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伴随着经济上的巨大成功，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广泛提高，种种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从社会公平的滑落、贫富悬殊的高企到食品安全的危机、微观道德的约束力下降，让新世纪的新青年们感到困惑与无力。当此之时，很有必要对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全面绽放做一梳理。以其寻找当今乱象的渊弊与未来发展之方向。
一、设置支点，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建国者们，是在解放战争尚未完成、中国全境尚未全面解放的环境下酝酿产生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开始思考如何处理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的。当时，作为中国百年战乱诞生的新英雄团体选择了“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的新中国外交关系，用毛的话语表述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由此延伸，新中国将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布“非处卖国条约”，宣布对旧中国“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在全局外交政策的指导下，对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开始萌芽，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据周恩来1951年回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这是一项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决策。也就是说，一方面，新中国绝不放弃对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的主权要求，坚持彻底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的立场和奋斗目标，在这一点上，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但是同时，新中国强调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要“谨慎从事”，要避免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从“单纯的革命热情”出发“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一揽子”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事实上，早在中国内战刚刚爆发的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已经非常明确地阐释过“解决香港问题可以从缓”的战略思考。当时，毛泽东会见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三位西方记者，哈默问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内对于香港问题最早提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具体建议的是“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潘汉年向中央建议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廖承志向中央建议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意见非常赞赏。
由此可见，新中国在建国伊始，就开始运筹帷幄，为1983年的全面开放设置支点以求撬动世界市场。以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整世界秩序埋下伏笔。
二、打造杠杆，新中国的全面工业化。
莫里斯.麦斯纳在他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曾经这样写到“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很粗糙。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１９５２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农业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７２％，农业则仅占２８％了。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于人如此，与国何异？百年积弱的农业古国，列强明目张胆的蹂躏、掠夺从19世纪初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军阀混战作为列强瓜分中国的外在表现也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在经历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八年抗战之后又经历了一场一场明为国共内战、实为抗击美苏冷战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实实在在已经国穷民贫，遍体鳞伤、满目疮痍。而此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80%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畜力，靠铁锨木犁，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而不稳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闹灾，全国年年都有地区不是旱就是涝。工业残破不全，不成体系，重工业不值一提。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工业、交通、通讯等方面实际处于原始状态。一切关键都得靠进口：设备靠进口，原材料靠进口，石油靠进口，武器靠进口，汽车飞机靠进口，橡胶靠进口，医药靠进口……连造罐头的马口铁都得靠进口。仅有的黄金外汇全被蒋介石运走了。能创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原料矿产。有限的欧美海外市场大都掌握在当时亲蒋亲台的人的手里。“来料加工”、“劳务输出”等创汇方式更无从谈起。文盲占总人口77%、被赫鲁晓夫形容为“一堆肉”的中国，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海外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留下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得用麻袋装钞票。西方国家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已经开始。《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规定：“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1949年11月22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新中国刚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仅仅留下一个贸易的自由港作为唯一的窗口。在这种惊人的，甚至可以说另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感到绝望的困境中，中国人在百年中国革命诞生的新精英层的领导下，历经千难万险、披荆斩棘、日夜兼程，终于在紧迫的时间中为中华民族打造了撬动整个地球的杠杆。以至在文革中，右派的经济大师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把中国的廉价商品捅到国际市场上去，搅他个天翻地覆。
