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与人口问题漫谈
踏雪飞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就业形势愈来愈严峻，近两年爆发并一度加剧的经济危机更是使得今年成为大学生就业的“灾年”。光今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就有610万之多，再加上之前未曾就业或工作得而复失的大学毕业生，今年待业的大学毕业生会不下千万。这固然是对政府所谓“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但对于失业者个人而言恐怕是更大的不幸。
于是各种抱怨便油然而生了，在我们这里最能够使人产生认同感的就是“中国人口太多”。不仅是与就业相关的问题如生活压力大、竞争激烈，包括人均资源不足、交通拥堵、环境破坏，只要是与人口扯得上关系的都被归因为人口问题，起码这会被认为是一个主要因素。在他们看来人一少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和谐社会就出现了。而提到人口问题人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毛主席说过的“人多力量大”，想到马寅初曾经因提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受到严厉的批判，这样一来毛主席就成了今天中国诸多问题的责任承担者。右派和走资派不仅能够借助这一重磅炸弹又一次否定攻击毛主席，损坏他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而且还想通过这个推卸责任，把把他们自己将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的责任推向毛主席，自己则来一个金蝉脱壳，继续胡作非为。
笔者以上的话也许不具备多大的说服力，大有被认为是一面之词再加上僵化保守不与时俱进更有甚者对社会不满之可能，所以为了把问题讲透彻必须用事实和道理说话，把相关的问题都分析清楚才算到位。
一，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及其相关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毛主席对人口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人口节育并不是马寅初的首创，更不是独创。毛主席是主张搞计划生育的，他甚至是最早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国家领导人。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曾多次提到对当时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看法。
例如，1956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就有关于计划生育的内容：“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1957年6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1957年10月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此外毛主席还多次在谈话中提到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的问题。1965年1月埃德加·斯诺在问及他对中国计划生育现状的看法时毛主席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1965年8月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的谈话时毛主席说：“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总之实行计划生育、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是毛主席人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对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认为毛主席主张放任人口增长甚至鼓励生育是不合乎事实的。
那么毛泽东时代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怎么样呢？虽然1958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了批判（我们先不讨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否科学，这在学术上本身就是有争议的，至于批判马寅初的原因笔者将在下文中详述），但在毛主席人口思想的指导下，计划生育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并且一直在推广、贯彻落实。这些都是有大量事实为证的。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9年，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织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人民生活的又一项重大政策的问题。”
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毛主席在1957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
1971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中央提出了人口控制规划，举办了十三省、市计划生育学习班，总结经验，积极推广。
1972年，国务院发文件正式指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求妇女不要“早、密、多”生育子女。
1973年，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卫生部门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县以下各级开始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或有分管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列为国民经济计划。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正式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和马寅初《新人口论》中说的，允许生二胎，生第三胎要上税是一致的。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主席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1974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主席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各方面的数据都表明在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口出生率从3.7％降低到2％，自然增长率从1950年代前期的平均2％以上降至1976年的1.4％左右。人口增长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20世纪50年代的高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类型到1960年代死亡率降至很低的水平，出生率仍居高不下，再转变为1970年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模式。这不仅有效的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还为之后的计划生育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事实证明，在那个科技医疗卫生说平仍然相对落后，国家既要搞建设又要抓革命，既要使自己变得强大以防止外敌入侵又要防止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计划生育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的人口高速增长期，但这并不能说明国家鼓励过大量繁殖人口，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生育率一方面是因为结束了持续多年的战乱，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人民得以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战乱之后的人口高速增长是极为普遍和正常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进行了大规模广范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建国初期我国婴儿死亡率为20％，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达25-30％，随着科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确立，这些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多种瘟疫被消除，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我国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至1976年的65岁，因此即便是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我国生育率（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数量）从1970年的5.81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不会有相应明显的下降。