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大约有一年了吧，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忧国忧民、精辟深刻的文章，使自己对社会、对历史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发帖，看到现在许多学者、网友对官僚集团的激烈批评，我也试图从对历史上官僚政治的形成、作用与周期律等问题的简单分析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变革阐述一些自己的看法。欢迎网友对我个人观点的批评、指正和讨论。
一.官僚政治的历史形成、作用及历史的周期律
所谓官僚政治，又称文官政治，在中国全面建立于秦朝，在西方大约建立于中世纪晚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英法等国王权加强之际。这一套制度的基本核心是用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员代替世袭贵族来进行国家的治理。官员们的任用、罢免、升迁、考核等等都有一套完整详细的制度化规定，取代了贵族政治时代由贵族对自己封地内的土地自行管理并代代世袭、官员也往往子继父职的情况。这一制度在古代中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科举（决定成为官员的资格）、考课（考察官员的政绩决定其职位升降）和详尽的法典（自秦朝始历代王朝都有专门的法典规定各种官员如何进行工作）等制度化的约束和庞大的文官集团构成了国家政治的基本面貌。集权专制的帝王通过科举、考课和法典等制度来控制和约束官僚集团，又通过官僚集团来控制整个国家，便是中国古代自秦朝到清朝的基本政治框架。
官僚政治的出现，其直接目的是取代西周分封制下的贵族政治（在西欧则是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的贵族政治），用最高统治者可以有效约束、任意任免、不像过去的贵族一样掌握土地人民甚至军队的官僚们来替代层层分封、各自掌握土地人民军队能与王权抗衡的贵族。这一制度的出现极大的加强了君主专制和集权，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官僚政治与君主集权均始于秦朝，而西欧开始出现君主集权的时候也正是文官政治开始发展的伊丽莎白、路易十四的时代。
乍一看上去，君主集权并通过训练有素的官僚集团统御全国、官僚们缺乏旧时贵族与君主相抗衡的权力，似乎是一个很完美的制度。然而，考察中国自秦以后的两千年官僚政治史，不难发现一个基本特点：大一统的王朝（除去秦、隋这样统治时间太短的王朝）兴起之初，皇权、功臣集团、文官集团（也就是官僚集团）相互制约和抗衡，其中文官集团往往最为弱小；然后功臣集团会迅速被皇权铲除，文官集团开始迅速发展；最后，到了王朝晚期，皇权虽然依然至高无上，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和驾驭却远远不能和初期的皇帝相提并论，官僚集团可以任意欺上瞒下、贪赃枉法，最终伴随着王朝的崩溃而进入历史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的下一个阶段。事实上，只要看看中国几个王朝的末代皇帝如唐代末年那些有名无实的皇帝和明朝的崇祯就会发现，王朝的灭亡倒不一定是皇帝昏庸残暴或者无能（当然亡国的皇帝一定会被认为是无能，但实际上他们未必能力就真的输给王朝中期的守成之君），但一定是皇帝已经失去了对官僚集团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行为的实际约束能力，无力控制其贪赃枉法和大规模兼并土地，从而导致王朝的毁灭。（这里当然不是说皇帝一定是好的，而是假定皇帝不太坏甚至具有历史上的合格的守成之君的水平，但王朝依然会由于官僚集团的不受控制而毁灭）
为什么看似能够行之有效能用科举、考课和详尽的法典约束的官僚集团最终会不受皇权控制？一个原因是后继之君往往缺乏开国皇帝的能力、威望和对军队的直接控制能力，从而难以约束官僚集团。然而，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官僚政治这一制度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对等。皇帝要想统御全国是需要对全国的信息的掌控的，然而只有官僚集团尤其是地方官员才真正具备掌控信息的能力，皇帝想要了解信息只能通过官员们的奏折和上书。如果皇帝不信任官员，也只能通过别的官员加以监督（如历史上用刺史监督郡守等制度）或特务政治（如锦衣卫等）来控制官员。然而皇帝无论是用什么办法，说到底还是用官僚来治理官僚，其自身依然处于信息不对称不对等的地位。当王朝承平日久、官员们开始官官相护、欺上瞒下、欺压百姓谋求个人利益之时，皇帝或许可以发现和惩处一部分这样的官员，但绝不可能遏制官僚集团腐化的总的趋势。更为讽刺的是，皇权想制约某些官僚还得通过其他官僚。皇权在联合起来的官僚们的面前实际上是无力的。这一规律不但适用于皇权对于官僚，同样也适用于一省的长官（如总督巡抚）对于下面的知府知县。最终，皇权将被官僚集团的权力架空，官僚集团（尤其是地方官僚）将成为既不受下层百姓监督、又不受上面的约束、左右也不可能从旁牵制（左右官员最多从旁牵制利益的瓜分，除了个别清官，绝不会遏制官员利用权力获取利益侵害百姓）的国家的真正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化，而官僚政治正是一种像这样必然会发展到官僚权力不受制约或几乎不受制约地步的政治体制。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何历史上皇帝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屡屡出台遏制土地兼并、惩治贪官的制度而最终无法阻止官僚们进行土地兼并和贪赃枉法。因此，集权政治+官僚政治的体制最终不能稳固，其表现也就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发生的周期律。想要跳出这种周期律，依靠自上而下的约束或改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其唯一治本的道路，正如毛主席阐述过的，只能是人民民主。
二.从苏联政治看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政治
