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的大学生志愿者徐宏业说，“社会就像大海，潮起潮落，有一些小鱼被抛到沙滩上，我们就是捡鱼人的角色。”
这些自视为捡鱼人的大学生有着共同的特征:80后，来自农村，关注现实，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情绪。他们所属的高校不一样，但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并付诸行动。
尽管最好的办法是在海边设一个防护网，“这就是制度，但这不是我们学生能做的”，他们仍相信，“哪怕点滴也能推动社会变化”。
“我们过的是非主流的大学生活。”另一名志愿者杨郑君笑道，也体验着校园里体会不到的中国式遭遇:梦想与现实相撞，成就和烦恼并存。
农民工的抱怨
工人甚至找来110民警——怕杨郑君溜了，无人替他们负责。
“可口可乐调查报告第二季”在5月3日公布之后不久，杨郑君接到了天津可口可乐工厂两名农民工的来电。
杨郑君是“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下文简称可口可乐小组）”一员，去年暑假至今，9名大学生自发调查并揭发可口可乐工厂的劳工待遇问题，引发轩然大波。
百密一疏，这份报告出了小纰漏。在报告中，个别受访民工的照片没被模糊处理，被厂方认出来了，面临着被开除的困境，“他们要我们负责。”杨回忆说。
工人甚至找来110民警——怕杨郑君溜了，无人替他们负责。杨郑君很尴尬，不知道如何处理。
这事最终不了了之，但远道而来的杨郑君有点寒心，见面后，他一直被工人们强烈的不信任感包围着。
历时半年多的调查里，这并非孤例。起初，工人们觉得奇怪:“这群人怎么老找不到工作，老来问找工的情况？”杨郑君觉得隐瞒不住了，坦白了身份和来历。结果是，工人中冷漠的更加冷漠。
暗访的调查手段也为后来的隔膜埋下伏笔。大学生们获得了第一手揭黑信息，却忽视了农民工的真实需求。一些工人们对此颇不领情。这让学生们心生沮丧。
去年年底，第一次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回访时，不少人抱怨调查报告导致他们没有了加班时间。“我们出来打工是为了赚钱。每天工作减到8个小时，钱就少很多了。”在电话里，一个农民工这样埋怨。
还有农民工质问:“做这种调查有什么好处？”“你们父母交那么多钱，你们就来干这种事？”
遇到这些苛责，杨郑君尽量解释，但往往行不通。“我父母也是打工的，保底工资很低，只能加班，他们要是知道我这么做，肯定也是不理解。”杨郑君干笑了几声。
从调查一开始，一厢情愿的尴尬始终挥之不去。“报纸上写农民工对我们有多热情，其实有很多挺冷漠的。大部分是调查时你问，他就答，不问就不理睬我们。”“我们都麻木了。”杨郑君说。
寂寞的“可口可乐”
“我开始反思这种模式:太依赖媒体了。”
24岁的杨郑君正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一，个头瘦小，喜欢看“毛选”，有着大学生初出茅庐般的激情理想主义情绪。
去年暑假，他们冒充农民工，准备潜入工厂体验式调查，没有料到工厂暑期工已招完，就只能就近找工，空闲时到可口可乐工厂探访。
调查近1个月后，大学生们在东莞一间出租屋里成立了“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准备打持久战。第一期的调查报告列举了可口可乐工厂克扣工资、工伤多、非法雇佣派遣工（工人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协议，再被派遣到工厂工作）等问题。
杨郑君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挨个给新闻媒体打电话、发邮件，但大部分的回复是“有事来不了”。
他一筹莫展。在国外，消费者维权的模式必须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才能显示出威力。这在国内似乎行不通，头炮就打哑了。有人建议发布到论坛上，杨郑君觉得不妥，缺乏力度，“推力”不够。
绝望之中，一家门户网站的工作人员找到他们，答应建立博客“曲线”公布，第二天，名为“可口可乐小组”的博客才始为人知。
此后，媒体采访络绎不绝，北京可口可乐工厂一名工人还主动找到他，要状告工厂。
突如其来的反响也让小组面临了压力。“学校不允许我们在校内做活动了。”杨郑君说。不过，私底下，部分老师还是表示支持，有的老师甚至邀他做演讲。