所以简而言之，毛泽东时代人口增长过快不是没有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不是没搞计划生育，而是因为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太快，婴幼儿成活率过高，人的寿命太长，死得太少。但这些都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谁如果还要把毛泽东时代人口问题拿来说三道四的话就是站在反人民反人道的立场了。
有的人可能又要说毛主席曾经说过人多是好事，人多力量大来反驳了。确实，毛主席有过类似的提法，但我们理解一句话的含义要看其提出的具体时间背景而不是观其字面意思，尤其是对毛主席说的话。我们知道毛主席是一位走群众路线的领袖，他的文章通俗易懂、形象幽默，只要识字的人都能看明白，不像今天的领导干部作报告，不在官场混两年是把握不了其真义的。毛主席说人多是好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当时西方反共反华势力见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已成定局，但仍不甘心夹着尾巴逃跑，美国政府的发言人艾奇逊就抛出诸如中国人口太多，中共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从而会爆发革命来向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施加政治压力。毛主席为了做出回应，消除其不良影响，于是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文中说：“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而“人多力量大”的提出也与人口问题没有丝毫的关系，那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毛主席随口说的一句话。当时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集中人力物力，于是并小社为大社，后来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个没有机器设备，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靠肩扛手挑的环境下提出人多力量大，或者是打一个相关的标语来振奋人心是极为正常的。毛主席在其1958年4月《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就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劳动人民刚刚当家作主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极高，毛主席不用“人多力量大”来激励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难道还像某些没血性的软骨头一样说一些类似于“我国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中国的事情难办，人太多”之类在帝国主义面前低人一等矮人半截的话来增加人民群众的思想负担，挫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么？所以对于毛主席说的这些话我们现在根本没必要拿来鸡蛋里挑骨头甚至莫名其妙地套在人口问题上。
还有很多右派拿马寅初受批判的事情来歪曲毛主席的人口思想，否定毛主席，认为是“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那么马寅初受到批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几项基本事实：第一，毛主席本人并没有对马寅初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批判，并且对于马关于计划生育的基本思想还是乐意接受的，毛曾在1957年春天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马对此也深感欣慰乃至颇为得意。他在一次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中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呢？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在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孤立、威胁的情况下，“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之类的言论无疑会为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妖魔化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口实，马寅初因此受到批判是难免的。第二，追溯历史，马寅初的人口思想和当时受到批判的英国资产阶级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确实存在“源”与“流”的关系，并且受到批判的不仅仅是其《新人口论》，还包括其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何况马寅初的理论在学术上并不是铁板钉钉无懈可击。作为知识分子，他的一些具体想法往往只是从他专业的立场出发，并未考虑到当时国家所处的整体状况和宏观形势，因此也不具备可实施性。第三，马寅初受到的还主要是学术理论上的批判，身为北大校长学术观点受到来自不同声音的批判正说明那个时候讲民主，讲争论。当然，康生、陈伯达等人一些简单粗暴的做法也是不对的。马寅初1960年自动辞去北大校长之后高官厚禄的待遇并没有发生变化，直至1982年去世，一直是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或委员。在为走资派和右派所深恶痛绝的文化大革命中马寅初被保护起来，并没有受到冲击，更无所谓政治上的“迫害”。所以关于马寅初受到批判之事多属右派和走资派添油加醋，混淆视听，为了贬低和攻击毛主席不惜制造各种谣言，把马寅初树立为忧国忧民、坚持真理的榜样，实际上是将其作为反毛工具，用心何其歹毒，伎俩何其卑鄙！
实际上不仅在人口问题上信口雌黄地大做文章，在毛主席逝世后，右派和走资派就像被解放出来的野鬼一样四处乱窜，小人得志般大肆制造和散布谣言以抹黑毛泽东时代。除了“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还有“关起门来搞建设”“闭关自守”“思想僵化”……这些不仅说明右派和走资派的历史知识等于零，更是充分地暴露了他们投靠帝国主义的反人民的阶级本质！
二，正本清源，探究大学生就业难的真正原因
让我们再回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上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学生之所以陷入今天的困境完全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只看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顾小集团利益不顾人民利益的改革措施造成的，这些措施要么将有可能保障大学生就业机会的单位私有化，要么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要么不顾后果地通过教育事业搜刮民脂民膏……总而言之现在的教育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