苏联解体的之前，曾经进行过一次全民公决，结果是70%以上的苏联公民赞成保留联盟。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其他加盟共和国中赞成保留联盟的比例至少为60%以上。那么为何历史的发展与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如果并非人民希望苏联解体，苏联内部又是谁葬送了这个国家（显然不可能只是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者统治集团中的几个背叛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苏联解体的内因又究竟在哪里（仅靠外部力量毫无疑问是无法埋葬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的）？
考察苏联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建立一直基本未变的政治、经济体制即斯大林体制就可以发现，苏联的政治架构和中国古代皇朝一样，同样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或集团（在中国古代是皇帝，苏联是最高领导人和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官僚集团来驾驭整个国家，官僚集团同样基本不受民众的约束，缺乏人民民主。换言之，苏联的政治架构依然是集权政治+官僚政治。这一点可以从斯大林所说的“干部决定一切”和苏联“技术官僚治国”看出。这样的国家体制，虽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苏共自身也不受人民民主监督，其命运只能是逐步与政府官员、经济官员合流，最终也摆脱不了革命党官僚化的命运和集权政治+官僚政治的周期律。
具体分析苏联国有经济的特点，不难发现，在苏联的国有制工厂和国有农庄里，工人和农民实际上是无法对工厂、农庄的事务拥有发言权的，管理权掌握在厂长、经理等负责人手上。也就是说，在苏联的国有制经济体制下，广大人民根本不掌握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而他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掌握也不过是宪法上的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制度加以保证。真正掌握生产资料管理权的是厂长、经理、工业局局长等构成的官僚集团。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同样如此，掌握国家权力的实际上不是人民而是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以及越来越不受上面约束的官僚们。官僚集团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法将生产资料世袭传递是苏联经济体制与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差别，但此种差别却实际上是依靠政治权力维系的。当官僚集团发展到架空国家权力之时，也就是他们要将手中的生产资料管理权变为所有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的时候。
还原到苏联历史中去，如果说斯大林时代由于对官员的频繁清洗、赫鲁晓夫时代由于频繁调任官员导致官僚集团无法稳定，那么到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官僚集团终于获得了稳定的时候，地方官员长达一二十年不换届老死任上是常有的事，于是苏联国力的鼎盛时代也就和官僚集团终于坐大的时代同步到来（集权国家的强盛与官僚集团的坐大同步到来，这和中国历史上的开元鼎盛、康乾盛世何其相似）。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官僚集团借民众希望变革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最根本的还是官僚政治下缺乏人民民主），以改革为名最终将整个国家瓜分，完成了苏联的解体和私有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独立后经济由少数寡头控制，而那些寡头基本是原苏联党政高官的原因。对比我国现状，是否又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原厂长成为新民营企业老板的过程有些相像？只不过一个是休克疗法一夜之间私有化，另一个是渐进式改革罢了，其最终目标不过是实现官僚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变为所有权。也难怪右派会说“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了，官僚政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名义上对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的广大人民无法行使其所有权，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管理权的是官僚集团，只要时机成熟，伴随着国家权力被官僚们架空（例如政令不出中南海），他们就一定会将国有的生产资料瓜分，使手中的管理权变为可世袭的所有权。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苏联的解体有其内部政治经济制度的必然性，而此种必然性与我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的必然性是相同的，那就是官僚政治发展最终架空国家权力的必然性。
三.如何摆脱官僚政治的周期律？
在中国历史和苏联历史上，有三位国家最高统治者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对整个官僚集团宣战（当然他们原初的目的未必都是要对官僚集团宣战）并取得短暂的胜利，那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朱元璋的大杀贪官（朱元璋时代每次大案均有数万官员受到株连，这样的大案共有四次，平时对贪官的惩处亦及其严厉）和毛时代的文革。由于官僚政治是其时国家政治的基本架构，这种对官僚集团的宣战就必然会造成较大的社会混乱。考察以上三者不难发现，无论是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朱元璋的大杀贪官，都只是最高统治者利用个人权力和威信对官员们进行的打击，并且还是使用一部分官员对另一部分官员的打击，无法形成制度上约束官员防止官僚集团坐大的办法。只有毛时代的文革，虽然也是利用毛的个人威信发动，但其发动人民造国家机器的反无疑含有毛人民民主、大民主的思想，与毛摆脱周期律的方案一脉相承。尽管文革失败也最终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化的人民民主制度，但要摆脱官僚政治的周期律，只有走毛用文革指出的人民民主的道路，并且要形成切实可行的制度化的方针，保障人民民主的权力。而为了使人民的权力不在金钱和资本面前受到侵犯，唯一的道路便是公有制（由人民通过民主方式掌控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非苏联和我国今天的国有企业中官僚行使管理权、所有权实际上虚置的制度）。