但第一轮媒体报道的热情没能延续下来，大半年之后，他们准备发布第二季的调查报告，依然没有一位记者到场。新闻发布会变成了圈内人士的讨论会。
“我开始反思这种模式:太依赖媒体了。”杨郑君说。
就在那次讨论会上，一名来自“安全帽”组织的志愿者给杨郑君提意见:“你们可以学我们啊，通过文艺活动走近农民工，与他们做朋友。
碰壁的“安全帽”
我对一个女孩说，你要是我闺女，我早扇你两巴掌了。
”“安全帽”，取名意指建筑工人的生命线，是北京另一个大学生关注农民工的志愿者组织。
与“可口可乐小组”的暗访维权相比，“安全帽”最初走的是温和服务路线。他们一度理性地冀望于培养农民工自己的维权意识和素养，让他们自己走上前台。
2008年初，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初成立的“安全帽”以学生社会实践为名，在工地上宣传劳工合同的重要性，但收效甚微。有一次，4个农民工觉得大学生们讲得有理，去找建筑公司，要求每天工钱必须写入劳动合同。结果，4人全被开除了。
这年暑假，几名农民工在天津被欠薪4万多元。“安全帽”志愿者满怀信心去帮忙，在机械走遍了所有法律程序和劳动部门之后，才发现要找的建筑公司其实是个皮包公司，早已人去楼空。
直至2009年3月出现的民工猝死事件，“安全帽”再也无法“理性”地隐身幕后了。一名57岁的民工猝死，大学生们数次到工地讨说法:散发法律传单、高呼维权口号，要求建筑公司给死者家属一个说法。
现场项目部经理钱文宏很恼火:“我对一个女孩说，你要是我闺女，我早扇你两巴掌了。”他用这事规劝大学的儿子要安分守己，儿子却要父亲理解大学生的满腔热情。
在项目部工作人员李正山眼里，这些大学生“没走入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加班、工时长，每个地方都这样，哪个工地周末不干活？”“可口可乐”的杨郑君在调查 时亦遇到了不少类似的质问，“你们有什么权力来调查我们？”“你们是为了名还是为了利？”杨总是解释，这只是大学生做的社会调查，不为名利。对方觉得不可 思议。
民工猝死事件中“安全帽”激烈的言行，最终引来了外界争议的声音。有支持者，如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主任佟丽华认为，不能轻易打击学生们的热情。
也有京城媒体报道时态度谨慎，采访的部分专家则认为大学生行为幼稚，存在风险，“学生不是事件的利害关系方，他们首先应该协助死者家属到劳动部门反映此 事，请求劳动仲裁，或者协助家属提起民事诉讼。”“工地已经够伤我们心了，媒体又一次伤了我们的心。”一名志愿者事后说。
至今他们所有人仍忿忿不平，并在官方博客上发表文章逐一反驳，认为专家的观点带有误导性，不顾及现实，潜台词是“纸上谈兵”。
最终，猝死民工家属领到了6.4万元，这与“安全帽”预期的20万相差很远。“我们比家属还失望。”27岁的北大硕士生张慧鹏说。“可口可乐小组”成效也 不大。在挟舆论优势，打了几次口水战之后，可口可乐工厂方不再有回应的声音。杨郑君也只能望洋兴叹，核心部分“派遣工问题”不见任何改变。
难以为继的处境
“我哪有章啊，刻个假章行不行？”
今年，“安全帽”核心志愿者有4人即将毕业，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离开小组。“我们面临一个问题，青黄不接。”张慧鹏说。
2007年底开始时，“安全帽”只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几个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宿舍探访、返乡调查。
后来人数多了，但松散的组织性质一直没有变化，即便现在，它连组织架构都没有，谁也说不清何时出现的“安全帽”名称，也没有人分得清核心志愿者具体有哪几个人。张慧鹏想了半晌，也没有确数。
每当有活动时，召集人就群发邮件，有兴趣者就来参加，能够长期参加活动的大学生很少。“新鲜感没了就走了。如果有个正式组织，给他们挂个职务，那他们就能安心做下去了。”徐宏业盘算。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态。”他说。这种临时小组带来了诸多不便，比如申请项目、筹集资金、举办活动。有一次活动时，活动方需要盖章以确认身份。徐宏业开玩笑说:“我哪有章啊，刻个假章行不行？”
安全帽的经费大部分来源于大学生各自参加的校园社团以及老师的捐助。他们都没有办公室，所需要的仪器，如音响、投影仪等，都是借来的。
