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南平血案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您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于建嵘：南平血案的第二天，我正好到了福州，与当地的一些党员干部谈了这件事情。这件事给当地带来了一片恐惧。这件事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体的极端性事件。近年来发生了多起类似的事件，我认为大概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我称之为具有自卫性质的，例如说邓玉娇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最后却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甚至被称为“烈女”。

　　第二类，称为自残性的，例如成都的唐福珍事件，近期东海的父子自焚抗拆事件，以及开胸验肺事件等。此类事件也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同情。

　　第三类，我称之为报复性的攻击，以杨佳案、邱华兴案为典型，社会评价很复杂。

　　第四类为宣泄性的暴力，以此次南平血案为例，当事人心中有很多不满，没有很明确的仇恨。 这种类型的暴力由于其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而带来了更大社会恐慌。

　　时代周报：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南平实验小学是当地最好的小学，其学生按片划分入学之外的，家庭背景大多“非富即贵”。而郑民生并没有在他家附近的两所小学作案，反倒舍近求远，打摩的来到这间实验小学。这一细节出来后，网上一些帖子也因此出现了微妙的转向。不知您怎么看？

　　于建嵘：实验小学一般是比较好的小学。但是，我们一定要区分的是，他并不是到哪个官员家里，到哪个富人家里杀了两个孩子，而是一个公共场所—小学杀的孩子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往这方面引。以这种方式暗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心理。但我们不宜强调这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和媒体，都不应该往这方面引导。即便按媒体的报道来看，郑民生也只是有明确的攻击场所，却不一定有明确的攻击对象，仍然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时代周报：人们会自然地由南平血案联想到杨佳事件。可以说，都是由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杨佳是把刀挥向了警察，比自己强大的力量；而郑民生则把屠刀挥向了比自己更弱小的孩子。

　　于建嵘：是的，这次事件与杨佳案依然有所区分，郑民生所针对的对象随意性更大一些。而且杨佳身上的受害心理较为明显，而郑民生不完全是受害心理，而是对生活、对社会具备较明显的敌视心理。总的来说，南平这次事件背后反映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规则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预料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郑民生也是一样，因恐惧而疯狂，需要发泄。

　　时代周报：我们注意到一些细节，例如，在邻居和同事眼中，郑民生是一个“好人”，行医近20年，从未开过高价药，在邻里的杂货店，从不赊账，平时与邻里关系也算融洽，且很喜欢小孩；在获得主治医生的职称后，因待遇低而从单位辞职，想开办个人诊所，却未获得卫生局的批准。这样，郑民生人生的出路就被堵了，外出找工作又遭遇失败。如何看待这些因素？

　　于建嵘：为什么那么多老实人最后发生那么大的问题，这就回到了规则的问题上。郑民生或许认为自己是符合规定，却没有被满足，而恰恰是卫生局没有按规则办事，这导致了他的失望，认为社会不对啦。杨佳之前也没有到处打架、杀人，就是因为杨佳认为自己守规矩，为什么警察不守规矩，给他造成了那么大伤害，却不平反。所以，他产生了报复心理，并付诸行动。所以，要解决社会的各种问题，要疏导老百姓的心理状况，最紧要的就是有权势的人首先要守规矩。我认为中国人人格的变异，与有权势的人不守规矩有很大的关系。

　　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恐惧感，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底线在什么地方。要想让民众不疯狂，就要民众不恐惧，要民众不恐惧，就要有基本的规则。像郑民生这种由于恐惧带来的社会血腥事件，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但是，像唐福珍事件在其他国家则不太可能发生。

　　不过，南平惨案的背后，我们一方面需要挖掘背后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还需要剖析郑民生个人的人格、心理问题。很多人受到那么多的打击，也没有出路了，也没有去杀人啊。对于群体事件，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稳定，而对于个体，则属于公共安全问题的范畴。对于公共安全问题，及时发现与进行心理疏导是十分重要的。

　　时代周报：对于这些问题的发现与进行疏导需要什么机制来配合呢？

　　于建嵘：我认为加强社区建设十分必要。而我们现在所谓的社区，主要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而不是当做一个家园来进行建设。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检讨我们的宗教政策。如果不妥善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将来类似郑民生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这两年就遇到过一些上访人员，他们就放出“实在不行就搞死一批”之类的狠话。

　　时代周报：郑民生这种事件还具备一定社会传染性。作为一个社会边缘的失败者，结婚是他的梦想，却屡屡被女友所抛弃，原因之一是没有房子。房子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你认为房子的因素，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于建嵘：非常关键。我在福建听人说，郑民生在家中冬天睡客厅，夏天睡阳台。这种情况给他个人带来很大影响，这涉及到我们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问题。一方面，有人住高楼大厦。另一方面有人连结婚的房子都没有，这样如何才能使人平衡？

　　时代周报：仇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一种“我们—他们”的心理结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分类化导致人失去了同情心，将“他们”非人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一定程度上来理解，为什么郑民生对自己的血腥罪恶至今仍毫无悔意。

　　于建嵘：假如我们过分强调官民、富穷之间的对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这种对立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防止产生“我们-他们”之间的对立，这涉及到一个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和流动的规则性的问题。因为，只有合理化流动的加强，这种结构对立才能得到消解。我们社会表面上不存在等级，但事实上又存在这样的等级，可称为排斥性社会，比如，郑民生之前，中专最红火的时代，考上了中专，顺利进入体制内，并成为业务能手。他被家里寄予厚望，在他的邻里当中，可以说算是一个“精英”，但后来，急剧的转型与变革，他从当地的精英阶层中被甩了出来。可以说，正因为郑民生从前风光过、后来被甩了出来这种遭遇，强化了他的失落和愤怒。我们目前的社会中，此类现象的存在还是较为普遍的，并且这种排斥往往是体制性而非个体性的。