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与历史真相-----给无知的右派青年上上历史课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国内的一些社会问题的凸显，许多青年都开始加入到反思社会问题的行列中来了。这本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年轻人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反思社会问题、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上来，这必然是中国之幸，也必然是人类之幸。而那些能够在这个物欲横流、人人自私的社会里不断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青年，也必将成为未来反思社会问题、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力军，共我们的先贤一起在人类的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但随着近几十年内我国内忧外患的不断凸显，一些青年对国家的思考也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他们盲目的认为现在我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是共产主义的谬误、欺骗和压迫，以及“毛泽东”个人的野心、虚伪和狡诈造成的。所以，现在在国内的一部分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反毛、反共的思潮，而他们的解决方案，便是回到民国、回到蒋介石统治的年代。自此，网络上掀起了大片的翻案风，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翻案，而这一切的背后也都是一些枪手的无耻捏造。
事实上这种东西之所以有市场，一是一些青年看到当今的社会问题，对我党失去了信心，从而否定我党，当然也就简单的把我党和共产主义整个否定了。殊不知毛时代的党与现今的党的本质区别，是资改派是否把持舆论把持价值观的问题，这是有些右派青年不会复杂的分析问题所致。二是改开30年来，一直有资改派想重新致中国人民于西方的奴役之下，于是就不遗余力的动用各种方式攻击共产主义和毛主席、宣扬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以混淆国人的视听。
近期内，我也在网络上搜集了一批关于这些谎言的认真考证，事实上这些网络枪手的别有用心是昭然若揭的，稍微动动脑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下面我就把这些东西晒晒太阳，也算是给朋友们补补历史课吧
谎言1：台湾中学教科书上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比较
编者按：这个谎言的大体内容是例举了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地图和国民党在台湾时期的教材中的地图，用意是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换取苏联的支持而丧失原则。
历史辨析：但从历史的事实来看中华民国地图上的疆域基本上是继承清代的，但事实上对一些地区早已根本不能控制，如唐努乌梁海地区和外蒙古地区等。 有人心怀叵测地说：是中华民国的版图大，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大？然后他更加心怀叵测地说：我很迷茫！是的，我承认，在蒋介石逃台之后，“中华民国”的版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最大化。但是，那是现实吗？ 胡康河谷？这图上哪有啊？（1944—1945年，中国远征军在胡康谷地和三江以外拥兵近30万，全是精锐之师。腊戍以北尽在中国军队实际控制之下，但在英国要求下,全数退入中国境内，以实际行动承认了英国在未定界上的权益，而且将片马也重新让给英军，只在地图上留下“胡康河谷是中国领土”这一痕迹。）蒋介石早已承认外蒙独立，但逃往台湾后，就把外蒙从地图上又“收复”了。所以说蒋介石不过是把早已丢失的土地画在地图上充门面而已，再把丢失土地的责任推到GCD身上。其实在他统治中国的全盛时代，能真正有效控制的地盘又有多大呢？请问国民政府是否有能力平定新疆、西藏的割据势力？更不用说各地方军阀的割据了。 最可笑的是，国民党政权从来没有真正测绘过自己的国家，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它使用的地图，几乎全部是外国列强的测绘队伍测绘的，只是照着人家的地图绘制几幅罢了。真正对中国的陆地边疆和海疆进行系统全面的勘测工作，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谎言2：苏联情报部门杀死张作霖
枪手原文：我们从教科书中知道北洋军阀的头子张作霖死于日本人的暗害。然而，在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最近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中却说，张作霖之死与日本无关——
张作霖（1875—1928年）奉天海城人（今属辽宁）。1916年，开始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1928年7月4日夜间，当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今属沈阳）车站时，被预埋炸弹炸死。随后，日本关东军公开承认对此事件负责。其暗杀动机是，担心张作霖与美国暗中勾结，从而使日本失去对东北的控制。然而，最近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中称，张作霖之死与日本无关，而是苏军情报局所为，从而使张作霖之死有了新说。
“中东铁路”纠纷激怒了苏联政府
1924年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做出与苏联友好的姿态。根据条约规定，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政府开始改变了对张作霖的态度。1926年1月，张作霖军队在交纳使用中东铁路费用问题上与苏方发生纠纷。截止1925 年12月，张作霖军队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此，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决定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对于伊万诺夫的决定，张作霖军队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变本加厉地使用铁路，甚至开枪对拦截过往军列的铁路工作人员加以威胁。
1926年1月，张作霖命令军队逮捕了伊万诺夫，以便控制对中东铁路的管理。苏联政府将其称为“东部铁路纠纷”，试图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并暗示张，日本一些有影响的团体正在物色新的人选取代他，希望张不要在这种时候与苏联把关系搞僵，以免失去可靠的支持者。但是，苏联政府的努力化成了泡影。同年7月，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了吴佩孚，与其讨论了共同对付左派运动问题。同时，张作霖还向吴佩孚提出了将中东铁路管理权交给他来管理的要求。尽管苏联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实际上还是落入了张作霖之手。
首次暗杀行动被识破
鉴于张作霖在中国东部铁路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政策，1926年8月苏联政府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当时，苏军情报局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特工萨尔嫩和布拉科夫。
根据暗杀计划，他们将在张作霖官邸大宅内埋设地雷，炸死暗杀对象。具体分工是，萨尔嫩主要负责在张作霖官邸大宅埋设地雷。有消息说，9月底，在张作霖官邸将举办一次音乐会。届时，萨尔嫩应安排乐队人员将地雷偷偷带来，将其埋设在张作霖居住的大宅院，并将地雷定时。布拉科夫主要负责护送地雷过境。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边境火车站与萨尔嫩派来的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接头，准备移交地雷。但是，他们的行踪早已处在张作霖特工人员的监视之下。车站巡警立即对布拉科夫携带的行李进行了搜查，并发现了地雷。于是，布拉科夫、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被巡警逮捕。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声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杀张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国的苏联侨民策划的。在苏军情报局暗杀张作霖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张作霖开始与莫斯科疏远，并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
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自任北洋军阀总指挥和安国军总司令，并发表了“反共宣言”。随后，张作霖在东北三省散发的传单中称：“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毒蛇和猛兽，只有安国军才能拯救东北三省人民。”同时，张作霖积极支持蒋介石清除在北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1927年1月，鉴于北阀军北上作战行动十分顺利，张作霖开始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进行搔扰，以防在东北三省发生武装起义。3月11日，张派人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3月16日，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3月31日，搜查了东部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4 月6日，袭击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逮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并于4月28日将其杀害。同一天，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并企图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同时，张作霖军队参与了镇压上海的共产党武装起义，并在南京组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新临时政府。随后，苏联顾问团被迫撤离了中国。6月25日，张作霖致电蒋介石，希望与其签订一份 “共同反对共产党”的协定。
在国内制造反共高潮的同时，张作霖还煽动盘踞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白匪和当地土匪对苏军边防部队实施挑衅。据苏联国家保安总局统计， 1927—1928年在苏中边境共发生90多起入侵苏联领土事件。同时，张作霖的政权也难以维系。1927年12月—1928年初，他被迫与北阀军作战，随后，又与蒋介石军队作战，部队伤亡惨重。于是，他派员与日本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反共、反苏“独立的满洲共和国”。
第二次暗杀终于得手
此时，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事局住哈尔滨特工人员埃廷贡刺探到了张作霖与日本谈判的情报，并向总部做了汇报。苏联政府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命令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联手暗杀张作霖。负责暗杀任务的，是埃廷贡和曾参加过第一次暗杀行动的萨尔嫩。为了把暗杀视线转向日本政府，苏联政府命令萨尔嫩领导的东北三省特工小组做好这项工作。
1928年7月4日夜间，张作霖乘坐专列由北京返回沈阳。当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站时，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车厢突然发生剧烈爆炸，张胸部负重伤，送到沈阳医院不久便断了气。当时，专列中还有17人死亡。为了将这次暗杀行动嫁祸于日本政府，苏联特工小组特意把炸弹埋在了由日本关东军警戒的铁路架桥上。使苏联政府大惑不解的是，在张作霖被暗杀后，日本政府主动承担了责任，声称暗杀张作霖是因为他暗中与美国勾结，出卖东北三省。
然而，暗杀张作霖并没有给苏联政府带来任何预期的结果。1929年1月，张学良上任，与蒋介石合作，并承认南京政府。8月，张学良军队开始为即将在当年11—12月爆发的中东铁路武装冲突做准备。在张作霖死后和失去对中国北部地区控制之后，日本政府于1931年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并将关东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从而使苏联在东北三省失去立脚之地。
长期以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已是被广泛认可的事实。1946—1948年，国际军事法院在东京对日本战犯审讯过程中，侵华日军将领对日本关东军受政府之命策划暗杀张作霖行动供认不讳。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从而使这桩既成的历史铁案在70年后又有了新的说法。
