”，在2008年年底第二次竞选时，他变了很多，做了各种准备，把各种关系都调动了，还是没成功。这些准备包括，在竞选之初，马永红写了大量的举报信，向有关部门反映前任村主任何刚 “违法乱纪”，并且引起了纪检部门的关注，其中所反映的前任村主任超占宅基地一事已经得到处理，当事人被处罚3600元。
他在竞选之初公开警告说：“如果因为镇政府或者村选委会的违法违规行为导致选举明显不公平不民主时，我们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其积极予以揭露并且与之进行坚决斗争，斗争的方式包括法律诉讼、媒体监督、逐级上访和不承认不合作等，即便最后违法违规结果依然无法得到纠正，那么我们也要使得对方为其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
四
两次竞选失败让马永红觉得：“以前对民主想的很简单，而现在中国还不到实行完全民主的时候，否则选出来的人，不是混混就是暴徒。”
合兴村前村委会主任何刚曾说，他承认马永红对合兴村的发展是有自己的思考的，自己已经干了两届村主任，如果马永红能够好好地和他谈，拿出自己的诚意，他可以退出竞争。但对于何刚的说法，马永红说他曾经想相信，但最终却无法相信。在他的认知内，上届村委会够不上廉洁和无私，目前他和竞争对手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换届选举必须是“革命”式的选举。
马永红此前的支农支教曾引起相当的社会关注，这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官员、学者、媒体资源，“跟很多官员都是谈得来的好朋友”。在他看来，商洛市和县两级的政府是支持他竞选的，阻力主要在镇政府和村里，“一位领导甚至在竞选前对我表示支持，结果还是没能成功，领导面子有些挂不住，邀请我回商洛工作，可我觉得平台不够”。这次竞选失利也让他觉得，“市里支持的东西都推行不下去，可见农村基层工作有多难做”。
马永红的妻子是他的大学辅导员，也是在大学里曾经追随他的志愿者“同志”。他们在结婚前签订了一份协议，列出20条约定，第一条就是“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仰”。“这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真心真意的信仰，否则我相信物质决定意识，你非说意识决定物质，那是不可能在一块的，”马永红说，“我们每天要记下自己干了什么事，每个月两个人都要开一个会，彼此汇报总结这个月的工作和下个月的打算。”
马永红对陕西另一个 “名人女村官”白一彤嗤之以鼻，他觉得白的当选完全是凭借 “家族式先辈人脉关系”，“自己也没主见，父亲让她竞选她就竞选了，连村里的发展建议都是通过网上搜索获取的，农村工作有多难做她知道吗？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说，现在的大学生“村官”中，没有几个是真正把农村工作当做一项事业来做的，而是找不到工作，受到国家政策的利益诱惑，把“村官”当成了曲线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跳板；而基层政府本身，也大都不知道怎么用这些大学生，“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很多地方镇政府甚至把他们抽到镇上当打字员”。
周围很多人都觉得马永红变了，“比以前成熟了”。他自己也这么觉得，“回头想想，这四年的经历其实根本没有改变农村，只是改变了我们自己”。但他又觉得，其实他的理想并没有改变，只是要改变实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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