三、重棒出击，重返世界政治舞台
尽管我们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走了出来，尽管我们在1949重新向世界宣布：中国人站起来了，尽管我们通过抗美援朝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取得真正的世界政治地位，民国的中国有名无实，共和国的中国则刚刚站稳还没有恢复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59年中苏分裂。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中苏论战全面爆发。新中国在经历了剧烈的工业化进程之后，开始独自走向世界舞台。从那时起，毛扮演起了东方俾斯麦的角色，以均势主义为原则开始真正谋求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这样做的风险和代价显而易见：美苏将同时夹击中国，但是如果我们胜利的走向世界，我们将获得世界市场之海。
黎阳先生这样描述那个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风险：在一般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毫无希望：外有强敌，内乏粮草，压力空前巨大，处境极端艰难，“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既没有力量对抗苏联，更没有力量对抗美国，又没有办法劝说美苏改弦易辙改变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别忘了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中国除了屈服投降还有别的出路吗？
但历史的答案是：十二年后的中国，也就是1971年10月25日，第２６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２７５８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次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敌对走向缓和，从联苏反华走向联华制苏。中国的腹背受敌的处境被彻底扭转，从被前后夹击走向左右逢源。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包围孤立从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走向“三国演义”，整个冷战局势彻底改观了。
如此惊天逆转是怎么得来的？是天赐，更是人为。
首先，毛以中苏论战的形式，以揭露苏联非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本质为内容，对内发动文化大革命（失败是失败，但是文革的本质追求和当时的世界影响确实是高尚和伟大的），对外要求打倒帝国主义，无论苏修亦或美帝。将新中国推到了世界政治头羊的地位，获得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取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
其次，广泛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大潮，诱使美国踏入越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60年，中国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外电纷纷报道评论。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公开接见并宴请古巴游击战英雄格瓦拉。顿时，“激进的赤色中国试图用游击战征服世界”的“中国威胁论”风靡一时。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著作，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肯尼迪亲自阅读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西行漫记》斯诺时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同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告诉毛泽东，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
——肯尼迪任命号称“冷战斗士”的腊斯克为国务卿。腊斯克经常把毛泽东、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腊，把和平抗议者比作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分子。
——1961年11月下旬，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处、陆海空参谋长、所有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委员会，对中国的外交意图做了仔细的剖析，认为：“一旦形势适宜，北京就会以常规政治战争形式，支持当地的游击战争和恐怖行动，或充当后盾和幕后操纵者。”
所有这些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美国当初卷入越南战争确实就是冲着毛泽东来的，就是要和毛泽东“单挑”。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完完全全是因为毛泽东——“中苏论战”使美国认定中国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援越抗美”使美国认定中国的的确确正在通过“人民战争”挖美国的墙角。二者合起来就使美国精英认定：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在越南的丛林中。结果：美国倾举国之力“奋不顾身”地冲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当美国在越南人民顽强抗争，中国人民的无私支援，美国人民的反战热潮以及世界人民的声讨声中焦头烂额之时。苏联则趁机大举扩张。60年代末，苏联军事力量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在全球到处挖美国墙脚。1967年，苏军进驻中东。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国际主义义务论”。美国精英们此时此刻突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坏了，上当了，上了毛泽东的大当了。原来美国真正的要害利益不是在东南亚的烂泥潭里，而是在中东和欧洲；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美国以为“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苏联。
最后，小球推动大球，中美建交。为中国争取了小平话语中的“和平与发展”大大局。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宣布美国从越南撤军，使战争“越南化”，通过谈判取得“体面的撤退”。美国既然有求于毛泽东，那就不得不满足毛泽东开出的价码。最终结果：
一、美国得出结论：不要在军事上大规模卷入亚洲大陆。
二、美国重新检讨对华政策。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放弃“以冷战为纲”的对华政策和理论思维方式。总统亲自出马改善对华关系。承认中国大陆的政权（从想方设法推翻的准战争状态到不承认，从不承认到最终承认）。原则上停止了直接颠覆、骚扰中国的行为，停止了对流亡的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
三、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同意废除与台湾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1月1日正式废除），停止了海军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美军撤离台湾。
四、美国解除了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
五、美国承认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和常任理事国地位。