历史辨析：前几年有多家媒体转载《青年参考》发表的《张作霖死于谁之手？》的文章，文中称：1928年7月4日夜，“在苏联特工的策划下”，张作霖 “经过皇姑屯时被预埋的炸弹炸死”，阅后不仅令人姹然愕然。首先，张作霖被炸死之日就错了，早在一个月前，即1928年6月4日晨，张作霖已经在皇姑屯归天，翻开当时的国内外报纸就会一目了然，那么，在7月4日苏联特工炸死的莫非是张大帅的亡灵？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凭此一点，便可知此“新说”的荒唐可笑了。文中还说，“大惑不解的是……日本政府主动承担了责任，声称暗杀张作霖是因为他暗中与美国勾结，出卖东三省”,这就更奇怪了。第一，日本在事件发生后根本否认与事件有关联，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一事件才被揭露出来；第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实张作霖同美国有过勾结。事实是，1927年“对华强硬派”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后，立即召开一个“东方会议”，制定了“积极满蒙政策”，决定不惜诉诸武力保卫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策划，制定了在张作霖从北平撤回东北时将其炸死，然后趁乱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该计划由关东军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现场指挥，从朝鲜驻屯军调来的工兵，使用的是日本军用高级黄色炸药，并事先抓来几名中国人大烟鬼，将其射杀后换上北伐军服装，身旁放几颗小炸弹，口袋里塞进“日本式汉语写成的暗杀宣言书”，造成北伐军暗杀了张作霖的假象。
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对此讳莫如深，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尽管日本方面矢口否认与事件有关联，但是，据在现场的日议员松村谦夫、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调查，发现事件后引爆炸药的导线尚没有来得及销毁，而且导线一直连接到关东军守备队的监视哨。日本陆军部为掩人耳目，将肇事者河本大作、东宫铁男等调回国询问，日本宪兵司令部也到现场取证，证实了朝鲜驻屯军工兵确实被调到现场作业，使用的也确实是日本刚刚研制的烈性黄色炸药等。为此，田中内阁受到朝野各界的攻击，不得不因为“满洲某重大事件”而总辞职。
战后，这一事件得到全面详细地证实，包括策划事件的首魁河本大作也自认不讳，东京审判对此事件更有明确的结论，可以说铁证如山，不容置疑。而且，关于这一事件的中外资料、史料可以说汗牛充栋，无论是当事者的自述，还是专家的考证，以及关联此事件的档案史料俯拾皆是，为什么有些媒体偏偏对明显荒谬的“新说” 感兴趣呢？
众所周知，今天日本的政治右倾化越演越烈，围绕着战争责任问题，朝野上下不认帐、不反省、不谢罪的思潮不断泛滥，诸如“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从军慰安妇是商业行为”、“三光作战根本不存在”等谰言，连这些铁证如山的罪行都矢口抵赖，如果爆杀张作霖真的是苏联特工所为，日本政府岂能“主动承担责任”？
事实上这则刊登在《青年报》的污蔑历史的文章，不仅仅是歪曲了历史，而且恰恰显示出，这种妄图歪曲历史、造谣中伤的反共敌对分子已然渗透进入了体制之内，而且正在发起非常猖獗的进攻！
王希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
谎言3：两个中苏同盟条约
枪手原文：1945年中华民国和苏联同盟条约
签字人：王世杰( 外长), 斯大林
1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宗国地位；苏联必须在1950年前撤走在外蒙古境内的所有驻军。苏联同意中国政府对蒙古的驻军，但其驻军不能用来反对苏联。苏联强烈要求25年以内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举行公民表决，由联合国监督表决的公平性。
2中华民国政府声明对外蒙古有不可质辩的主权，中国政府1950年10月10日恢复对外蒙古驻军，用于保护领土完整，不用于反对苏联，在同一时间实行蒙古高度自治。中华民国政府同意100 年以内让外蒙古人民举行公民表决，由联合国监督表决的公平性。公民表决的先决条件是1911年被苏联用武力驱逐出去的原外蒙各族居民迁回原地，参与投票。中国政府认为，公民表决是决定自治，不是决定独立。
3 双方同意就蒙古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同意就东蒙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4 苏联同意无条件撤走苏联驻东三省所有武装力量。同意中国政府恢复原苏殖民地大连主权
苏联承认中国对海参威的主权，苏联同意在50内以内撤走苏联驻海参威所有武装力量。
5 中国政府将在1995恢复对海参威的主权，并开放海参威为自由港，对苏联免税。
6 双方同意就海参威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7 苏联承认江北六十四屯为中国领土。苏联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中国主权。
8 中国声明图门江出海口是中国主权，为了中苏友好图门江对苏联开放。
9 中国政府将保留继续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权力。
10 苏联拒绝中国对库叶群岛的主权要求，但原意同中国政府就所有领土纠纷进行谈判。
11 中苏两国一致同意江面主权中苏各二分之一。
12 本条约需要中国国民代表大会同意，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同意，中苏最高领导人签字才能生效。
1949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协议
签字人：毛泽东， 斯大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取消国民政府关于外蒙的不平等条约。并愿意根据联合国民族居住权原则，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占的外蒙领土还给外蒙。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 包括海参威所辖所有郊区) 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江北六十四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1945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
4 乌苏里江江域靠苏方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靠中方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
5 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
6 双方同盟一致反对台湾国民党，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7 承认清政府关于大连的协议，承认苏联在大连旅顺的特权。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苏联在新疆、东北、内蒙驻军，兄弟互助关系。
历史辨析：两个中苏同盟条约
经典谣言赏析：中苏友好同盟协议
我不知道这个谣言的最初出处，但可以肯定，它已经有年头了——我1999年初刚开始上网的时候就见过。几年过去，它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被人到处转贴。其实，它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胡说八道。试析如下：
签字人：毛泽东， 斯大林
——这是第一个错误：无论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没有亲自在任何对外条约上签过字。1950年代表中国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的是外长周恩来，代表苏联签字的是安·扬·维辛斯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取消国民政府关于外蒙的不平等条约。并愿意根据联合国民族居住权原则，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占的外蒙领土还给外蒙。
——蒙古问题大家都知道了，就不多说了。不过这里要补充的是，南京政府从来没有用“武力”“霸占”过外蒙古的“领土”，也没有与外蒙签署过任何条约（更不用说 “不平等条约”）。
2.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之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江东六十四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
——中国政府不可能在与苏联的双边条约或协议中承认图们江口是“苏联主权”（？！文理不通）。原因很简单：图们江口为苏联（俄罗斯）和朝鲜共同所有。图们江是一条国际河流，从河口开始的15公里河道为苏联与朝鲜的界河，15公里以上为中国和朝鲜的界河。就象中国不会要求其他国家承认鸭绿江口属于中国一样，苏联也不会要求中国承认图们江口属于苏联。
3.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1945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
——南京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成立到1949年逃离大陆，从来没有与苏联谈判过领土问题。
4.乌苏里江江域靠苏方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靠中方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
——这一条充分暴露了谣言编造者的无知。他知道中苏边境争端，但显然不知道双方在争什么。实际上，苏联当局一直要求，中苏边境东段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中方一侧江岸为界。只有按这个思路，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苏联会对乌苏里江上靠近中方一侧的珍宝岛提出主权要求。如果真如这个“条约”所说，苏联早在1950年就承认了乌苏里江“靠中方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就不会有1969年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了。
5.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
——如果苏联这么早就“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还要后来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干什么？实际上，直到90年代初，中苏双方才对边境问题有了初步的共识。
6.双方同盟一致反对台湾国民党，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这一条本身意义不大，我都懒得评论了。不过，它是这个所谓“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它告诉了我们，这个谣言是谁炮制的。
7.承认清政府关于大连的协议，承认苏联在大连旅顺的特权。
——如果苏联要求获得在大连、旅顺的特权，他们会要求新中国政府承认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相关条约——内容比清政府与沙俄的条约要优厚得多。
8.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苏联在新疆、东北、内蒙驻军，兄弟互助关系。
——东北的苏军除大连、旅顺地区的海军舰队外，早在1946年就已撤出，而且没有返回；驻大连、旅顺的苏联海军舰队也于1952年全部撤离，也没有返回。至于新疆，苏联从未驻军。其实随便一个YY小说写手都写得比这好十倍。
编者按：事实上这个谣言的用意和第一个一样，依然是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换取苏联的支持而丧失原则。同时也能在被批为卖国贼的同时反驳：“共产党不也是卖国给苏俄么？”甚至将中国共产党说成是“黄俄”。而进一步攻击毛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西化”混淆，扰乱思想还不统一的人。
谎言四：飞夺泸定桥之战，红军逼当地村民在前面爬，作为人盾
枪手原文：五十到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大约都熟知“十八勇士飞夺铁索桥”的故事，“铁索桥”也就是“泸定桥”。歌剧《长征组歌》还有专门一节表现这次英勇的壮举。那时的学生尤其是男生，几乎无不钦佩十八勇士。
不过当时我曾经有些不解：十八个人从九条直通通的铁索上爬过去，对岸的敌人怎么就打不到他们呢？这些人至多只能一只手举着手枪往前冲——不，只能是往前爬，战斗力肯定是大打折扣，他们究竟是怎样过桥的呢？可是在当时，仅有这种想法就是犯罪，近乎反革命了，所以我即没有和别人说起，自己也不敢再往下想。上中学的男孩心底下都相信超人，反正我认定这十八个人武艺超群就是了。
事隔多年，腰缠万贯的富豪们代替了战场上的英雄，我对“飞夺泸定桥”的传奇也不再琢磨了，可一个偶然的事情，居然让我看到了传奇的新版本，而且这新的说法让我大为震惊。
要说这偶然也实在是偶然。一天晚饭前我有事出门，顺便进了新华书店，竟然还买了两本书。近来是很少买书了，那天买了两本书，心中有几分得意，一到家马上给太太看，以显示本人的文化修养。不料太太看后马上嘲笑说：这两本书她已买回家了，我居然不知道，可见是个买书不看装样子的人。我急忙到书架前一看，果然两本一样的书早放在上面了，而且是在同一个书店买的。
急忙吃完饭，拿上先后买的四本书直奔书店，好在离家不远，加上吃饭时间，前后不过半个小时。说了退书要求后，两个小姐拿着四本书左看右看，估计找不出什么拒退理由，就直接了当地说：书买了就不能退。这令我十恼怒，想不到斯文的新华书店也这样霸道。问她们什么道理，她们说账已经入电脑了，不能改。真让人哭笑不得，科技的进步竟然成了无理的依据。
然后两位小姐说退是不能退，可是可以换同价钱的书。这年头，有点权的都想当霸王，反霸王条款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正好可以偷艺。