他们试图寻找某种模式，使“安全帽”活动得以制度化延续，并且不断地吐故纳新。
今年以来，“安全帽”在各个高校举办农民工图片展、讲座，招收新志愿者。有一次图片展恰好与“救助流浪猫”同地点展出，后者围了一圈人，而民工展前却寥寥 无几。“现在很多大学生没有途径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另一个世界。”一名志愿者略带失望。“安全帽”内部存在争论，徐宏业主张进行正式注册，按照非盈利公司模 式运作。不过，大部分人并不支持，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万一我们这批人走了就没人了，那不麻烦了？”
5月底的一次会议之后，“安全帽”最终建立了过渡模式:成立了5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协调员。“我们注意培养新加入的志愿者。”徐宏业介绍说。
“正规军”的策略
“这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我很奇怪，每次都有效。”
与松散的“可口可乐小组”、“安全帽”相比，“农民之子”更像是一支正规军。1999年便已成立，归学校党委直接管理。执委会负责日常事务，理事会起监督、建议作用，每年学校拨付约1万元经费。
2003年10月，连总理温家宝也为重庆农民熊德明讨薪。当时，“农民之子”负责调研的硕士生陈江华准备开展“讨工资行动”。
这在执委会引起争议:这是不是带着农民工闹事？被人打怎么办？没人理怎么办？
在向学校申请项目时也遇到困难，老师建议名称改成“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妥协是难免的，不过，陈江华对志愿者依然明确地说:“我们就是要为民工讨工钱。”
那年岁末，陈江华领着31名大学生志愿者开始了近1个月工地探访。在第一次进入工地时，他们便发现了一起27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事件。
陈江华连续5天和建筑单位周旋，要求包工头兑现每日20元的工钱。最后，农民工拿到了每日18元的标准。陈江华很生气，不过，农民工们急于回乡，大学生们也只能作罢。
直接交涉往往是吃闭门羹，陈江华和他的“农民之子”采取了借力打力的“伎俩”:向建筑单位出示一张致劳动部门的“监督工资兑现函”，上书监督方是当地劳动 局监察大队，专家小组有农科院著名学者、大学教授，还有全国总工会干事，再盖上“农民之子”章。如果建筑单位不受理，他就把监督函发出去，并抄送许多部 门。
“这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法律效力，但我很奇怪，每次都有效。”陈江华回忆。后来，一些专家成员知情后，反对在监督函上写上他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2004年9月，陈江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行动。
关注的传统延续了下来，今年初，“农民之子”调查队还分赴长三角、珠三角和9个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起草了“经济危机和劳动合同法实施背景下的农民工状况报告”，送交了相关国家部委。
但硬碰硬的维权活动再不复当初般轰轰烈烈。2007年12月、2008年11月，“农民之子”两次替农民工讨薪，但都是针对自己校园内的工地，这样至少解决起来难度要小很多。
“为什么会出现很多跳楼、跳桥、堵马路等非正常手段讨薪的事件，并不是因为农民工不懂得依法维权，而是因为正常法律程序往往难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大家都有些失望了。”一名志愿者几经碰壁后感慨说。
他说这话是有依据的。这些头顶“农民之子”的天子骄子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温和的服务，还是强势的干预，不管是业余的兴趣组织，还是所谓的正规军，他们未必比农民工自己更能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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