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牺牲 多少年轻人？
韩咏红 (2009-06-19)
正当中国教育专家、学者们大声疾呼一定要改革高考与教育制度的同时，国内又出现一宗高考少年精神崩溃的悲剧新闻。
来自陕西西安周围农村的19岁青年张聪，本月中旬参加高考后行为异常。张父带他到西安求医，不料当天下午张聪到市内一家书店看书时，突然拿起文具剪刀刺死素不相识的71岁出纳员老爷爷，刺伤另外两名女店员。
情绪非常激动的张聪后来被带到警察局。关于行凶背景，他告诉办案民警说，高考刚刚结束，他考得不理想，想死。
这应该是少数较极端的个案，但在中国，高考生不堪重负精神失常的故事却并不罕见。本月8日，东北某考生在考完第一科后想不开跳楼，所幸没有送命。今年1月，浙江一考生用菜刀割喉自尽。
在上周一场围绕高考改革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指出，不合理的应试教育剥夺孩子的休息权，损害了千百万学子的体质健康。至于考生自寻短见的案例，被媒体曝光的只是小一部分。
另一个当天没有讨论却更让人痛惜的现实是：当前形势下，年轻人耗费青春，农村子弟以全家积蓄换得的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已经越来越难以保障他们学到扎实的知识技能，毕业后能够顺利就业。同一纸文凭，也并不确保农村孩子的职场生涯能够与城市孩子、与富人或官员家庭的子弟在同一个起点上开跑。
民间机构的调查发现，2008年届高校毕业生离校半年后的就业率同比下降了2%，即使教育部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有10%毕业半年后仍找不到工作。在成功就业的毕业生里，农民工与农民子弟的平均月入，又明显低于经理、企业老板与官员家庭的后代。
究其根源，高考残酷性、大学生失业、就业公平性问题，都只是表象，表象背后的是不合理的中国教育体制、经济以及社会体制。简而言之，大学生问题是其他全国性问题的缩影。
大学生就业难并非今天才出现，不是经济危机中才有的现象。在中国经济上冲到10%左右的增长率的前几年，大学生就业也不曾是容易的。投资驱动，以低附加值产业为主的经济增长，不能为社会提供充裕的知识型就业岗位。在真正高端的领域里，国内大学培养出来的，又非社会、外企需要的人才。
学界早就将问题的矛头指向教育领域里的利益集团化。以特殊利益集团利益为导向的“中国式”市场经济，这几年里进入中国公共服务部门如住房、医药领域，当然也进入教育部门。
中国大学在2000年以后开始大规模扩招，与此同时学界又出现“大学改革”的口号。结果却像一些其他领域里的改革一样，时至今日高校生增加三四倍，教育产业规模快速膨胀，利益群体也应运而生：他们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名牌学校及其教师，还有付得起钱的家长。在教材制定、资格认定等领域里形成部门谋利与钱学交易的空间。
2003年，境内外多名专家合著了《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书中收有北大教授钱理群一篇炮火猛烈的同名文章。
他写道：“今日之‘官’，已经不满足于只当官（大学党委书记或校长、主任），还要当教授、博导，以至董事长，将政治、思想、组织的权力与学术的权力，以及经济的权力集于一身，把所有的利益全部捞到手，而且还想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且还要‘官官相护’，以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他认为：“自觉地追求个人和家庭、家族的利益的官员，早已将意识形态的信仰弃之如敝屣，却偏偏要把自己打扮成“意识形态纯正性”的捍卫者。”
钱理群等学者看到大学腐败与教学研究水平的滑坡。对国家来说，损失的是自主创新能力，有独立思想人格的下一代。在考生的这一面，他们参加高考面对激烈的竞争，但是大学面对学生时却不怎么需要竞争。当前的制度安排，使得学生只能选择一所学校作为第一志愿，只为一所学校录取。
这个体制偶尔会祭出显眼的牺牲者，提醒外界问题之严重性。像陕西考生血案里的被害者，像张聪本人。
他的老师形容他成绩一般，行为有些孤僻、思想有些怪异但热心助人。现在看来，他可能是一个看得太多，想得太多，又无力应付惨淡现实的少年。
张聪的同学引述他一次谈话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好，我们这一代学生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实验品和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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