憋了一肚子气，重找了两本书，一算帐还要多交五元。再次来到收银台，正好一位半老者也在交钱，他大约是给孙子买什么教材，很薄的一本要三块大洋。半老者忿忿不平，说她们是吸小孩的血，于是我很解气的称她们为“吸血鬼”。小姐也不生气，笑眯眯的吸血——收了我们的钱。
回家后翻看新买的书，其中一本书名《两个人的长征》，是两个英国人写的。这两个英国小伙子突发奇想，要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徒步走一遍。他们果然走了一遍，这本书就是当时的日记。书里的事情很有意思，然而让我震惊的是其中一章：历史高于传奇。
两个英国小伙走到了泸定桥，他们每到一地都要和当地百姓闲谈（他们的中文水平不低），这次也不例外。我把有关的地方摘录下来：
“我跑到后面的山上。”86岁的李国秀站在桥上指着西面说：“他们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我们躲在山头上，看见22个红军过桥，前面带路的七八个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枪毙了，几个被击中的老百姓掉进了河里。”爱德（之一）问她：“红军有22个过泸定桥，你看到他们怎么过的了吗？”“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他们不知道怎么过桥，桥上没有木板，只挂着铁链。过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枪毙了。”
李国秀就住在大渡河的西岸，一直没有搬过家。现在的房子已经整修过了，是砖木结构。1935年时她家的房子全是木头做的，但拆下很多木板给红军做新的桥板。
假如李国秀的回忆没有失实，“飞夺泸定桥”这一事件就少了些传奇色彩——在当时的环境下，红军伤亡如此之少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历史书籍和电影都没有提到这些带路的村民，恐怕是不愿让红军的英雄形象打折扣。然而正是那些无名百姓做出的大无畏的牺牲使得整个事件更具光辉。
这里有两点让人吃惊，一是守桥的国民党部队根本不像以前说的那样残忍，不然那几个在前面的老百姓早被乱枪打死了。至于过桥后被枪毙，那应该是当官的命令。
其二，也是最让人吃惊的是，居然让“老百姓在前面带路”。当时的双方都知道，那是一场生死之战，这时把老百姓顶在前面，实在无法解释。“带路”肯定说不通，走在一座桥上还会迷路不成？
“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他们不知道怎么过桥，桥上没有木板，”当地老人的说法也解释不通。几万人的性命悠关，选出的十八个人连铁索都不会爬岂不是笑话。再说让老百姓做示范也莫名其妙，桥上平时都是有木板的，日常生活中过桥，肯定不会爬铁索，也就是说没有木板的铁索桥，老百姓同样不知怎么走。退一百步说，即使做示范，一两个人就够了，何必七八个人一起做示范；退一千步说，真是需要七八个人一起做集体过桥示范，那么爬一段也就应该让人家回来，为什么要人家一直爬过去？对面就是敌方的军队，老百姓又没有自卫能力，爬过去必死无疑。
打死老百姓，说起来不好听，可在当时的情况，尤其在中国，即使换成红军肯定也会这样做的。而且不会等他们爬过桥，红军一定会毫不手软的把这些碍事的老百姓从桥上打落水中。
所谓“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我想是不说自明的。最后，李国秀的回忆有没有失实呢？我想，八十多岁的农村老人不会信口开河。究竟当时有几个老百姓在前面，又有几个被击中“掉进了河里”，数字可能错，但“老百姓在前面带路”是不会错的。
一定会有不少人质问 “怎么可能？这是日本人才干的事！”可战争就是战争，取胜是第一位的，包括利用平民百姓。有一个旁证，曾经出过一本书叫《血白血红》，写林彪指挥四野在东北作战的事，是部队的人，基本可以肯定他言出有据。当年林彪围困了四平，但是久攻不下，后来就下了一道命令，不许放城中的平民百姓出城，目的是让老百姓去和守城部队争粮食，从而制造混乱。于是，那些因为饥饿，或是要躲避炮火而逃出的平民百姓，出城后迎来的不是生的希望，而是解放军的子弹。更惨的是他们想退回去时，城中的守军又关了城门，这些人只好惊恐万状的在两军交战的中间地带乱跑。
有关“飞夺泸定桥”传奇的新版本，解释了我多年前的疑问。守桥部队顾忌前面的村民，不能疯狂地（用以前习惯的形容词）向过桥的红军扫射，遂使十几个红军通过了毫无遮拦的铁索桥。关于守桥部队有另一种说法，说那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而是地方部队，或者干脆就是民团。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解释了。地方部队有不少士兵是当地人，民团更是由当地人组成，而所谓“带路的村民”极可能有人和他们认识，从而更难以下手。
十八勇士享受了极高的荣誉，民间传说十八个人中活下来的由毛亲自发了免死牌。现在看来这是不实之说，但也可见他们的地位之高。而带路的村民却从无人提起，两个英国人都替他们打抱不平。在英国人看来，之所以不提这些村民，“恐怕是不愿让红军的英雄形象打折扣”。外国人毕竟不了解中国国情，事情不会这样简单。
长期以来，我们的宣传一直是“军民一条心，打败蒋匪军”（当然，现在不一样了。“蒋匪”不在了，“连爷爷”又过来了），如果几个从未受过训练的村民，自觉自愿的和红军一起冒死夺桥，那是不会给“红军的英雄形象打折扣”的，相反还会大力宣传的。
不提那些“带路”的老百姓，一定有另外的原因。现在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没有或是极少有人自愿在两军交火时，走在一方前面充当挡箭牌。用枪口逼着人家“带路”，自然不好再提；进一步，如果守军是地方军或是民团，那所谓“带路的老百姓”，更有可能就是守军的家属，因此就更不能提。这其中的微妙，恐怕只有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才能体会。
历史辨析：
材料1：此文来自于《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68年后，两英国人“飞夺泸定桥”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60/3324363.html
这东西的出处是来自于两个英国人步行沿长征路走了一趟后写的一本书，好像叫：两个人的长征日记，国内有出版，前年还在新华书店翻过。
这本书内有两个惊人观点，一个就是这泸定桥，另一个是长征没有两万五千里，根据他们行程纪录的历程没有两万。
如果这两人没撒谎的话，那可能是被人涮了一把，一个与军事常识不符，另一个几十年来，攻防双方的当事人留下的回忆录不少了，去当地访问旅游的人也海了去，这么重大的内幕如果有，早被人吵到天上去了。至于里程问题，一般认为，他们没有把红军为了战事而采取的各种迂回计算进去。其实，很可能是那两个英国人听力有问题，听错了老人家的话。
红军发起进攻的泸定桥西侧
百闻不如一见，地形对攻方比较有利。红军占据制高点，机枪完全可以压制桥头的川军机枪（红四团当时集中了100多挺轻重机枪！）。守军也是仓促上阵，没有时间构筑地堡，很难守住。
材料2：李国秀老太太的原话在此：
关于红军长征过泸定的一次讨论：讨论结束后，几位老人陪同我们观赏了泸定桥，并到河西街去看望了目击过夺桥战斗的李国秀老人，李国秀老人说：红军来时，街上的青壮年都跑了，只留下了妇女和老人，她们都躲上了山。红军占领海子山制高点后，很和气地招呼她们回家，红军爬铁索夺桥大约是在下午4点，这时两岸打枪已经打了一个多小时，她亲眼看见有红军掉下河去，便出门招呼街坊邻居捐献门板给红军铺桥，黄昏时分，看见东桥楼起火燃烧，红军冲过大火攻进泸定城……
这位李国秀老太太很有意思，前不久有电视台来拍关于飞夺泸定桥的电视剧，大概是因为河东岸县城现代化建筑太多，导演只好把夺桥场景反过来拍，把红军西岸向东岸攻击变成了东岸向西岸攻击，这让老太太瞅见了大为不满，扯住人家一脸严肃地郑重告诫：“你们整拐了，整拐了，红军打仗是从这边往那边打哩，你们咋个弄假的哟……”
材料3：无语了，国军当事人的回忆录也不敢这么说呀！
奉命泸定桥阻击红军
1935年红军长征，突破金沙江，攻克会理州，麾军大渡河。当时，我已升为三十八团第三营营长，团部进驻泸定县化林坪，命我营赶赴泸定桥阻击红军北渡。团长面示我营，须让对面的一个自卫团回过泸定桥后才能炸桥。于是，我营到达泸定桥后，我即命令拆去桥面木板，并在桥头筑下临时工事，加强布防，红军一夜急行军九十余里，先头部队于我们布防后第二天拂晓到达桥头。当时，我还以为是我们自卫团的人回来，就上桥楼呼问番号，我的话音未落，忽然对面扫射来一梭子机枪子弹，站在我右侧的一个传令兵中弹身亡，我立即卧倒并命令各连进入阵地还击。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红军看到我们守桥甚严，于是遣一部从下游水堡处找到一支船渡江，抄在我营后面，截断我营与团部的电话联系，从而使我腹背受敌，我料难以坚守，决定留下一个排在桥头掩护，其余向泸定后山撤退，我命令被留下那个排，一面掩护我们撤退，一面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并命令他们必须烧桥后才能撤离。当我们到达泸定后山时，命令开枪，掩护那排人撤离。只见桥头火光四起，熊熊燃烧，可不见铁桥爆炸，始知手榴弹是用火烧不响的。于是，红军得以过桥。
——饶杰《我的军人生涯》，引自《南涧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0～61页
材料4：1935年5月25日9时至29日17时，短短的4天又8小时的时间里，红军两次上演长征路上最为精彩的经典之战：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
毛泽东说：“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
5月12日，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的第3天，蒋介石飞抵昆明，策划新的围追堵截，企图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深知，只要过了大渡河，就再没有大江大河的天然屏障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了。”四川省文史办专家邓寿明说，正因如此，蒋介石精心制订了把红军封锁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予以“根本歼灭”的作战计划。穿行于川西群山之中的大渡河，水深流急，自古就是令兵家谈之色变的险地。1863年，就在大渡河畔的安顺场，7000太平军坐失过河良机，全军覆没在清军刀下。临死前，翼王石达开哀叹：“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72年后，一张大网正向着红军扑来。此时，中央红军仅剩2万人。
“蒋介石部署大渡河会战的总兵力有20万人左右，是红军的10倍。”邓寿明说，空投的传单上用特大号铅字印着：“大渡河是红军的覆灭之地”。对于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悲惨一幕，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清楚。也是在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召开了著名的铁厂会议，就如何突破大渡河防线做了周密部署。毛泽东说：“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
5月16日，红军几乎是沿着石达开当年的行军路线向着安顺场急进。
24日夜，先头部队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率领下，赶到安顺场，击溃川军，并在渡口缴获1只木船，后又找到2只木船。红军，抢在蒋介石收缩口袋阵之前到达了大渡河。弹雨中，十七勇士靠一条小船强渡大渡河今天的安顺场，河水湍急依旧，“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的匾额高悬。
“外公那年22岁，身强力壮，就是他和另外7名船工撑船送十七勇士过的河。”在“红军渡”纪念碑前，当年的船工帅士高的外孙汪继红说。
现年89岁的李水清当时是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他回忆：“渡河的十七勇士都是从红1团1营2连抽调出来的，由连长熊尚林率领，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
红1团团长杨得志生前回忆，第1船由连长熊尚林带队，共9人，第2船由营长孙继先率另外8名勇士。若把孙继先也算进去，称十八勇士也没有错。
5月25日上午9时，战斗正式打响。张生荣记得那天天气晴朗，500米外对岸悬崖上的工事看得清清楚楚。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一齐向对岸敌人压制射击。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就像树叶一样。”张生荣说，敌人的枪弹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张生荣回忆，刘伯承、聂荣臻都走出工事，为了首长的安全，冲锋号停吹了。刘伯承命令：“继续吹！”站在一旁的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抢前几步，从一名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来，挺起胸膛吹起来。张生荣说：“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龟儿子，向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神炮手赵章成拿出仅有的4发炮弹，仅用两发便击中敌碉堡。小船，载着十七勇士在弹雨中艰难前行。黑压压的敌人从山上冲下来，赵章成又射出最后两发炮弹，一一命中敌群。熊尚林率勇士们冲上岸，最终控制了渡口。然而，渡河并不顺利。“水流太急无法架桥，木船的最大容量只能坐40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副馆长宋福刚说，照此速度，全军两万多人马全部渡完需要一个多月。
军委决定：红1师及干部团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从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岸北上，火速夺占320里外的泸定桥。此刻，得悉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后，蒋介石正急调川军2个旅增援泸定桥。谁先赶到并控制泸定桥，谁就掌握了制胜权。翌日凌晨，红2师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也接到命令：担任左路纵队先头团，以3天时间赶到并夺占泸定桥。昼夜奔袭240里，突击队员飞夺泸定桥