有人可能会问，为何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实行公有制，民主同样推行的很好，人民生活也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其一，美欧的民主，尽管的确是民主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民主制度，也的确是目前较为民主的一种政治制度，但依然无法也不可能摆脱金钱民主和官僚与资本勾结的特点。人民可以选举市长、州长、总统，却无法决定候选人，也无法对政府的决策进行监督，无法罢免官员。可以对政府决策进行一定监督和牵制的议会又是富人的俱乐部。从美国政界和商界的“旋转门”现象便不难看到欧美民主制度的缺陷和金钱民主的虚伪之处。其二，美欧的发达是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为基础的。为何美国社会上层、中层、下层呈现中产阶级最多的橄榄型而非资本主义社会正常的金字塔型？那是因为全球化的今天他们生产衣服、鞋子、电灯等等的工人阶级不再由美国人组成，变成了中国人。如果没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此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根本不能持久，否则谁为占大多数而并不从事工农业劳动的中产阶级提供工农业产品？总不能是机器人吧。中国可能走美欧的道路吗？一来是美欧不会希望你加入到强国俱乐部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俱乐部中，否则他们的利益就被摊薄了；二来，如果中国社会也成了橄榄型结构，又有哪个第三世界国家可以给13亿人提供工农产品和资源能源？按照金字塔的社会结构恐怕全世界都养不活这样的中国。
因此，要摆脱历史的周期律，摆脱官僚政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中国唯一的道路便是人民民主。让无数当权者、富人畏惧和谩骂的文革之所以被谩骂和达到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就在于文革所指出的人民民主的方向是对付官僚集团以及今日中国出现的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知识分子集团勾结的唯一道路。至于人民民主制度化的方式，向历史和国外借鉴一些亦无所不可，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合理之处也未尝不可变通和采纳，但中国未来的方向必须是真正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和真正制度化的人民民主，换言之，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四.中国的现状和变革
三十年来，官方和主流媒体将改革开放宣传的极其伟大，其公式如下：所有的成就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改革开放不彻底导致的。这个公式是否和××功的“病能治好是因为足够虔诚修为够深，病治不好是因为心不诚”的公式有所相似？实际上，海外有学者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概括为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所谓威权主义，其实也就是集权制度，并且也必然是摆脱不了官僚政治的集权制度。而这样的改革也绝非中国独一家，南美各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军政府执政时期内大多如此，GDP增长速度同样迅猛，其成就与缺陷与今日中国亦大致相同——成就在于GDP和富人富了，缺陷在于两极分化、环境破坏、人民权利被侵害。所以，目前中国的现状，依然不脱政治上的官僚政治+经济上的私有化的基本框架。当局公开宣称的“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无非是要把这样一条政治上的官僚政治+经济上的私有化的道路走到底，那也无非是走南美的那条路，最终只能让中国变成出卖土地、资源、廉价劳动力的经济殖民地而绝不可能实现当局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
没有民主监督的集权国家官僚集团必然会坐大架空国家权力是历史的规律，而今日中国官僚集团权力的坐大已经成为现实，无论是“处长治国”“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俗语还是当局的一些利民、惠民的政策在下面无法实施或者被变为害民的政策都是这一现状的写照。官员们的有恃无恐、官官相护也是屡见不鲜。网络也好，法律也好，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即使惩办了一两个邓贵大，难道能阻止整个官僚集团的蜕变？官商学“铁三角”则更表明了官僚集团的势力之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左派和右派公开出现、改革共识破裂以来，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变革的十字路口，官僚政治的现状必须改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往哪里变了。
右派们的变革方案其实质无非两种，一种是苏联式的，让官僚集团瓜分国家；一种是走向欧美，借民众对官僚集团的不满演变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最终实现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前一种方案的结局不外乎国家的土崩瓦解；后一种方案则绝不可能将中国变为欧美，只可能变成今日动乱不断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而已。