我们也许还记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高中政治课本里有关国有企业改制的内容，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批评国有企业怎么怎么效益低，社会负担太重，富余人员过多，搞“铁饭碗”，可现在好了，国企都改制成私企了，社会负担没有了，可以不管群众的就业问题，为了进一步减轻负担还搞过大规模的下岗裁员。资本家自由了，现在是想怎么用人就怎么用人，待遇都是面议的，求职的不满意可以站一边去，后面还有人等着排队呢，这样一来资方可以不承担社会责任，又降低了用人成本，效益确实提高了，但这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效益再好也是资本家或小集团的，劳动者失业的概率反而会越来越高，实际上这正是资本家所梦寐以求的，他们从不关心失业问题，如果没有人失业已经有工作的人怎么会卖力地干活呢，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嘛。至于那部分失业者的问题怎么办已经改制的企业就不会管了，就让政府去解决吧，“服务型政府”便由此得名，不过这时已不是为人民服务了，而是为资本家服务去了——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后勤服务单位，为资本的运作保驾护航。随着企业被“搞活”竞争会日益激烈，被淘汰的企业会不断增加，这在增加了失业人员的同时又减少了就业机会，就业怎么不会成为难题呢？
尤其是这些年人才市场的的普遍化和“规范”化更是使资方在雇佣员工时得心应手，可以花更低的价钱雇用到更加称心如意的员工。大学毕业生则是赤裸裸地成为了任人挑选的商品。现在是供给严重过于需求，有时甚至是成百上千人竞争一个岗位，这对于卖方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实际上这个“人才市场”和以前的奴隶市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市场，且市场上被出卖的商品都是人，奴隶市场上被出卖的是靠出卖体力劳动过活的奴隶，而今天“人才市场”上被出卖的则是靠出卖脑力劳动（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从事生产劳动的话）过话的奴隶罢了，只不过现在是美其名曰“人才”。搞市场化就避免不了竞争，一竞争就会有淘汰，那些失业的人就是被淘汰的对象。所以现在大学生们可以大梦如初醒了，原来跟着主流精英们喊了好几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到头来被淘汰的竟会是自己，真是被人卖了还替人点钱啊！
外资的进入貌似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就业机会，也正是由于它们的出现我们大量培养国际贸易和外语类的大学生，很多人还会因为在外企工作感到很光彩。确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在外国人面前没了自尊，也有不少人靠在外企工作发了财，外企乃至外国花重金收买了一大批中国人向他们提供中国的经济情报，不过外商之所以来中国投资看好的更多的是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和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能够为他们降低成本扩大利润。这么些年下来我国逐步放弃了自力更生的工业发展模式，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已经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处在了一个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工的地位。产业结构无法升级，大学毕业的知识技术人员很难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外企需要的主要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知识技术人员，并不能为大学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他们连同许多私营企业为我们带来的就业机会也只是暂时的，他们一旦生存不下去或者找到了更好的投资环境我们的就业危机就会来一个总爆发，那个时候就不只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了。这次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对今天大学生就业难影响最大的一件事还要算1998年实行的大学扩招了。那个时候我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受到影响，百姓预期也比较悲观，纷纷把钱存入银行，国内消费一时陷入疲软，于是在一股“教育产业化”歪风邪气的主导下，大学突然大量扩招，同时进一步上涨学费，“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这一用心良苦的决策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延缓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扩大了教育消费以拉动内需。而所谓满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提高青年人的素质只是个幌子。这一招不但不可能解决根本问还给今天带来了更大的麻烦。而对于老百姓与其说那是个让人上当受骗的阴谋还不如说是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阳谋。试想即使学费再上涨有哪个父母不会从腰包里拿钱出来供孩子上学呢？就算明知后来会面临着残酷的就业竞争但只要有机会还是会想方设法让孩子上大学的，所以大学扩招即使是暗藏杀机还是让当时的人们拍手叫好。可惜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恐怕就要面临着“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尴尬了，不但没能实现成为人上人的愿望，连退而求其次找份稳定的工作都显得十分困难，简直就是不折不扣地成了GDP增长的牺牲品。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大学生不愿意正本清源，思考就业难的根源所在，反而经常抱怨中国人口太多导致就业困难，在右派的煽动诬蔑之下抱怨毛主席鼓励人口大量繁殖。这实际上就从务实走向了逃避现实，就算我们人口再多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降下去。如果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对于竞争者而言人口确实是越少越好，人少了就不会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但这又毫无疑问地陷入了60年前美国人艾奇逊妖魔化新中国时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对这个毛泽东同志已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做了详尽的反驳。如果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相互剥削压迫的话就算全世界只有1亿人口也同样会有人失业，也同样会有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的就业危机。这些都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资本家必定要让一部分人失业来降低成本同时迫使另一部分人各司其职，勤奋工作，即所谓的“减员增效”。等到遇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也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我们抛开极端狭隘的个人主义立场，从国家民族的全局利益出发，不要光看到人多带来的问题，那么人口将会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培养人才的机制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培养怎样的人才主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德智体全方位的提高。教育走的是群众路线，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从来不搞什么市场化，因此就业也就从来不成问题。但后来“改革”了，正是这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复辟才导致了就业的问题以及今天的一切危机。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再也不可能会有着眼全局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也被改得面目全非。经过三十多年的折腾教育界变成了最肮脏最反动的一个角落，彻头彻尾地沦为了资本的附庸、走资派愚弄人民的工具。如果说它还存在某种现实的“合理性”的话也只是作为一个两极分化社会的精英流动机制，而这种功能也在逐步丧失。它培养出来的“人才”多数只具有自利的本能和简单的头脑。有人甚至自以为是地认为是因为倒霉，遇上了经济危机才找不到工作的。
教育已经到了非做外科手术不能走上正道的地步，虽然批评的声音此起彼伏但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其本身带有资本主义的反动性暂且不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殖民经济和官僚政治的土壤上无疑就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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