“按照红军正常的行军速度，3天320里并不为过。”时年21岁的唐进新已经是一个参军4年多的老兵了，他所在的红4团一直是长征路上的先锋团。但大渡河沿岸这样的险路，唐进新还是第一次见到：“就是绝壁上硬凿出的栈道，旁边是汹涌澎湃的大渡河，不用说跑，走都让人心惊目眩。”第一天，部队紧赶慢赶，只走了80里。此时，对岸敌军已经逼近泸定桥。
28日凌晨军委来电，限29日夺取泸定桥。“这样，我们必须在一天内走完剩下的240里路。”唐进新清楚地记得，团政委杨成武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员，拖着在湘江战役中负伤的右腿边行军边动员。
部队边打边走，黄昏时已跑到距泸定桥110里的一个小村庄。“那一晚的行军，是我这辈子所有行军中最紧张，也是最艰难的一次！”饥肠辘辘的唐进新行走在泥泞的小道上，突然，他们看见对岸有火把。经过号兵试探，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军。事到万难须放胆。红军也点起火把，伪装成敌人行军。“奇迹都是逼出来的。”唐进新说，“敌人熬不过去了，停下来宿营。我们可不会停。”
29日早晨6时，部队如期赶到泸定桥边。唐进新回忆：“泸定桥是由13根铁索横拉两岸的铁索桥，9根为桥面，4根为扶手。我们到达时，提前一天赶到的川军第38团已把桥上的木板抽掉了三分之二。顺铁索望去，对岸桥楼处垒着一圈沙袋，构成一个坚固的桥头堡。”杨成武紧急选拔突击手。“最后确定由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人组织成突击梯队，踏索夺桥；三连跟在后面，边冲锋边铺木板；一连打掩护；我们四连负责递木板。”唐进新回忆说。
16时进攻开始。全团司号员集中起来吹响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朝对岸开火。22名突击队员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子弹打在铁索上叮当作响，我亲眼见到有两名突击队员中弹坠入河中，但剩下的仍然奋勇前进。”唐进新说。“突击队员刚冲到东桥头，敌人放起火来，东桥头顿时被熊熊大火包围。”唐进新回忆，“就在此时，西岸的战士们齐声高喊‘冲过去’！”廖大珠率领剩下的勇士奋不顾身冲进大火，穿过滚滚浓烟，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斗。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冲了过去……
19时，红4团击溃川军，完全占领泸定城。对于曾经流传的飞夺泸定桥有23名突击队员的说法，杨成武生前回忆：在夺桥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为鼓舞士气，我就在桥头喊——勇士们，我就是第23名！
“夺取泸定桥是左右岸两支红军部队密切配合的结果。”邓寿明说，就在红4团飞夺泸定桥的同时，担任右岸先头部队的红2团在离泸定城25公里的铁丝沟，击溃川军1个团，乘胜占领了川军第24军第4旅旅部所在地龙八步，大大减轻了泸定桥方面的压力。
30日凌晨2时，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主力到达泸定城。站在这座有着300年历史的铁索桥上，刘伯承跺着脚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红军又一次绝地逢生。60年后，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写道：“泸定桥战役是长征途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要是渡河失败，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了，或是国民党炸坏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编者按：这则谎言的用意，主要是为了污蔑长征中的红军。污蔑红军一举，并不是单一的，实际上如果再配上为国军翻案的文章，就很容易将一大批对现实社会和我党有意见的青年洗脑。将他们变成反党反共的工具。
谎言五：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
枪手原文： 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
《狼牙山五壮士》的邢野先生曾是我的老领导，他创作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曾观看过，他给我写的那幅“清泉石上流”的字至今还挂在我的客厅里。1985年我曾随一个“上山下乡”工作组在狼牙山所在地的易县管头乡做过半年的农村状况调查工作，并在狼牙山西侧的甘河和五勇村走村串户呆了至少半个多月。期间我也与组里的几个同龄小伙子从狼牙山东侧的西北水花了近两个小时一口气跑上过狼牙山。在五勇村走访时我们也到过狼牙山西侧的龙王庄（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自然村，隶属五勇村），并有幸聆听了当年的老游击组长冉元同老先生对五壮士故事的另一种描述。
很显然，冉老先生是一个直爽、健谈的人。我们围坐在他家的小院里喝着水听他的讲述。我们注意到：他的老婆不断地用眼神瞪他，企图阻止他给我们讲当年的情形，但他却固执地讲了下去，并气愤地说“书上和电影上都是瞎编的”。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在甘河时有许多人曾劝我们的话：“你们还是别去了（指龙王庄），去了就没有教育意义了。”
按冉先生的讲述：他当时也曾带领游击组阻击过那股日军，但因寡不敌众被打散，就躲在了狼牙山对面山上的树丛里，而那几个人（指五壮士）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条绝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时已无路可走，于是就短兵相接与鬼子拼起了刺刀，但因寡不敌众、拼不过敌人，边拼边退，加上只顾前不顾后，不小心摔了下去，并没有来得及喊什么口号。敌人退走之后他还上去查看了掉崖人的死活。
他特意指出两点：1、跑上绝崖是迷了路，而非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而故意把敌人引向绝壁；2、是拼不过敌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悬崖而非故意跳下。
当地村民们还传说：说这五人只不过是几个散兵游勇，来村里后要吃要喝，稍不如意就打人。由于几个人手上有枪，村民们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后来有人想出了个办法，偷偷地把他们的行踪告了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就来围剿他们。这几个人也不是故意把日本人往绝路上引，而是有村民故意告诉他们这条绝路是一条逃跑的好路径。结果几个人真的上当了。5个人中有三个是当场被打死的，后来清理战场把尸体丢下了悬崖。另两个当场被活捉，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从日本人手上逃了出来，从此就有了“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
历史辨析：不要试图用谎言来炸垮一座丰碑！——评狼牙山五壮士“迷路”与“失足”的伪童话
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交锋是一起令人震撼的事件，它足以证明这世界上竟然有一群居心叵测的人，处心积虑地试图“改写”中国现代史。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重组历史派”如何试图把蒋介石一派抬上“民族英雄”的地位，从而把内战史改写成“共产党消灭‘民族英雄’”的巨大历史悲剧，最终暗示着新中国的非法性和非道义性。
近一段时期的狼牙山交锋，“重组历史”派的努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诋毁五壮士跳崖事件的正当性，说这是“鼓励自杀”，而当今流行的是缴械做俘虏，在狱中进行“江姐式的斗争”，云云；二是干脆否定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主义，用所谓的“真实” 来证明狼牙山五壮士其实根本没有英雄主义，其英雄行为只是被艺术化了的一系列行为失误而已。
这里，我要感谢读书狼先生贴出一篇《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我所知道的“狼牙山”和“五壮士”的故事》。这篇故事属于后一种努力，我觉得是一个极好的教材，通过分析这篇教材，可以让人明白有些人的用心是多么的险恶难测。
读书狼先生奉为杰作的这篇文章已经附在本文后面。我想说，这篇故事是一个被个人性格和主观想象严重扭曲了的记忆。这个故事的讲述人是一位姓冉的先生，据说是狼牙山战斗时某村的游击组长，这个身份是重要的，因为故事的转述人可以以此增加故事真实性的份量；当然，这个身份也是无关紧要的，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李治绥凭借他的身份贩卖其谎言一样。
后面引用的那篇文章是以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为引子开始讲述的，转述者在狂吹了一通他与导演屈野的关系后，开始竭力证明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属于“艺术真实”，而他现在准备把“生活真实”还原在大家面前。这个主意不错，似捧实抑，捧起来只是为了摔下去。当然啦，电影往往是全知视角的，就是说，镜头是通过一双无所不知的眼睛来叙述故事的，《狼牙山五壮士》是这样，可惜的是，所谓“真实”的冉版《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受了电影的影响，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于是在读书狼先生转贴的故事中，我们看见了五壮士的全部作战历程，包括他们从山下打到山上，然后“迷路”，最后“一脚踩滑”，等等，让我觉得“真实版”的讲述者扛着一台摄影机，如影随行地跟着五壮士，记录下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然后根据这种无比贴近的观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但是，问题偏偏就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太“真实”了，其结论所依赖的很多细节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观察者的感知能力，因此不具有可信度。不过在揭示其不真实性的原因之前，我们先来看故事的讲述者冉先生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
“他特意指出两点：1、跑上绝崖是迷了路，而非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而故意把敌人引向绝壁；2、是拼不过敌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悬崖而非故意跳下。”
这是两个语气坚决、斩钉截铁的结论，显示出故事讲述者和转述者急于向观众展示一副“我即真理”嘴脸。但是别急，既然这两个结论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决议，就必然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商榷空间。我们先来看一下冉先生那台电影摄影机的位置，从而判断他是否能够全方位、高清晰地观察到狼牙山战斗的全过程。
这其实是“在月球上能不能看见长城”的问题，涉及到人类因空间位置而异的感知能力。据故事的转述人说，狼牙山战斗期间，冉先生躲在“狼牙山对面山上的树丛里”看五壮士打鬼子。但这样一个位置能够提供一个理想的视角吗？我这是可疑的。遗憾的是，故事的转述者没有提到这个观察点与战场的相对位置。如果我是转述者，我一定要讲述观察点距离战场的距离，以及它与几处战斗地点之间构成的高度关系，从而证明冉先生确实能够看到看清、听到听清全部战斗的情况，包括一些必要的细节。事实上，除非冉先生处于一个可以完全俯瞰战场的位置，否则不可能看到战斗的全过程。但是从照片来看，狼牙山附近显然没有这样一个观察点；这还不够，因为还有距离问题。从照片来看，狼牙山战斗所在的狼牙山主峰，与其他山峰的距离少则数公里，多则十数公里。那么我们就要问：在枪弹横飞、人声嘈杂、动作极快的战争环境下，一个人究竟要离战斗人员多近，才能既感觉安全又能清楚地感知到我们五个主角的言论和行为？
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当狼牙山最后战斗发生时，冉先生躲在一个位置低于战场平面，而且距离数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既看不见战斗细节，也听不见主角的对话；而他的故事将表明，他就在这样的远距离上，化身为一个无所不见、无所不闻、无所不知的上帝级电影摄影师，安全自在而又无所不知地“记录”着狼牙山战斗的所有细节。
现在回到冉先生的两个结论上来。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两个结论都是关于主观目的的问题：