那么左派呢？左派在即将到来的变革中应当如何引导中国变革的方向？或许有的左派朋友认为，中国目前还是共产党执政，经济上还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只要唤醒了共产党高层或者有一位有觉悟的高层上台就能较为和平顺利的实现左转。实际上，且不说今日中共数千万党员还有多少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又能看清历史规律和社会现状，且不说中共机关和国家官僚机器有多大的差别，且不说中共高层个人威信和魄力远不足以与毛相提并论去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只要看看目前中国“掌握国计民生命脉”的国有企业里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就可以知道，除了官僚作风更多、效率更低、员工的养老有保障不必担心随时被辞退外，实质上和私企的雇佣关系并无二致，国有企业的员工难道能监督经理或者对企业发展说三道四？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决策者难道不是官僚集团的成员？号称为“公有制”或“公有制成分”的国有资本和国有控股资本，又何尝能受广大人民的监督和影响？所谓的“公有制”成分不过和苏联的国有企业一样，实质上是官僚们的资本，只不过目前官僚集团尚未如俄罗斯寡头一般公开变管理权为所有权瓜分国家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高层能有人处于信仰站出来反对“资改派”走“社改派”的道路，是有可能的，正如苏联解体前夕的“8·19”一样；但如果左派只是指望有这样的人就可以改变乾坤，那么就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毫无区别，而如果有这样的人，没有发动起来的人民的支持，其结果也不过是“8·19”一般而已。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史，难道这些有利于人民的变革是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实施的了？或者是资产阶级施舍给人民的？当然不是。没有工人的一次又一次罢工就不会有八小时工作制；没有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就不会有黑人的政治权利也不会有奥巴马；俾斯麦劝说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养老制度方案时说的再明白不过，养老制度是为了使帝国花一点小钱避免工人的造反……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没有人民的斗争和反抗就不会有人民的权利。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真的是“天赋”的吗？自由民主真的是资产阶级赋予人民的吗？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益真的是由于“美国国父们在宪法中赋予的平等思想”而获取的吗？不，这些权利都是人民通过游行、示威、罢工甚至巴黎公社一般的革命，经过流血牺牲斗争来的，是统治阶级出于害怕人民革命而被迫妥协得来的。看看中外历史，真正有利于人民的改革，绝不仅仅是上层自上而下推动就可以解决得了的；由于这种改革对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官僚集团）利益的触动，唯有动员其人民的力量才能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会用发动全国人民搞文革的办法来反对官僚集团，因为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改革只能是由官僚集团自己执行也只可能有利于官僚集团自身（看看现在的医改房改教改吧，想一想中国的改革吧），真正的变革的力量，只可能是人民。真正有益于人民的改革，不过就是一场温和一些少流点血的革命；否则，就只可能是有益于上层阶级的复辟。
因此，当前左派最重大的历史任务，便是加强宣传、发动人民。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其最艰巨之处在于由于中国三十年来的乾坤颠倒，下层工农很难负担医疗、住房、教育，从而使阶级固化，城市一般职工以及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根本不了解国家的现状和底层人民的现状，同时在右派“人人为自己，就是为国家”的思想和拜金主义横行的社会现实下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以我所在的大学为例，这所号称“五四”精神发源地的学生们大多早已抛弃了“五四”一代为国为民的精神，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出国（70%的毕业生出国，这所学校为谁培养人才？）、保研、找工作，为之生为之死为之跳楼自杀的只有个人感情问题和考试成绩。而少数关心时政的学生又往往是右派——一点也不奇怪，理工科学生通常不关心时政，文科如政法经哲早已是右派精英们的天下。至于一般城市平民，有几个关心农民工产业工人问题？再加上右派精英和官僚集团对主流媒体的全面掌控，这一工作便难上加难。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当积极宣传我们的主张，积极宣传真正社会主义的变革、真正的人民民主和真正的而绝非被当局阉割的毛泽东思想。只有将人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变革中有所作为。并且，必须重新联合工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并积极与右派们争夺青年学生，如果左派的活动中以老工人老干部同志们占多数的话，未来恐怕不容乐观。
现在，即使是右派也明白组织人民的道理了。君不见“颜色革命”不就是组织群众街头造反？君不见某精英所谓“中国未来的两条路要么是官僚资本主义要么是欧美民主，如果我们不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推行民主，极左势力就会沉渣泛起”的言论？其意图无非是利用人民对权贵官僚的不满完成自己06年尚“不可说，只能做”而08年便可以“宪章”昭告天下的大目标——名实相符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我们真正的人民领袖已经过世三十三年了；我们也不能坐而论道，干等着另一位人民领袖的横空出世。我们要做的，是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继承伟大领袖的遗志和思想光辉，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做好准备，真正发动起人民的力量来进行一场伟大的改革甚至是革 命。唯有如此，才能摆脱历史的周期律，粉碎官僚集团，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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