六、美国采取联合华制苏的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不仅实际承认了中国大陆的政权，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更进一步，承认中国已从“前苏联阵营的一员”上升为世界力量中的“一极”，即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开始从“美苏两极世界”演变为“美、中、苏”三极的“新三国演义”。
四、撬动杠杆，改革开放全面铺开。
1978年，做好的基本准备的中国依托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稍显寒酸的工业化根基，通过香港走向世界市场。以下是一张区级产业转移的表示图，可以看出全球的国际分工，中国接手了被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到日本，由日本转移到了以台湾为代表四小龙手中的“两头在外，中间加工”的制造业，部分打破了西方对世界市场的垄断。
注：区际产业转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区域的产业顺应竞争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从而使产业表现为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根据转移主体的性质、转移的动机等差别，产业转移可分为扩张性产业转移和撤退性产业转移。前者是指产业在其原区域仍属于成长性产业(区域的成长性产业)，主要出于占领外部市场、扩大产业规模的动机而进行的空问的主动移动；后者是指区域的衰退性产业主要由于外部竞争与内部调整压力而进行的战略性迁移。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工业生产能力快速增长，工业规模不断扩大。目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1%增加到2006年的9.8%，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打过”。在冶金、化工、纤维、服装、机械、电子通讯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领域，中国所占的份额更高。例如，2007年，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产量的34%，水泥产量占45%，彩电、冰箱、服饰、等产品产量占全球比重都在30%以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在国际分工中的“世界工厂”地位，成为全球工业品消费市场的主要供应者和生产加工基地。 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1993年中国仅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现已逼近10%。同期内美国由11.8%下降到8.2%，德国由9.8%下降到8.9%，日本则由8%下降到4.8%。中国在世界出口中所占份额，在1999～2008年的10年间平均年增长23%，比世界年均增速快2倍。如按此速度扩张下去，10年后将达到1/4左右，这将打破美国在战后初期外贸额平均年增长18%的纪录。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估计，到2014年，中国的份额将上升到12%。该组织在2009年发表的另一事件预测，如果中国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坚持以出口为导向，到2020年的世界出口份额将达到17%左右。
四、帝国主义VS新型社会主义，我们的未来在何处。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冲刺，由于我们选择了吸纳发达国家淘汰下来的产业环节，通过比较优势发展自身，积累了早期工业社会所具有的大量社会矛盾并且这种加工工业在东南沿海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诸如，贫富差距悬殊、环境破化严重、民工荒、工厂大量倒闭、传统社会道德解体、区域矛盾计划，城乡二元结构等等不一而足。今天出现的种种问题，都能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找到根源，正如邓小平在接手文革后的中国一样，他和他的共事者所面临的问题也全都出自建国后的三十年，也好比毛面对刚建立的新中国相似，开国元勋们面对的是民国政府遗留下的满目疮痍的中国。而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远远不及改革开放，更不要拿来和毛建国所要面对的艰难困境相提并论了。
从客观因素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硬伤，这种结构模式支持了东南沿海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现在则遇到严峻挑战。严格意义来讲，中国大部的加工企业算不得是企业，只能算是车间。因为企业对定价有有决定权的会计和设计部门全都在国外，甚至是物流这个层次的利润都不能掌握，同一件服饰在美国卖十元，我们大概只能挣一元。通过郎咸平教授对此指出：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配合国外技术和品牌能否使中国走出不利的产业链战局？这曾经是中国企业界一个大胆的破局猜想，但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有的尝试都传达了一个现实，在这个产业链超限战的时代，劳动成本是最不重要的，因为它只占整个产业链的 2.5%。今天的中国制造企业，如果还妄想利用所谓的廉价劳动力，结局就是被这两只秃鹰吃得尸骨不存。（而这两只秃鹰就是国际金融和产业大鳄，他们通过控制国际产业链将中国死死的压在了产业链的底层）
从主观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国人面对洞开的国门手足无措、缺乏对真正资本主义的认识，满心欢喜的去拥抱各种学说，对所有的发达国家抱着神往的态度。同时也缺乏关于设计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不足。导致了国家很多经济领域的殖民地化，产生了大量爱美国剩余爱祖国的精英（据说他们是从五四继承来的洋奴本性，不知真假）。整体国民由于百多年的落后，生发自人本性的不甘落后演变成了急躁，这也导致了很多科技领域的失守和落后。
面对这样的现状，对于中国将向何处去。可以说对策分成了两类。一 走帝国主义的道路，成为以美帝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奴役第三世界的马前卒以求自保并觊觎美帝国的从军事政治到经济金融领域的世界权力伺机而动。二 走新型的社会主义之路，通过完善自身走出自己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中央表述的科学发展观所指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但是具体的方法和细则从来没有过，成功经验就更不要提了。对此，何新的表述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模式，应当是自由市场体制与国家计划体制的扬弃和升华。新社会主义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科学化的计划经济，应当以国家力量对两极分化进行强有力的遏制。新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国家威权体制与宪政民主体制的优势化综合。对未来，我们呼唤回归于新型社会主义。要知道，这也是来自亿万底层人们出自心声中的呼唤，是1840年以来前赴后继牺牲奋斗的千百万先烈英灵们的地下呼唤，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立党的本初宗旨；也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权主义（宪政民主）、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真谛所在。
作为新中国、新世纪的新青年，你选择怎么做呢？亦或我们会诞生新的马克思、凯恩斯。。。发现新的社会经济政治运行规律带领我们走向人类大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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