第一，关于五壮士跑上绝崖是“迷路”还是“吸引敌人”。这显然是一个行动是否偏离目的的问题。如果前述“跑上绝崖是迷了路，而非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而故意把敌人引向绝壁”并不是要坚决否定五壮士在战斗前在客观上确实领受了牵制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那么这位转述者的意思必然是：当战斗进行到狼牙山时，五壮士主观上不想再继续吸引敌人了，但因为迷了路才产生了“吸引敌人”的客观效果。我觉得，这种试图捂住客观效果，而证明根本无人对证的所谓“主观意图”的做法是卑劣可笑的！我想请问故事的转述者，“迷路”跟“吸引敌人”难道是一对矛盾关系吗？！从军事学的观点来看，五壮士的战场定位就是“拖住敌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吸引敌人”，所以只要他们将那2500名鬼子拖离八路主力行军路线的方向，不管有否“迷路”，他们都是在“吸引敌人”、“牵制敌人”！至于说到“迷路”，那当然是跟原来的目标相对应而论的，或者说，他们原来准备走A路，结果误入了B路。那么，请问躲在数公里外树丛中的冉先生：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不想再吸引敌人”的主观考虑，又是怎么知道他们原来设想的路线的？难道是他们扯着嗓子吼着对远在数千米以外的你说的吗？难道他们竟然会“隔空传密”大法，在让你听个清清楚楚的同时，又不让近在数百米外的敌人听到，因而保守了军事行动的秘密？或者更有甚者，难道你冉先生竟然有顺风耳、窃听器、步话机或者精通心电感应术，能够感知五壮士最后战斗中的全部言论和心思，例如你听到他们咕哝说道或者想着“哎呀，前面是绝路，我们走错了”，如果是这样， “迷路”说就自然成立，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但问题是你老冉有这样的特殊装备或特异功能吗？第二，关于五壮士跳下悬崖是“失足”还是“主动跳崖”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关于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的问题。所谓“失足”，前提是他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到前边是一道悬崖。但是很抱歉，对于一个老兵来说，选择战场和对敌作战是不可能不看地形的。而且据故事转述人引用冉先生的话说，“那几个人（指五壮士）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条绝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时已无路可走，于是就短兵相接与鬼子拼起了刺刀，但因寡不敌众、拼不过敌人，边拼边退，加上只顾前不顾后，不小心摔了下去”，这样其实也就是说五壮士是知道那道悬崖的存在的，因此不可能几个人同时突然患上失忆症，同时忘记了后面有悬崖，又同时“失足”掉下悬崖。这时我们不妨来把冉先生的故事细节化：五壮士发现前面是悬崖，于是折身回来，但跑了几十米就遇到了追上来的敌人，双方开始了肉搏战；奇怪的是，上千名营养良好的日本兵竟然不能在肉搏战中解决这几员长时间作战的八路疲兵，就这样以众敌寡，把五壮士压回到悬崖边。这时我们不妨按住暂停键，回味日军“众不敌寡”的原因，结论很简单：如果不是这上千名日军的格斗技术不行，那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活捉五壮士；如果他们不想活捉，只须扣动板机就行了，然而他们没有扣板机，证明他们确实是想活捉。但这就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想活捉五壮士，势必不会把他们逼下悬崖，最多是把他们包围在悬崖边上，然后谈条件。……因此，冉老先生关于五壮士在格斗中“失足”掉下悬崖的故事是不符合战争常识的。
最后又回到“迷路”的问题上来。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士都知道，自从红军时代起，部队作战都是要依靠地图的；尽管五壮士当时也许没有带有地图，但既然他们执行掩护任务，那么对于自己作战的方向和相关地形必然是熟悉的。从照片来看，“迷路”迷入地形特征极为显明的狼牙山，这也是一个老兵根本不可能犯的错误。答案只有一个：他们主动选择了上狼牙山。别忘了，故事的转述者声称自己花了两个小时才爬上狼牙山主峰，这足以说明山的险峻形势。这样的地形将极大地耗尽敌军的体能，使其在发现受骗以后也无力掉转方向追击八路主力。这样，五壮士就能够以极其弱小的兵力，牵制住强大的敌军。而且从冉先生第二个结论所引申出来的情景中，我们可以想像黑压压的敌人占据了整个山头，跟几米开外怒目而视的五壮士对峙。我觉得，这个情景的最合理结果是五壮士转身跃向深不见底的深渊……
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冉老先生既不可能看见狼牙山战斗的细节，也没有就狼牙山五壮士殉国故事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一些情景，最后凭借主观想象和个人常识得出了根本上错误的结论。
现代西方哲学认为：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事件，不同的人将产生不同的主观感受和结论。在分析作为客观事件的狼牙山战斗时，身为游击组长的冉先生显然是从一个农民和民兵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因此使得“真实版”的《狼牙山五壮士》变成了一个民兵故事。确实，他错误地把试图用民兵的战斗观念来理解军人的职责与使命，以为五壮士玩的也是民兵级的骚扰战术，打了就跑，因此才出现了所谓的“迷路”说；“迷路”说的实质在于，这位冉先生认定五壮士是急于与敌人脱离接触，从而象他一样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这种战术对于民兵来说确实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他根本就不知道：作为正规部队战士的五壮士，当初接受的任务就是“牵制敌人”，通过正面接敌（而不是民兵式的隐蔽接敌）来吸引敌人的兵力和火力，使其转向我军希望的方向和区域；其任务能否完成，关键就是在于能否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脱离接触即意味着任务失败。因此，在不能确知五壮士主观思想的情况下，就或明或暗地断定五壮士主观上并不想“吸引敌人”，这绝对是无知可笑的甚至卑劣可耻的。
我不希望有人坚持声称冉老先生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从前面关于感知能力的分析来看，这种真实性只有在一种可能的情景中存在，即冉先生竟然是皇军中的一人，或者他是替皇军带路打共军的人，所以能够在较近的地方观察到五壮士的举止；这还没有完，由于他洞察五壮士的心思，因此他必然又是跟五壮士并肩战斗的“第六壮士”。
但冉先生的故事已经完全否定了这两种可能，所以他的“真实版”《狼牙山五壮士》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谎言。不过，我只是认为冉先生出于某种自私的念头说了谎而已。人总是有缺点的，冉先生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想见：在 “狼牙山五壮士”闻名天下之后，大家都在讲述着他们所耳闻目睹的故事，但所谓“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所有的旁观者都因为自己的视线所囿，只看到了事件的一个部分，并且根据自己的性格和见识，对所见所闻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最后的故事定本是综合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讲述而形成的，当然也就超越了每一个旁观者的观察；同样不奇怪的是，某些旁观者觉得自己在故事中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种重要性只有在他讲述故事时才能够显示出来。这样，结果就很简单了：他试图讲述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从而证明自己才是真相的持有者。
冉先生的文学修为决定了其讲述故事的水平。如果有一点文学常识，那么他在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时，就会把视角严格地局限在自己的感知范围内，例如“我听见山头上乒乒乓乓地响着枪，敌人稀里哗啦地往下掉……最后，我们看见五个穿灰军装的人相继从山崖上摔下来……这时枪声就停止了”。这就是较为客观的第一人称叙事法。但冉先生不幸在进行第一人称叙述时，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法的“全知视点”，从上帝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提供了从言行细节到心理活动的全部故事。
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冉老先生的年岁并不是他人品的证据。他很不幸成为自己虚荣心的俘虏，于是误入了歧途，渴望讲出与任何人的“狼牙山五壮士”故事都不同的故事，结果陷入了狂想和偏见的圈套，无意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全知视角讲述人”，而不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但是荒谬的是，他自己却不得不用第一人称叙述着故事，结果就出现了上面那些可怕的矛盾。
在读书狼先生转贴的那篇《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我所知道的“狼牙山”和“五壮士”的故事》中，故事的转述者在把一个谎言重复（这里假设转述者没有进行“艺术加工”）了一遍之后，故作语重心长状，说了这么一句话：“最尴尬的当属该故事的幸存者。在这两种真实之间生活的他们该是多么地累啊？葛壮士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他终于从这种两难的尴尬窘境中解脱了。而我们呢？我们该不该让艺术的真实也回归到生活的真实？”
我可以想象到故事的转述者在作这番评论时，是如何试图在脸上摆出一副沉痛深思的模样。这种硬生生地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语重心长”，让人不禁想起周星驰在《功夫》中语重心长地责备理发匠把“斧头帮老大”的头发理得“太漂亮”。真的很逗，是吧？
这个故事的转述者，显然以为从肉体凡胎然而无所不知的冉老先生那里掌握了历史的真相，因此有了责备葛老英雄的资本；而且在循环往复的意淫过程中拥有了远隔千里透视别人内心世界的强大法力，于是看见了在“两种真相”中“尴尬”生存着的葛老英雄的“窘境”。这还不算，他还试图动员所以的人都来参加他那无知者的意淫大会：“我们该不该让艺术的真实也回归到生活的真实？”如果意淫也算得上生活的话，我希望这位转述者永远地这样“生活”下去。
我们每个人都有听故事和转述故事的权利，但似乎也有用常识和良知来审查和核实故事的义务。说到冉版《狼牙山五壮士》，我们已经看到，它是一个漏洞极多的故事，是完全可以凭借常识就能推翻的伪童话。我之所以说它是伪童话，乃是因为它的转述者试图用一种天真烂漫的“我即真理”嘴脸，来掩盖他的卑劣用心。这个转述者口不离“真实”，而且在《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问题上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攻击姿态，看起来确实是一个“真相的追求者”；然而可笑的是，他却在根本没有对冉版《狼牙山五壮士》进行任何真相的追问，事实上，他在没有进行任何检查、任何思考的情况下，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故事，并迫不及待地将它作为 “真实的生活”，要让大家都跟他一样奉为真相。这说明了什么？
看来，“重组历史”派不仅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相信“真理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他们在缺乏交叉验证的情况下相信片面之辞，只能说明他们原本就期望听到这些东西，因此才会如此迫不急待地接受这些东西。这种让自己的思辩能力屈从于先入之见，偏听偏信的“历史眼光”是何等的荒谬可笑啊。纵然这些“重组历史”派凭借着这样的历史观，能够穷尽一切疯狂之招数， “找到”或者创造出更多的冉式“正版”故事，也是无法炸毁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丰碑的。
时光无情，壮士已矣。且让我们的英雄安息于大地的宽厚胸怀里，并让这样一个场景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黑压压的日军爬满了整个山头，与五个瘦小然而精悍的中国汉子对峙着。这个场面象极了一个感叹号：一个小小的黑点挡开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让这个场面停滞下来，以便我们能够永远地凝望。不要小看那个黑点。在那个时空里，这个黑点凝聚了四亿中国人的精神，酝酿着爆炸的力量；它终将爆炸开来，炸碎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势力，使我们重新成为自己命运的最终主宰。
材料1：关于此谎言的一点资料
军事新闻网讯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感动了几代中国人。老英雄葛振林身后还留下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年五勇士跳下悬崖，有三人壮烈牺牲，葛振林和宋学义被树枝挂住，绝处逢生。葛振林究竟被谁所救，这曾经是个“谜团”。
直到1986年9月，这个“谜”才得以揭开。那年，“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落成典礼正在狼牙山峰顶隆重举行。来自中央、省会的不少首长和数千群众参加了庆典，葛振林戴着大红花，也应邀出席。
伫立在圣洁的纪念塔前，葛振林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因为他是此次典礼的中心人物，不少记者拿着相机、话筒对准他“聚焦”:“请问老葛，当时你跳下崖后，是谁救了你?”“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个普通老百姓。”“那你现在找得到不?”“我现在找不到了。”提起恩人，葛振林就愧疚万分:“人家救了俺，为啥连名字也不问呢?”他时常念叨着当年狼牙山跳崖遇险，若不是恩人深夜援救，不然在山中呆一夜，不昏死，也会被狼吃掉，救命之恩难忘呀!
那天，葛振林等跳崖之后，被一棵大树挂住，他与宋学义满身鲜血淋漓，被一老百姓发现，把他们从树上取了下来，连忙送到棋盘坨古庙抢救，是老道人用那神秘的千年古方将他们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提起那段非凡的传奇往事，葛振林记忆犹新:“休养了几天，伤好了，我们就要找部队去。当时19岁的恩人也要跟着我们，我说不行，你回家吧。他却依依不舍，跟着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直到我们生气了，他才回去，第二天我们找到了部队……就这么分开了，分开了一直找不到……”
谁知当时他的恩人余药夫也正在场，他指着那条羊肠小道问老葛:“你还记得吗?我送你下山就是沿着这条小路上下去的……”
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对上了“号”，且越谈越对路，葛振林欣喜万分。他那失散45年的恩人终于找到了!两人展开双臂，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任热泪长流。
10多年来，他们相互跨省探望了8次。即使不在一起，也经常书信往来。余药夫曾任青救会主任，后来在党报当过编辑、记者，最后当上了石家庄一所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后来，他将狼牙山的故事编成了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壮士葛振林》。
材料2愤怒辟谣：“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决不允许随意模糊或篡改!”
1996年3月，某报刊登一篇《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狼牙山有六人》通讯，声称当年狼牙山上作战有6人，5人跳崖、一人投敌被杀。这条通讯曾被各地一些报刊广为转载，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坏影响。1996年9月，当葛老所在部队宣传科原科长罗良伟将此文稿拿给葛老看时，葛老非常生气说:“这纯粹是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为了澄清历史真相，他郑重其事地写了一纸声明，以昭后人。
当年五壮士在狼牙山棋盘坨峰与敌激战、乃至跳崖时有三位目击者，他们分别是余药夫、李海忠、邱蔚。
余药夫是当年“五壮士”幸存者的救护者。他在《广西日报》4月25日撰文回忆写道:狼牙山战斗打响后，19岁的余药夫在向棋盘坨方向转移时，与同志们失去了联系，紧急中他发现悬崖有夹缝，便攀藤顺崖而下，隐藏其中。葛振林、宋学义跳崖后被挂的地方离洞不远，他待鬼子走后，忙把葛、宋救下，并先后背送他俩脱离了危险。时隔45年后，葛老与余药夫于1986年9月25日相会于河北易县举行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落成典礼上。由于种种原因，余药夫救助葛振林、宋学义的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公开。
狼牙山战斗打响后，棋盘坨庙的道长李海忠便躲在棋盘坨山的先人洞里，他目睹了7连6班抗击日军，最后全部跳崖的经过，还亲眼目睹了日寇在“五壮士”跳崖后，竟然整齐地排成几列站在“五壮士”跳崖处，随着指挥官的口令，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当时“红一团”团长邱蔚在距狼牙山棋盘坨峰5公里的另一座山峰上用望远镜目睹了战斗全过程，他对身边的人员哽咽地说:“7连是好样的，6班是好样的!”敌人撤离后，邱团长立即组织突击救护队，抢救“五壮士”。
编者按：这则谎言与上一则同样，是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的，但从红军换成了八路军，实则意在编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抗日不积极、树假典型。有些青年可能看到当今政府所做的一些面子工程中的谎言，就将这个现实混同到了历史当中，从而加深了对我党的憎恶。这是极为不应该的，事实上我党，尤其是毛时代的我党，是非常透明和民主的。而这种歪曲，也是非常恶毒的。如果再配上一些人“游击战不如常规战”的言论，就很容易将一些青年的思想倒向西华中国、分裂中国、奴役中国的路线上去。
谎言六：毛泽东在延安指示：共产党武装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
枪手原文1：蒋总统秘录 毛澤東的陰謀策略
然而，想不到這又是毛澤東對國民黨所布下的一個騙局--就在九月二十六日，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召集該軍連長以上幹部講話，指出﹕「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毛澤東並在當時表明了對於國民黨的陰謀策略，分為﹕妥協、競爭、反攻三個階段，以期逐漸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
枪手原文2：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历史辨析1：关于所谓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
其实本来这个题目没啥好写的。天涯的匣中剑已经有一篇驳斥文，不过对象是戴晴的书。近日因为学校里一些take HC809的同志求该课程textbook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下称做“徐作”），无意中翻了翻这本书，居然又发现了这句话，勾起咱家砖头的兴趣，特作此文。
徐作P595提到这句话，原文如下：
“毛泽东告诫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战争的时机壮大自身。他说：【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
其实很明显，这不可能是主席的原话：主席下指示不会用“百分之”这么文绉绉的词汇，这里用“成”或者“分”更符合主席的习惯。实际上，徐著的这句话是二手货，而来源其实文中也给出了，参见徐著对这句话加的注释：“这段话时常被人引用，参见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29(Princeton, 1956)，206；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New York, 1957), 85;和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1963),58."
这段注释里面提到的三本书，第一本徐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这本书的名字是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24~1949(Princeton, 1956)，而不是1929。该书为刘馥，抗战期间曾任职于参谋本部，也担任过实地作战业务，曾两度受伤并获勋。复员后赴美普林斯顿大学深造，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该书采用中英日法德俄等语言的资料，综述起自黄埔建军，止于党国转进台湾的军史和重大战役。该书中文版由梅寅生翻译，中文名《中国现代军事史》，于1986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很遗憾，这本书咱家手头没有。先放下不表。
第二本，是我们的老朋友花生米。这本书英文版咱家没有，不过中文版倒是有的——实际上在wiki百科上也有，有兴趣自己看。在该书第三章第14节是这样提到这句话的：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 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倒不是三无（时间、地点、人物）产品，而且比起徐著的文字，要“原汁原味”得多。但是很可惜，这次花生米居然没有写出处！按说，这等话如果真的存在应该是以机密呈给花生米，出处肯定是有的：秘密报告也好、党的文件也好，总得有一个，但是很遗憾，花生米什么都没有写。另外，由于花生米身份问题，他在这里用这句话，其可信度本来就要打个折扣。这和早年中共方面说“衡阳第10军投降是早有勾结”完全是宣传，不可信是一个道理。
第三本，恰好咱家手头也有。在该书58页是这么写的：In the fall of 1937 Mao gave secret instructions that "Our fixed policy should be 70% expansion, 20% dealing with the Kuomingtang, and 10% resisting Japan."其实对照一下，就知道徐著的二手货正是从这段话翻译过来的。好吧，让我们看看这段话的来历。
对这一条该书也列了注释。查该注释，内容如下：This statemen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various source, and regardless of its form or origin is an authentic statement of the Communist policy. See Chiang Kai-shek, Soviet in China (New York, 1957),P85; A.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1958), p.283; and Liu. Military History, P.206.
同样是三个Source，第一个和第三个我们很熟悉，分别是花生米和不知名的F.F.Liu.第二个是魏德迈，关于此人背景这里咱家就不普及了……很有趣的是，引用了1944年才到中国的魏德迈将军的报告，却没有引用1942年就到中国的史迪威将军的报告——抑或是史迪威压根就没提到这句话？不管如何，1.魏德迈的报告其可信度不可能比史迪威高，2.作为一个美国军人，魏德迈的消息来源不会比蒋介石更可信。当然了，在果酱们嘴里，史迪威通共是翻不了案了的——当然这完全是胡扯，说史迪威完全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指导中国抗战是正确的，说老史通共就是彻底的扯淡了。说他通共还不如说FDR通共更有证据支撑——所以史迪威不写是“正常”的。如此说来，这本书所引用的三个source其实压根就算不上various source。
这样一来，各种资料就指向了两个来源，一个是花生米的《苏俄在中国》，一个是刘馥的《中国现代军事史》。前者已经说过，可信度要打大大的折扣——且不提由于《苏俄在中国》这本书居然把毛子对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北伐军的各种援助给“讳”了这一事实使得该书的真实性本身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后者老实说，没查到。不过考虑1924～1949这个年代代表了从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到国民党胜利转进宝岛，这本书的资料应当也是来源于国民党方面，和花生米一样。
综上，徐著所引用的来源基本可以确定是来自于国民党的“宣传”。好吧，那我们就看看国民党的来源如何。首先是考察可能的来源。军统和中统的头领级人物回忆录咱家手头各有一本，分别是沈醉和陈立夫的回忆录。沈醉回忆录完全没有提到这回事——当然，在右派青年们看来，这可以用沈醉被俘投敌因而“为尊者讳”来解释。很好，再来看陈立夫的回忆录。
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在P208的确是有这么一章：“共党之不守信”，但是偏偏就是没有太祖这段话。现把本节全文内容抄录如下：
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议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项原则。孰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命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项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离间国共合作关系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时候，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范，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山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系，军队常有往来，并因此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他，不了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全文未见徐作所引主席的话，仅仅提到所谓“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的策略，其差距实在不可里记。难道是因为陈没有“资格”知道么？从文中看，显然不可能。
我们再来看看国军军内高级将领是否知情。手头有白崇禧的回忆录，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回事。当然，果酱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该书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所以是“洁本”。很可惜，该书连“北伐期间共党之阴谋”一节都没有“洁”掉，拿这个理由实在是不可信。除了小诸葛回忆录之外，陈诚抗战回忆录里也完全没有提到主席这句话，反而有“年来赏罚不严，贪污不治，实为共党对民众尤其对青年宣传上最有力之口实，亦即本党政绩不佳之最大之原因”的话。以白、陈二人在国军中的地位尚且不提此事，这话的可信度难道不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么？
另外一位理应知情的重量级人物，是叛党的张国焘。然而，张老四在回忆录中虽然对主席口诛笔伐大送帽子，却从来没有哪怕是提到过这句话，更别说证明主席提过主席说过这话。
结合沈、陈（立夫）、白、陈（ 诚）、张的回忆录，党国究竟是从哪儿得知这句话，又是什么时候得知这句话，实在是大大的问号，可信度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再看看我党方面的文献。查《毛泽东年谱》，9月26日条目下只有太祖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第一个胜利（即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显然，《蒋总统秘录》中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平型关之战已于9月25日结束——这点党国方面显然是承认的——难道在第二天，朱德还率领八路军从陕北出发么？
至此，结合中共和党国的资料，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徐著中所引用的太祖的话，纯属捏造。
：曼施坦因
历史辨析2：戳穿与“洛川会议”有关的谎言
【前言】抗日战争，是网络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我愿意将我的一些看法（几年来主要发在跟贴之中）拼凑成章，陆续发一个系列，和大家交流一些。
【正文】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制订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我军战略方针的会议。会议初步确定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要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站在抗战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十大纲领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洛川会议制订的这些方针路线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都得到了应用和验证，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此，可以说，洛川会议是一次很重要很关键的会议，也是一次高瞻远瞩的会议。
可是网络上一直以来流传着一些所谓洛川会议的谎言，这些谣言说，共产党除了公开发布的这些抗日纲领之外，还有另外确定了一套所谓内部的方针路线。而这套内部的，则是坐山观虎斗，企图利用倭寇和国民党互相削弱，而保存实力发展自己云云。
这些谣言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捏造的张闻天同志的发言，一部分是歪曲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些谣言经过网络上形形色色的右右们的一再辗转流传，同时不断篡改，又有了许多版本。
不过追查下去就可以发现，这些谣言的源头是出在一条叫戴晴的人身上。戴晴好像是条老右右了。这个谣言是造在她写的《国共纷争》里的。因此戳穿这一点，也就足以横扫这一片了。
本来我是没有兴趣去戳穿这个谣言的，因为我根本不关心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脑子里曾经转过什么秘密的念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的的确确是做到了她所公开发布的这些抗日纲领。因此这个谣言之荒谬已经不证自明。不过春节了，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戳着玩玩吧。
关于张闻天的讲话，戴晴是这样写的：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戴晴说得有模有样的：看看，共产党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否则怎么不敢把张闻天的发言列出来给大家看看？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暴政怀恨在心，这就是共产党这样做的原因，难道不是吗？再说了，戴晴说列宁导师都这么教导了，中国共产党有样学样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看来这个谣言似乎无可挑剔喽？不幸的是，我手头恰好有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我的这个材料也并不是来自于什么秘密渠道，我们不善于制造“内幕”。为什么要制造“内幕”呢？无非是因为“内幕”无法验证，打着“内幕”“真相”为幌子，爱怎么造谣就可以怎么造谣。无非是这个好处嘛。我的这些材料来自于公开的出版物，1993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338－342页是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第343－349页是张闻天在洛川会议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这是大家可以验证的，事实上，网络上可以找到这个文集的影印PDF。我就是从网络上DOWN的。
我看完这个材料，我不得不说，戴晴的的确确是个信口开河的小人。戴晴说，“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洛川会议从8月22日至8月25日，做报告的两个人，毛泽东做了军事和国共关系报告，张闻天做了政治报告。
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参加会议的虽然有23个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当时只有毛泽东和张闻天留在中央，其余都是会议前才集中起来的，因此报告由毛泽东和张闻天分担写是正常的。当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毛泽东是遵义会议后从军事三人小组开始重新上台的，军事被视为其所长。而张闻天则是留苏学生，公认的理论家。因此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报告，张闻天负责政治报告，是合理的安排。
但是问题在于，是毛泽东先做报告（8月22日），而后张闻天（8月24日）。因此洛川会议绝不是什么“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这首先就说明戴晴在扯淡。
戴晴又说，“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彷佛洛川会议是一个诉苦大会似的。彷佛洛川会议是毛泽东安排好的，首先由张闻天煽动起共产党各领导人对蒋介石的仇恨，然后顺理成章地提出保存实力的内部路线似的。
但是，很糟糕，我不论在张闻天的发言里，还是在张闻天的报告里，都没有找到这个内容。张闻天的确在报告里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相信人家。我们只是在抗战问题上与人家联合，而内部是有矛盾的。”但这句话的前面一句是认为，“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右的尾巴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要认清我们有保持独立组织和批评的自由。”因此这句话只是提醒党内要保持独立性，而不是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一定如何如何。这个批评也根本不是敌对的，发言里说得非常清楚，“包括批评国民党平津失败的教训，善意地批评他不好的地方。”“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虽有基本转变，但合作还只是初步成功，并没有完全成功，完全成功还要有相当时期。总之，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好的赞扬，坏的批评。”
事实上，张闻天对蒋介石国民党所报的态度，与其说是怨毒仇恨，不如说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还指望国民党会有“转变”，现在虽然没有“完全成功”转变，但相信“相当时期”之后会“完全成功”。他虽然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保持独立性，坚持批评，但是他心目中中国共产党的角色，用今天的话说，那叫“建设性的反对党”。
张闻天甚至提到“至于参加政府问题是有一定条件的，共同抗日救国，允许共产党公开与发动群众，而且欢迎我们参加。参加政府就是参加内阁，参加行政院，而这是要负责任的，现在来看还没有到这一步。最近南京召集的国防会议，我们是应参加的。因为我们赞成抗日，而且是我们的部队受其调动。我们就要争取拿出我们的主张去当教练。”
张闻天认为只要国民党真的抗日救国了，共产党应该参加政府，而且愿意承担政府在抗战建国问题上的责任。
通观张闻天的报告和发言，我找不到一个字是关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6）的回忆的，更谈不上戴晴所谓的怨毒仇恨的态度云云。相反，我倒是觉得张闻天对蒋介石国民党抱有幻想，对阎锡山等地方军阀抱有幻想，甚至提出了在阎锡山地区不扩军以“尊重”阎锡山的主张！按照张闻天的这个思路，共军除了在陕甘宁扩军，在别的地方就没有办法扩军了，因为要“尊重”蒋介石要“尊重”各地方军阀。这样还怎么坚持抗战啊！
至于戴晴捏造的所谓张闻天的 “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所谓“一箭双雕”的议案，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事实上，张闻天在发言里最后提出的是加强党内团结，在报告里最后提出的是，要争取抗战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的争取，也只是通过以正确的主张吸引群众，团结国民党的左派和中派（张闻天认为蒋介石是中派，哈哈！），来实现的，而根本不存在所谓利用倭寇削弱国民党云云。张闻天的不论发言，还是政治报告，根本找不到“一箭双雕”四个字（真佩服戴晴居然把这四个字加上引号，彷佛是张闻天的原话引用似的），也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归纳为这四个字！
总的来看，张闻天，准确地说，是当年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性质认识不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的革命联盟。清共分共之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已经蜕变为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四大家族代表着英美派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一度跟着蒋介石反共，但是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里始终只是个点缀，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尊重。可是张闻天那一代共产党人却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蒋介石看作资产阶级的中派，造成了判断上的失误。他们幻想着还能象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把国民党改造为一个革命联盟，而在联盟中由共产党掌握领导权。
这也反映了当年共产党的不成熟，还不善于把马克思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教条地照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没有把握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阶级情况复杂，不仅有工农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掌握政权的是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
当然，我这么说，某些右右是不服的。他们会叫嚣道：“你怎么肯定你看到的这两个材料是张闻天的原稿，难道不可能被共产党篡改过？！一定是共产党觉得见不得人，把张闻天的‘一箭双雕’删除了！！！”
好，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不过有一个最大的漏洞一开始就露馅了。事实上，我在找到我现在手头这份材料之前，我就很清楚戴晴在撒谎在恬不知耻地造谣，因为我当时就发现这有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破绽。我之所以找材料，只是为了最后的验证。什么破绽呢？
破绽在于，戴晴为了造谣诽谤共产党，为了加强自己的说服力，它捏造了所谓“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但是，这里错了。戴晴显然缺乏，甚至根本没有最起码的历史知识。事实上，这条戴晴在造谣中露出这么大的破绽我都觉得奇怪，戴晴小时候，不应该没看过列宁选集，或者列宁全集啊？如果它有看过，它应该清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的是什么态度什么立场，怎么可能会有一箭双雕之计呢？还是聪明绝顶之计？虽然列宁的确是个秃头：）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起，自1914年7月（6月28日，塞尔维亚人刺杀奥匈帝国斐迪南大公，7月23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随后迅速升级，各大国陆续卷入，战争全面爆发）起的文章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在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从来没有支持过战争。
事实上，俄国杜马（当时是第四届杜马）在7月26日表决时，所有的各党各派都地宣布支持沙皇，只有布尔什维克，虽然只有6名代表，却做着徒劳的抗争，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拒绝投票表决战争预算，并退出大厅。为此，这6名布尔什维克党人付出的代价就是被沙皇政府以“叛国罪”逮捕，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俄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奋不顾身地不计成败地要制止战争！而列宁更是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著名口号。（没有想到戴晴竟低能到连这个口号都不知道！）
非常清楚，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绝没有从战争中渔利的打算，相反，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制止这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肮脏战争，希望能把各国人民从战争的苦难里解救出来。
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自触霉头的“一箭双雕”之计吧？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公开地坚决地反对战争，结果是自己首先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我们实在无从理解，这还怎么可能“一箭双雕”？这种和中国抗战完全无法比照的情况，这种“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一贯立场，又怎么能被“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戴晴自己是个肮脏无耻低能的小人，它不熟悉历史，胡扯八蛋这是可能的。人家张闻天可是留苏学生，必修的一门课就是联共（布）党史，必读的《列宁全集》，如果说张闻天会愚蠢到从列宁那里找出“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之计，还“具体到中国”云云，这怎么可能？！
只有一个解释，这一切不过是这条戴晴的捏造！随后戴晴又接着歪曲道：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这几句话是否毛泽东的原话我无从验证，因为我找不到毛泽东当年的发言记录。不过这几句话即使属实，也不能说明什么。把戴晴之流所添加的连接去掉，这几句话的第一层的意思是“坚持游击战争”，这是后来为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第二层的意思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抗日嘛，当然要越战越强，只有不断缴获敌人壮大自己，才能持久抗战，假如越战越弱，岂非要葬送民族抗战大业？第三层的意思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就更没有问题了，我们共产党人抗战当然是要解放敌后沦陷区以建立根据地嘛，总不见不建立抗日根据地，却如蒋介石指使投敌的曲线救国军那样建立太君主子的维持会新民会不成？第四层的意思，保持“独立自主”，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从历史教训和后来的抗战实践看，只有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更有力地压制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活动，才能避免国民党蒋介石如 1927年那样再次叛变人民再次投降帝国主义，才能避免使民族抗战事业遭到损失，这是完全合理的要求。
某些贱胚右右必然会跳出来打断说，你漏了这一句，“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这句话说明共产党从来就不抗日！至少不是真心抗日！
嗯，这句话需要单独澄清。这句话经常被形形色色的右右，包括一些成名的教授所引用，以证明共产党的不抗日。这句话如果离开了当年的实际情况，的确容易产生误解，容易被右右们加以歪曲利用。因此我这里有必要向大家点明一下右右们歪曲的关键在哪里了。这个关键就是“前线”二字。
关键就在于，共产党这里提到的“前线”是指国军正在溃败的正面战场的战线！对于打游击战的共军来说，共军自己是没有“前线”可言的，充其量有前方，有敌后，却没有一条固定的战线可以称为“前线”。这里的“前线”只能是指国军正在溃败的正面战场的战线！
洛川会议上激烈争论的一个中心议题正是共军在抗战中要采取什么战略战术。彭德怀林彪等认为共军可以打运动战，甚至可以打阵地战。而毛泽东则认为应该以游击战为主。当毛泽东疾呼“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共军不应该加入国军正在溃败的正面战场的战线去打那种阵地战。
显然这里争论的只是如何打击倭寇，以何种战术打击倭寇，而绝非打不打倭寇。事实上，戴晴也无法否认毛泽东说得清清楚楚的“坚持游击战争”。
虽然今天蒋粉们千方百计地贬低游击战，因为抗战中的国军的游击战打得很差，可是在当年，共军游击战的战绩却是无法否认的。国民党一方面污蔑共军“游而不击”，一方面却很羡慕共军，不但请共产党人来传授游击战术，办了南岳训练班，而且还成立了冀察和鲁苏两个游击战区，并要求其他各战区以约三分之一的兵力，担任敌占区的游击。但是，日本人承认的，“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拙，不够熟练和妥善。”（《华北治安战》上册 201页），根本原因呢，是因为，国民党“游击队的政治领导者，也不具备依靠人民力量建立根据地的技术和经验。想在一个晚上，把不惯于与农民互相协力的旧式军官，变为能得到群众信赖和支援的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斯诺语，《华北治安战》上册201页）。游击战要求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而骑在人民头上的国民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显然，共产党拒绝加入国军正在溃败的战线拿着大刀片打阵地战，而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这不等于共产党不抗日。现在有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不愿意加入正面战场呢？固然共产党得民心，打游击战是拿手好戏，可加入正面战场的“前线”进行阵地战也是抗日工作需要嘛。彭德怀林彪不是也都认为共军可以打“前线”阵地战吗？彭德怀在洛川会议上的确是认为共军可以对倭寇打运动战、阵地战，彭德怀甚至提到，如果国民党肯把嫡系部队的装备给共军装备二十万人的话，倭寇包打。这句话也是没有错的。毛泽东后来在1945年4月的共产党七大上也说过这句话。
1945 年4月时，共军已达91万人，47万条枪，已经今非昔比了，可是子弹仍然严重不足，缴获子弹比缴获枪支困难，打死倭寇缴获枪的时候，子弹可经常是已经剩没几发了。更关键的是重武器不足。连掷弹筒算在内，1945年4月时，共军也只有900多件重武器。这比起国民党嫡系部队20万的装备可差远了，所以毛泽东 仍然发出这样的感慨。1945年4月的共军已经在到处反攻，成片拔除据点，解放一个又一个县城，毛泽东这时描着“集中几万步枪打北平”的目标，可是重武器严重不足成了进行阵地战攻坚战的巨大障碍。
而当彭德怀在洛川会议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共军的装备更提不上。当年共军可连一件重武器都没有，1937年当阎锡山晋绥军在倭寇面前溃逃时丢了一门炮被共军拣了，于是才有了第一门炮。不要说炮了，就算枪都远远不够，即使到1937年底，共军已经在华北连战连捷，声威远扬，大量地方武装慕名加入共军，得到不少民间枪支，急剧扩大到10万人，枪支数也大大增加了以后，也才只有2万支枪。也就是说，洛川会议之时，陕北共军虽然有近四万人，可只有不到2万支枪，正如许多回忆录里提到的，共军是拿着大刀片开赴抗日前线的，有数的几支枪，还是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已经磨平了膛线已经打不准的那一种。
因此彭德怀的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前提是“如果”。问题就在于，这只是“如果”。国民党是打死都不会去装备共军的，更不要说拿嫡系部队的装备去装备共军。这既然只是“如果”，那么共军就不应该去加入国军正在溃败的“前线”去打阵地战。
某些右右企图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的建议歪曲是不抗日，但是我却恰恰以为，非要强迫忠勇将士拿着大刀片呆在“前线”遭受倭寇优势炮火的屠杀，这才是有类于汉奸的行径，只有一小撮太君主子豢养的汉奸才会这么热衷于以敌之长攻我之短，以屠杀我国抗日健儿消耗我国抗日战力为荣为乐！
既然共军的装备不适合阵地战，既然游击战是共军的拿手好戏，那么共军进行游击战是当然最合乎民族利益的选择。何况蒋介石的嫡系何止二十万？本来他们就该包打倭寇的，不晓得为什么既然有这么多装备精良的嫡系，却还非要拉着大刀片共军在“前线”呢？我们需要追究的是，为什么蒋介石非但不能包打倭寇，反而一溃千里，而且还不肯把装备让给那些能打倭寇愿意到最艰苦的敌后抗战的英雄呢，甚至还要在背后配合太君主子插抗日部队一刀。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共军不是采取游击战术，不是独立自主深入最艰苦的敌后，收复沦陷区解放那里的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是很听蒋介石的话，去加入国军正在溃败的“前线”。那么会怎样？
结果不外乎三种：第一种结果是“前线”一溃千里，刘峙汤恩伯等国民党长腿将军溜走了，而共军也跟着撤退，于是蒋介石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宣称共军畏敌如鼠，甚至污蔑共军叛变通敌，否则为什么要撤退？甚至调集大军围攻消灭共军，通敌叛军嘛，当然应该消灭。当然，蒋介石国民党是绝不会追究自己嫡系刘峙汤恩伯部的一溃千里的，虽然以装备人员而言，他们才应该是正面战场溃败的主要责任人。第二种结果是“前线”一溃千里，刘峙汤恩伯等国民党长腿将军溜走了，而共军不撤，坚持打下去。结果是大刀片共军在优势倭寇优势炮火的围攻下失败。于是达到了蒋介石在事变之初就策划的利用抗战借刀杀人将共军削弱五分之二的目的。甚至可能超额完成蒋介石的这个目标。可是对于民族抗战事业的贡献，那就微乎其微了。第三种结果是“前线”一溃千里，刘峙汤恩伯等国民党长腿将军溜走了，可是共军不但不撤，坚持打下去，而且居然挺住了，就像皖南新四军那样坚守正面战线，五保繁昌，屡挫凶锋，那又如何呢？那就更糟。人家刘峙汤恩伯都溜了，你共产党居然拿着大刀片守住了，蒋介石国民党不给你扣个叛军帽子消灭掉，他们以后还怎么做人？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共产党守住了，挽狂澜于既倒，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勋，应该国民党不至于这么下流这么无耻吧？但是皖南新四军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皖南新四军多规矩，多老实？国民党划定的几十公里的防区，于是项英就老老实实地蹲在里面，连追击倭寇进入沦陷区，都会遭到国民党顾祝同冷欣之流的追查，而项英也去解释也去保证。地方武装慕名要求加入新四军，项英也不敢收，别的同志收了，项英还要解散掉。都规规矩矩到这个份上了，以为国民党找不到茬了。又如何呢？人家国民党还不是一样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吗？
人家干这个多内行！看看这个，“任皖南方面进剿队，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濯、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联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并防其以各个击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这是什么？这是《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12 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 匪巢”，由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进剿匪军计划》。
有些改不了的贱胚污蔑新四军在茂林的失败是新四军擅自脱离防地袭击友军云云，可是按照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部署的这么周密看，就算新四军不走茂林，走那里都是一样的，只要新四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转移离开皖南，就必然会在某处碰上早就构筑好坚固阵地的蒋军，然后自然就成了袭击友军的叛军。蒋介石国民党是绝不会给你新四军一个“乘隙”转移的机会的！新四军注定是一支遵守蒋介石命令转移走进包围圈的“叛军”！注定要成全顾祝同上官云相们立下一桩值得太君主子拍手称快的 “赫赫战果武运长久”的！
总之，共产党如果不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而是按照蒋介石国民党的安排去加入国军正在溃败的“前线”，结果无非是上面三种。这三种结果显然没有一种是我们中国人的运气，倒是倭寇及其豢养的一小撮改不了吃屎的汉奸们（我可没有说蒋粉，蒋粉们千万不要对号入座！）的运气。
剖析至此，戴晴的这个谣言已经就像一个老婊子一样，被戳得千疮百孔了。不过我愿意在此再深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共军为什么出兵比较迟的问题。共产党早在七七事业一发生，就立即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可是为什么直到8月22日到25日才召开洛川会议，9月2日才出兵呢？
这里我首先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直到8月22日，恰恰是在洛川会议前，蒋介石才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在这之前蒋介石虽然几次催共军出动，却拒绝给共军一个番号，拒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我请问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共军有办法出动吗？当共产党仍然是“匪党”，共军仍然“匪军”，随时可能遭到国民党蒋介石围攻屠杀的情况下，共军能和国军，且必然是绝对优势兵力和绝对优势火力的国军，一起作战吗？
事实是，红军改编问题上国共双方的矛盾在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吞并共军，企图把共军分散使用，企图把红军置于正面战场借刀杀人，而共产党方面则要求独立自主的指挥，要求把红军作为战略游击队来使用。蒋介石国民党直到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形势逼人，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最终和共产党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显然，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念念不忘谋求自己私利，企图借刀杀人铲除异己的国民党蒋介石必须对共军的出动延迟负全部责任。而红军自8月22日收到改编命令（25日正式发布）到9月2日出发仅用10天时间就完成可全部准备，包括开了个洛川会议，全体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有关政略和战略，其行动是十分迅速的。
可能还会有人举出些别的证据企图证明共产党未用全力。比如，8月1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又比如，张闻天8月22日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要稳重点，我们可以宣言全部出动，但先出多少要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继续出兵。须知，红军的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来决定。我们也不要为群众的热情所支配，而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要能打胜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做出模范才能最后提高信仰!”
当然，右右们在引用时是否会像我这么完整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我请大家注意一点，那就是当时的战局发展。
1937 年7月30日平津沦陷，8月7日，倭军进攻南口，27日汤恩伯弃守南口。9月14日，倭寇南下攻击涿县保定附近的国军，9月24日保定“撤守”。我点出这些时间点，只是说明一点，当毛泽东和张闻天，当共产党领袖们在洛川确定出兵规模的时候，华北倭寇只是刚刚占领了平津，关东军一部正在出察北。
对于认为有二十万蒋军嫡系装备就能包打倭寇的共军将领们来说，满以为四十万国军多少能在南口和平汉路津浦路北段守一段时间的，他们并没有想到，仅仅几次“接触”战，四十万国军竟然就“自动向南撤退”（黎东方《细说抗战》语），使得大片国土千里江山转眼间沦陷。不但共军将领没有想到，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想到，事实上，蒋介石给共军划的战区是察、绥。
因此共军考虑初步出兵规模时，实际仅仅考虑初步在察绥开展游击战的问题。而察绥能部署多少游击战兵力呢？绥远有傅作义部顶着，倭寇在抗战中占领了绥东。倭寇全面抗战前就和蒋介石政府一起夹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占领了察东，随后1935年通过签订的秦德纯土肥原卖国协议，又侵占了察北。绥东、察北、察东主要是蒙疆，地广人稀，共军在八年抗战中确实深入这一地区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如著名的绥远大青山骑兵支队，但是这一地区不可能部署大的游击兵力却是事实。而除此之外就是一个小小的察南10县之地，满打满算，10县之地又需要部署多少兵力开展游击战呢？共军出动三分一，也就是八路军的一个师，万把人，这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在战争的开始阶段，在察南充其量展开三分一的兵力，只怕还太多。只有当“战争发展”，倭寇继续深入国土的时候，共军才有必要进一步增兵。
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共军的三个师后来分布在晋察冀绥热辽豫鲁八省这样广大的土地上，而又以晋冀鲁豫为重点，那么在共产党领袖原先设想的“开始阶段”，在察绥一隅，该布置多少共军进行游击战争，是多还是少，那是根本不会有疑问的。
因此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共产党在抗战中未用全力，或者曾经打算保存实力。因为当这个时期决定出兵规模的时候，战局的发展还没有到共军必须全力以赴的地步。谁也没有想到，任何人都想不到，四十万国军仅仅几次“接触”战就会“自动向南撤退”，以至于战争的开始阶段结束得那么快!这与其说证明了共军如何如何，不如说，恰恰证明了国民党是怎样抗日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国民党军政上层的腐败无能，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怯懦畏敌保存实力，以至于一触即溃一溃千里，战争的开始阶段结束得远比共产党领袖们预料得快。当共军出兵的九月初，倭寇已经威胁山西，山西的战略位置可称得上是华北脊梁，因此共军出兵并不是按照原先设想的先出三分一，而是一开始就全力以赴保卫山西。三个师的共军扫数投入山西战场，在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之后又从这里逐步挺进华北各省，直至深入冀热辽地区。而留在陕北以防不测的仅仅是改编后的编外人员约六千人，防的是当时部署在周围的国民党军十个师。只是当后来国共关系日益险恶，胡宗南集团麋集四十万之众威胁陕甘宁的情况下，共产党才被迫从前方抽回少量部队以策万全，如在南泥湾开荒的三五九旅就是后来撤回的。少量到什么地步呢？我们都知道，当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的时候，彭总手下也就只有两万多人。
至此，戴晴之流散布的这些谣言，这些歪曲已经没有什么进一步反驳的必要了。我最后列出一段网络上搜索到的谣言升级版，请大家注意这段谣言和戴晴的谣言原始版本的区别。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
这个升级版的谣言和戴晴原始版谣言的区别在于：戴晴在毛泽东的原话之外，添了些自己的鬼话，但是鬼话和原话还是界限分明的，界限就是引号。原话带有引号，而添的鬼话没有。而在升级版里则把这些都打入引号里，全部列为毛泽东说的，并且做了些改动以通顺。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举这个例子，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右右们谣言是怎么捏造怎样升级的。通过这样不断地添入新的“注释”，不断把自己的“注释”纳入所谓“讲话”原话里，最终的谣言里还有几个字是毛泽东原话，原话又处于怎样的语境，就根本无从捉摸了。像这些升级版的所谓“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如果要说能说明什么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一小撮右右是怎样地肮脏无耻下贱!
我生也有涯，想到居然要浪费我宝贵的生命来戳穿这些肮脏的贱胚右右们散布的没完没了的低级到可笑的谣言，虽然我雅量非常，可难免有厌恶之感。岂其马上破贼手，只能屠狗挂羊头。
：匣中剑
编者按：好了，这些谣言先挂到这里吧。总之，由于资改派的翻案风盛行，这类谣言在网上可谓十分猖獗，比如“百余南京宪兵大战数万日军”、“比窦娥还冤的黄世仁”、“八路军总部八千烈士跳涯”、“项英杀妻”、“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淹死上万日军”、“邱少云是假典型”、“雷锋因运送核武器牺牲”等等......
但谎言虽多，却并不可怕，这类谎言来源基本有三：一是国民党在台湾期间炮制的旧货、二是民运、法轮功分子假托内幕爆出来的东西、三是国内一些受其影响又恰逢近十几年政审不严格而进入宣传机构的右派青年。总的来说，是受大环境下资改派右倾翻案风影响的。但这些谎言却往往有着致命的漏洞，所以我们只要本着一颗真心去找寻历史的真相，早晚会澄清的。我们所列举的这几则谎言和历史的辨析，仅仅是个引子，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能一起行动起来，把真历史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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